從“二為”到“雙百”：毛澤東文化建設思想的確立
楊鳳城
毛澤東的文化建設思想內容十分豐富。筆者認為，在歷史和現實中影響最大又是毛澤東文化思想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二為”方向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二為”方向推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考察毛澤東的文化建設思想，首先繞不開的是抗日戰爭時期明確提出的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二為”方向。分析和評價這一思想需要充分關注其背后以反映論、能動論和階級論為核心理念的革命文化觀，即深層的理論支撐。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新民主主義論》中的這段話，可以說是毛澤東關於文化本質與功能最簡潔、最明確的表達。這種以反映論和能動論為核心理念的文化觀，無疑符合馬克思主義在文化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依據馬克思主義觀點，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社會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階級斗爭存在於經濟、政治領域，當然也會存在於作為政治經濟反映的文化領域。由此出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得出更為直接、明確的結論：“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從反映論、能動論和階級論的認識出發，毛澤東明確提出，革命文化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這同列寧思想是一致的，或者說列寧有關論述構成毛澤東相關闡釋的直接思想資源。“二為”方向指導下的文化實踐對中國革命的勝利起了巨大的配合與推動作用。
正確對待古今中外文化遺產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方針雖然直至1964年9月才正式提出，但作為思想原則早已明確。評價這一方針，需要聯系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反傳統文化背景，同時也要聯系抗日戰爭需要振奮民族精神的現實要求。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激烈的反封建文化傳統和熱烈擁抱西方現代思想文化（“民主”與“科學”）為顯著特征。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一文化大背景下成立的，成立后肩負起的革命任務之一就是反封建。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導致其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性評價必然居於主導地位。實際上，如果專就中國文化進行全面評價，情形便不同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等在激烈抨擊傳統文化的同時，也表達過傳統文化並非一無可取，隻不過當下的主要任務是揭露和批判。隨著日本侵華戰爭不斷升級，為調動中華民族同仇敵愾，作為時代要求在文化上的反映，自然需要適當調整“五四”以來對待傳統文化的激烈否定態度。
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發表講話，提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遺產。1940年1月，張聞天和毛澤東先后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進一步表達了對傳統文化的基本立場。概言之，中國的舊文化總體上是封建主義的，但有許多進步的、民主的因素﹔正確的態度是“批判的接受舊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他們所闡述的基本立場為中國共產黨人所繼承，延續至今。
此外，評價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思想，還需要聯系新中國成立后全面學習蘇聯，同時與西方國家關系緊張，而導致如何看待中外文化關系成為新的重要問題這一背景﹔需要聯系社會主義文化作為一種理論上設想和追求的全新文化類型，如何看待它與民族傳統文化及其他類型文化的關系這一背景。毛澤東的相關思想，並非興之所至，而是有現實針對性的。
繁榮社會主義文化須堅持“雙百”方針
1957年4月14日，周恩來同在京的六十多位電影工作者的談話指出：“如果民主革命尚未勝利的時候就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的方針，那就是替國民黨粉飾太平。在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完成的時候，也不能提出這樣的方針。但是現在不同了，社會主義革命已經獲得了勝利……我們必須把社會主義的大旗豎立起來，才有可能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的方針。”此外，民主革命的輝煌業績，執政全國之初的巨大成功，所有制改造的高歌猛進，這一系列改變中國的空前壯舉，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共產黨人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激發了他們的思想與理論創造活力，這是“雙百”方針提出的重要心理背景。
綜觀毛澤東的相關論述，他在充分肯定“雙百”方針符合文化發展規律，是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的大前提下，針對當時人們的思想狀況，重點闡述了如何看待和處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與實行“雙百”方針的關系問題。此外，他還十分關注來自“左傾”僵化思想的干擾，並進行嚴厲批評。可以說，從1956年春到1957年春，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對“雙百”方針的提倡和宣傳最為熱心真誠，力度也最大。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