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鄧小平群眾路線思想之比較

毛澤東、鄧小平群眾路線思想之比較

郭江凡

【摘 要】：毛澤東、鄧小平結合不同時期的具體實際不斷深化和完善黨的群眾路線,為群眾路線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理論貢獻。毛澤東、鄧小平對群眾路線的基本內涵、本質目的、實踐形式、結合方式、斗爭對象的認識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之處。深入研究毛澤東、鄧小平群眾路線思想,是進一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必然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 毛澤東 鄧小平 群眾觀點 群眾路線 比較

一、總結歷史經驗，創建群眾路線：理論奠基與深化拓展

毛澤東概括總結革命斗爭的歷史經驗，極富理論創造性地提出和形成了黨的群眾路線基本思想。他以歷史唯物論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為起點，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具體實際，全面闡發了黨的群眾觀點，並把群眾觀點提升為群眾路線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從領導方法、工作方法角度界定了群眾路線的基本內涵。

1929年12月，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明確使用“群眾路線”概念，並有所發揮，強調先黨內后黨外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30年代，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強調“工作方法問題，就嚴重地擺在我們的面前”。在《本本主義》中回答了如何解決方法問題，指出正確的斗爭策略在群眾斗爭中產生。毛澤東指出正確的政策從群眾中來，同時要到群眾中去，通過運用政策、策略去動員、組織、教育群眾﹔強調必須用實際、具體的方法而非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必須用說服教育的方法而非命令主義的方法。40年代，毛澤東系統論述了黨的群眾路線基本含義，標志著群眾路線的成熟。他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就把群眾路線與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聯系起來，奠定了群眾路線的哲學基礎，但沒有明確把群眾觀點概括進群眾路線之中，把群眾觀點視為群眾路線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論基礎和重要前提﹔同時毛澤東沒有把群眾路線上升到根本問題的高度，僅強調群眾路線是一種領導方法、工作方法，是群眾觀點的具體體現和重要保証，貫徹落實群眾路線的過程即是群眾觀點對象化的過程。

鄧小平總結新的歷史經驗，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從黨的組織工作根本問題的高度強調群眾路線，並深化拓展了黨的群眾路線。一是闡發群眾路線的整體內容。“什麼是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呢？簡單地說來，它包含兩方面的意義：在一方面，它認為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群眾服務﹔黨對於人民群眾的領導作用，就是正確地給人民群眾指出斗爭的方向，幫助人民群眾自己動手，爭取和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黨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和依靠群眾，而不能脫離群眾，不能站在群眾之上﹔每一個黨員必須養成為人民服務、向群眾負責、遇事同群眾商量和同群眾共甘苦的工作作風。在另一方面，它認為黨的領導工作能否保持正確，決定於它能否採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鄧小平明確把群眾觀點概括進群眾路線之中，這樣群眾觀點不再僅僅是理論基礎和重要前提，而是群眾路線整體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升了群眾觀點的地位﹔把毛澤東倡導的群眾觀點與群眾路線領導方法統一起來，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與認識論、方法論的統一，這樣群眾路線不僅僅是領導方法、工作方法問題，而且是對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是一個世界觀問題，這樣就把黨的群眾路線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使之成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二是旗幟鮮明地指出堅持群眾路線的全部意義和根源。鄧小平認為黨組織本身不是目的，黨是人民群眾在特定時期完成特定歷史任務的工具，這就從根本上規定了黨應該是、也隻能是群眾的引導者和服務者，最終會隨著國家、階級的消亡而消亡。以往我們強調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黨的領導必須堅持和體現群眾觀點，但沒有從根源上明確指出黨的工具性質，黨存在的本質意義在於為人民服務。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同資產階級的政黨相反，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時間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從而徹底解決了誰是根本、誰是工具的問題，實現了共產黨與其他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徹底決裂。三是指出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點，突出強調群眾路線與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有機統一。他認為：“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毛澤東指出群眾路線“就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蘊含著群眾路線領導方法與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相統一的思想。鄧小平充分肯定和發展了這一思想，明確指出思想路線與群眾路線的統一，並把實事求是放在貫徹群眾路線的指導思想的高度上加以強調，倡導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指導和保障下走群眾路線。“這就是說，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在群眾的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如此循環往復，使領導的認識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樣，毛澤東同志就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黨的群眾路線統一起來了。”他認為走群眾路線的過程就是實事求是的過程，提出“群眾路線，包括調查研究”，要求做群眾工作要在充分調查研究基礎上“實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

二、一切為了群眾，謀求群眾利益：本質一致與方法差異

一切為了群眾是群眾路線的出發點和歸宿，其實質和核心是為民謀利，這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本質要求和集中體現，是黨一以貫之的價值追求和目標。毛澤東、鄧小平始終堅持人民利益的至上性，強調必須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群眾利益。

明確什麼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前提。毛澤東、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具有一致性，認為在革命年代，表現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就是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實現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不斷滿足﹔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由於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和國際環境的客觀限制，實踐中毛澤東錯誤地堅持了蘇聯“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模式，側重從生產關系、社會制度層面認識和建設社會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忽視了根本利益是群眾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文化利益的統一體。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是群眾的根本利益，本質原因在於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共同富裕。他認為社會主義沒有固定的模式，在不同國家、地區，不同時期和歷史階段表現形式不同﹔改革開放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代表著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集中體現為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正確認識和協調多樣的利益要求是保障。革命年代，毛澤東正確地識到現實的具體的物質利益是人們生存所必需，如果無法保証群眾起碼的現實利益，群眾就不能從切身的體驗中認識到黨是群眾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者，就會失去為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奮斗的動力和決心，就不可能積極參加革命。他強調要“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革命勝利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后，毛澤東的認識逐漸走向極端，重長遠輕眼前，重國家、集體輕局部、個體，重精神輕物質，把個人正當的合理的物質利益要求視為資本主義尾巴，否定物質刺激，實行絕對平均的分配原則。鄧小平在繼承毛澤東正確思想的基礎上，深化發展。一是承認物質利益，實行按勞分配，否定了隻講精神否認物質的唯心主義，強調物質精神協調發展。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定的物質利益”， “如果隻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二是指出群眾利益是客觀的、具體的，而非抽象的存在。“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歸根到底是要大幅度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這就把群眾利益與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聯系起來，賦予群眾利益現實的物質形態，為黨確立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可供度量的奮斗目標。

解決方法問題是關鍵。毛澤東、鄧小平基於不同的邏輯判斷和現狀評估，產生了不同的現實選擇。反右斗爭擴大化后，毛澤東等黨內領導人，夸大了形勢的嚴峻性，拋棄了八大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認識，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錯誤論斷，把階級斗爭視為捍衛群眾利益的根本方法。在“左”的思想引導下，階級斗爭日益擴大化，並發展為國家社會生活的主題，最終走向“文化大革命”的爆發，給國家、社會帶來巨大災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黨內領導人，恢復了八大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果斷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思想，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重大戰略舉措，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作為新時期實現、維護、發展群眾利益的兩翼，前者保証社會主義方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后者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動力和手段。

三、一切依靠群眾，探尋實踐形式：革命思維與發展思維

一切依靠群眾是群眾路線的總原則，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決定黨必須依靠群眾。黨在探索以什麼樣的形式依靠群眾的過程中，呈現出以革命思維方式為主導到以發展思維方式為主導的歷史過程，后者在否定前者的過程中逐步確立起來，集中表現在黨對群眾路線與群眾運動關系的認識上。

黨在革命中應運而生、發展成熟，革命斗爭的考驗使黨深受革命思維的影響。群眾運動以其能夠迅速貫徹執行黨的意圖和要求，形成轟轟烈烈的革命規模和聲勢，吸引、喚醒更多民眾參與革命的巨大優勢成為革命時期貫徹群眾路線的主要實踐模式。毛澤東對群眾運動推崇備至，認為群眾運動是貫徹群眾路線、依靠群眾的主要形式、甚至可以說是唯一形式。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就認識到群眾運動的偉大力量，稱“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在革命勝利后很長一段時間，黨內仍然延續著革命的思維方式，群眾運動以其在革命年代的突出表現，成為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貫徹群眾路線、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形式和主要方法。毛澤東強調“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什麼工作都要搞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群眾運動孕育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民主”，成為憲法賦予人們的基本權利，從政治上保証了群眾運動的開展。他稱贊“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是群眾創造的斗爭形式，是有利於無產階級而不利於資產階級的斗爭形式。

以發展為目的的新的思維方式取代革命思維方式的過程集中表現在對群眾運動逐步否定的歷史過程，對此鄧小平做出了突出貢獻。革命年代，鄧小平強調控制群眾運動的自流性，指出“黨和群眾團體在指導群眾運動中，政府在扶植群眾運動中，都是保証這些法令的實現，都是要把群眾運動約束於政府法令之內，亦即是約束於統一戰線范圍之內”。革命勝利后，鄧小平較早意識到大搞運動建設社會主義的弊端。“群眾運動只是群眾路線的一種形式，不是一年到頭全運動，不是一律的這裡運動什麼那裡也運動什麼。不能照搬，隻能實事求是。如果一年到頭運動就沒有勁了，就變成浮夸、形式主義了，實際上違反了群眾意志，脫離了群眾。”受歷史條件和認識水平的限制，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才根本否定了大搞運動的思想，標志著黨徹底擺脫革命思維的束縛，開始以發展的思維方式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鄧小平基於實踐邏輯突破了群眾運動是貫徹群眾路線、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形式和主要方法的理論限制，再三告誡全黨不能以運動的形式來建設社會主義。一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對社會資本的極大破壞。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社會資本是無形的存在，表現為人與人的關系，一旦遭到破壞，重建需要付出高昂的時間、精神與物質代價。從以往的實踐看，群眾運動的自流性很難控制，群眾一旦發動起來，極易走向極端，導致人們相互猜疑和不信任，傷害一些無辜的人。鄧小平說：“糾正‘左’的傾向和右的傾向，都不要隨意上‘綱’，不要人人過關，不要搞運動。”二是群眾運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同時不利於形成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他指出：“歷史經驗証明，用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而不是用透徹說理、從容討論的辦法，去解決群眾性的思想教育問題，而不是用扎扎實實、穩步前進的辦法，去解決現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問題，從來都是不成功的”， “經常搞運動，實際上就安不下心來搞建設。”三是“大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相背離，極大地擾亂了民主法制建設。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時搞‘大民主’，以為把群眾哄起來，就是民主，就能解決問題。實際上一哄起來就打內戰。”

鄧小平認為新時期堅持群眾路線、依靠群眾表現為堅持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的結合、領導與群眾的結合﹔在黨的領導下群眾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決策、管理、監督、選舉，並以制度加以保障，以此調動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與此同時，強調以活動的形式代替運動，指出發動群眾、集中教育也是必要的：“集中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還必須發動群眾。動員全市人民參加，這本身對人民是教育，同時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發動群眾，聲勢大。”

四、堅持十字真言，凸顯領導與群眾的結合：直接化徹底性與組織化有序性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群眾路線的根本方法，毛澤東、鄧小平始終強調領導與群眾相結合，要求領導在思想上樹立宗旨意識和群眾觀點﹔在行為上以群眾利益為最高准則﹔在組織上形成領導骨干，通過領導骨干團結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在政策制定執行上，從群眾中來，化群眾意見為領導意見，到群眾中去，化領導意見為群眾實踐。

毛澤東強調的結合表現出直接化徹底性的特點。一方面，尤為強調實踐中的直接結合。在企業管理中，強調“兩參一改三結合”，將其視為企業貫徹執行群眾路線的有效形式。他指出：“對企業的管理，採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這樣就把領導與群眾的結合落實到制度上，通過制度的貫徹執行，保障了密切聯系。與此同時，干部實行“三同”、“五包”：“一定要做到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並對自己所在單位的思想發動、生產任務、技術革命、社員生活安排、社隊經營管理等”全面包干做好。這樣，干部通過扎根群眾、直接參加勞動，保障了領導與群眾之間地位的平等和利益的一致，客觀上保障了干部密切聯系群眾，杜絕了特權的出現。另一方面，強調群眾享有直接收回權力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唯一認可的政治是“群眾的政治”，他認為群眾是國家權力的主人，有權決定權力的受托主體和監督受托主體的言行。按照誰授權對誰負責的原則，各級領導干部作為公共權力的具體使用者和實現者，必須對群眾負責，接受群眾的監督。他說，對不稱職的領導“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 [12]325認為“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應當宣布，群眾不但有權對他們放手批評，而且有權在必要時將他們撤職，或建議撤職，或建議開除黨籍，直至將其中最壞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審處。”[13]毛澤東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生動形象地詮釋了群眾享有直接收回權力的權利的深刻思想，蘊含著群眾對領導干部的領導地位享有發言權、決定權的思想胚芽，極其朴素卻彌足珍貴。“文革”期間，他支持造反派在各地的奪取運動，形成新的權力領導集體就是這一正確思想的錯誤運用和實踐。由於“左”的錯誤思想的影響、實踐經驗的缺乏、組織領導的渙散、制度規范的缺失使這一實踐活動的具體方式、手段帶有極端的盲目性、破壞性，而被徹底否定，這是毛澤東在探索過程中的錯誤。盡管實踐失敗了，但為認識逐步深化完善積累了經驗教訓。

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尤為強調有組織領導的有序結合。一是“文革”的災難性后果，使撥亂反正、安定團結、發展經濟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二是暴風驟雨式的群眾性政治運動極易失去控制，造成對民主法制建設的極大破壞，同時也容易成為少數人（如“四人幫”）為達到個人政治目的的工具﹔三是群眾利益日益多元化，不加綜合的群眾利益，容易造成不同利益主體在表達自身利益過程中的直接的沖突，破壞社會資本﹔四是群眾直接的無序的政治參與，容易超越制度的承受范圍，破壞政治穩定。因此，改革開放新時期，強調領導與群眾結合的側重點發生改變。一方面，突出強調有組織的開展科學合理的調查研究。社會越發展，越要求組織的專業化、職能化，強調技術官僚制，繁重的任務和工作日益復雜化使得當前要求領導實行“三同”、“五包”缺乏客觀條件，因此，尤為強調干部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實際，開展調查研究。鄧小平指出：“離開群眾經驗和群眾意見的調查研究，那麼，任何天才的領導者也不可能進行正確的領導。”另一方面，倡導在黨的領導下群眾有序地實現對領導干部的領導地位的發言權、建議權。干部隊伍相對穩定是建設的客觀要求，群眾在無組織領導、無計劃、無步驟的情況下發起的對干部領導地位直接的沖擊和挑戰，極易失去控制，造成混亂。因此，必須徹底拋棄“文革”中踢開黨的領導的錯誤做法，要在黨的領導下，在法律制度的范圍內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實現群眾對干部任免的發言權、建議權。

五、堅持群眾路線，反對官僚主義：初步探索與深化發展

群眾路線與官僚主義根本對立，堅持群眾路線必然要求反對官僚主義。毛澤東、鄧小平對官僚主義始終保持高度的警覺，將其放在關系國家前途命運的戰略高度，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的探索為鄧小平繼續探索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提供了科學指南﹔而毛澤東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則為反對官僚主義的認識逐步走向全面正確積累了必要的思想資料，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教訓。

對官僚主義產生根源的探尋。毛澤東把官僚主義的產生歸為革命勝利后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思想侵入黨內，表現為黨員干部思想鬆懈，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他認為官僚主義“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問題”。鄧小平認為官僚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想和封建思想殘余共同影響的結果，尤其后者，在黨內影響范圍更大。他說：“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毛澤東還初步認識到官僚主義的產生與國家領導制度有關，但只是原則上提出，沒有深入研究。他說：“現在國家機構龐大，部門很多，許多人蹲在機關裡頭沒有事做。”鄧小平進一步指出，官僚主義產生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國家制度因素，包括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缺乏嚴格的行政法規和個人責任制、干部制度不完善等等。“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4]333他還認為官僚主義的產生與社會經濟文化的小生產性質有關，指出：“官僚主義是小生產的產物。”

對官僚主義嚴重程度的定性。毛澤東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錯誤地估計了官僚主義的嚴重程度。他說：“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5]314 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同意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的調查報告，提出“官僚資產階級”概念。他說：“官僚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同一天，他在外事工作情況的報告上指示：“我們大批官僚資產階級壞干部在他們看來正是好人。”鄧小平堅決否定了這種對官僚主義嚴重程度的錯誤估計。他認為官僚主義問題相當嚴重，影響十分惡劣，但並沒有這樣一個階級。他說：官僚主義“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但是應當注意不要把個別的現象當作普遍的現象，不要把局部的東西夸大為整體。絕不是所有黨員或多數黨員都有不正之風，決不是所有領導干部或多數領導干部都搞特殊化。根本沒有也不可能有所謂的‘官僚主義者階級’。”

對官僚主義治理方式的探索。毛澤東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根本，採取整頓黨組織與群眾運動密切結合的極富革命色彩、激進色彩的方式治理官僚主義。他說：“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因此，建國初開展了三反、五反、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一系列的整風、政黨運動。鄧小平否定了通過發動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治理官僚主義的方式，認為群眾運動起不到根治官僚主義的作用，強調建立和完善以教育、制度、監督、法律並重的懲治和預防體系。他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克服官僚主義中的重要性，認為反腐敗應通過兩個手段來解決，“一個是教育，一個是法律”。同時，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根本途徑，認為法律和制度才是關鍵。他指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毛澤東、鄧小平這些重要思想，對於我們反對官僚主義提供了理論指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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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陝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

（來源: 《理論導刊》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