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老虎”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紙老虎”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徐方平金飛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理論經驗，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証法的方法論，更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早在1919年11月，列寧就曾通過將帝國主義比喻為“泥足的巨人”，科學地分析了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內部矛盾和歷史地位，指出了它外強中干的本質。我們黨的“紙老虎”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是中共“紙老虎”理論的集大成者，對其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科學的判斷。而蔡和森、惲代英、鄧中夏等黨的其他早期領導人也為這個理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黨的歷史上，第一個提出“紙老虎”概念的領導人是蔡和森，他將空談誤國的政論家與蘊涵真實力量的群眾對照來論述“紙老虎”問題。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第2期發表了《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第一次使用了“紙老虎”概念。他由胡適的改良主義空泛言論聯想到辛亥革命十年來，“一班與群眾隔離的政治家或政論家”，“不謀勾結或利用舊勢力，便想求助於外國帝國主義者﹔不是發表些蔑視群眾，謾罵工人兵士的怪議論，便是想出些上不靠軍閥下不靠民眾的智識者的紙老虎或烏托邦”，結果，“議論卅載”“每每失敗一次又踏一次的故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殘局”依舊。他認為那些空發議論而於國情時局無補的“政治家或政論家”，包括國民黨的一些政治家或政論家都是“紙老虎”。但在感情色彩上，他並沒有完全將“紙老虎”視作貶義詞。
第一個提出“反動派是紙老虎”論斷的中共領導人是惲代英。聯省自治作為五四時期重要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實踐，對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具有一定的影響。但隨著黨的二大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共產黨人李大釗、陳獨秀等與胡適等人關於聯省自治、武力統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分歧和論戰，就不可避免了。惲代英的《民治運動》就是共產黨人參與論戰的重要理論文章之一。1922年9月25日，惲代英在《東方雜志》第19卷第18號上發表了《民治運動》。文章不僅將慈禧太后、袁世凱、張勛等中國近代史上的反動勢力比喻為紙老虎，而且在使用“紙老虎”概念的同時，也使用了“真老虎”概念，說明反動派雖有凶惡的一面，但因為殘酷壓迫人民群眾，為人民群眾所反對，所以，其本質是虛弱的。
1922年12月23日，蔡和森在《向導》第13期上發表《革命中的希臘》一文，明確指出：與“英國帝國主義關系最深的同伙”——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維尼齊洛這派強盜雖想借這次政變把資產階級的威權分外地恢復起來，但是業已戳穿了的紙老虎是嚇不住民眾勢力之發展的”。這表明蔡和森在“紙老虎”概念的指向上開始發生質的變化，這也是中共領導人第一次將國外的資產階級反動派比喻為紙老虎，再次強調了群眾的勢力，豐富了“紙老虎”概念的內涵。1924年10月，蔡和森又在《向導》第88期上發表的《商團擊敗后廣州政府的地位》一文中評論說，英國帝國主義支持的商團軍是“反革命的紙老虎，經十五日那一日的惡戰，便完全戳穿了”。這已經初步包涵了帝國主義以及與其勾結的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思想。
蔡和森、惲代英關於“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理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群眾革命實踐中不斷得到豐富，得到印証。1925年10月，鄧中夏根據他領導省港大罷工的經驗，頗為自信地指出：“此次反帝國主義罷工實力的宏大，無論誰都已知道”，盡管“香港政府表面上似一隻老虎”，但它不敢應英國商人的請求派兵鎮壓罷工運動，所以，“這個老虎，各位應知道是紙老虎”，它已經“被我們看穿了”，大家“不要害怕”。
毛澤東吸收了蔡和森、惲代英、鄧中夏等人關於“紙老虎”問題的理論觀點，科學總結了人民群眾與帝國主義、反動派斗爭的歷史經驗，創造性地發展了中國共產黨人關於“紙老虎”的理論。
毛澤東一生至少6次論述過“紙老虎”問題。最早的一次是1940年2月1日，他在延安召開的聲討汪精衛賣國行徑的群眾大會上，作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的演講。他在演講的最后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今天開大會，就要戳破他們的紙老虎，我們要堅決地反對反共頑固派”。在毛澤東看來，破壞抗戰和違背群眾利益的投降派、頑固派都是紙老虎。
影響最大的一次是毛澤東1946年8月6日，在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這篇閃爍著唯物辯証法思想光芒的談話，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戰勝中外反動派的信心，對於正確引領輿情和指導解放戰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從此，“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逐漸成為家喻戶曉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著名論斷。
最后一次是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會見法國議員代表團時說：“所謂紙老虎，就是說美國、蘇聯脫離了群眾。”沒有群眾的支持，雖然貌似強大，但是“你們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湖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本文系重慶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點項目〔13SKB011〕階段性成果）
（來源：《光明日報》2014年02月07日）
����Y��X�oP�r�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代表、駐上海遠東局書記埃韋特的電報中說：“﹝我們﹞堅決反對毛澤東出行，因為我們不認為能夠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險。即使需要大筆開支，也絕對需要在蘇區組織對他的治療。隻有在完全不可能在當地醫治和有病死危險的情況下，我們才同意他來莫斯科。”這裡雖然也以難以保証安全為由，明確拒絕毛澤東到莫斯科來。但是不惜“大筆開支”也要將毛澤東治愈的指示足以看出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吳亮平回憶道：“后來一次中央會議討論蘇區財經問題，我參加了，毛澤東同志也沒有參加。在會議討論完畢時，博古同志讀了一份共產國際的來電，說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下，蘇區離不開毛澤東，所以不同意毛澤東同志去蘇聯養病。”博古宣讀的可能就是這份電報。
第五，“應該考慮政治后果”是要傳遞的實際情況。為什麼治病還要“考慮政治后果”呢？那是因為毛澤東不但在紅軍和黨內有著崇高的威望，而且是使國民黨反動派聞風喪膽的傳奇人物。這一點不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共中央都是有清醒認識的。1932年10月8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埃韋特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毛澤東迄今還是有聲望的領袖，因此為實行正確路線而與他進行斗爭時必須謹慎行事。”193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給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電報指示：“現在我們反對將他從軍隊中召回，如果他服從黨的紀律的話。目前採取這一步驟，會給紅軍和政府造成嚴重的后果。”毛澤東是“大人物”，所以治病也要“考慮政治后果”。況且毛澤東這時並沒有病，如果以治病為由把毛澤東弄到莫斯科，無非是親者痛仇者快，產生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與拒絕毛澤東赴蘇聯治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33年9月5日，從上海發出的電報詢問是否同意受重傷的王稼祥去莫斯科治療，9月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非常會議答復：“如果身體狀況允許他完成這樣的旅行，我們不反對他來這裡。”同日發給李竹生的電報說：“同意科穆納爾來這裡，如果他的身體狀況允許他進行這樣長途旅行的話。”當時王稼祥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也非常重要，路上也會有危險。為什麼不反對他去蘇聯治病呢？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王稼祥是真病了，而且病得不輕。原來，王稼祥於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樂安縣谷崗村紅一方面軍總部駐地因國民黨軍飛機轟炸，彈片打進腹部而負了重傷。正如他后來自述的那樣：“我傷口大化膿，幾乎死去。”這是真的有重病在身，如不及時治療，會有生命危險。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
（來源：《光明日報》2014年02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