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與當代：重思毛澤東的哲學思想

經典與當代：重思毛澤東的哲學思想

曠三平

【核心提示】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成功地指導了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如今它有充分的理由被稱之為“經典”，成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中的獨特部分——中國部分，成為世人敬重、深入研究和科學評價的中華優秀思想寶貴遺產。

唐代劉知幾《史通·敘事》曾言：“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在中華文明史中，“經典”一詞舊指作為典范的儒家文獻。在當代語境中，“馬克思主義經典”常指在馬克思主義創立、發展的歷史中形成的具有原創性、典范性和奠基性的文獻、著述。在確立獨特的無產階級世界觀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了關乎人類生存和歷史進步的根本性問題，建構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未來社會的理想及其實現途徑，從而形成了與特定歷史時期“交融”又與當下歷史時代“會通”的“經典之作”。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成功地指導了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如今它有充分的理由被稱之為“經典”，成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中的獨特部分——中國部分，成為世人敬重、深入研究和科學評價的中華優秀思想寶貴遺產。

1經典與當代：“斷裂”中的重思

歷史地看，“經典”的形成往往是經典作家與鮮活的時代之間互動、“交融”的結果。“馬克思主義經典”不僅如此，而且特質更加鮮明。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經典”的形成是“自己的時代”的產物，學習和研究“經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沒有任何理由脫離時代、漂移當下、規避現實，一味地作純粹思辨性、考據式的文本解讀。這決定了，任何文本的解讀都應有“度”，這“度”就是“時代需要”、“實踐呼聲”和“現實關切”。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面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被闡釋者與闡釋者、文本與開新、經典與當代之間的“交融”和“會通”，才是我們應有的學習態度和學術品格。遺憾的是，我國學界依然存在著經典與當代之間“離析”和“斷裂”的學術現象。

其一是隻談經典，不問現實。當前，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依然存在著諸多問題，如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城鎮化與鄉村建設、資源利用與公平分配、財富與階層之間不平衡的矛盾等等，都需要一些有使命感和歷史擔當的學者加以關注和研究。這都要求我們不能隻談經典不問現實，追求“學術性”、“學理化”，沉迷於概念的“翻新”與文本的“重構”，而應以現實問題為主導，在時代性的歷史變遷中解決現實問題，錘煉思想，實現經典的創新與發展。

其二是專注現實，淡漠經典。關注現實本無可厚非，但一些學者只是漂浮在具體現實問題的細節性鑽研上，罔顧理論的積累，他們借用理論或引述馬克思主義經典，往往拘於舊說、不解新意，視理論與經典為現實單純的論証工具，因而必然落入“非批判的實証主義和同樣非批判的唯心主義”窠臼。因此，理論貼近現實必須以尊重經典、創新理論為前提。正如毛澤東所說：“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其三是執著西方文本，遺忘中國優秀傳統思想。在人類文明史中，中華民族曾創造出優秀燦爛的文化和思想，至今還贏得世人的贊譽。然而，我國學界存在一種學術傾向，就是熱衷於用西方的思想和方法釋讀、破解當代中國的種種現實問題，這樣做不能說沒有意義，不過，隻熱衷、執著於西方文本，可能會遺忘用中華民族優秀的思想和方法釋讀、破解當代中國的種種現實問題，並努力創造出新的中國思想的深刻意義，進而會堵塞經典與當代之間“交融”和“會通”的中國道路，即“馬克思主義經典”中的獨特部分——中國部分與當代對話的道路。

上述三點要求我們，應該在經典與現實、經典與當代中國問題、西方思想資源與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之間找到新的突破口，重思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由此在會通與對話中獲得“一種豐富的經驗”。

2歷史觀：唯物史觀的第一個中國表達式

在1921年1月21日給蔡和森的復信中，毛澤東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可能是有關毛澤東的歷史文獻中第一次出現“唯物史觀”一詞。此時，毛澤東已轉向了唯物史觀。之后，在轟轟烈烈的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他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唯物史觀的思想內涵。大致來講，毛澤東的歷史觀包含幾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是歷史進步的一般方向與具體道路的實際選擇。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揭示了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和一般方向，但並未也不可能給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指明具體的道路。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和中國國情的把握，毛澤東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國情，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獨創性經驗，選擇了既不同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又區別於西

方舊式的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即“走相反的路”。這就是著名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以及整個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適時覺察到照搬蘇聯工業化模式帶來的嚴重問題，提出了走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他認為，中國走工業化的道路“要學蘇聯”，但“不管我國情況，適用的和不適用的，一起搬來，這種態度不好”。他還進一步強調，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必須打破常規”，依照我國情況，堅定走中國式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不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本本”和他國革命和建設的“模式”，獨立自主地探索和選擇了中國革命和建設必須“走自己的道路”，由此形成的中國經驗成就了唯物史觀思想在中國的成功運用。

其二是歷史辯証法與矛盾分析法的具體運用。歷史是變化的、發展的，人類社會存在著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新舊事物始終處於相互斗爭之中，其最終結局，必然以新事物的勝利而告終。毛澤東用中國人熟悉易懂的“新陳代謝”一詞形象地表達了這一歷史辯証法的普遍法則，並以“矛盾”一詞通俗地解釋對立統一規律這一辯証法的核心思想。用他的話說，社會歷史是一部矛盾運動史，“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與此同時，他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實事”的用語新解了馬克思和列寧的基本思想，同時堅持了辯証法的唯物主義立場。“求”反映了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總過程和規律。在承認客觀規律的前提下，“是”進一步強調了客觀存在的事物同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

其三是唯物史觀與革命史觀的中國應用。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毛澤東也說：“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在毛澤東的歷史觀中，唯物史觀和革命史觀是緊密聯系的兩個基本特質和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是革命史觀的思想前提，革命史觀則是唯物史觀的理論表達和實際運用。無疑，毛澤東的革命史觀，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歷史實踐中的具體表達和中國應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獨特體現。這種獨特體現與馬克思恩格斯有所不同，一是把革命的主體表述為“人民”，並要求“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來表述“人民這個概念”﹔二是堅信“人民”主導的階級革命和斗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唯一動力和力量。毛澤東的革命史觀一方面透徹分析和科學把握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形成了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的理論和策略，解決了“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這個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從而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階級斗爭決定論”和“不斷革命論”的思想也導致了違背客觀規律的歷史性錯誤，發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劫難，背離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毛澤東的“功”與“過”，歷史自有客觀公正的評價。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毛澤東的歷史觀是唯物史觀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他用中國語言，結合中國的經驗，對唯物史觀首次作出了中國式表達和富有時代氣息的生動概括，形成了唯物史觀理論創新的第一個中國形態。

3實踐觀：實踐智慧、力量與勇氣的三者統一

《實踐論》是毛澤東首部詳細闡釋實踐觀的哲學專著，它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簡單重復，而是結合中國的實際進一步的完善化、系統化和具體化。客觀地講，實踐觀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靈魂，也是理解其整體思想的關鍵。

第一，實踐概念的獨特解釋。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性概念。在繼承、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過程中，毛澤東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進一步詮釋了實踐的科學本質，他認為，實踐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是人們“根據於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於變革客觀現實”的行動。在毛澤東看來，人類不僅向現實世界索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而且也使現實世界的面貌發生改變，變成人類所需要的那個樣子。這種把頭腦裡主觀的東西變為客觀的實在的東西的過程，就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過程，即實踐的過程。可見，毛澤東的實踐概念，本質上反映的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正是所謂“自覺的能動性”。“自覺的能動性”的不斷發揚成為毛澤東解釋實踐概念的基本指向，即力圖把改變世界作為哲學的唯一鵠的，也成為主導思想，即“真理的標准隻能是社會的實踐”。毛澤東堅信，自覺的能動性的不斷發揚，訴諸“千百萬群眾”的實踐活動“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這正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能夠取得成功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思想法寶。

第二，實踐特性的三重視界。在毛澤東這裡，實踐特性表述為“知行合一”。其實，毛澤東的“知行合一”並不是在主客二分思維下對“知”和“行”的關系作簡單的概念式理解，而是在三重視界中具體實現了“知行意”的三統一，即實踐智慧、力量與勇氣的三者統一。實踐智慧是實踐中獲得的真知灼見，實踐力量是變革現實的客觀行動，實踐勇氣是敢於創新、勇於探索的果敢意志。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的革命任務，毛澤東總是告誡人們不做“算命先生”、“小腳女人”，要敢於實踐、勇於實踐、大膽實踐，不怕犯錯誤，不怕掉腦袋。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才取得了成功，中國才真正走上了繁榮富強的光明大道。

第三，實踐地位的辯証理解。在《實踐論》中，毛澤東說：“實踐的觀點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其實，在此之前，他就說過：“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顯然，“一切活動”包括了認識活動，但並不等同於認識活動。這就是說，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實踐既是認識論也是歷史觀的范疇，實踐的觀點既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基本觀點，又是辯証唯物論的歷史觀的基本觀點。毛澤東對實踐的辯証理解，充分反映了對實踐地位的辯証理解：實踐是認識論和歷史觀的內在統一。毛澤東一方面科學論証了認識和實踐的辯証關系，揭示了認識運動的總過程和規律，另一方面明確說明了人及其實踐生成的社會性，認識和實踐統一的條件性，尤其是明確提出了實踐的主體是人，是“千百萬人民”，而“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著名論斷。

4價值觀：“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一切為了群眾”的信仰

“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任何價值觀都必須回答的根本問題，即回答誰是價值與評價的主體、以誰的利益作為價值與評價標准的問題。人民群眾是價值與評價的主體，“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准”。這就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價值觀所做的界定。毛澤東的價值觀與歷史觀、實踐觀是內在統一的，它的思想內涵和價值取向，一句話，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說：“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中國共產黨和其領導的軍隊、政權的唯一的最高宗旨，是因為黨所領導的革命是人民革命，軍隊是人民軍隊，戰爭是人民戰爭，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在任何價值觀中，利益關系的擺布決定其思想的內涵和價值的取向。毛澤東價值觀的思想內涵和價值取向取決於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也決無任何私利可圖：“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堅持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是黨在任何時期永遠保持先進性、純潔性和戰斗力的關鍵所在。由此，毛澤東諄諄告誡全黨同志：必須始終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態度，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的一生盡心於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的偉大事業，是對“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最好詮釋和垂范。他堅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最高宗旨，抱持“一切相信群眾，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的崇高信仰，尤為值得后人敬重和學習。毛澤東曾說：“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不論什麼時候，都要先想到大家，想到群眾，不能光看到幾個人。”這都說明，在毛澤東的價值觀中，“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一切為了群眾”的信仰是內在統一的：確立了“一切為了群眾”的信仰，就有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才能始終堅守這一最高宗旨﹔踐行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就體現了“一切為了群眾”的信仰，才能一生抱持這一高尚信仰。毛澤東一生心系中國百姓，到人民群眾中尋找安身之地、力量之源和勝利之本，其價值觀的確立和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