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的主要特點和研究價值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的主要特點和研究價值
逄先知 馮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是一部比較全面地反映毛澤東領導建立新中國，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27年歷程的編年體著作，共6卷。這部年譜為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和工作實踐，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歷史成就和經驗教訓，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基礎，提供了豐富史料。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的主要特點
一、內容豐富，史料翔實。這部年譜記述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毛澤東逝世這段時期他本人的各個方面、黨和國家一些重要方面的理論認識和工作實踐。其中包括：各個歷史階段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國防建設的開展，黨的建設的推進，國際國內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及應對情況，以及毛澤東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關於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論述、讀書學習情況、對中外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論、與親朋好友的交往情況等等。
毛澤東建國以后的文稿和資料公開發表的已經很多了，這部年譜又發表了不少新的文獻。主要有報告、講話、談話、批示、批注、按語、書信、題字等。同已經出版的一些年譜相比較，這部年譜長條目比較多，主要是記述毛澤東的報告、講話、談話，對文件的修改和文字較長的批示、按語等，目的是為了比較充分地、全面地反映毛澤東的思想。不論是已經公開發表的，還是沒有公開發表的，根據文稿的內容，有的全文收入，有的摘要收入。正確的、錯誤的、正確與錯誤交叉的都選。不回避毛澤東的錯誤。基本上引用原文、原話，一般不作轉述或概括，保持毛澤東的原意和語言風格。有些講話，還用了一些別人的插話，有的重要談話，則用對話的形式記述。這樣，既能了解毛澤東講話的緣由，又能烘托出當時會議、談話的氛圍，加深人們的感受。毛澤東的文稿，思想深刻，文字優美，行文流暢，講話生動活潑，旁征博引。許多條目雖然比較長，讀起來卻引人入勝，並不覺得長。
年譜根據有關檔案，盡可能記下毛澤東每天的活動情況，包括開會、與人談話、會見外賓、起草和批閱文電、讀書看報、外出視察、參觀訪問等，都作了詳細記載，絕大部分有具體的時間和地點。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一天是怎樣度過的，日理萬機的工作是如何安排的。
這部年譜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撰寫者始終遵循客觀記述、不作評論的方針。
二、敘事連貫，前后照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著作集、傳記、年譜，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編研工作中被稱作“三大件”。各有各的特點、價值和意義。年譜，史料性強，體現了編年體的長處，按年、月、日順序記述譜主的思想和活動，經歷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決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這樣編寫，充分展示了毛澤東在27年間的思想和工作實踐的軌跡，特別是可以從中具體地了解毛澤東如何領導處理各種重大事件、解決各種重大問題、實現黨和國家各項重大任務的歷史過程。這部年譜既可以供人們查閱某一問題、某一事件、某一時間的歷史資料，又可以當作一部傳記性的書閱讀和研究。
這裡舉一個例子——《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重要文獻的形成過程及其前因后果的記述。毛澤東做這個報告的時間是1957年2月27日，年譜記述的這個報告，不是后來正式發表的文本，而是當時初步整理的講話記錄稿，題目是《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毛澤東對這個講話，一共修改了13次。在修改過程中，國內政治形勢發生了重要變化，由黨內的整風運動轉為反右派斗爭，這對於毛澤東的修改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影響。年譜將毛澤東修改講話稿的情況、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過程以及毛澤東在這段時間發表的講話和批示等，一天一天地記述，直到《正處》1957年6月19日正式發表。在1957年2月27日之前，年譜記述了波匈事件和中共中央採取的方針政策以及《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的起草過程，國內出現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等新情況，以及毛澤東當時發表的一些講話和寫給黃炎培的一封信，這些都反映了《正處》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淵源﹔2月27日講話之后，年譜記述的毛澤東一系列講話和批示，反映了他雷厲風行地貫徹《正處》思想，為黨的整風作准備的情形。這是一段比較完整的實錄，可以當作一篇記述文章來閱讀和研究。年譜對這27年中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和毛澤東領導作出的許多重大決策過程，大都是這樣編寫的。
三、背景材料的取舍，力求得當。年譜不只是記載毛澤東的言行，還記述了許多對研究和理解毛澤東言行不可缺少的背景材料。毛澤東指導全黨的工作，一種常見的方式，是通過轉發各個地方和中央各個部門的工作報告以及內部刊物、報紙上的材料，轉發時以他個人或者以中央的名義寫批語或作指示，提出指導性的意見。通過背景材料的記述，可以從中了解毛澤東所寫的批語、所作的指示，以及對形勢的判斷的依據，了解他的意見、他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年譜還對毛澤東的一些重要指示下發后的反映、貫徹落實的情況有所說明。背景材料力求寫得簡明扼要，以能說明問題為原則。
毛澤東經常說，他的頭腦只是一個加工廠，材料都是下面來的。他說：“寫大文章不是大筆一揮，滔滔不絕，要根據下級和群眾的意見，要有材料有分析，過細研究才行。”他還說過：“沒有哪一個大問題是我們主觀可以想出來的，都是根據下面的意見來的。合作化就是先從安徽、浙江看到新區可以大發展，又看到黑龍江雙城縣希勤村的全面規劃，才使我有可能寫出《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那篇文章。”毛澤東發動“三反”運動，主要是看了高崗1951年11月1日的報告后決定的﹔從搞“三反”到搞“五反”，則是由於看了北京市委1952年1月23日的報告。毛澤東1955年秋冬積極推動農業合作化的進程，包括辦大社，都是根據當時各地送來的報告。他提出兩年就可以超英，是看了薄一波1958年6月17日的報告﹔在廬山會議期間提出綜合平衡，這個思想雖然早有醞釀，但直接受趙爾陸1959年5月26日報告的影響很大。1960年繼續推廣農村公共食堂，則是受貴州省委1960年2月24日報告的很大影響。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年譜中的背景材料，除了黨內和國內的，還有當時國際上發生的一些大事，如斯大林去世、蘇共二十大、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波匈事件、伊拉克革命、古巴革命、亞非拉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美國對越南的侵略、美國黑人反種族歧視斗爭等等，這些對毛澤東的思想和有關決策的作出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四、譜主同他人的交流互動，盡量反映。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同各方面人的交往與接觸非常多，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上上下下，以至親朋好友。主要是黨內的，通過開會、談話、通信、批轉報告等。毛澤東提出的很多思想和政策，大都是在交流和互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他要作出某一重大決策時，一般地是先找少數人談話，然后再開較小范圍的會，繼而再開較大范圍的會。同時，還要到地方上去，同省的和地縣兩級的負責人交談、開會，了解情況，聽取意見。有些則是以黨內通信的形式，進行交流。舉一個例子。1953年我國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毛澤東從1953年2月15日到26日南下視察。途中在同所乘“洛陽”艦的副政委談話時說:今年，是我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第一年。這次我到幾個省走一走，就是想聽聽下面的意見，有助於中央做出正確的決策。在交流、互動的過程中，毛澤東的想法和考慮影響了別人，別人的意見又反過來影響毛澤東。當然，提出方針政策的最后決定者是毛澤東。當他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時候，這種互動是良性的﹔當指導思想發生錯誤的時候，這種互動則會產生負面的影響，會助長錯誤的東西，“大躍進”中的高指標的泛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五、注釋比較周詳。這部年譜的注釋，共有3900條左右，大量的是關於人物的任職。同時還提供一些材料，作為正文的補充和對正文的說明。例如，1959年6月13日條，記述毛澤東召開的一次會議，在講到鋼產指標的地方，加了一個注釋，介紹1959年鋼產量由1650萬噸降到1300萬噸的經過。又例如，第一次廬山會議期間，講到毛澤東從糾“左”轉到反右，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當時一些思想較“左”的同志的影響處，在這裡寫了一條注釋，引用王任重的日記作為一個佐証。在記述毛澤東廬山會見賀子珍處，注釋中引用了一位當事人對會見時一些具體情景的回憶材料。又例如，1959年7月29日，毛澤東同黃克誠、周小舟等四人談話這一條。注釋引用了《黃克成自述》中對這次談話的情況的記述。又例如，關於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信，曾有人認為這封信應當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寫的，在1966年不可能寫這樣的信。在現存的檔案中，有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徐業夫抄寫的這封信，毛澤東在抄件上改了幾個字。當年毛澤東寫這封信后，曾在武昌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對這封信作了一條注釋，引用王任重1966年7月13日的日記，其中記載了他當時讀到這封信的情況。又例如，1971年9月8日記述林彪親筆寫下手令，讓林立果策劃謀害毛澤東的方案這一條，在注釋中引用了王飛的親筆供詞和魯珉的親筆供詞。年譜的注釋，還對毛澤東讀過的或者推薦別人閱讀的文章作內容介紹，對毛澤東批示的落實情況作說明，對社會上流傳的一些不實之事進行澄清，對文獻中史實、文字方面的錯誤進行訂正，等等。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的研究價值
毛澤東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和決策者。他的思想在新中國成立后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起著主導作用。研究毛澤東在這27年間的思想和工作實踐，不僅有歷史意義，還有現實意義和借鑒意義。年譜的內容非常之多，涉及的方面非常之廣。下面僅就幾個方面的問題，簡要地介紹年譜記述的毛澤東的一些主要思想和工作實踐及其發展變化情況。
一、 關於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
這是全書最重要的內容之一。自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澤東就開始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主題進行探索。《論十大關系》開了一個頭。他說：“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隻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1956年，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春，同三十幾個部長談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湊，提出了《論十大關系》。當時還看了斯大林1946年選舉演說，蘇聯在1921年產鋼400多萬噸，1940年增加到1800萬噸。20年中增加了1400萬噸。當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
這裡，毛澤東發出一個重要信息：要找到一條不同於蘇聯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論十大關系》正是以蘇聯的建設經驗為鑒戒，並總結了新中國最初幾年建設的經驗，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探索。
毛澤東認為，《論十大關系》是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的報告就較為完整了。其實，從《論十大關系》到八大二次會議的兩年多的時間裡，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毛澤東的思想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中間經過整風反右，八屆三中全會改變八大關於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論斷，南寧會議批判反冒進，成都會議提出“敢想、敢說、敢做”等口號。八大二次會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劉少奇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報告，主要是反映了毛澤東的思想和主張，實際上偏離了八大的正確路線和《論十大關系》的基本思想。會議后，毛澤東就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經過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廬山會議前期的糾“左”，廬山會議又由糾“左”轉到反右，出現一個大的曲折。1960年春，毛澤東發現有些地方又刮起了“共產風”，引起他的重視，連續轉發廣東、山東的兩個報告，嚴厲批評“共產風”。但在當時濃厚的反右政治氣氛下，沒有產生什麼效果。直到1960年秋冬，全國出現十分嚴重的困難，包括餓死人，毛澤東下決心扭轉經濟困難局面。1961年3月和5至6月先后在廣州和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從調整農村政策著手，開始扭轉嚴重的經濟困難局面。對這段曲折的歷史過程，年譜引用毛澤東在多次會議的大量講話和批語，以及其他方面的材料，作了詳細記載。
從1960年夏開始，毛澤東就對“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不斷進行總結和反思。1960年6月，寫出《十年總結》，認為“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我們要用第二個十年的時間去調查它，研究它，找出它的固有規律”。到1961年的五月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他認為“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大為深入了”。關於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他說第一次、第二次鄭州會議還是“小學程度”，1961年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和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才到了“初中程度”。這就是說，距離找出社會主義建設的固有規律，還相差甚遠，需要繼續探索。
在北京會議上，毛澤東還對廬山會議以后的一些“左”的錯誤作了比較系統的回顧和反思。他說：廬山會議后，我們錯在什麼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於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范圍內傳達就行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鄭州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上海會議提出的“十八條”也還是基本上正確的，但對食堂、供給制問題是講得不正確的。1960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著在杭州又召集華東、西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四天會，議題不集中，整“一平二調”沒有成為中心。后來又在天津召集東北、西北、華北各省同志開了會，也不解決問題。那時候提倡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縣社工業，大辦養豬場，大辦交通，大辦文教。這五個大辦一來，糟糕！那不又是“共產風”來了嗎？去年七八月北戴河會議，也沒有批評兩個平均主義。“一平二調”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從11月發出“十二條”指示開始的。“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隻搞了三類縣、社、隊，“共產風”、命令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今年三月廣州會議啟發了思想，解放了思想，搞了個“六十條”，但是解放得徹底嗎？還不徹底，什麼三七開呀，食堂問題呀，糧食問題呀，還有些別的問題，沒有解決。我們搞了11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我今天講的就是總結經驗，我下回還要講。
毛澤東在這裡回顧和總結的，只是限於農業方面重刮“共產風”的教訓。實際上，廬山會議反右之后，在工業生產戰線和基本建設戰線的盲目冒進以及所造成的損失，也不比1958年時的“大躍進”輕。
毛澤東對“大躍進”的錯誤，痛定思痛，多次作自我批評，承擔主要責任。例如，1961年6月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硬去實行要受懲罰。受了懲罰，就要檢討。現在我們受懲罰，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麼？”“現在的‘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負責，我負主要責任。這些話應該在三級干部會上講。”1965年2月21日，毛澤東聽薄一波匯報工作時說：“我自己也犯了錯誤，北戴河主張大煉鋼鐵，提出鋼鐵翻一番的要求，鬧人海戰術。”“哪裡是一馬當先萬馬讓路？實際是萬馬都死了，頭一匹馬也死了一半，鋼不是降了一半嗎？這些教訓都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
一些外國領導人，主要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在同毛澤東會見時，常常提出要學習中國的建設經驗。毛澤東怕他們把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的錯誤做法學過去，總是說我們犯過錯誤，你們不要學。 1965年7月14日會見烏干達總理時說：“我們犯了錯誤，要搞多，要快，結果証明是不行的。經濟要逐步上升，發展隻能根據可能，不能隻按照需要。”1970年7月20日，會見剛果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會代表團時說：“這20年中間，我們犯過許多錯誤”。“我們走的彎路，你們不要再走了。”在送客人到門口時，毛澤東再次叮囑：“你們不要走我們的彎路。”
“大躍進”的挫敗，使毛澤東頭腦清醒了許多，深深地記取了教訓，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也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第一，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1961年9月23日，他對蒙哥馬利說：要完成社會主義的階段，需要很長的歷史時期，半個世紀到一個世紀。1962年1月30日，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又說：“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顯然，這同“大躍進”中的貪多圖快，以及當時提出的“超英趕美”、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那些極不切實際的想法，已大不一樣了。
第二，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是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堅持的兩條基本原則。毛澤東說：“我們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叫按勞分配，什麼叫等價交換，‘共產風’一刮，大多數干部就不懂得了。我希望今年能夠懂得什麼叫社會主義”。又說：“基本原則是兩個，一個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一個是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公社搞供給制和食堂都是平均主義。”他的這種認識，主要是從公社化刮“共產風”的教訓中得來的。然而在往后的日子裡，隨著他重提階級斗爭，並把是否承認階級斗爭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作為懂不懂社會主義的標志，又偏離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正確方向。
第三，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急，要穩步前進。毛澤東說：“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麼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水利、工業都不能冒進，要分步驟有計劃地一步一步地搞。”他在聽取余秋裡匯報長期計劃設想時還說：“你們注意，不要鬧58年、59年、60年那樣的盲目多快，結果也不多，也不快。”“鑒於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不如少一點慢一點能達到。”吃了“大躍進”的虧，毛澤東對高指標特別警惕，對經濟建設工作非常謹慎。凡是在聽取經濟發展計劃的匯報時，他總是強調要降低發展指標。他說：“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小。”他告誡計劃部門不要頭腦發熱，就怕再犯貪多、貪快的錯誤。他要大家包括他自己在內，永遠記住這個沉痛的教訓。
第四，不能用過去的方法搞建設。所謂過去的方法，是指革命戰爭時期的方法，就是政治運動的方法、大搞群眾運動的方法。毛澤東說：“打完仗之后，遇到經濟建設我們就不行了。所謂不行了，就是不能用過去的方法來搞建設了，是新事情，完全是新的問題。”毛澤東提出，“要學會按經濟辦法改進工業管理體制”，認為“目前這種按行政方法管理經濟的辦法，不好，要改”。他曾經提出，“托拉斯要發展”。他說：“資產階級發明這個托拉斯，是一個進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實際上是個進步的制度，問題是個所有制，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家所有，我們是國有。”毛澤東把托拉斯看作是一種經營方法，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用，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用。但到“文化大革命”時，他又否定了托拉斯，說“不要那個東西”。但是，一般地強調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這一點，他沒有改變。
第五，搞社會主義建設，一定要注意綜合平衡。毛澤東說：“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農業也要綜合平衡，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五個方面。”他在1961年向外國朋友介紹中國11年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的時候說：“如何增產糧食、發展畜牧業和多種經濟作物，如何煉鋼、煉鐵、增產煤碳、制造機器，如何找到石油並且煉制成各種可用的石油產品，所有這些都要有一個綜合的平衡。”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總結幾年來的經驗時，認為基本問題是四個：“（一）綜合平衡﹔（二）群眾路線﹔（三）統一領導﹔（四）注意質量。四個問題中，最基本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他將綜合平衡列為四個基本問題之首。這絕不是偶然的，顯然包含著“大躍進”中破壞綜合平衡而吃了苦頭的深刻教訓在裡面。
第六，社會主義社會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提出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集中論述主要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鄭州會議及以后一段時間。這是他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這方面的材料已經發表很多，這裡就不介紹了。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還提出許多重要思想。包括：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問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關於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中各種重大關系問題﹔關於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的戰略方針問題﹔關於共產黨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問題﹔關於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問題﹔關於不能關起門來搞建設，要積極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擴大對外經濟交流問題﹔關於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問題﹔關於工農業同時並舉的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關於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問題﹔關於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的方針問題﹔在分配方面，既反對平均主義又反對過分懸殊，強調共同富裕問題﹔文化建設方面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問題﹔關於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問題，等等。這些思想，在年譜中都有記述。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中所形成的一些積極成果，至今仍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在沒有經驗而又不能照抄照搬外國經驗的情況下，邊干邊學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我們搞社會主義是邊建設邊學習的。搞社會主義，才有社會主義經驗，‘未有先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毛澤東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重要思想，都是在不斷總結實踐的經驗特別是失誤的教訓這一過程中提出來的。他的目的，是要找到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的結合。無庸諱言，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所以走了不少彎路，發生過嚴重曲折，黨和人民付出了很大代價，固然有客觀原因，但同毛澤東的主觀因素是分不開的。這一方面的情況，年譜也如實地作了記述。
二、 關於處理階級斗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問題
這是貫穿這部年譜的一條突出線索，反映了毛澤東對處理這兩個問題在思想認識方面和工作實踐方面所經歷的曲折過程。這同一定時期內所處的國內國際的歷史條件、黨和國家所要完成的任務和所要解決的問題密切相關，同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所形成的思維慣性密切相關，同時又與毛澤東的主觀因素密切相關。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包含在第一個問題之中的。因為這個問題特別重要，同時又為了敘述的方便，所以把它單獨作為一個問題來介紹。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7年中，年譜主要記述了毛澤東在領導階級斗爭方面的工作而發表的大量批語、指示、講話。內容包括消滅國民黨軍隊殘余力量的軍事斗爭﹔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而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鎮反、“三反”、“五反”、肅反﹔繼續完成民主革命未完成的土地改革等項任務﹔在文化領域開展的幾次批判運動﹔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等。為指導上述各項運動，毛澤東每天閱讀和轉發大量的報告，起草大量批語和指示，常常一天起草兩三件，三四件，甚至更多。從這些批語、指示中，可以了解毛澤東為什麼要開展這些工作，他是怎樣指導這些工作的，當工作中出現偏差的時候，他又是怎樣發現和加以糾正的。從這些批語、指示中，還可以了解他的政策策略思想和工作方法。
年譜在充分反映毛澤東抓階級斗爭方面情況的同時，也記述了這一時期毛澤東抓經濟建設方面的情況。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黨的工作重心將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但在全國勝利后，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務要繼續完成，又要指導和保証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因此當時毛澤東還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即使是這樣，他仍十分關心經濟工作，沒有忘記要把工作中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1949年12月18日，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廣西消滅了國民黨軍的白崇禧集團后，他立即致電林彪：“整個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軍事轉到經濟與土改，希望你們於明年一月間成立中南軍政委員會，集中力量領導全區經濟工作，並積極准備土改條件。”從簽訂中蘇條約回國后，毛澤東即著力抓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聽取各大行政區及上海、天津兩市的匯報，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討論財政經濟工作。1950年5月20日，他致電各中央局書記，要求“各中央局主要負責同志必須親自抓緊財政金融經濟工作，各中央局會議必須經常討論財經工作，不得以為只是財經業務機關的工作而稍有放鬆，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區黨委亦是如此。”並說“中央政治局現在幾乎每次會議都要討論財經工作”。在七屆三中全會上，他在報告中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當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第三次戰役的勝利后，朝鮮戰局大體穩定下來，他於1951年12月1日向全黨提出：“從1953年起，我們就要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了，准備以20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在朝鮮停戰協定即將簽字，歷時三年的朝鮮戰爭就要結束的時候，毛澤東於1953年2月20日再次強調必須把經濟工作這個中心工作抓好。他說：“共產黨從接管國民黨政權的第一天起，就把眼睛盯住生產建設，不遺余力地抓好這一個中心工作。”同年6月30日又明確指出：“現在朝鮮議和，土地改革結束，國內工作的重點正在轉到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
從1953年起，我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要在全國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了，這對於全黨和全國人民來說，是一件振奮人心的大事。為了討論和修改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1954年11月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等中央領導人同乘一趟專列到廣州開會。年譜記載了一個情節。在一天的會議上，談到三峽工程時，毛澤東說：要把三峽工程列入計劃，但按我們國家現在的物力、財力，又不能列入五年計劃，隻能列入長期計劃。我是看不到了。這時他對在場的鄧力群說：將來建成時，寫一篇祭文告訴我。
從1949到1956年間的年譜，可以看出，毛澤東一手抓階級斗爭，一手抓經濟建設，而以前者為主。在他看來，抓階級斗爭的工作，如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土地改革，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而進行的各項工作，完成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等，目的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都是為了經濟建設掃除障礙和開辟道路。毛澤東主持制定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就體現了這個思路。這條總路線概括起來說，就是“一體兩翼”，工業化是主體，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兩翼。這樣一個戰略布局反映毛澤東的一個指導思想，即：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由私有制改變為公有制的革命同生產技術方面的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用他的話說：這幾年是一邊建設一邊革命。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召開的中共八大，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正確判斷，確定全國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毛澤東在會議期間同一些參加八大的兄弟黨代表團談話中，就清楚地反映了這個指導思想。1956年9月22日，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毛澤東在分析斯大林的錯誤時說：“階級斗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斗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9月26日，在會見保加利亞共產黨代表團時，問他們對這次大會有什麼感想。在客人回答之后，毛澤東說：“這次大會的空氣，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設工業。”9月27日，在會見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團時，毛澤東提出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的問題。他說：“資本主義在經營上有許多地方比我們好，我們也要學習他們的好東西。”“我們的門是開著的，幾年以后，美、英、西德、日本等都將與我們做生意的。他們有技術，我們需要技術，他們的經濟有困難，就會向我們出口技術了。”10月1日，在會見法國共產黨代表團時，毛澤東的思想表現得更加開放。他說：“在落后的經濟基礎上建設工業化國家並不容易。”接著他問：“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干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在貿易上能否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並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從這些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不僅已經明確地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而且希望打開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同它們發展經濟技術合作和貿易往來。
從黨的八大到反右派斗爭開展之前，是毛澤東對今后國家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闡述比較集中的一段時間。1957年3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他提出要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會后南下視察。到天津、到濟南、到南京，最后到上海，一路走下來，在黨員干部會議上，反復講到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問題。他說：“我們現在處在這麼一個時代，就是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基本上結束”。“階級斗爭基本結束，我們的任務轉到什麼地方？就是要轉入到搞建設，率領整個社會，率領六億人口，同自然界作斗爭，把中國興盛起來，變成一個工業國。”又說：“拿共產黨的歷史來說有三十幾年，從鴉片戰爭反帝國主義算起有一百多年，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改變上層建筑和社會經濟制度，這僅僅是為建設、為發展生產、為由農業國到工業國開辟道路，為人民生活的提高開辟道路。”“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
但是，毛澤東在強調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時候，並沒有忽略階級斗爭。從下面這段話裡就可以看出來：“在建設過程中還是離不了人與人之間的斗爭，在目前的過渡時期中，人與人之間的斗爭還包括著階級斗爭。我們說階級斗爭基本完結，就是說還有些沒有完結，特別是在思想方面，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還要延長一個相當長久的時間。”
年譜詳細記述了黨的整風運動和由整風轉到反右派斗爭的過程。在反右派斗爭中，毛澤東又把階級斗爭強化了起來，對形勢作出了過分估計，因而導致反右派斗爭發生嚴重擴大化的錯誤。在195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他改變了八大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重新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是主要矛盾。這標志著在指導思想上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思想貫徹於社會主義建設中從此開始了。
改變主要矛盾的提法，當時還沒有立即影響到黨和國家的實際工作，也不意味著毛澤東不再重視發展生產力。八屆三中全會閉幕后，1958年1月，毛澤東就提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實際上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八大路線的延續。迅速發展生產力，盡快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早日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動機和目的。但是，由於急於求成，違反客觀規律，“大躍進”遭受嚴重挫折。而在糾正“左”的錯誤過程中，廬山會議上出現的黨內分歧，被毛澤東說成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這樣，把反右派運動中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延伸到了黨內。
1962年，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和採取某些措施的問題上，黨內又發生了意見分歧。以包產到戶問題為導火線，引發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進一步重提階級斗爭，並且說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這標志著毛澤東強調階級斗爭的思想有了新的發展。
鑒於廬山會議的教訓，毛澤東接受了劉少奇的意見，提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問題而妨礙了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階級斗爭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我們不要受干擾，不要讓階級斗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大量的時間要做工作，但是要有專人對付這個階級斗爭。”在十中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上，他曾指出：“我們各方面政策的出發點和著眼點，是發展生產，促進生產，對生產有利。”把發展生產的意義提到這樣的高度，說明毛澤東對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視程度。
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以后，毛澤東從反修防修出發，決定在全國發動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親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這個文件強調“當前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文件中還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階級斗爭，一抓就靈”。
毛澤東在以主要精力領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時候，也沒有放鬆對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的關注和重視，他提出要把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結合起來。他說：“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者必須結合。隻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而不抓階級斗爭，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奮，還是搞不好生產斗爭、科學實驗的。隻搞生產斗爭，不搞科學實驗，行嗎？隻搞階級斗爭，而不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說擁護總路線，結果是假的。”他要求，社教運動的“每一步驟都要緊密結合生產”。“生產要發展，如果生產搞壞了，下降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失敗了。”
1963年夏，毛澤東提出發展國民經濟分兩步走的戰略目標。他用帶有警示的口氣說：“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當“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
但是，從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以后，毛澤東的思想、精力、關注點和實際工作主要放在階級斗爭方面。一是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是開展文化思想領域的大批判﹔三是領導中蘇論戰。這三個方面互相影響，互相推動，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從國際上的反修聯系到國內的反修防修，形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指導思想。這些，年譜都作了詳細記述。
1956年召開黨的八大的時候，毛澤東曾說，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是在階級斗爭已經完結，還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而到了1975年他卻說，“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在糾正“大躍進”錯誤的時候，毛澤東說，不懂得商品交換、價值規律，就是不懂得什麼叫社會主義。在強調階級斗爭的時候，他又說不懂得階級斗爭，就是不懂得什麼叫社會主義。這種情況說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以及採取什麼方式方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在理論認識上還處於不確定狀態。因而一遇到國內國際出現的風吹草動、政治風波，認識上就發生反復，就往階級斗爭上想。甚至說：“馬克思的學說，就是階級斗爭的學說。”
通讀了這部年譜，可以看出，從1956年后的20年間，毛澤東在對待階級斗爭和經濟建設兩者的關系的認識和處理上的變化過程。從確定以發展生產力為黨和國家的根本任務，到階級斗爭和經濟建設並重，再到階級斗爭為綱，其余都是目。階級斗爭和經濟建設這兩個問題，在他的頭腦裡始終沒有忘記。而總的趨勢，則是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越來越強烈，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
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晚年所犯的全局性的嚴重錯誤。關於這個問題，在年譜中佔有相當的篇幅。年譜比較詳細地記述了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過程。10年“文化大革命”，將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達到了極端，成為一場內亂，使經濟建設遭到很大破壞。但是當他認為“文化大革命”高潮結束、整個形勢處於相對穩定的時候，他的注意力又會轉到經濟建設方面。
通過年譜可以了解：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及領導“文化大革命”的過程﹔“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採取自下而上的群眾斗爭的形式，當運動中出現一些極端行為的時候，毛澤東和黨中央採取怎樣的措施，進行批評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會延續10年之久，在這10年中間，發生了哪些驚心動魄的斗爭﹔毛澤東的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以及對待一些老一代革命家的態度，是怎樣變化的﹔毛澤東是怎樣從支持造反派，到批評造反派，進而對他們感到失望的﹔毛澤東是怎樣從全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組，到不再重用他們，進而批評“四人幫”，不讓他們竊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得逞﹔林彪是怎樣從毛澤東的接班人變成謀害毛澤東的禍首而叛逃國外，機毀人亡﹔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以后，毛澤東是怎樣保護鄧小平，起用鄧小平，而最后又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毛澤東是怎樣從搞個人崇拜，到抑制和批評對他的過分頌揚，等等。
三、關於國際戰略和戰爭與和平問題
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一直關注國際形勢和國際動態，注重國際戰略和戰爭戰略的謀劃。對於在世界上團結誰、爭取誰、孤立誰、打擊誰，始終做到心中有數。關於世界格局，他從提出“中間地帶”到“兩個中間地帶”再到“三個世界”的劃分，以及他提出的“一條線”的戰略，反映了他廣闊的世界眼光和國際戰略思維。
早在上世紀40年代中期，毛澤東就提出“中間地帶”這個概念，當時指美、蘇兩國之間的廣大地帶。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又多次講到這個問題，主要是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同美國之間的廣大地帶。后來，他對“中間地帶”作了具體分析：“現在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算一個方面，美國算另一個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間地帶。但是中間地帶國家的性質也各不相同：有些國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國﹔有些國家取得了真正的獨立，如幾內亞、阿聯、馬裡、加納﹔還有一些國家取得了名義上的獨立，實際上仍然是附屬國。英國和法國是帝國主義，但同美國也有矛盾，可以作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者。”到1964年，毛澤東把中間地帶明確區分為兩個部分，叫做兩個中間地帶（有時又稱作“兩個第三世界”）。他說：“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不久，他又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加拿大、澳洲、日本是第二個中間地帶。”到1974年，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三個世界的劃分：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他把第三世界稱作“一大片”。三個世界劃分的國際戰略的提出，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爭取了廣大的朋友。鄧小平曾說過：“毛澤東同志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給我們開辟了道路。”
反對霸權主義、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是屬於第三世界，這是毛澤東確定並對外宣示的一項基本國策。他向外國政要多次申明，比如1970年6月19日對索馬裡政府代表團說：“我們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現在報紙上經常吹美國、蘇聯、中國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認。”
長期以來，毛澤東一直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后來，蘇聯也搞霸權主義，變成美、蘇兩霸爭奪世界。毛澤東就提出：美、蘇兩霸一起反。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蘇關系日趨緊張，蘇聯對中國構成主要威脅。而蘇聯的擴張野心又威脅著美國的全球利益，特別是美國在歐洲、中東的利益。毛澤東根據中、美、蘇三國戰略關系的變化，提出“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隨后又提出“一條線”的戰略，即“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歐洲，都要團結起來”，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所謂“一條線”，毛澤東說，他是按地球緯度劃的一條橫線。
處理同美國的關系，在中國的國際戰略中，始終佔著重要的位置。新中國成立后，在美國敵視新中國、對新中國採取包圍封鎖的情況下，美帝國主義自然成為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毛澤東和我們黨及時了解美國動向，對美國作出一系列獨到的分析和判斷，並對美國堅持既敢於斗爭又善於斗爭，一切以維護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為根本出發點。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打響不久，毛澤東在講到中國為什麼要進行抗美援朝戰爭時，曾這樣說過：“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們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們的頭上，以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一直強調，對中國的戰爭威脅主要來自東面，來自美國。他說：“世界戰爭的危險和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美國的好戰分子。他們侵佔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還想發動原子戰爭。”1959年3月，西藏發生武裝叛亂。4月26日，印度外交秘書杜德發表談話，說達賴喇嘛已進入印度。尼赫魯會見了他，並在議會中宣布，達賴在印度會受到尊重的待遇。杜德的談話，還把中印關系中出現的不正常現象的責任推到中國方面。在印度嚴重傷害中印關系的情況下，毛澤東重申中國的主要斗爭方向仍然在東方，而不在其他方面。他在審閱中國外交部對杜德談話的答復稿時，加寫了一段話，其中說：“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台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斗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凶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不在東南亞及南亞的一些國家。”“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
由於美國自身存在一些困難，以及它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扶持，毛澤東認為，美國要在東方發動戰爭，主要依靠日本。他說：“將來美國在東方戰爭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來的，因此我們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況。”又說：“美國如果要打中國，它一國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鮮反動派，還有蔣介石。歐洲國家參加不參加就不一定了。主要是沒有日本它就不敢打，因為美國管的事太多了，又是亞洲、非洲，又是歐洲，還有拉丁美洲。”說到日本，毛澤東在上世紀70年代中日邦交恢復以后，對日本將來的發展變化有一個清醒的估計。1974年，當英國前首相希思問中國是否相信日本的和平意圖時，毛澤東說：“在可以估計到的一段時間內，將來很難說。”
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澤東根據美、蘇、中三國戰略關系的變化，適時調整斗爭策略，同美國改善關系。當時美國基於它的戰略利益考慮，也急於同中國改善關系。毛澤東對美國改變對華政策，曾作過這樣的分析：“我們有些朋友們不理解為什麼我們要請尼克鬆到北京來。美國困難大得很，別的地方緊張起來了，他一定要使東方有個緩和的局面才能夠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國內，放在歐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這個。”
毛澤東同美國領導人會談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維護國家的尊嚴。他會見基辛格時，基辛格總是強調蘇聯要整中國，並說美國已經決定不允許中國的安全遭到破壞，被毛澤東頂了回去。事后，毛澤東對周恩來、喬冠華等說：我向基辛格差不多講了三個小時，其實隻有一句話，“當心，北極熊要整你們美國”，對付他的“當心，北極熊要整中國”。對美國要注意，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我看不跟它搞軍事同盟一套。世界上的事要看嘛，一百年。今天在座的，有年老的同志、中年的同志，青年同志佔多數。要保持清醒頭腦，這個要動點腦筋，有所分析。但是亂戰一氣，也不行。
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毛澤東就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便集中力量進行國內建設。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關於世界大戰能不能打起來的問題，是毛澤東一直在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因為這是制定國際國內方針政策的重要前提。1949年12月他第一次訪蘇，同斯大林會談時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保障和平？
1954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時，表達了中國對世界和平的渴望。他說：“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面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經常打仗不好辦事，養許多兵會妨礙經濟建設的。如果諸位同意的話，我們要繼續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認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同年10月23日，在會見印度總理尼赫魯時，再次表達了這個願望：“我們現在需要幾十年的和平，至少幾十年的和平，以便開發國內的生產，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們不願打仗。假如能創造這樣一個環境，那就很好。凡是贊成這個目標的，我們都能同他合作。”1955年5月26日，在會見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時說：“就是西方國家，隻要它們願意，我們也願同它們合作。我們願意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存在的問題。”“如果美國願意簽訂一個和平條約，多長的時間都可以，50年不夠就100年，不知美國干不干。”每當外國友人問到毛澤東中國進行建設的條件是什麼？毛澤東總是回答：第一要有時間，第二要有和平的國際環境。
毛澤東的願望是一回事，現實的情況是另一回事。從新中國成立起，一些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對中國實行封鎖、遏制等種種手段，並以武力相威脅。特別是到了上世紀60年代，我國周邊環境十分險惡。東邊是美國支持的台灣，天天喊反攻大陸，南面先是中印邊境發生武裝沖突，后又有美國侵略越南，北邊則有蘇聯陳兵百萬。毛澤東對戰爭威脅保持了高度警惕。
毛澤東對戰爭的基本態度是：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1956年1月29日，他在審閱政府工作報告時，將其中的一句話修改為：“我們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國際侵略集團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的話，我們也並不懼怕戰爭。” 1959年3月13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著名黑人學者杜波伊斯，當被問到為什麼中國人不害怕戰爭時，毛澤東是這樣回答的：“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你害怕有什麼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戰爭反正到來，你越是害怕，戰爭也許還會來得早一些。因此，我們有兩條：第一條，堅決反對戰爭﹔第二條，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打仗，我們就同它打。把問題這樣想透了，就不害怕了。”1960年8月28日，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時又說：“誰說一定要打仗？一百年不打仗，我都贊成。帝國主義打來了，你怎麼辦呀？你是要跪在地下，還是要打？要打就要死人。你如果怕打，天天說帝國主義已經變了，他不會打了，沒有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了，那事情好辦了，睡覺就是了。這樣是很危險的，使人們喪失警惕。”1965年6月28、29日在聽賀龍等匯報工作時說：“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准備不好，敵人就來了﹔准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
毛澤東在處理重大問題，作出重大決策時，總是向最壞的可能性作准備，爭取最好的前途和結果，對待戰爭問題也是如此。
毛澤東在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問題上，堅定不移，絕不容許受到任何侵犯和危害。他指出：“我國人民不需要也不應當侵佔外國任何領土主權，但是我國人民必須保衛自己的領土主權不受侵犯。”又說：“我們熱愛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們的獨立，我們的天性就是奮不顧身地起來捍衛。”
捍衛國家主權是要靠實力的。沒有實力在國際上就沒有發言權，要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就缺乏基礎性的條件和保障。毛澤東說：“世界上從有歷史以來，沒有不搞實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階級、任何國家，都是要搞實力地位的。”這是毛澤東從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中得出的結論。聯系到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他尖銳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說到實力，首先是要有一支能打勝仗、能戰勝任何侵略者的堅強軍隊。因為侵略者要侵犯一個國家的領土、危害其獨立和主權，最終往往是要訴諸武力，發動侵略戰爭。新中國剛一成立，毛澤東就提出：“我們不僅應該有強大的陸軍，還應建立強大的空軍，強大的海軍。”毛澤東非常重視空軍特別是海軍的建設。他說：“過去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大都是從海上來的。現在太平洋還不太平。我們應該有一支強大的海軍。”“我們國家窮，鋼鐵少，海防線很長，帝國主義就是欺負我們沒有海軍。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都是從海上來的，不要忘記這一歷史教訓。”1958年6月29日，毛澤東提出：“海軍發展值得研究，提出十年搞五十萬噸位，這太少，最少搞一百萬噸位。我國要和外國做生意，需要遠洋船隻，還可以造軍艦、飛機。要修水上鐵路（造軍艦）。目前，太平洋實際上是不太平的。”毛澤東從記取歷史教訓加強國防的角度，並從未來海洋事業發展的角度，提出發展海軍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這是一個極具前瞻性的戰略考慮。
國防尖端科學技術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重要標志。毛澤東特別重視這件事。他說：“國防尖端，這個東西要切實抓一下，現在世界上沒有這個東西，好像就不是一個國家，人家就不理你。”今天我國在兩彈一星和航天事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就是在毛澤東時代作出了戰略謀劃並打下了重要基礎的。
毛澤東對中國國際戰略和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考和提出的決策，是隨著國際局勢、國際關系特別是中國與美、蘇等大國關系的變化而變化的，就是說是真正與時俱進、實事求是的。毛澤東對中國外交和國際戰略的深謀遠慮及其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貢獻，是功不可沒的。
四、關於黨的建設與黨的群眾路線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的黨。黨所處的環境變了，地位變了，權力也大了。根據這一新的情況，在黨的建設方面毛澤東的注意力比較集中到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提出反腐倡廉，倡導全黨同志必須永遠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在全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就及時地向全黨敲警鐘，提出要堅持兩個“務必”，警惕“糖衣炮彈”的攻擊。事實証明，毛澤東的預見是正確的。1951年12月1日，他在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時，在加寫和改寫的一些話中指出：“自從我們佔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証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急時機了。”“現在必須向全黨提出警告：一切從事國家工作、黨務工作和人民團體工作的黨員，利用職權實行貪污和實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一切貪污行為必須揭發，按其情節輕重，給以程度不等的處理，從警告、調職、撤職、開除黨籍、判處各種徒刑、直至槍決。”同時指出：“浪費和貪污在性質上雖有若干不同，但浪費的損失大於貪污，其結果又常與侵吞、盜竊和騙取國家財物或收受他人賄賂的行為相接近。故嚴懲浪費，必須與嚴懲貪污同時進行。”
毛澤東及時地發動了一場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的“三反”運動。這次運動是在全國解放不久，法制還很不健全的條件下進行的，做法上又有過頭的地方，曾發生了一些錯案，但大都很快得到糾正。應當說，這次運動開展得很及時，對於健全黨的肌體，防止腐敗現象的蔓延，起了積極的和相當長時間的作用。年譜引述了毛澤東關於發動和指導“三反”運動的大量的指示、批示。
毛澤東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他的晚年，從來沒有放鬆過同黨內的腐敗現象進行斗爭。
毛澤東總是諄諄教育黨的各級干部和廣大共產黨員一定要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新中國建立伊始，他就提出，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余年間在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以后他又不斷地提醒大家。1956年在八屆二中全會上，他提出“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朴素作風，與群眾同甘共苦”，並把艱苦奮斗提到是我們黨的“政治本色”這樣的高度來認識。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他希望經過整風，把艱苦奮斗的傳統在全黨好好發揚起來。他說：“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頗有感觸地對陪同人員說：“沒有過去井岡山艱難的奮斗，就不可能有今天。我勸大家，日子好過了，艱苦奮斗的精神不要丟了，井岡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丟了。”
毛澤東還特別強調要在青年中加強艱苦奮斗的教育，讓這個優良作風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他說：“現在我們的上層、中層干部還沒有忘記艱苦的斗爭，但現在二十歲的青年，革命勝利時隻有十歲，不懂艱苦，要加以教育，使他們有革命干勁。不要當了科學家、干部就忘記艱苦，隻搞個人主義。”他更擔心的是干部子弟，說：“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第二，提出反對官僚主義，倡導黨和國家的各級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可以說，毛澤東同黨內的官僚主義現象斗爭了一輩子。1952年12月，他看到山東分局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意見的報告》，即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反亂紀的指示》。指出：“對於不了解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離開自己工作機關稍為遠一點的下情，不了解縣、區、鄉三級干部中存在著許多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人壞事，或者雖然對於這些壞人壞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視無睹，不引起義憤，不覺得問題嚴重，因而不採取積極辦法去支持好人，懲治壞人，發揚好事，消滅壞事，這樣一方面的官僚主義，則在許多地區、許多方面和許多部門，還是基本上沒有解決。”毛澤東對官僚主義是毫不留情的。后來，他又在一個批示中寫道：“我們一定要把領導上的老爺式作風、官僚主義作風、命令作風，完全消滅得干干淨淨。”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嚴肅地提出要警惕官僚主義形成一個貴族階層的問題。他說：“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得很好，應當革掉。”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還提出要警惕出現“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他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於已有的制度，不願意改變這種制度。”這些話是早在五十多年以前說的，今天讀起來卻有很強的現實感。
毛澤東認為，同官僚主義作斗爭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
毛澤東說，他最厭惡的就是那些高高在上、在老百姓面前、在下級面前擺官僚架子的人。他反復地講，領導干部要打掉官氣，要平等待人，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鮮明地反映了毛澤東的平等觀和價值觀。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專門就這個問題寫了一條，其中說：“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毛澤東之所以特別強調地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因為我們有些干部，如他所說的，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願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他說“這是一種惡劣現象”。
為保証黨和國家的各級干部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與老百姓打成一片，平等待人，毛澤東曾經提出過許多措施，包括：規定各級干部每一年要有四個月到基層調查並參加生產勞動，解放軍的將軍下連隊當兵，等等。
第三，提出共產黨要接受監督。毛澤東說首先是階級的監督、群眾的監督、人民團體的監督，他還提出要有民主黨派的監督。這是毛澤東關於加強執政黨建設的一個重要思想。他認為，共產黨一黨執政，權力很大，在群眾中的威望又很高，沒有監督就會犯錯誤。他說：“現在我們勝利了，自己掌握了政權，很容易強調專政，忽略民主的一面。”“我們的黨很大，掌握權力，做了許多好事，人們就拍手，毛病就產生了，官僚主義就出來了。”又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力量很大的黨，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們。一個黨使人民怕，這個黨就不好了，就危險了。”在講到要接受民主黨派的監督時，毛澤東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其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這個黨功勞太大，在中國社會的威望太大，這就發生一個危險，容易包辦代替，用簡單的行政命令行事。所以，我們特地請幾個民主黨派來監督我們，並且跟我們長期共存”。1957年中國共產黨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曾邀請民主黨派幫助整風，真誠希望他們向黨提意見，就是一次具體的監督實踐。后來由整風轉到反右派斗爭時，在反擊右派向黨和社會主義的進攻中，發生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其中也傷害了民主黨派人士，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黨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總結和吸取了這方面的教訓。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要接受民主黨派和黨外民主人士監督這個方針，是應當長期堅持並很好實行的。
第四，提出防止和平演變，強調要高度重視和切實抓好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工作。從上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國家可能發生和平演變問題，就開始注意起來。他第一次明確地提出這個問題，是在1959年11月12日同華東地區各省市委第一書記的談話中。他向到會的同志講了杜勒斯的三次講話。其中杜勒斯說到，對社會主義國家“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毛澤東說：他們要“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和平演變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看到不能以武力征服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下提出的新戰略，而且是他們的一項長期不變的戰略。毛澤東敏銳地抓住這個問題，及時提出要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任務，這是具有重大而深遠意義的。但是，這一方針在實施過程中，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歷史背景下，發生了“左”的偏向。
毛澤東提出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問題，並提出接班人的一些基本標准，就是為了保証黨不變質，國家不變色，是具有戰略眼光的。但是他最終並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而且有著嚴重的教訓。
反腐倡廉，反對官僚主義，共產黨要接受監督，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這些都是為了防止中國共產黨脫離群眾，為了使廣大黨員和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在各項工作中實現、發展和維護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因此這些舉措都體現了黨的群眾路線。
毛澤東關於群眾路線的論述很多，是他在不同場合，針對不同情況，與不同對象談的，或者是在一些批示中寫下來的。從1959年至1965年這段時間，特別是在糾“左”、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的時候，講得最多。1959年6月22日，他同河南省委負責人談話時就指出：“公社教訓就是群眾路線的問題，脫離群眾，刮‘共產風’。哪一件事情觸怒了群眾呢？就是刮‘共產風’。”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后，毛澤東在1959年3月17日關於召開縣的四級或五級干部大會問題，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通信中指出：“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1961年1月29日，他同江蘇省委負責人談話時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是為人民服務，否則是國民黨作風。對群眾沒有感情，對貧下中農沒有感情，不顧群眾死活，不了解情況，不聽群眾的話，也不聽上邊的話，這種人不能做領導工作。”1961年5月14日毛澤東在轉發張平化關於調查問題的來信的批示中指出：“都要堅決走群眾路線，一切問題都要和群眾商量，然后共同決定，作為政策貫徹執行。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裡，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1961年5月21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很有感觸地說：“過去我們開會，都是說的人家的話，聽地委、縣委的，總之都是聽來的，說人家的話，因為你沒有到群眾中去，聽群眾的話。如食堂問題，這次蹲了點，了解了真實情況，才能說我們自己的話。”這段話說得很平實，卻包含了深刻的教訓，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得到的認識，對我們今天有很大的教育意義。在1961年6月8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作自我批評，承擔對發動“大躍進”負主要責任時，還說過這樣的話：“管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你們、伙夫、馬夫講的，拿到群眾中行得通才行。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硬去實行，要受懲罰。”
毛澤東特別強調要依靠佔人口最大多數的勞動人民——農民。他說：“沒有農民擁護，不管你修多少鐵路，搞多少鋼鐵，也會搞翻的。”1964年5月12日在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時又說：“要依靠大多數，依靠貧下中農，把他們組織起來。我們這一輩子忘不了貧下中農，有時隻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會忘記了。我們許多人中間，地委書記也忘記了，他們現在豐衣足食了。”“你們做計劃工作的也要注意絕大多數，注意貧下中農。”
毛澤東在同外賓談話時，常常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結合他自己的切身體會，闡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群眾路線問題。他對日共《赤旗報》總編輯說：“我們的經驗也是列寧的經驗，即十月革命前后列寧在世時的經驗，主要的是相信群眾、組織群眾，黨的政策要反映群眾的意見。在列寧的著作中，可以充分看到他對群眾路線的重視。”毛澤東把革命勝利還是失敗的決定因素歸結於是不是脫離群眾。他對阿爾及利亞客人說：“革命總是要經過反復斗爭的，做得好可以把政權保持下去，不脫離群眾。凡是脫離群眾的，非失敗不可，凡是勝利了，都是由於得到群眾的支持，凡是勝利了又失敗，一定是脫離了群眾。”1957年4月21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領導人淺沼稻次郎時，主動提出要談談人民力量的問題，他說：“人民力量一定要勝過反人民力量。我們黨為什麼能取得政權呢？為什麼能和有外國援助的軍隊打仗呢？就是因為有人民。”1963年4月24日，在會見印尼軍事友好代表團時，毛澤東又進一步指出：“我們跟蔣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條經驗是，要同群眾結合起來。什麼時候跟群眾合作得好，我們就得到發展﹔什麼時候脫離群眾，我們就犯錯誤，就失敗。”1963年9月9日，毛澤東同新西蘭共產黨主席威廉斯談話時，曾談到他對中國情況的認識主要是向群眾學習。他是這樣說的：“我認識中國經過很長時間，走過很長的道路，有勝利，也有失敗。有一個時候可以說是中國人不認識中國。我向馬克思學習，向列寧、斯大林學習，向敵人學習，最重要的是向群眾學習。”為什麼“最重要的是向群眾學習”呢？這個話是講得很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以及人類一切包含真理性認識的思想，歸根到底，都是從群眾的社會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
有一位外國客人問毛澤東：您這樣偉大的秘密是什麼？力量的源泉是什麼？毛澤東回答說：“我沒有什麼偉大，就是從老百姓那裡學了一點知識而已。當然我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但是單學馬克思主義還不行，要從中國的特點和事實來研究中國問題。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要到人民群眾那裡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毛澤東逝世的27年間，是新中國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它是人民共和國奠基的階段，是我們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積累了正反兩方面豐富經驗的階段。今天，無論國際、國內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來看那段歷史，對那一代黨的領導人進行評價，應該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和歷史過程中，去加以考察和研究。不能簡單地用今天的政策和做法去衡量那段歷史，也不能用今天我們黨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水平，去要求前人。他們的探索，包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都是為我們黨和國家留下的極其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