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

論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

歐陽雪梅

毛澤東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所取得的思想理論成果，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提出了一個基本原則

在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中，毛澤東明確提出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的基本原則。他指出，為了認識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規律，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頁。。他認為，這種結合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不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1956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蘇共提供的教訓的會議上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毛澤東提出“第二次結合”，是同如何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相聯系的。在建國初期，“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隻得照抄照搬蘇聯”。毛澤東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頁。因此，當蘇聯方面暴露出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以后，毛澤東首先提出“要引以為戒”《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但是當西方敵對勢力借蘇共二十大掀起反社會主義浪潮、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內發生嚴重的思想混亂時，毛澤東又及時發出警告：“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規律，然后講各國革命的具體道路。”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68∼69頁。因為，從基本原理上說來，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內關於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應當自覺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在此，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任務，並將其作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一條基本原則來堅持，這是一個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具有指導意義。

2明確了一個戰略目標

毛澤東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大力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1964年召開的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把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經濟發展戰略和分兩步走的部署向全國人民提出來，即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強國。為此，應當採取“兩步走”的發展戰略，即第一步，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中國的經濟走在世界前列。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時間，毛澤東在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提出：“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需要多少時間?我看，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就同現在大不一樣了。”《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1955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再次說明了這一設想，並把時間延長了些。他說：“大約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時間內，就是十個五年計劃到十五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可能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6頁。在總結“大躍進”的教訓時，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進行了重新思考，他首次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而中國由於經濟文化比較落后，仍然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1961年9月，毛澤東會見英國蒙哥馬利元帥時進一步明確指出：“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7∼828頁。）

這樣，毛澤東對中國的基本國情做出了比較科學的概括，並且為黨后來系統地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做了最初的准備。

3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思路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個方面，毛澤東在探索中有不少真知灼見。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命題”、“一個主張”和“一個設想”。

“一個命題”：毛澤東明確提出了走“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這個命題。中國是個落后的農業國，要改變落后面貌，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走工業化道路。鑒於蘇聯靠犧牲輕工業和農業片面追求重工業發展，造成市場供應處於短缺的緊張狀態的教訓，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頁。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進一步指出：“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上書，第240∼241頁。后來，毛澤東提出了按農、輕、重順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以及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他認為，要加快經濟發展，必須實行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大中小企業、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等“同時並舉”，“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便是毛澤東找到的有別於蘇聯的“中國式”工業化道路，現在對於解決我國工業化道路的若干理論選擇仍有著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個主張”：毛澤東主張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應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商品交換。他認為，通過商品交換既可以滿足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又可以換回等價物質，盡可能多生產商品，去交換東西，向全省交換，向全國交換，向全世界去交換，發展世界貿易。他提出了發展商品生產，利用價值規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思想。指出，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同時，他又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又是有計劃進行的。1959年12月，毛澤東主持制定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有計劃地進行的。毛澤東在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方面的探索，是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歷史起點。

“一個設想”：毛澤東初步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毛澤東主張，企業應當擁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自主權，這樣企業才能搞活。如果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應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他還主張把“兩參”（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作為工業管理和企業管理、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方針﹔支持劉少奇提出的試辦托拉斯的主張，以便用經濟的辦法來管理經濟。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允許資本主義經濟和三資企業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發展的思想。毛澤東在1956年12月約見中央統戰部、民建、工商聯負責人座談時說，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頁。毛澤東把這稱之為“新經濟政策”，認為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毛澤東當時不可能提出對原有的體制實行根本性變革的主張，但是，他提出的上述主張，實際上是對原有體制的局部性變革，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關於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毛澤東在探索中形成了一套富有獨創性的思路：先明確目標，抓住關鍵，然后提出解決問題的前提和辦法。

（1）目標：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他把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作為民主建設的重要目標。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特別強調，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民主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人民的民主，是廣泛而真實的民主。人民不僅有選擇自己國家制度的權利，還有當家作主的權利。他強調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人民隻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的權利。實際上，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才“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頁。

（2）關鍵：搞好黨內民主。從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錯誤來看，執政黨內部民主生活被破壞，不可避免地會危及黨所領導的整個國家的民主，因此，黨內民主已經成為國家民主的關鍵。毛澤東抓住了這個關鍵，強調以黨內民主促進人民民主。他認為，隻有黨內民主搞好了，才能推進人民民主，才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這是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思想的集中體現。1956年召開中共八大，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成為大會的主題。為此，毛澤東等主要領導人開始考慮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共八大採取一項根本改革，就是把黨的全國的、省一級的和縣一級的代表大會，都改做常任制，類似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八大黨章草案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每屆任期5年，省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3年，縣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2年。這三級代表大會一律每年開會一次。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可以減少代表選舉工作的負擔，它的最大好處，是使代表大會可以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由於諸多原因，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未能在實踐中實施。毛澤東在國家制度上也想了一些辦法。如，提出了關於國家主席的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主張等。

（3）前提：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毛澤東指出：“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講了幾十年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內生活的民主集中制還沒有很好建立起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的腦子裡面沒有產生，他們沒有民主的觀念。”實行民主集中制首先要有民主，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發揚黨內民主，就必須要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講。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5∼817頁。發揚黨內民主，這是發揮全黨的積極性、創造性的前提條件。

（4）辦法：加強對權力的監督。毛澤東認為，發揚民主必須加強對黨和國家權力的監督。1956年，他主持制定的八大黨章，規定了黨的監察委員會的組織形式和職權范圍，並指出，任何黨員和黨的組織都必須受到黨的自上而下的監督。在《論十大關系》中，他明確民主黨派與共產黨的關系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關於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1956年毛澤東在《對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中做出詮釋：“我們要加強黨內的自我批評和依靠廣大勞動人民的監督來克服缺點和錯誤，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們還應當借助於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批評來克服缺點和錯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147頁。后來，他進一步指出，我們應當採取的“方法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派生的方法是黨內黨外在一起開一些有關大政方針的會議，公開整風，黨和政府的許多缺點錯誤登報批評”同上書，第543∼544頁。。這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有益探索。

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面，毛澤東提出了奮斗目標和方針。在建國之初毛澤東就科學地預見到，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此后，他始終把建設一個具有高度科學文化的國家作為奮斗目標之一。1956年，他又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毛澤東論証了意識形態領域中工人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斗爭的長期性，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反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他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促進文化藝術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他為建設和諧社會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應該說，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開始了。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個經濟發展、政治民主、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社會安定、人民幸福的和諧社會。這在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方面，都已得到突出體現。在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毛澤東研究總結了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要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新思想。毛澤東認為，在諸多的人民內部矛盾中，領導和群眾的矛盾尤為突出，要警惕出現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產生人民內部矛盾的總根源，人們認識上的正確與錯誤是產生人民內部矛盾的認識論根源﹔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目的是為了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以便建設一個偉大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和走群眾路線。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頁。作為一個新的理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學說自然會帶有初創階段的不完善之處，如主要著重於政治思想方面的矛盾，而對經濟方面矛盾的論述不夠，主要講用民主的方法、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而對用法律和制度作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手段認識不足等。盡管如此，它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仍不容低估。它為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建設和諧社會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

二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具有以下兩個特點：

第一，具有系統性。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中，把中國社會主義作為一個系統的整體加以研究，因此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來系統回答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問題。

第二，具有探索性。毛澤東所提出的理論與原則，具有明顯的探索性。毛澤東探索的是前人沒有遇到或沒有正確認識的新事物的內在規律，處於對這一內在規律的認識過程中，對許多問題尚未深入回答，還有未知領域，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預測或預見的特點，許多方面只是一個基本的框架，指示一個方向，其具體內容尚待充實。

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我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原則，但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是前無古人的事業，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是毛澤東這樣的偉人，也難以避免探索中的失誤。毛澤東在晚年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過程中所出現的失誤與偏差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基本國情和國際局勢的判斷有偏差。長時間來，毛澤東對國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國情的認識存在較大的偏頗，忽視其不利方面，過分強調其積極方面，認為“一窮二白”可以畫出“最新最美圖畫”。這反映了毛澤東決心改變中國貧窮落后面貌、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願望，但主觀願望與中國實際情況不符，欲速則不達。同時對世界形勢和發展趨向的估計也欠准確，著眼點放在戰爭與革命，肯定世界大戰的不可避免性，准備大打、早打等，這直接影響著對國內經濟建設工作的指導。

第二，對什麼是社會主義認識不完全清楚。我們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較多地來自馬列本本的概念和蘇聯模式的經驗，雖然有一些實踐經驗，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之后也有過新的觀念、設想，但不完整或不穩定。現實的社會主義不是發生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原來所預見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發生在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后的國家。這種基本事實，使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面臨著一個基本的矛盾，即是從經典作家所論証的未來理想社會主義的指導原則出發，還是從本國的特殊國情出發的矛盾。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容易忽略現實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爆發革命后所設想的社會主義之間的巨大差距，從經典著作中關於社會主義模式的設想出發去營造社會主義的大廈，期望社會主義一經建立就達到最高境界。這必然帶來失誤。

第三，沒有正確把握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毛澤東曾認識到，在一定時期內，一切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允許其存在和發展，但總的看來，更強調社會主義否定資本主義和與資本主義對立斗爭的一面，忽視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是在批判地繼承資本主義已有積極成果基礎上的發展，對於借鑒、利用、合作的一面重視不夠，在總體上沒能正確評價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這就導致在實際工作中，把許多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並不具有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東西，當作“社會主義原則”加以固守﹔把那些既可為資本主義服務又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東西，錯誤地當作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排斥。因此，毛澤東提出的“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等思想，明顯地表現出實用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理論傾向。以此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勢必會導致實踐上的偏差。

第四，指導思想上發生了“左”的嚴重失誤與制度建設的忽略。“左”的錯誤思想長時間在黨內存在，並發展到支配全局的地位。制度建設的缺位導致的弊端是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缺乏黨內外的監督機制﹔黨內民主生活長期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受到損害﹔個人專斷、個人崇拜不斷膨脹，破壞集體領導﹔到“文化大革命”，開局良好的社會和諧逐漸被不和諧所取代。這些深刻的教訓應永遠銘記。

毋庸置疑的是這些失誤是探索中的失誤。認識社會主義是一個辯証過程。正如1959年1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時所指出的：“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並根據對必然的認識成功地改造客觀世界，這個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聖人，到了社會主義革命，也還是沒有什麼‘先知先覺’。”“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6頁。這表明，認識事物的客觀規律，要經歷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反復過程。毛澤東的探索反映了認識的規律。他在探索中提出的正確的理論、思想，不是書齋哲學式的思辨演繹，而是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得出的科學總結﹔而探索時走入歧途，發生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失誤，致使“第二次結合”未能完全實現，是探索中的失誤。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要完全掌握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規律是非常困難的，我們不應該苛求前人。因此，無論這種探索所取得的成功、積累的正面經驗，還是走入歧途而留下的反面教訓，都為以后的探索，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實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誕生做了准備。

（來源:《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