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僑務思想與實踐研究
毛澤東僑務思想與實踐研究
任貴祥
毛澤東的僑務思想與實踐，是毛澤東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有關僑務工作實踐及其理論的總結，是毛澤東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學術界有關毛澤東思想與生平實踐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琳璃滿目，但有關毛澤東僑務思想與實踐的成果鳳毛麟角。本文擬對這一問題加以探討。
一、在領導中國革命中開展僑務工作
如同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一樣，毛澤東的僑務思想也有一個形成和發展的脈絡。民主革命時期是毛澤東的僑務工作起步、僑務思想形成時期。因此，闡述毛澤東的僑務思想與實踐，需要追溯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中最早與華僑交往及其對僑務工作的實踐探索，這樣才能看出其前后發展的脈絡。
（一）毛澤東與華僑交往溯源
毛澤東何時與華僑有直接交往，何時接觸華僑問題？據有關史料顯示，是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致信給先后僑居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的華僑教師張國基，答復他5月22日和9月19日的兩封來信。毛澤東在信中強調自己對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見，即湘人往南洋應“取世界主義，而不採殖民政策。世界主義，願自己好，也願別人好，質言之，即大家好的主義。殖民政策，隻願自己好，不願別人好，質言之，即損人利己的政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2）》，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60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頁。】。毛澤東的信闡明，中國人移往海外是和平移民，與西方國家損人利己的海外殖民有本質的區別。張國基是湖南益陽人，與毛澤東、李維漢、蔡和森等同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同學，1918年加入新民學會，1920年被新民學會介紹去新加坡在華僑中學執教，翌年轉赴印尼爪哇北加浪岸中華學校任校長，后回國投身愛國活動。毛澤東與張國基的通信可謂與華僑最早的交往，體現了他早期的僑務思想。
毛澤東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並擔任黨的早期重要領導人。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后的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與國民黨中的上層歸僑如廖仲愷、彭澤民、陳其瑗、許甦魂、鄧澤如、馮自由等有諸多接觸交往的機會，但遺憾的是筆者未見到交往的具體資料【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等資料介紹，毛澤東參加了國民黨一大，而出席國民黨一大的海外黨部代表和歸僑代表共40多人﹔后來毛澤東出席國民黨二大，參加二大的國民黨歸僑多人﹔此后毛澤東又參加了國民黨中央的一些重要會議，這些會議多有國民黨上層的歸僑參加。因此，這一時期毛澤東與國民黨中央上層歸僑有諸多接觸交往的機會。】，因而無法展開介紹。
（二）對華僑的抗日統戰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后，大批歸僑回國參加抗戰，來到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的歸僑青年約有2000人【王唯真：《歸國奔延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華僑組編：《崢嶸歲月——華僑青年回國參加抗戰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頁。】，其中約有300人來到陝甘寧邊區所在地延安【《解放日報》1942年2月5日。】。如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中所說，“全國各地，遠至海外的華僑中間，大批的革命青年來到延安求學”，他們“是抗日救國的先鋒……全國青年運動的模范”【《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8頁。】。
毛澤東在與歸僑交往中，提出了華僑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成部分的思想。1938年3月18日，毛澤東為馬來亞華僑抗敵后援會代表團題詞說全體華僑同志應該好好團結起來，援助祖國，戰勝日寇。共產黨是關心海外僑胞的，願意與全體僑胞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同日，毛澤東為南洋華僑戰地記者通訊團題詞道馬來亞的僑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國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而斗爭。”【蔡仁龍、郭梁主編：《華僑抗日救國史料選輯》，閩出管刊（內）字第002號，1987年，第49頁。】這兩份題詞體現了毛澤東對華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並成為中共在抗戰時期對華僑的統一戰線思想。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力所能及地對華僑做了一些抗日統一戰線工作。1940年3月，陳嘉庚組織南洋華僑慰勞考察團回國慰勞考察祖國抗戰實況，慰勞團回國后組成3個分團分別到17個省的前線后方考察慰勞。其中陳嘉庚等3人來到延安，使得毛澤東與這位著名的南洋僑領有了歷史性的會見和交往。陳嘉庚回憶說毛澤東主席來余寓所數次，或同午飯，或同晚餐“，進行親切晤談，並期望將”所有見過此間情形，如回到南洋請代向僑胞報告“【《南僑回憶錄》，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160頁。】。通過初次暫短的交往，使原來認為國民黨為正統、對蔣介石”抱有厚望“【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編輯出版：《陳嘉庚先生紀念冊》（內部），第9頁。】的陳嘉庚思想上發生重大轉變。如廖承志所說：”南洋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這次回國慰勞並視察，親自去了延安，通過實際觀察，陳先生加深了對我黨的了解，他的思想有很大的變化。“【《中共黨史資料》第18輯，第129頁。】曾長期在陳嘉庚身邊工作的張楚琨說延安之行是陳嘉庚一生的轉折點和裡程碑。”【《張楚琨詩文選》，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頁。】毛澤東與陳嘉庚的交往雖然隻有8天時間，但抗日統戰效果卓有成效，影響了這位僑領的后半生。
毛澤東與來延安的一些歸僑青年也有直接交往。如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時，延安召開模范青年大會，菲律賓歸僑庄焰被中央黨校選為模范青年，毛澤東親手頒給他一枚模范紀念章。1938年，新加坡《星洲日報》女記者黃薇回國進行戰地採訪並來到延安，毛澤東接受了她的採訪，並要她把所見所聞向海外僑胞宣傳報道，使他們了解祖國的情況，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心，這個工作很有意義【黃薇：《把抗日見聞報告海外僑胞》，《烽火憶抗戰》，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0頁。】。1941年新年，毛澤東請泰國歸僑蘇惠等5位女同志到家裡吃飯，並親切交談。這些普通歸僑為能與中共最高領導人親切交往而倍感溫暖。
另一方面，抗戰時期毛澤東的著作及思想也通過歸僑等渠道傳播到海外。1938年秋，中共黨組織從延安各個學校抽調20多名歸僑黨員和歸僑青年成立海外工作團，有部分人被派到南洋僑居地向華僑開展宣傳活動。他們向僑胞們講解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等著作及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等。1939年至1940年，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通過宋慶齡和香港愛國人士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及新文化書店等部門，翻印出版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等著作，並用英文向國外發行。其中《論新階段》是辦事處請美國歸僑張繼（又稱張紀）翻譯的。可見，歸僑青年向海外傳播毛澤東思想是有所貢獻的。
（三）共同致力於創建新中國大業
解放戰爭時期，由於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使得國共鏖戰，烽火彌漫。毛澤東被迫轉戰陝北，指揮三大戰役，戎馬倥傯，日理萬機。他不可能也無法與華僑直面來往，因而隻能採取比較特殊的交往形式——電訊來往【有關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與華僑的電訊交往，筆者有專文論述：《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與華僑來往電函解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5年第5期，此不展開介紹。】。毛澤東曾明確指出：“被蔣介石政府各項反動政策所壓迫、處於團結自救地位的中國各階層人民，包括了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其他愛國分子、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在內。這是一個極其廣泛的全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5頁。】可見，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把華僑作為推翻國民黨蔣介石反動統治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
歷史的車輪滾滾進入1948年，全國解放戰爭的局勢發生重大轉變。蔣介石發動的重點進攻被打退，人民解放軍轉人戰略反攻，戰爭的勝負已見分曉。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其中第五條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其中廣泛的統一戰線和民主聯合政府，當然包括海外華僑在內，因而“迅速地得到了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響應”【《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63頁。】。
隨著戰爭進程發展、勝敗露出端倪，“第二條戰線”逐漸發展形成高潮，致使海外僑社出現政治上的大分化，越來越多的華僑轉向人民革命陣營。
為盡快實現“五一”號召中提出的召開新政協、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在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中，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各界民主人士即開始新政協的籌備工作。1949年1月20日，毛澤東分別致電陳嘉庚和司徒美堂，代表中共邀請他們回國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致陳嘉庚電指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團結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力量，完成中國人民獨立解放事業。為此亟待各民主黨派及各界領袖共同商討。先生南僑碩望，眾望所歸，謹請命駕北來，參加會議。”【《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頁。】毛澤東代表中共的邀請，得到陳嘉庚、司徒美堂等僑領的積極回應，並萬裡迢迢回國共商建國大計。除陳嘉庚和司徒美堂兩位著名僑領外，中共邀請回國參加新政協的海外華僑代表還有陳其瑗、戴子良、費振東、蟻美厚、李鐵民、周錚、侯寒江、庄明理、趙令德、黃長水、劉思慕、林棠、張殊明等15人，候補代表2人，共17人。這表明，中共和毛澤東將海外華僑作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方代表，懇請他們參與新中國的創建大業。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的僑務思想與實踐顯示，毛澤東的僑務思想形成於抗日戰爭時期，其標志是體現毛澤東僑務思想的核心即海外華僑是黨的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思想的形成。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僑務思想的內容主要有：中國的海外移民是和平的移民，與殖民主義損人利己移民有本質不同﹔廣大華僑是爭取民族解放反帝愛國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也是反對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統治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華僑中的相當一部分是中共領導民主革命的一支進步愛國力量，為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貢獻。
二、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的僑務思想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的僑務思想和實踐，為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僑務思想的發展完善奠定了基礎﹔在新中國建立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探索中，毛澤東的僑務思想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華僑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新中國保護華僑的正當權益
新中國建立，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和內容發生了變化，即由革命統一戰線轉變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明確指出：“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共同綱領》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其組織成分，應包含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革命軍人、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分子的代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頁。】從《共同綱領》的規定可以看出，華僑既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又是構成新中國政府代表力量之一。而《共同綱領》是周恩來主持起草的，經過毛澤東等中央主要領導人反復討論修改，最終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從中也體現了毛澤東的僑務思想。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以國家主席名義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指出：由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業已集會，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向各國政府宣布，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17-18頁。】。《公告》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名單共63人。其中歸僑代表陳嘉庚、司徒美堂，農工民主黨領導人、歸僑彭澤民，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反映出華僑代表在中央人民政府中的重要地位。
不但如此，《共同綱領》還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盡力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則把”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的權利和利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67頁。】作為正式條文寫進國家大法之中，使保護華僑利益有了基本的法律保障。
（二）熱愛新中國要與自身處境結合起來
新中國建立，使得中國的國際地位發生重大變化，國際格局也發生重要變動。海外華僑社會也隨之發生變化，華僑的處境隨之改變。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其僑務理念也不斷與時俱進，強調既要注重國內，更要兼顧國外。
新加坡《南僑日報》是1946年11月由陳嘉庚發起、由一些華僑民主人士創辦的僑報。該報一誕生，就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抨擊蔣介石國民黨發動內戰、實行專制獨裁的行徑，揭露美國援助國民黨打內戰﹔聲援中國共產黨及民主黨派致力於和平民主建國的方針政策。《南僑日報》在爭取團結和平民主、反對內戰專制獨裁的政治斗爭中，成為海外華僑社會的號角、火力點，因而受到中共領導人的高度贊揚。1949年11月20日是《南僑日報》創刊三周年紀念日，5000多名僑胞集會紀念，表示對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無限忠誠和擁戴。毛澤東為該報題詞：”為僑民利益服務“﹔周恩來題詞：”為宣揚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而奮斗，為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而奮斗。“並題寫了兩幅”書告僑胞“的條幅，毛澤東題寫的條幅寫著：”僑胞們團結起來，擁護祖國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周恩來題寫的是：”海外僑胞與祖國人民團結一起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而奮斗！“【《回憶陳嘉庚》，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頁。】1950年7月17日，毛澤東為《美洲華僑日報》創刊10周年題詞：”為保衛祖國，擁護世界和平而奮斗。“【國務院僑務干部學校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論僑務》（內部資料，2003年），第2頁。】毛澤東為這兩份僑報所寫的題詞言簡意賅，但反映出他”為僑民利益服務“、改善華僑地位的僑務理念。
新中國成立初期，各僑居國對新中國的態度不同，其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及受這些國家殖民統治過的一些東亞南國家，對新中國抱著敵視或懷疑的態度，因而生活在這些國家的華僑處於兩難境地，其中擁護新中國的華僑處境更加艱難。1952年毛澤東同歸僑張國基談話則專門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恐怕你們華僑在國外有三個辦法。第一個辦法，如果這樣做對你們沒有損害的話，你們就心裡挂紅旗，門口也可以挂紅旗。第二個辦法，在對我們不友好的國家裡，或沒有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不許華僑挂紅旗怎麼辦？很簡單，心裡挂紅旗，門口不挂旗嘛！……第三個辦法，如果這個國家與台灣還有外交關系的，那你們就心裡挂紅旗，門口挂白旗嘛！所以，一是心裡挂紅旗，門口挂紅旗﹔二是心裡挂紅旗，門口不挂旗﹔三是心裡挂紅旗，門口挂白旗。”【國務院僑務干部學校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論僑務》（內部資料，2003年），第2-3頁。】毛澤東以實際靈活的態度，教導華僑根據實際情況處理好擁護新中國與自身處境的關系，可見其為華僑切身利益著想的理念。
（三）華僑要遵守僑居國的法律制度
毛澤東多次重申，華僑要遵守僑居國的法律和規章制度，不要參加僑居國的政治活動或革命活動，這樣對華僑自身、僑居國及祖國都有利。1954年12月1日，毛澤東在接見緬甸總理吳努的談話中表示：“我們經常囑咐華僑遵守居留國的法律。既然在居留國生活，就要守法，不應該參加居留國國內的非法活動。我們常常進行這種教育工作，叫華僑守法，搞好同居留國政府和人民的關系。在華僑多的國家，這一關系更要搞好。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懷疑我們要利用華僑搗亂。這也要在長時期中加以証明，到底我們是教育華僑守法呢，還是暗地裡策動他們反對居留國政府。各國有非法政治活動或是革命，但那是本國自己的事，華僑不應該參加。”【國務院僑務干部學校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論僑務》（內部資料，2003年），第3頁。】
1958年8月16日，毛澤東與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談話時說：“中國有1300萬僑民在外國，900萬在東南亞各國，他們如不同僑居國搞好關系，問題就很大。他們人在外國，心在中國，這是不利於反殖民主義的。”“我們要柬埔寨的華僑擁護柬埔寨王國政府，同柬埔寨人民合作，尊重柬埔寨的法律。”【國務院僑務干部學校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論僑務》（內部資料，2003年），第5、4頁。】1955年12月，泰國經濟文化代表團的華僑到中國考察訪問，毛澤東接見他們時說：“國外華僑的共產黨組織取消了，以消除華僑所在國政府的懷疑，使大家能夠互相信任。我們究竟是否說的一套，做的一套，你們也可以看，口說無憑，你們可以看事實，就清楚了。”【國務院僑務干部學校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論僑務》（內部資料，2003年），第4頁。】
毛澤東向華僑居住國的領導人重申華僑遵守所在國法律制度，是要其消除疑慮，表示新中國政府有誠意要處理好與華僑居住國的關系﹔對華僑本人強調這一問題，是從他們自身生存處境出發，為他們的長遠發展著想。毛澤東這種僑務理念，既從國家關系的大局出發，又設身處地考慮到華僑的自身利益。
（四）華僑“不應該有雙重國籍”
關於華僑雙重國籍的問題，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繁難問題，也是新中國一成立就不得不面對並著手解決的問題。毛澤東是明確主張不贊同華僑存在雙重國籍的。1954年12月1日，他同吳努談話時說：“國籍問題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國籍還是外國籍，不應該有雙重國籍。”后來，他又多次表明這一態度。1955年12月21日，他在接見泰國經濟文化代表團時說：“泰國有華僑，加入你們國籍的，就算泰國人了。沒有加入泰國國籍的就是中國人了。要不華僑太多，人家會害怕。”1958年毛澤東接見西哈努克時說道：“我們應該讓華僑入柬籍，他們的祖國是柬埔寨。……當然不是強迫。我們主張經過教育，逐步加入柬籍。”1961年6月13日毛澤東接見印尼總統蘇加諾時說在總統的努力下，華僑問題得到了解決。這樣解決很好，願意選擇印尼籍的成為印尼人，作為印尼的少數民族的一部分﹔選擇中國籍的就是華僑。“【國務院僑務干部學校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論僑務》（內部資料，2003年），第4、5、6頁。】
以上幾例，可以說明毛澤東對於取消華僑雙重國籍的明確態度。以往的有關研究，大多闡述周恩來關於華僑雙重國籍的論述及其為解決雙重國籍問題所做的大量工作，未見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論述。實際上毛澤東的主張與周恩來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這是毛澤東的主導思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中國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或者簽訂條約、或者以協商方式解決了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盡管現在對此有爭議甚至有非議，但在當時消除西方某些別有用心者利用華僑作為攻擊新中國的口實，以及解決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關系方面，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五）主張利用華僑資本的思想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對待資本主義認識的問題上前后是有變化的，對待華僑資本也是如此。1956年5月3日至30日，毛澤東、彭真等一行百余人到廣州考察。在穗期間，毛澤東先后召開會議20次，聽取了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等5省領導人的工作匯報。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也向毛澤東報告了香港方面的情況。當毛澤東了解到香港各銀行游資充斥，存款利息急劇下跌，甚至到了存款者要倒貼利息給銀行的地步時，他指示說海外的游資這麼多，可以利用嘛。”在提到華僑資金約有5億美元流入香港，但華僑對回國投資存有怕將來會被“共產”的顧慮時，毛澤東問5億美元之中今年爭取到的有多少。當他得知連1000萬港元的投資也不易達到時則表示：“要有更積極的政策。”當問到是否允許外國資本家投資時，毛澤東說原則上都可以，但條例要研究。他說：要針對港澳華僑的顧慮，想辦法爭取利用這一大筆外匯，它們在香港市場是找不到出路的。毛澤東結束廣州之行前夕，又叮囑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敞開大門，引進外資，這個想法好，你們趕快寫個報告，我們到北京進一步研究。”【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情系廣東：老一輩革命家南粵紀行》，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至於陶鑄后來是否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寫了報告，若是寫了報告，毛澤東對報告的態度如何，有待進一步挖掘資料研究和考証，但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主張利用華僑資本的。
中共八大召開后不久，毛澤東在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一次談話中指出：對資產階級要區分情況，實行不同政策。華僑投資開廠或搞投資公司，二十年、一百年不沒收。毛澤東把這個思路概括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澤東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1956年12月7日）。任貴祥主編：《海外華僑華人與中國改革開放》，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頁。】
以上兩例可見，1956年毛澤東確曾明確主張利用華僑資本。但從以后的實踐看，八大以后黨的路線方針出現重大轉向，不但沒有“搞資本主義”，反而試圖使資本主義絕種。而對於華僑資本，主要是引導其投入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裡，但這在“文化大革命”時也絕種了。應該說，50年代毛澤東一度有利用華僑資本的思想，但由於他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一些重大基本問題認識的偏差，並沒有很好地和中國國情結合起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對利用華僑資本的實踐是不會取得顯著成效的。
以上毛澤東的一系列僑務理念，構成了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系統完備的僑務思想，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其發展豐富了民主革命時期的僑務思想。作為新中國政府的最髙領導人及在全國范圍執政的中共領袖，毛澤東的視野更加開闊，將國家的利益和華僑的利益聯系起來考察，更多地顧及到海外廣大華僑的生存處境及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當然，毛澤東建國后的僑務思想也存在著不足和問題。
三、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的僑務實踐
毛澤東的僑務思想和僑務工作實踐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前面介紹了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的僑務思想，下面則梳理這一時期毛澤東的僑務工作實踐。
（一）領導制定新中國的僑務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與一些國家，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和周邊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因而華僑問題便常常與國家關系聯系在一起，成為外交事務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華僑華人正當權益成為黨和國家僑務工作的首要任務，並體現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及后來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中。毛澤東作為新中國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除繼續與歸僑交往外，還著重通過國家政權制定僑務政策，開展僑務工作，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
1949年10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簡稱“中僑委”）在北京成立，由何香凝任主任委員（1959年由廖承志接任），李任仁、廖承志、李鐵民、庄希泉4人為副主任委員﹔委員共有46人，其中有歸僑陳嘉庚、司徒美堂、陳其瑗、葉飛、彭澤民、黃長水、庄明理、蟻美厚等6它是中央人民政府專司僑務工作的職能機構，為開展僑務工作提供了組織保証。1956年10月5日至12日，第一次全國歸國華僑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簡稱“全國僑聯”），陳嘉庚當選為僑聯主席。至同年底，全國共成立了七八十個僑聯組織，成為歸僑之家。“中僑委”和“全國僑聯”為做好新中國僑務工作提供了組織保証。
新中國成立后，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及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國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涉僑法規文件，如《土地改革中對華僑土地財產辦法》（1950年11月6日政務院頒布），《華僑出入國境暫行辦法》（1951年8月2日公安部公布），《關於處理回國華僑就業問題的指示》（1954年3月），《關於貫徹保護僑匯政策的命令》（1955年2月23日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1955年4月），《華僑申請使用國有的荒山荒地條例》（1955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華僑投資於國營華僑投資公司的優待辦法》、《華僑捐資興辦學校辦法》（1957年8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等等。這些涉僑法規條例，有的是以政務院（后來為國務院）的名義頒布的，也有的是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發布的，還有的是由華僑事務委員會或有關部委公布的。有些是周恩來總理簽署的，有些則是毛澤東主席簽署命令公布的。這些法規、條例和辦法等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后的僑務政策，奠定了黨在全國執政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僑務工作的基礎。
（二）制定我國海外僑民工作方針
由於民主革命時期的特殊環境以及國共兩黨的活動特點，兩黨在海外都有黨組織，抗日戰爭時期兩黨組織在東南亞各地與當地人民一起開展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斗爭。新中國建立后，各僑居地的華僑中的中共組織和黨員的存在容易授人以柄，無法開展活動，甚至難以生存。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海外僑民工作的指示》【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9冊，國防大學出版社內部發行，第420-430頁。】，1952年1月6日，毛澤東和劉少奇親自審閱修改了這份文件並正式下發。《指示》提出在國內外採取有效方法保護華僑正當權益，為華僑服務，收容被迫回國難僑﹔要求海外僑民的一切活動應嚴格遵守人民政協共同綱領和我國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共決定不在海外華僑中建立黨組織，並勸告中國其他民主黨派同樣不要建立海外支部。這標志著中共對東南亞僑民政策出現了重大調整。
（三）與歸國僑領共同致力於新中國建設事業
與海外歸僑共同致力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是這一時期毛澤東僑務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主要體現在他與歸國僑領的交往上。
海外華僑的杰出代表陳嘉庚參與了創建新中國的大業，並在中央人民政府任職。針對家鄉福建全省無鐵路、交通落后的狀況，陳嘉庚兩次寫信給毛澤東，提議在福建修建鐵路。毛澤東很重視陳嘉庚的意見，收到信后立即批轉有關負責同志辦理。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心督辦下，1954年福建鷹廈鐵路正式動工，1956年建成通車。1955年9月中旬，陳嘉庚在考察西北途中順便拜謁了黃帝陵和軒轅廟，看到黃帝陵年久失修，沒有保護，遂於10月9日致信毛澤東，信中述及黃帝陵和軒轅廟建筑多已腐壞，沒有維修，缺乏保護。毛澤東收到信后批轉周恩來：“此件閱后，請批交有關機關處理。我看陳先生的提議是有道理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內部發行，第431頁。】從中反映了毛澤東對棟嘉庚所提問題的重視。有關毛澤東與陳嘉庚交往具體情況已有專文論述【任貴祥：《毛澤東與陳嘉庚交往論略》，《黨的文獻》2OlO年第2期。】，不再贅述。
新中國成立后，歸國僑領司徒美堂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他關心祖國建設和僑鄉發展，是僑胞的代言人。對於建國后在新區包括僑鄉進行的土地改革，司徒美堂是積極擁護的，但主張區別對待。他在政協會議等場合多次提出對僑鄉進行土改的意見，並整理成《關於處理華僑土地房屋問題的建議書》的提案。會后，又將提案及有關思想寫成《關於華僑土地問題的幾點意見》（簡稱《意見》），由中僑委轉呈毛澤東。毛澤東對《意見》很重視，指示道：將此文在政協文件中刊登。不久，《意見》全文在政協簡報上刊登，且有些意見被納入土改的文件中。1951年3月，司徒美堂上書毛澤東、周恩來，要求南下僑鄉視察土改，得到同意。在廣東鶴山考察時，當地翻身農民托司徒美堂帶一些煙葉、涼薯等土特產品轉呈毛澤東，他委托致公黨的黃鼎臣帶到北京，送給毛澤東，並附上報告僑鄉土改情況的材料。毛澤東收到東西和材料后親自給司徒美堂回信說：“美堂先生：四月十四日來信收到，甚慰。鶴山農民同志們送來的禮物也收到了，請先生轉告他們，並致謝意。先生在南方暫留一時期很好，希望先生能於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健康。”【《毛澤東書信選集》，第412頁。】毛澤東的回信在廣東各報刊登后，翻身農民歡欣鼓舞，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辛亥革命元老、國民黨左派、中國農工民主黨領導人、歸國僑領彭澤民，在民主革命時期與毛澤東有過交往，新中國成立時，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作為著名中醫專家，他十分關心中醫事業，1954年9月底，他和毛澤東討論改進和發展中國醫學問題，進言說：“中國醫學是我國人民幾千年來與疾病作斗爭的經驗積累，有著豐富的內容，如果用科學方法加以研究和整理，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力量。今天中國醫藥人才還很缺乏，團結廣大中醫的問題更顯得重要。”【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編：《紀念彭澤民》，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頁。】毛澤東對其見解深表贊同，並使之貫徹落實到國家醫療衛生工作中。1956年，彭澤民在病重垂危之際給毛澤東寫信表示，鄧演達創建的組織來之不易，希望毛主席多加關照，免日后生出反復，迷失航向。實際上這是率真直陳的絕筆【季方：《紀念彭澤民同志——代序》，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編：《紀念彭澤民》，第2頁。】。從中反映了他對毛澤東的充分信任﹔毛澤東則深深理解彭澤民的意願，重視農工民主黨的發展，及其在人民政府中的地位。
（四）晚年與海外華人科學家的交往
毛澤東晚年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的政治動亂，加之身體原因，使毛澤東晚年與華僑華人及歸僑的交往甚少，僅在70年代初接見過幾次美籍華人科學家和學者。
中美關系逐漸解凍后，1973年夏，著名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第四次回國訪問，7月17日，毛澤東在住處接見了他。據香港《大公報》間接報道，會談中毛澤東向楊振寧探討了關於宇稱的守恆、非守恆問題，光子的性質和質子的可分與不可分性等問題﹔另據香港《文匯報》披露，會見約一個半小時，毛澤東除了解“宇稱也可以說是守恆，也可以說是不守恆”問題外，又向楊探討了在物理學中理論和思想的關系與哲學中的用法有什麼不同的問題等【轉引自徐勝藍、孟東明編著：《楊振寧傳》，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122頁。】。
1973年8月2日，毛澤東會見了應邀訪華的美籍華人醫學家李振翩及夫人湯漢志，會談內容不詳。李和毛澤東是老鄉，早年和毛澤東等青年一道參加愛國活動，並經毛介紹加入新民學會，后到美國定居。
1974年5月，另一著名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李政道訪華，5月30日毛澤東接見了他。會談中，毛澤東問李政道什麼是物理學中的對稱，為什麼對稱是重要的等﹔隨后毛澤東又把話題從物理問題轉到社會進步與社會改造的關系，從自然現象轉移到了人類活動。李引經據典地作了回答。李政道還結合自己在中國大陸的所見所聞，談起了學校教育，並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及一些發達國家的發展和教訓，強調人才培養的重要性。毛澤東稱贊李政道的建議很好，很值得考慮，認為中國的教育必須加強【有關毛澤東接見李政道及會晤的內容，參見蔣東明著：《李政道傳》，長春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144頁。】。據筆者掌握的資料，毛澤東會見李政道，是他最后一次會見海外華人學者，也是他晚年的最后一次僑務活動。
四、毛澤東僑務思想評析
毛澤東一生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進行了較為豐富的僑務實踐，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僑務思想。通過毛澤東的僑務思想及工作實踐，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毛澤東的僑務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毛澤東思想是有關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科學總結，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而毛澤東有關華僑華人問題的一系列論述，則是毛澤東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將毛澤東的僑務思想加以歸屬和定位，可以說它是毛澤東思想中統一戰線理論的要素之一，也是毛澤東外交思想的基本因子。毛澤東僑務思想的理論價值在於，它為黨和國家的僑務工作提供了理論指導，為黨和政府制定僑務政策提供了基礎。毛澤東僑務思想的實踐意義在於，爭取到廣大華僑積極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為中國革命勝利乃至新中國的建立作出貢獻﹔新中國建立后，爭取到海外僑胞、歸僑僑眷積極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使他們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一支重要的進步力量。
第二，毛澤東僑務思想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特色。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黨的思想路線。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根本目標和主要任務，著重動員爭取華僑投身到中共領導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中去，實現民族解放獨立。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設身處地從國外僑胞的處境出發，靈活處理熱愛新中國與自身僑居環境的矛盾，提出了華僑對新中國可以“挂紅旗”，可以“不挂旗”，也可以“挂白旗”﹔果斷地停止在僑居地中發展中共黨組織和民主黨派的組織，這樣既有利於處理好國家之間的關系，也有利於僑胞在當地生存和發展﹔還有要求華僑遵守僑居國的法律等等，也同樣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第三，毛澤東的僑務思想展現了與時倶進的品格。如前所述，民主革命時期，為了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爭取和團結絕大多數人參加和支持革命，打擊和孤立極少數敵人。新中國建立后，為爭取到有利的國家環境，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恢復國民經濟、開展國家建設事業，毛澤東將僑務工作重心轉移到國家與國家關系上，把國家民族利益及華僑自身利益的雙重關系聯系起來，具體到將國家的外交關系和華僑在僑居國的生存環境結合起來，兩者並重。
第四，毛澤東正確的僑務思想晚年沒有得到貫徹。應該說，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僑務思想奠定了新中國僑務理論與實踐的基礎，開創了新中國僑務工作的局面，開端良好。毛澤東僑務思想有諸多閃光點，如重視華僑在民主聯合政府中的地位，保護華僑的正當權益的思想﹔主張利用華僑資本進行建設﹔華僑要遵守僑居國的法律的思想等等。但遺憾的是，毛澤東的一系列正確的僑務思想在其晚年沒有堅持執行下去，如主張利用華僑資本進行國家建設的思想后來完全走向相反的方面。到了六七十年代，毛澤東與華僑交往甚少，也沒有提出有價值的僑務思想﹔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僑務領域成為重災區，其教訓是深刻的。
第五，毛澤東僑務思想是鄧小平僑務理論形成的基石。如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在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前后兩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改革開放前后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中體現的僑務思想在本質上也是一致的，兩者是繼承發展的關系。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多次重申：“我們說的重申僑務政策，就是重申和恢復過去毛主席、周總理在世時制定的僑務政策”﹔“這些要重申的政策，都是過去毛主席、周總理制定的。例如僑務政策，全部是過去的，沒有新的。”【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論僑務》，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8、9頁。】新中國60多年始終如一地奉行保護華僑正當權益的政策﹔毛澤東時期制定取消華僑雙重國籍的政策被1980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正式確定下來﹔毛澤東曾主張利用華僑資本的思想，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出色地恢復和實行。當然，新時期鄧小平對毛澤東僑務思想又有發展，如華僑華人是中國發展的“獨特的機遇”，華裔科學家是發展中國科技事業“活的寶貝”，華僑華人是“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重要推動力量等，都體現了對毛澤東僑務思想的發展。因此，鄧小平僑務理論體現了對毛澤東僑務思想既繼承發展又與時俱進的關系。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中共黨史研究》雜志主編北京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