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黨對毛澤東思想認識的主要影響因素探析

建國以來黨對毛澤東思想認識的主要影響因素探析

江大偉

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過程。建國以來，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復雜的發展過程，其間有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正確或者比較正確的時候，也有對其認識庸俗化、教條化甚至歪曲毛澤東思想本來面目的時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進入了完整、准確地認識毛澤東思想的新時期。建國以來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之所以會出現一個曲折發展、紛繁復雜的歷史過程，是在許多因素的影響下形成的。

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曲折發展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伊始，面對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採取的敵視、封鎖、禁運的政策以及我國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還不穩固的國內形勢，中共中央決定採取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此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涌，尤其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影響最大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和蘇聯之間關系的跌宕起伏，對於黨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和認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建國初期蘇聯的影響

建國初期，黨在對毛澤東思想宣傳和學習的過程中，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一直保持謹慎的態度，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有關。中國革命勝利之前，斯大林對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一直持有偏見，他認為：“中國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山溝裡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對中共領袖毛澤東的看法，據赫魯曉夫回憶：“斯大林常稱毛澤東是‘麥琪林式的馬克思主義者’。”[1]新中國成立后，斯大林內心深處仍舊對中國共產黨是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黨懷有顧慮。毛澤東十分了解斯大林對中共不信任的偏見，特意請斯大林物色一位有較高馬列主義理論修養的蘇聯同志來華幫助《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毛澤東提出這一要求，目的是想讓蘇聯人“來中國看看，中國是真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這可以從后來毛澤東與尤金的一段談話中得到印証。毛澤東說：“你（指尤金——筆者注）回去以后說了我們的好話。你對斯大林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斯大林還是懷疑。只是到朝鮮戰爭時才改變了他的看法，也改變了東歐和其他各國兄弟黨對我們的懷疑。”[2]出於這種懷疑和偏見，“在我們黨提出毛澤東思想后，蘇聯黨始終拒絕承認這個提法。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這成了一個禁區。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發表時都給刪掉”[3]。面對這種情況，又由於新中國已成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許多地方需要蘇聯的支持與援助，所以毛澤東決定不再用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此后，在黨的八大的政治報告及通過的《黨章》中均未提及毛澤東思想一詞，甚至八大以后一段時期，黨的文件中都較少出現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

2.蘇共二十大的影響

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時期的錯誤，對當代國際共運中一些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作了新的闡述，這給當時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也直接影響到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時代個人崇拜、個人專斷和嚴重破壞民主法制的錯誤，這對當時共產黨執政的各個國家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中共的影響也不例外。在對待毛澤東思想上，比較注重防止個人崇拜的問題。根據中央政治局的討論意見，《人民日報》於1956年4月5日發布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指出：“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斗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中國革命的經驗同樣証明：隻有依靠人民群眾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才使我們黨無論在革命時期或者在國家建設時期都能夠取得偉大的勝利和成就。”“反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反對個人崇拜，是應該經常加以注意的問題。”[4]隨后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做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特別強調了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意義。他說：“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5]由於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一直十分注重反對個人崇拜，所以在如何認識毛澤東思想上，還是能夠以一種比較科學的態度去對待的。

其次，蘇共二十大后中蘇在對待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黨在指導思想上“左”的趨向日益嚴重，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不但逐漸被強化，而且在認識上出現了誤區。對於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和批判，我們黨認為斯大林有功有過，功大於過﹔對斯大林的錯誤應該批評，但必須在肯定和維護他正確方面的前提下進行。此后，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進一步擴大。兩黨對於國際形勢，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和策略，對於對方的國際和國內政策，都出現了尖銳的對立。與此同時，蘇聯當時的領導人始終以“老子黨”自居，大搞霸權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對我國內政橫加干涉。這使得中蘇原本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裂痕越來越大。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經過分析后認為，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形成了一套修正主義的路線，走向了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由於中共認為蘇共領導人已經偏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所以中國共產黨為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統治地位，必須承擔起歷史賦予的神聖使命，堅決反對蘇共的“現代修正主義”。與此相應，毛澤東思想重新被提出，而且在宣傳上更加普及、強化。因為中共認為隻有毛澤東思想才是真正地堅持、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就是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旗，毛澤東思想還被作為批判國內修正主義的思想武器，全國掀起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熱潮。隨著毛澤東思想重新提出並且在全國大規模的宣傳、普及，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逐漸抬頭，加之林彪、“四人幫”一伙的推波助瀾，毛澤東思想被絕對化、庸俗化、教條化，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走向了歧途。

3.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了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重大事件，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伴隨社會主義運動發生重大挫折，一時間出現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過時”的論調甚囂塵上。有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產生了懷疑，進而斷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經“過時”。這種“過時論”使得黨的有些領導干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缺乏熱情，形式主義，敷衍了事，嚴重妨礙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面對蘇東劇變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的形勢，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積極推行“西化”、“分化”的“和平演變”政策，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也十分猖獗。對此，鄧小平多次強調要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戰略布局永遠不要改變。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上講話指出：“現在有必要特別強調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由於一個時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許多理論問題被搞亂了，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領導干部程度不同地受到影響，有的人甚至站到動亂一邊去了。國際敵對勢力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斗爭將長期存在。在國內，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對立和斗爭也將長期存在。”[6]在這裡，江澤民同志特別強調了學習、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大意義，體現了黨堅決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堅定決心。1991年7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在全國出版發行。隨即黨中央發出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的通知，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指導意義，全國掀起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個熱潮。

二、黨對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實踐的影響

實踐觀點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和基本的觀點。實踐是認識的來源，隨著實踐由淺入深地進行，認識也不斷由初步向深入發展。建國以來黨對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的曲折探索直接影響了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

第一，黨對社會主義道路正確或比較正確的探索實踐，使毛澤東思想繼續得到發展，同時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比較正確。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7年反右斗爭之前，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迅速醫治了長期戰爭的創傷，恢復、發展了國民經濟和其他各項事業。在此基礎上，黨領導全國人民有步驟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建立起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我國今后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並結合我國國情，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偉大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積極成果，使得毛澤東思想在這一時期得到繼續發展。在毛澤東思想繼續發展的時候，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比較實事求是，一方面有力地學習、宣傳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在社會意識形態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另一方面，注重用毛澤東思想去指導各方面的實踐，並且注意貫徹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方針。

另一個探索實踐比較正確的時期是“文革”結束后通過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和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毛澤東思想恢復了科學面目，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隨著社會主義探索實踐的深入逐漸走向科學、成熟。為徹底進行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解除人們的思想禁錮，1978年全國開展了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鄧小平充分肯定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問題的討論的重大意義。指出：“隻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7]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為恢復和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恢復毛澤東思想本來的科學面目作了思想上的准備。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對毛澤東思想作了系統科學的闡述，標志著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此后，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深入進行，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在不斷發展完善。

第二，黨對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實踐的失誤，導致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遭受挫折，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陷入誤區之中。

1957年隨著反右斗爭擴大化的出現，“左”的思想逐漸在黨的指導思想中佔據了統治地位，黨在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實踐中出現了嚴重失誤。首先，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缺乏經驗，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缺乏正確的認識，在指導思想上“左”的思想逐漸滋長起來。“左”的錯誤實踐，不但給社會主義建設造成巨大的困難，在對待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上也出現了嚴重的錯誤。毛澤東晚年“左”的一套錯誤理論被看成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對這些嚴重失誤的理論採取絕對化、神化的態度去對待，導致毛澤東思想本來面目受到嚴重扭曲。而這種對毛澤東思想的非理性的認識，又使得在實踐上“左”的思想進一步泛濫，給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其次，黨內民主制度和領導制度的不健全，使得黨不能夠以一種科學的態度去認識毛澤東思想。“從一九五八年批評反冒進、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8]這樣，黨內逐漸形成了一種極不正常的風氣，即以領袖的言行作為是非標准，領袖成了黨的化身、真理的代表。在這種情況下，黨內不同意見不但很難發表出來，而且有時這種不同的意見卻被定為路線分歧、階級矛盾。對於毛澤東“左”的錯誤思想理論，不但不能提出異議，還要大加神化、頌揚。林彪、“四人幫”這些陰謀集團正是在這種土壤中產生，並且利用這種體制的弊端，大搞迷信、教條，推行造神運動，玩弄各種陰謀實現其政治野心的。對此，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曾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9]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制度，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已成為全黨的共識，全黨也在為此不懈努力奮斗。

三、毛澤東本人因素的影響

在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過程中，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的毛澤東本人對它的認識，無疑對黨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第一，當毛澤東本人比較謙虛、謹慎的時候，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是比較正確的。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已由一黨領袖轉變為黨和國家的領袖，但是這種身份、地位的改變並沒有使他放鬆對自己的要求，他繼續保持一種謙虛、謹慎的態度。1952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送審的《人民日報》國慶社論的提綱草稿中將“這証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一句中的“毛澤東思想”刪去﹔並將“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民充滿無限勝利的信心”一句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同時批示：　“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並提，並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10]1954年6月，毛澤東刪去了憲法草案中稱贊他的條文，並解釋說：“這不是謙虛，而是因為那樣寫不適當，不合理，不科學。在我們這樣的人民民主國家裡，不應當寫那樣不適當的條文。”[11]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宣傳、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國際化的傾向，毛澤東是不贊成的，他多次強調不要強加於人，要注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在關於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關系上，毛澤東提出不要將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並提，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總店”與“分店”的關系，是“根”與“枝干”的關系，並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誤解。1954年12月，中宣部為此專門下發了通知，指示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時應注意按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對於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實際、與馬列主義關系的正確認識，加深了黨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第二，當毛澤東個人驕傲情緒逐漸滋長，主觀主義、個人專斷作風日漸嚴重的時候，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逐漸走向了歧途。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由於取得社會主義改造等一系列的重大勝利，由於國內國外的種種因素，毛澤東不像以前那樣謙虛謹慎了。他開始迷信自己，脫離實際，脫離中央領導集體，實現個人專斷。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兩種個人崇拜的觀點，他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12]這樣，他把崇拜真理與崇拜個人這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混為一談。毛澤東的這種說法，實際上為對他的個人崇拜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林彪、“四人幫”等陰謀集團，正是利用這點，對毛澤東大搞個人崇拜，對毛澤東思想大搞“頂峰論”、庸俗化、教條化，使得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出現了重大挫折。“文革”開始后，個人崇拜更是惡性發展，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被推向了神壇。對於林彪、“四人幫”一伙的種種做法，毛澤東也提出過異議，例如1966年7月，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寫道：“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指林彪——筆者注）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13]同時，他對“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絕對權威”等提法也提出了異議。1970年12月他會見斯諾時又說“四個偉大”討嫌，對於個人崇拜，“現在沒有這種必要了，應當降溫了”。但他並沒有完全否認個人崇拜，他說：“人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麼混得下去呢？”[14]由此可見，由於晚年毛澤東未能區分個人威望與個人崇拜的界限，雖然他對林彪、“四人幫”的一些做法提出過批評，但卻無法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而且隨著形勢的發展，這種趨勢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黨內一些同志即使有正確的意見，也根本無法得到表達，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陷入了嚴重錯誤之中。

四、國外一些社會思潮的影響

在如何看待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這一問題上，國外也存在著兩種極端的態度：一種是由於受國內對毛澤東思想教條化、庸俗化、大搞個人崇拜的影響，國外也存在拔高毛澤東思想的現象﹔但是，另一種影響頗大的態度是借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否定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認識。毛澤東逝世后，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黨必須做出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此時，國外一些反華反共勢力大肆活動，西方一些記者和學者紛紛涌入中國搜集“材料”，寫文章、寫書污蔑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大揭中國的所謂陰暗面。而在黨內，由於“左”傾思想的錯誤，有些同志曾受到錯誤的批判甚至嚴重打擊，對此他們耿耿於懷，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不能持一個公允的態度，甚至產生懷疑和否定。面對這種情況，鄧小平等黨內、軍內的一些老同志從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決抵制這股錯誤思想的不良影響，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做了客觀、公正的評價。鄧小平站在世界觀的高度對這種錯誤傾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指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15]在對右的錯誤思想的批判過程中，鄧小平強調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重要意義。他說：“經過長期實踐檢驗証明是正確的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不但在歷史上曾經引導我們取得勝利，而且在今后長期的斗爭中，仍將是我們的指導思想。對於黨的這樣一個重大原則表示任何懷疑和動搖，都是不正確的，都是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相違背的。”[16]1980年在中央紀委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黃克誠說：“有些同志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極端的話，有的人甚至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是不對的，這樣做不但根本違反事實，而且對我們的黨和人民都非常不利。”“現在國內外的敵對力量都希望我們徹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國人民的思想搞亂，把我們國家引向資本主義。我國人民內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和那些人唱同樣的調子，這是很值得警惕的。”[17]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科學區分了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理論，捍衛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同時也澄清了人們的思想混亂。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做出了科學的評價，堅決挫敗了“非毛化”思潮的惡劣影響。但是西方反共反華勢力卻沒有就此停手，他們繼續大搞對我國的“和平演變”戰略，大肆鼓吹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滲透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他們把我們黨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理想污蔑為“烏托邦”﹔把作為我們黨指導思想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攻擊為過時的教條﹔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被攻擊為專制獨裁，並企圖利用西方的政治多元化、多黨制來取代。在這樣國際大氣候影響下，國內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開始出現並泛濫開來。毛澤東思想被一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肆意歪曲、踐踏，對毛澤東本人也是惡毒污蔑，資產階級的各種“名著”、“新觀點”被大肆傳播，一時間“尼採熱”、“薩特熱”、“弗洛伊德熱”接踵而來，給人們的思想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尤其是對廣大青年學生產生了惡劣的影響。對此，黨中央在《關於加強宣傳、思想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指出：全黨必須旗幟鮮明地同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圖謀和行動作長期的、堅決的斗爭，各級黨組織都要十分重視和大力加強對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切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真正讓社會主義思想佔領意識形態陣地。在與國外一些錯誤思潮作斗爭的過程中，黨一方面始終堅決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面指引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前進的偉大旗幟，另一方面也隨著新的實踐的發展，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境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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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陳明顯.晚年毛澤東[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535.

[17]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N].解放軍報，1981-04-10(1).

（作者簡介：江大偉(1982-)，男，河北圍場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