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

試論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

陳金龍

一、評價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基本視角

從價值哲學的觀點來看,價值是一種客觀社會關系,它是客觀的,本身具有確定性,價值評價則是價值在意識中的反映,帶有一定的主觀性、情感性。由於受階級立場、認識水平、主體狀態等因素的影響,對同一事物進行價值評價,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為了科學、合理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盡量減少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評價中的主觀性、情感性,筆者認為有必要確立一些評價的基本視角。

1.從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出發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評價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首先必須站在時代的高度,反映時代的要求,立足中國的實際。價值評價盡管是主觀的,但總要有一個對大多數人來說可以接受和認同的客觀標准。評價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其標准應當是毛澤東思想與當今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契合的程度,特別是毛澤東思想滿足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程度。毛澤東思想中符合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能夠指導當代中國實踐、滿足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內容,才可以說具有當代價值。相反,毛澤東思想中與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不符,與當代中國實踐和中國社會發展需要距離較遠的內容,則其當代價值不大或者說不那麼明顯。

或許有人會說,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已經發生了變化,毛澤東思想中為何具有與當今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契合的內容?這是因為:第一,科學理論作為時代的產物,一經形成之后,又具有超越時代的屬性,不會完全因時而變,因時而廢,毛澤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這樣的屬性。第二,毛澤東思想中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理論,實際上已經反映了當今的時代特征。盡管當時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但毛澤東和第一代領導集體其他成員敏銳地洞察到了世界和平的曙光和發展的趨勢,並在理論和實踐上作出了一定的回應,因而其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部分內容具有切合當今時代主題的特點。第三,和平與發展盡管是當今的時代主題,但這兩大課題至今一個都沒有解決,局部動蕩依然存在,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仍在威脅世界和平,天下仍很不太平。我們常為20世紀90年代世界格局呈現多極化趨勢而欣慰,但由於冷戰結束以后,世界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美國在經濟、科技、軍事上處於超強地位,世界走向政治多極化必將經歷較長的發展過程,而不會一帆風順。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國際環境下,毛澤東思想中和戰爭與革命時代相適應的一些內容,就很難說完全與當今時代背離,毫無當代價值可言。

因此,毛澤東思想與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契合的程度和滿足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程度,應該作為評價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基本標准和參照系統,隻有這樣才能合理評價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

2.從毛澤東思想的層次結構來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其內部結構具有層次性。大致來說,毛澤東思想包括普遍、一般和特殊三個層次。涉及世界觀、方法論的內容屬於普遍,涉及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本質和規律的內容屬於一般,而僅僅涉及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建設某個局部或某個方面的具體內容則屬於特殊。毛澤東思想的層次不同,其當代價值也不一樣。其普遍層次的內容,如實事求是的一元論觀、知行統一的認識論觀、對立統一的宇宙觀、人民大眾的歷史觀等世界觀理論;理論聯系實際的學習方法、調查研究的認識方法、矛盾分析的思想方法、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等方法論理論,仍可直接用於指導當代中國人對自然、社會和人的認識,仍可直接作為思想方法、領導方法、工作方法來使用。其一般層次的內容,如正確認識中國國情,從中國國情出發從事革命和建設,走自己的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1](Ｐ218)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不同的發展階段,等等。這些思想對當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啟迪作用,其當代價值不容否認。其特殊層次的內容,如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的設計、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考、關於執政黨建設的理論、關於民主政治建設的理念、關於兩類矛盾的學說、關於文化建設的方針、關於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思想等,在當代仍有其可資借鑒的價值,有的內容經過鄧小平理論光大之后繼續在發揮指導作用。有些特殊層次的內容,如紅色政權理論、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的理論、土地革命的理論、游擊戰爭的理論、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等,對當代中國的直接指導意義和借鑒作用不那麼明顯,對這部分內容的當代價值不宜過分強調和夸大。從毛澤東思想自身的層次結構出發來進行價值評價,才能准確地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

3.從不同的學科視角來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20世紀中國的思想遺產,就其本身來說是凝固的,后人無法變更。但是,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其價值、解讀其精髓,可以運用不同的方法來挖掘其契合時代主題、適應當代需要的內容,以更好地發揮其指導作用。如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思想中關於政治發展、政治動員、政治參與、政治決策、政治合法化、政治社會化等理論,就有不少值得借鑒之處;如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思想中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目標、前提、道路、策略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關系的思考,就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如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思想中關於文化本質、文化類型、文化沖突、文化批判、文化整合、文化控制等思想,就對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和文化發展具有啟發作用;如從軍事學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思想中關於戰爭本質的看法,關於軍隊建設的原則和國防建設的方針,關於戰略戰術的諸多思想,至今仍有相當的合理性;如從外交學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思想中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意識、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主義精神、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霸權主義的立場,仍是當今必須遵循的外交准則。再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思想中關於社會公平、社會控制、社會流動的理論,對於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也不無參考價值。多學科、多視角,才能充分揭示和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

4.從比較的視角來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要科學評價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必須合理界定評價視域,即與什麼相比。筆者認為,要科學評價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首先應該與毛澤東思想在戰爭與革命年代的價值進行比較。相對而言,毛澤東思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所能發揮的作用將不如戰爭與革命的年代。在過去的年代,毛澤東思想真正成了個人、集體、民族、國家的行動指南和思想圭臬。在當代,由於時代條件的變化,毛澤東思想的價值實現程度將難以與過去相比,影響的廣度、深度和力度都會有一些變化。其次,要科學評價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應該把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行比較。相對於馬克思主義而言,毛澤東思想對於當代中國的價值顯得直接一些,因為它畢竟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立足於中國國情的思索,更加接近當代中國的實際;相對於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而言,毛澤東思想對於當代中國的價值又具有某種程度的間接性,因為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當今時代的產物,更加貼近時代特征和當代中國的現實,其對當代中國的指導作用自然更直接、更具體。總之,科學評價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應以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為坐標、為參照,分別不同的層次來說明,運用多學科的視角來考察,並且要合理界定評價的視域。如此,才能對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進行准確定位。

二、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基本內涵

上述視角觀照下的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具有多方面的內容,這裡主要從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出發,來揭示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基本內涵。

1.發展價值。發展是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主題之一。每一種科學的理論,都有一個主題、一個中心,眾所周知,鄧小平理論就是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主題展開的。如果有人要追問毛澤東思想的主題,那麼可以說,毛澤東思想的主題就是中國的發展問題或者說如何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也許有人認為,革命是毛澤東思想的主題,但實際上革命正是為中國社會發展掃清障礙,創造現代化所需的前提條件,革命不是目的,只是實現中國發展的手段和途徑,革命的著眼點、歸宿點在於中國的發展和中國的現代化。毛澤東思想凝聚了第一代領導集體對於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的思索和探討,對於當代中國發展理論的構建和發展問題的解決,不僅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意義,而且富有具體的指導意義。

就政治發展而言,毛澤東思想中關於政治發展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民主政治是政治發展的目標、政治發展有賴國民素質的提高、政治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等思想,對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就頗具導向價值。

就經濟發展而論,毛澤東思想中關於變落后農業國為現代化工業國的經濟發展目標,通過經濟發展使國家走向富強、人民走向富裕的經濟發展取向,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力爭高速發展的經濟發展方針,以處理農、輕、重三者關系為核心的中國工業化道路,以協調為基准的中國經濟發展策略等思想,對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極富定位意義。

就文化發展來看,毛澤東思想中關於文化發展的“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方向,處理古今、中外文化關系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原則,促進科學和藝術發展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文化選擇和吸收的“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方法,科技發展中的打破常規盡量採用先進技術、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發展尖端科技等策略,對當代中國文化和科技的發展,仍然是行之有效的方針。

就人的發展來看,毛澤東充分尊重人的價值,深信“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對人的價值給予了充分肯定;在對國民性進行深層解剖的同時,要求解放個性、發展個性,積極謀求人的解放、人的權利。毛澤東非常關注人的發展,強調人應該在德、智、體諸方面全面發展;並把普及與提高相結合、全日制教育與業余教育相結合、智力開發與思想教育相結合、基礎知識教育與培養思維能力相結合作為提高中華民族素養的途徑。這些思想,對於促進當代中國人的全面發展,也有啟發作用。

應當說,發展是毛澤東思想的主題,毛澤東思想中蘊含了不少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有指導作用與啟迪意義的思想和主張,這是毛澤東思想具備當代價值的內在基礎。

2.和平價值。和平是當今世界的另一主題。毛澤東思想盡管產生於戰爭與革命的年代,但它充滿了對和平的期望,對和平的渴求,並提出了一些謀求和平的具體辦法,其主張對於當代世界和平問題的解決,也富有啟發性。

第一,國家關系之和。中國人民一向愛好和平,中華民族本質上是一個愛好和平的而不是好戰的民族。爭取和平,維護和平,正是毛澤東外交思想的立足點,也是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早在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便指出:中國人民舉起義旗,進行“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是神聖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2](Ｐ476)正是基於對和平的向往,毛澤東在七大的政治報告中,把“保持世界和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之一。新中國成立后,由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加需要一個穩定的、和平的國際環境,毛澤東一再宣告新中國將執行和平的外交路線。1954年10月,他在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談話中就指出:“我們現在需要幾十年的和平,至少幾十年的和平,以便開發國內的生產,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們不願打仗。”[3](Ｐ168)為了爭取和平,贏得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和平環境,毛澤東一再強調:要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廣到所有國家的關系中去;凡國際爭端,訴諸武力解決不了的問題,隻有通過和平談判方式才能得到解決;國家無論大小、富貧、強弱都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各國人民的事務應該由各國人民自己管理,堅決反對國際社會中那種以大欺小、以富壓貧、以強凌弱的強權政治;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應當為爭取世界和平作出“非常偉大”的貢獻;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中國不稱霸,要以平等態度對待別國,同樣尊重別國的平等地位。這些關於世界和平的期望、呼吁和爭取和平的准則、途徑,對於當今世界和平問題的解決,是有借鑒意義的。

第二,民族關系之和。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維護民族關系之和是毛澤東民族理論的出發點。在他看來,民族團結既有利於國家統一,也有利於國家的繁榮;隻有加強了民族團結,才能調動各族人民的積極性,使各民族共同得到發展,使國家走向富強。為了實現民族團結,毛澤東提出,民族沒有大小、優劣、貴賤之分,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長處,都對中國歷史作出了貢獻,因而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各民族都處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應享有同等的權利;漢族在我國民族關系中起著主導作用,漢族是否主動和少數民族搞好團結是鞏固和增強民族團結的關鍵;國家應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政治和文化,這是實現民族團結的基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實現民族團結的重要保障。同時,毛澤東還強調,實現民族團結,必須抵御國際分裂主義勢力對我國邊疆民族地區的滲透以及各種方式的分裂活動,要反對民族分裂主義。毛澤東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這些主張,對於當今國際民族紛爭的解決和國內和諧民族關系的維護,都有一定的啟發和指導意義。

第三,黨派關系之和。對於黨派關系的處理,毛澤東的基本著眼點也在於和,崇尚“和為貴”。如主張通過談判、協商解決國共兩黨的分歧;通過成立聯合政府,協調國共兩黨的利益關系;通過求同存異取得國共兩黨關系之和。對於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系的處理,則通過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維持和發展了團結合作的友黨關系。應當說,毛澤東對黨派關系之和的追求及其致和之道,對當今黨派關系的處理,仍有參考之用和指導之效。

因此,毛澤東思想中蘊含不少與當今和平主題相契合的內容,許多思想可為今用,這是毛澤東思想具有當代價值的又一內在基礎。

3.文化價值。隨著和平與發展問題的解決,文化問題將凸現出來而成為時代主題。按照袁貴仁先生的說法,“一切價值都是文化的價值,都是以文化形式存在著的價值”。[4](Ｐ322)文化價值是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另一重要方面,其表現有三:

第一、知識價值。毛澤東思想不僅僅是一種指導思想,不僅僅屬於意識形態的范疇,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知識體系。實際上,毛澤東思想有著豐富的知識內涵,富有知識的價值和力量。毛澤東思想既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和20世紀中國歷史的折射。從毛澤東思想,可以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從毛澤東思想,可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部分精華和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應持的態度;從毛澤東思想,可以看到20世紀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的一個側面;從毛澤東思想,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曲折的奮斗歷程;從毛澤東思想,可以感悟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創新精神、開拓意識、求真態度。如果對毛澤東思想不熟悉、不了解,那麼,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和20世紀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的不了解,也是對中國共產黨歷史和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不了解。

第二、道德價值。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毛澤東思想是20世紀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是20世紀中華民族的象征。在許多中國人那裡,毛澤東思想已內化為一種信念、一種精神。毛澤東思想的這種精神力量來源於毛澤東和第一代領導集體其他成員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江澤民同志曾這樣評價毛澤東:“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毛澤東同志在艱苦漫長的革命歲月中,表現出一個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應手的斗爭藝術和駕馭全局的領導才能。他是從人民群眾中成長起來的偉大領袖,永遠屬於人民。毛澤東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他的偉大品格具有動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學思想具有非凡的號召力。”[5]毛澤東和第一代領導集體其他成員的人格魅力、領導智慧和非凡才華,賦予了毛澤東思想道德的力量。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思想至今仍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所景仰,當代中國人仍能從這裡感受到精神的力量和道德的震撼。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思想是淨化當今社會風氣的良藥。

第三、思想價值。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遺產,是后繼的共產黨人構建新理論、提出新學說的重要思想資源。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就有一種淵源關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思想的奠基,也就沒有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始於毛澤東,成於鄧小平。同樣,毛澤東思想中也蘊含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思想因子,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我們常說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關系,這正好說明了毛澤東思想在當代的思想價值所在。同時,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機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品格———唯物性、實踐性、辯証性、人道性、革命性、批判性、創新性,對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拓展,也富有方法論的啟迪意義。

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是經濟價值、政治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的統一,是指導價值、導向價值、規范價值、參考價值的統一,也是絕對價值與相對價值、直接價值與間接價值、潛在價值與現實價值的統一。也許,隨著時代的發展,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會日漸顯現出來,從而使我們的認識更加清楚。但是,我們不能把毛澤東思想理解為解決當代中國所有問題的“萬能藥方”,不恰當地夸大它的當代價值,也不能有意低估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貶低它的指導地位和指導作用。

三、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

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是毛澤東思想潛在價值與內在價值的充分發揮,也就是毛澤東思想對當代中國產生的實際作用和影響。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及其程度,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

1.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要求重構毛澤東思想的體系結構。馬克思曾經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要使毛澤東思想滿足當代中國社會的需要,要使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得到實現和發揮,目前要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體系重建。這一工作要求從21世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需要出發,重新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文本,科學理解毛澤東思想,把握其深層的合理內核,構建其新的理論體系,以有效地表達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科學地揭示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

也許有人覺得,這是一種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實用主義做法。但我們認為,重建體系的工作並非實用主義:第一,任何理論實際上都存在兩種體系或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思想家本人構建、以文本形式存在的“自在體系”,另一種是經過后人演繹和發揮的“自覺體系”。“自覺體系”隻能不斷接近“自在體系”,但難以完全回歸“自在體系”,因為后人的演繹和發揮往往會受到知識素養、生活閱歷、認知水平、感悟能力、情感因素等方面的影響。毛澤東思想也存在上述兩種體系,我們所說的體系重建實際上是指“自覺體系”的重建。第二,目前學術界比較認同的毛澤東思想體系,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作的概括,即六條基本原理加上活的靈魂。這一“自覺體系”自然有它的科學性、合理性,我們無意否定它,作為一種得到廣泛認同的概括,它已經存在,我們無法使它消失,也無法使它改變。但這一概括是否就是千真萬確、無可挑剔呢?恐怕也很難說。我們說的體系重建,是提出新的體系構架,與之並存,使我們對毛澤東思想體系的認識更加接近其“自在體系”。第三,如前所述,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思想資源、思想遺產,它是凝固的、不變的。但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表述它,這不是對前人思想的隨意曲解,只是表達方式的不同。六條基本原理加上活的靈魂的概括,也是后人的一種表述,也包括了后人的演繹和發揮,並非毛澤東思想的“自在體系”。當然,重構毛澤東思想體系,要以文本為依據,不可斷章取義,更不可曲解前人的思想。

2.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有賴國民(主體)素養的提高。按照價值哲學的理論,客體價值的實現與否以及實現的程度、層次,不僅與客體有關,而且與主體有關。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與當代中國人的價值發現、價值評價、價值選擇的能力和素養有極大的關系。為此,首先要通過適當的途徑和渠道,讓當代中國人特別是年青人了解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內涵,接受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隻有為國人所了解和接受,毛澤東思想才能發揮其指導、規范作用,實現其當代價值。其次,當代中國人要有發現、評價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能力。要實現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必須培養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評價能力,在價值評價的基礎上能夠作出合理的價值選擇。再次,要培養當代中國人了解、接受、選擇、運用毛澤東思想的自覺。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發揮,不能採取強制手段,而要出於國民的自覺自願。所有這些,都要以國民文化素養、理論素養、能力素養的提高為基礎。

3.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還需要和諧的文化環境。文化環境為價值實現提供一種文化背景、文化氛圍和文化觀念。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都不利於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因為,文化激進主義的虛無態度將難以承認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文化保守主義的抱殘守缺又將窒息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需要的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文化精神和開放主義的文化態度。尊重歷史、尊重傳統,冷靜地看待前人的思想成果,理智地評價前人思想的當代價值,隻有在這種歷史主義的文化氛圍下,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才能得到認同和實現;既不盲目否定前人的思想成果,又不為前人的思想成果所束縛,而能實現繼承與發展、繼承與超越的有機統一,隻有在這種開放主義的文化心態下,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才能有效體現和發揮。因此,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培養國民正確的文化態度和文化精神,是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實現的重要條件。

4.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需要借助於一定的中介。價值的實現需要一系列中介,沒有一定的中介,客體價值就難以實現。在我看來,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實現的中介主要有三:一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首先要立足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回答實踐中提出的種種問題,或者作為實踐中決策的依據和指南。如此,才能展示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實現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二是當代知識精英、政治領袖的理論建構活動。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要求當代知識精英、政治領袖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構建其新的思想體系的重要思想資源或者原初起點,把毛澤東思想的合理內核融入新的思想體系之中,賦予毛澤東思想以新的活力,從而光大其價值,傳承其精髓。三是國人的實踐活動和意識活動。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要求國人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動力、智慧、精神、思想方式和價值取向,以此指導國人的實踐活動和意識活動。我想,實現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如同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和充分發揮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作用,同樣是當代中國人肩負的歷史使命。誠然,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有一個過程,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也許還需要其他一些條件,但對於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我們應持積極的態度,以真正發揮其指導作用。

任何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然而,隨著時代內涵的轉換和歷史間距的積累,有的理論會日漸暗淡,那些曾經切合實際的真知灼見也會變得不合時宜,有的理論卻能超越時空的限制,具有恆久的魅力。20世紀70年代之后,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興起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平與發展取代戰爭與革命而成為時代主題。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特別是隨著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如何評價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如何看待毛澤東思想在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成為我們不能回避、應當回答的一個問題,本文擬就此作一初步探討。

參考文獻:

　[1]　毛澤東文集[M].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毛澤東選集[M].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毛澤東外交文選[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4]　袁貴仁.價值學引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

　[5]　江澤民.在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1993 12 27.

　[6]　李連科.價值哲學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7]　石仲泉.毛澤東的艱辛開拓[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8]　劉利華.兩個裡程碑——毛澤東鄧小平社會主義思想異同論[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

[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M].第1—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98.

（來源: 《教學與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