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前夕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構想

當歷史發生重大轉折的時刻，對站在時代潮流前列的領導人來說，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人們不難從事實中清楚地判明：他是不是具有那種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駕馭全局的領導才能，是不是能迅速地對他所面對的復雜局勢進行正確的估量，能不能從千頭萬緒的現象中抓住關鍵，作出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決策。

新中國的誕生，毫無疑問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發展中的重大轉折時刻之一。它的形成過程和俄國十月革命有著明顯的不同：是依靠人民軍隊，先在一塊塊解放區內建立政權，積累起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的初步經驗，培育出一批管理人才，再奪取全國政權的。但這決不意味著可以把新中國的誕生簡單地看成只是把一塊塊解放區政權連成一片。事實上，從原來那種分散的、沒有中央政府的、主要在農村的政權，到建立起全國性的新政權，並經過通盤籌劃，把新國家的經濟結構、政治體制、對外政策原則等基本格局確定下來，這是一次質的飛躍。

中國革命的勝利來得那麼快，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料，沒有留下充裕的時間給中國共產黨人從容地去作准備。在新中國誕生前夜那些日子裡，整個局勢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向前猛進，紛至沓來的無數難題需要立刻作出處理，戰略決戰、土地改革、接管新區等極端繁重的任務不能不佔用中共中央的絕大部分精力。要在如此忙碌而緊迫的狀況下有條不紊地把一切處理好，在前一階段為后一階段作好准備，實在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越是在這樣不尋常的時刻，對毛澤東說來，似乎倒使他那過人的才智發揮得比平時更加充分，更加得心應手，帶領全黨和人民群眾創造出一個個人間奇跡。

一、建立新中國的問題開始被提到現實議事日程上來

建立一個新中國，是中國人民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長時間內，由於反動力量遠遠大於人民革命力量，這種目標還只是個美好的前景，難以在近期實現。把建立新中國提到現實議事日程上來著手准備，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人民革命力量能在總體上取得優勢，另一個是建立新中國已成為全國大多數人的普遍要求。准確地把握火候，要有很高的政治洞察力。

當人民解放戰爭進入第二年后，以1947年7月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別山為起點，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雙方的力量對比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這個變化立刻被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10月8日，他起草的給山東兵團的電報中說：“自從你們轉入反攻后，我軍業已無例外地全面轉入反攻，敵人已沒有任何一處再能進攻。”他從這個變化中，又從全國大多數人包括廣大中間群眾政治態度的變化中，得出極端重要的結論。兩天后，由他改定的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訓令中，響亮地喊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口號。

這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陝北楊家溝召開會議。“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是毛澤東在會議報告中開宗明義作出的斷語。他在會議的結論中進一步闡明了作出這個斷語的根據：“二十年來未解決的優勢問題，今天解決了。局面開展，勝利可期。”從這個判斷出發，這次會議的報告(即《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提出了建立新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綱領。毛澤東在會議結論裡說：“這篇文章是當做一個時期的綱領，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綱領，比《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更進一步。”

歷史現象往往錯綜復雜，並不是誰都能很快透過現象看清事情的實質的。當時，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還沒有進行，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暫時還大於人民解放軍，毛澤東卻從全國人心向背、軍事形勢發展和國民黨區域經濟崩潰狀況這三方面的綜合分析中敏銳地覺察出：國共雙方誰佔優勢的問題已經解決，下一步將要面對的就是建立一個新中國了。從這時起，作為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家，對新中國的構想便在毛澤東的思考中佔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二、對新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的思考

新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是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這個問題在抗日戰爭時期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中，已經從原則上得到解決。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根據發展了的客觀形勢，又作出新的概括。它寫道：“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它所提到的這個壟斷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報告中又說：“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1)國營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2)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

這裡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內容，就是宣布要沒收蔣、宋、孔、陳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一直認為，現階段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而沒有提出沒收官僚資本的問題。這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第一，這種壟斷資本是在近二十年間加速發展起來的，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日本投降以后達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個發展的過程，而人們對它又有一個認識的過程。毛澤東在第二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上講到過：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民族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區別，當時還沒有在我們腦子裡明朗。第二，在抗日戰爭期間，國共兩黨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戰爭初期，盡管全面內戰已經爆發，但在明確提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口號前，也不宜把沒收官僚資本列入革命綱領。到十二月會議時，解決這個問題的歷史條件成熟了。

沒收官僚資本，是一項牽動全局、影響深遠的大政策。這個官僚資本已集中價值達100億至200億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把它收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便使國家經濟在新中國經濟構成中立刻成為“領導的成分”，能夠有力地推動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十多年后，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講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長時期內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又提出了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包含著兩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買辦資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另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對大資產階級，又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這些話，把這項新政策的重大戰略意義說得很清楚了。

到1948年九月政治局會議時，毛澤東已經想得更深更遠。他不僅考慮到新中國誕生時的社會經濟形態應該是怎樣的，而且更多地考慮到新中國的未來，考慮到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者的關系。在未來，要在中國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這是共產黨人歷來明白宣告的奮斗目標。當前面對的問題是：既然現階段中國的革命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它所建立起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不是一種“新資本主義”社會？毛澤東在報告中回答說：“外面有人說是‘新資本主義’，我看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因為它沒有說明，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加城市私人經濟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決定作用。我們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量上較小，但它是起決定作用的。”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內部的主要矛盾，這個問題是劉少奇在會上提出來的。他先分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構成的幾個部分，接著說：“分析這些問題，其目的在於發現社會經濟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以后，這就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

毛澤東這時插了一些話，意思是：在現階段不能忽略同資產階級有聯合的一面，所要限制的是它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方面，提出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為了發展生產。這就把問題說得更完整了。在會議的結論中，毛澤東肯定了劉少奇關於新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看法。他說：“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外部就是與帝國主義的矛盾。”“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我們努力發展國家經濟，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顯然，毛澤東談這個問題，是從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一個階段來著眼的，是從中國國內社會關系這個層面來分析矛盾的。這是他在幾年后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理論依據。當時，他把這個過渡時期的時間估計得比較長，還要一二十年，后來卻把這個看法改變了。

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成分是什麼，實際上是對中國基本國情的分析，也是黨制定對各種經濟成分應該採取什麼政策的具體依據。這個問題毛澤東早有論述，在九月政治局會議上也進行過討論。但為了慎重，會議沒有立刻對它作出結論。毛澤東在總結時說：“至於經濟成分的分析還要考慮。”會后，中共中央東北局將張聞天起草的一個報告送給中央。當時，東北解放區內有哈爾濱等重要城市，城市工作的實際經驗比其他解放區要多。他們這個報告中說：“東北經濟在徹底消滅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取消帝國主義在東北的經濟特權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種經濟成分所構成，這就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它立刻受到中共中央的極大重視，並經劉少奇、毛澤東修改后加以肯定。於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由五種經濟成分所構成這個分析就肯定了下來。

既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經濟，是領導的因素，起著決定作用﹔又有其他多種經濟成分，在很長時間內可以並存和共同發展，以利於新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是一種前人沒有提出過的富有創造性的大膽構想，是一項重大決策，也是適合我國實際國情、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多種經濟成分同時並存、共同發展，這是經濟落后的國家在革命勝利以后，為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一個富裕強盛國家的必由之路。

可以這樣說，對新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的基本分析和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到九月政治局會議前后已大體上得到解決。1949年1月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毛澤東已顯得成竹在胸。他用肯定的語氣說：“經建方針，九月討論了一下，基本方針是決定了的。國營，合作社，國家資本主義(公私合營、租借)，私人資本，個體。東北有個文件，基本上對的，與九月討論的相符。”這些基本方針，在三大戰役結束后不久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以更加完備的表述得到通過﹔而在建國前夜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經過充分協商並豐富補充后，用《共同綱領》這種庄嚴的形式確定下來，終於形成一幅新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的完整的藍圖。它是經過長時間的審慎探討后得出的結論，而不是倉促提出的。

三、對新中國國體和政體的思考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談到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和政體問題。國體是指國家體制，也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政體是指政權構成的形式。

中國共產黨人對新中國國體的看法，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在大革命時期提出的是“聯合戰線”，但當時實際上是把政權交給國民黨。1927年國共分裂后，在中共六大政治決議案中，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都已背叛革命，“中國革命底動力，已經隻有無產階級和農民”，因此應該建立“以蘇維埃為國家政權形式的工農民主專政”。抗戰期間，由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提法自然不適用了。但當時國內的政治狀況很復雜，不確定的因素還很多。所以，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是這樣寫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不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而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在《論聯合政府》中，他提出新中國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要“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當時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創立了“三三制”的政權。因為這些根據地幾乎都在農村，“三三制”所包括的除工農外主要是開明紳士，也就是一些贊成抗日、贊成民主的地主。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國共關系重新破裂。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一度曾考慮重新採用“工農民主專政”的提法，他給吳玉章的信中說：“憲草尚未至發表時期，內容亦宜從長斟酌，以工農民主專政為原則。”但他對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和他們政治態度上所發生的變化是充分注意到的，主張應該有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參加新中國的政權工作。

“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名詞，最早可能出現在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關於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對人民民主專政作出明確而完整的闡述並確定下來的，是毛澤東。他在1948年九月政治局會議的報告中說：“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報告是在黨內講的。同年年底，他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中，便向全國人民公開發出“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的號召。

接著，毛澤東又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這就用明確而概括的語言把新中國的國體問題完全說清楚了。

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獨創出來的東西。它極有利於團結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力量，而把必需實行專政的對象限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並且正確闡明了民主和專政的關系。這個政權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是那樣地廣泛，代表著廣大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因而它的鞏固和穩定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社會和政權所不能比擬的。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重要發展。

關於新中國的政體問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已經說得很明確﹔在《論聯合政府》中講得更加具體而完整了。他說：“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採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些指導原則，在以后不曾有過改變。

但如何在中國國土上建立起這種政權構成形式，在實踐中仍有一個摸索的過程。概括起來說，就是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由農村到城市，由小塊根據地到大片解放區，由局部政權到全國政權，並適應革命統一戰線內部階級構成的新變化，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形式。究竟以什麼形式為好，這不僅要考慮到專政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到如何有利於加強人民政權同群眾的聯系，發揚人民民主。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確定，在中國，政權組織形式既不能照搬蘇聯的蘇維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議會制，而是在一個短時間內在新解放地區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為准備，然后通過普選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人民代表大會制，體現了新中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通過各級代表大會來行使這種權力﹔又保証國家機關能迅速有效地領導和管理國家的各項工作，不致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態。這又是一個偉大的創造。

這裡要特別提到，早在1948年毛澤東就指出中國不能搞西方式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他根據中國的實際國情，分析了中國近代歷史上不止一次地經歷過的資產階級議會制試驗失敗的教訓，在九月會議上肯定地說：“中央政府的問題，十二月會議只是想到了這個問題，這次會議就必須當議事日程來討論。”“我們可以這樣規定，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這是中國人民從自己親身實踐中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它在新中國誕生一年前就決定下來了。但在這以后，仍有極少數對中國實際國情懵然無知而隻醉心於照搬某些外國模式的人，反對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根本政治制度，主張搞西方式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此時此刻，重溫一下四十多年前毛澤東說過的這段話，確實使人感到更有興味。

中國很早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五十多個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不可分離的關系。這是中國在民族問題上經過長時間發展所形成的重要特點。在建黨初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由於機械地搬用蘇聯的經驗，中國共產黨曾提出實行民族自決、由各民族組成中華聯邦共和國的設想。但隨著對中國實際國情了解的加深，這個看法逐漸改變。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提出：各少數民族與漢族有平等的權利，同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1941年5月，由毛澤東主要起草並定稿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提出要“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1947年10月，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寫道：“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新中國誕生前夜，周恩來向前來參加政協會議的代表作報告，特別提到：“關於國家制度方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多民族聯邦制。”他詳細分析了中國民族關系的特點后指出：“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我們雖然不是聯邦，但卻主張民族區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權力。”在政協所通過的起著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中，把民族區域自治作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確定了下來。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成功創造。這個決定是英明的，具有長遠意義的，這一點，隨著歷史進程的推演，人們看得越來越清楚了。

四、把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

城市和鄉村的地位，是關系到新中國基本格局的又一個重要問題。新中國決不是依靠小生產所能建設起來的，必須依靠社會化的大生產，首先是工業生產。舊中國的工業很不發達，主要集中在少數大中城市內。新中國的根本任務既然將由革命轉入建設，自然就要求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

在城市和農村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曾走過一條迂回的道路：它是在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誕生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由於中國的具體國情和階級力量對比的實際狀況，黨的工作重心隻能轉入反動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廣大鄉村中去，走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獨特道路。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但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又隻能是暫時的。

毛澤東看得很遠。他認定新中國必須建立在工業化的基礎上，早在抗日戰爭后期就明確地指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並且斷言：“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他又說：“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和七大上，根據當時准備對日本大舉反攻的形勢，他又多次說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

隨著中國人民革命戰爭轉折點的到來，這種新的歷史局面使毛澤東期待已久的戰略重點的轉移開始有可能實現。它要求黨下大決心一反二十年來的做法，把先鄉村后城市改變為先城市后鄉村。1948年2月，中共中央從陝北發出《關於注意總結城市工作經驗的指示》，提醒各地要准備“將黨的注意力不偏重於戰爭與農村工作，而引導到注意城市工作”，責成各地領導機關對本地區內人口在五萬以上的城市逐一作出工作總結，限三至四個月內電告中央。這項措施，顯然是為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到城市的轉變進行准備。

明確地規定“使黨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鄉村轉到城市”是當前任務的是1948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會議要求各地加強城市和工業管理工作。當時解放區許多地方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流行著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幻想在孤立的單個小生產經濟的基礎上，採取絕對平均主義的辦法，來實現社會主義。這種思想的出現，是因為黨長期生活在鄉村，許多一直在農村工作的干部完全不熟悉城市，也不懂得現代化的大生產，常用農民小生產者的觀點來看待問題。毛澤東早就指出過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區別所在，在這次會上又嚴厲地批評了這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潮。他說：“我們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所指的是脫離工業，隻要農業來搞什麼社會主義。這是破壞生產、阻礙生產發展的，是反動的。但不能誤解，將來在社會主義體系中農業也要社會化。”很清楚，毛澤東一直認為決不能離開工業化來談社會主義，並且把那種從農民小生產者的狹隘眼光出發所提出的農業社會主義斥為是反動的、破壞生產的。這是毛澤東一貫的立場，從新民主主義時期到社會主義時期，都是如此。有一種說法，認為毛澤東的思想是民粹主義的。這種說法實在同事實相去甚遠。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工作重心轉移的問題成為會議討論的突出主題。毛澤東為這次全會改定的公報說：“全會著重地討論了在現在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並且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布：“從現在起，重新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重心轉移后，城市工作的中心是什麼？是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公報明確地寫道：“全會認為，管理和建設城市的中心關鍵是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其他工作“都應當為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這一中心工作而服務”。社會化的大生產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當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后，毛澤東在城市工作中突出地抓住恢復和發展生產，在恢復和發展生產中又突出地抓住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這就抓住了要害中的要害。

毛澤東把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看作黨在新時期工作的中心環節。他用鮮明的語言警告說：“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在他看來，隻有堅定不移地緊緊抓住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這個中心環節，其他千頭萬緒的問題才能迎刃而解，新政權才能站住腳跟，革命勝利成果才能得到鞏固和發展。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以后八大路線得以提出的思想脈絡。

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是不是意味著可以忽視農村？不是。舊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城市和鄉村的關系，在相當程度上也就是工業和農業的關系。沒有農業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沒有糧食，城市人民也無法生存下去。城市離不開鄉村而且要繼續依靠鄉村，工業離不開農業而且要以農業為基礎。這樣，新社會才能穩定地、總量均衡地、持續地向前發展。七屆二中全會公報中寫道：“毫無疑問，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密切地聯結起來。決不可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這是毛澤東將辯証法在城鄉關系、工農業關系上的運用，也是他以后提出“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這個戰略方針的先導。

這以后不久，鑒於迅速擴大的新解放區的實際情況，中共中央又確定一些新區的工作重點在一段時間內仍需放在農村，以便發動群眾，有步驟地實行土地改革，為城市的發展，特別是城市工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創造先決條件。這自然不是違背而正是按照實際情況正確地執行七屆二中全會的總方針。

五、對新中國外交工作基本原則的思考

外交工作主要是處理國家之間的關系，主要對象是各國政府及其當權者。中國共產黨一向關注國際形勢的發展，曾同不少外國人士有過接觸，積累了初步的經驗。抗日戰爭即將結束時，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已提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但那時在解放區沒有建立中央政府，也沒有外國政府設立的外交機構，因此，還不能說已經有了完全意義上的外交工作。

隨著解放戰爭的迅速發展，一些有外國僑民居住的城市相繼解放，在將要解放的地區和城市中還會遇到更多的外國僑民以至設立在當地的外國領事館。這是一個新問題。中國共產黨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在1948年初發出指示：“隻要他們承認遵守我民主政府及人民解放軍的法令條例，即容許他們繼續居留於我解放區，進行業務或其他正常活動，並受我民主政府之保護。”

三大戰役的勝利，使國內局勢急轉直下，新中國即將誕生。如何確定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自然被提到現實的議事日程上來。1949年1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的報告中說：我們不要忙於求得帝國主義國家的承認。我們是反帝。將來我們要做生意，才發生承認與否的問題。我們也不忙承認他們，忙的是同蘇聯及民主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不承認外交關系，只是保護僑民。周恩來在這次會上的發言中，也著重談到外交問題。他說：“總的觀念：百年受壓迫，站起來了，民主聯合。這個承認，那個承認，是舊觀念。有些氣概，才能擺好。”對具體政策，他說：“外交關系不承認為好。”“外貿關系一件件作，不受束縛。”“總之，有利的解決，不成熟的過一下解決。”

會后十來天，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毛澤東在這個指示中加寫了兩段重要的話：“凡屬被國民黨政府所承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及其所屬的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在人民共和國和這些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以前，我們一概不予承認，隻把他們當作外國僑民待遇，但應予以切實保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因為中國是獨立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

這些主張的根本點，就是中國人民一定要實現國家的完全獨立。毛澤東以大無畏的氣概，提出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一切舊外交關系，將這些國家的原有外交人員隻當作僑民加以保護，不急於同帝國主義國家建交，要求他們在新的基礎上同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也就是“另起爐灶”和“打掃干淨房子再請客”。這樣做，可以使新中國在外交上立於主動的地位，不受任何過去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也有利於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完全同意毛澤東的主張，並作出了相應的決議。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后，南京解放，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卻留著不走。這是值得注意的。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電報指示：“黃華可與司徒見面”，應該向司徒“表示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過去美國用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方法，干涉中國內政，此項政策必須停止。如果美國政府願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系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並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余力量的聯系。”“對於(司徒的秘書)傅涇波所提司徒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不久，司徒雷登報告美國國務卿：黃華在6月28日同司徒見面，“他說他接到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口信說，如果我希望訪問燕京大學，他們會歡迎我到北平的。”司徒雷登本人似乎傾向於作這樣的訪問，但因遭到美國國務院反對而作罷。

在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的日子，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毫不含糊地宣布新中國必須“一邊倒”。他所說的“一邊倒”，不是指某一個具體國家，而是指“倒向社會主義一邊”。新中國的發展前途是走向社會主義。當時，國際上正出現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的尖銳對立。美國政府不但長期支持國民黨政府打內戰，並仍在企圖威脅、孤立以至扼殺新中國。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中國革命採取的是同情和支持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明確宣布新中國“倒向社會主義一邊”是完全必要的，符合中國人民實現國家完全獨立的根本利益。“一邊倒”決不等同於依附某種外國勢力。有著高度民族自尊自信並已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對這個大是大非問題從來沒有含糊過，更沒有屈從過，這已為歷史事實所充分証實了。

到新中國誕生前夜，由政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就把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以綱領的形式確定了下來。

六、結束語

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過去了。當年毛澤東深謀遠慮，運籌帷幄，以宏大的氣魄迎接新中國誕生所做的一切，回顧起來依然令人為之神往。

領導的重要表現是有預見，要在走前一步的時候就想到下一步，為下一步創造條件。新中國誕生是中國歷史上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動，許多問題既沒有現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經驗。它的基本格局一旦確定下來，對中國日后的發展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果匆忙地甚至輕率地作出一些不正確的決定，它們所造成的惡果將十分嚴重。

毛澤東是善於掌握時機的大師。他目光犀利，反應敏捷，決策果斷，善於透過使人眼花繚亂的復雜現象准確地把握住時代脈搏的跳動，看清楚歷史潮流的趨向。1947年最后一個季度，盡管還存在許多嚴重困難，他卻判明：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轉折點已經到來，旗幟鮮明地喊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口號，開始籌劃如何建立一個新中國。和三大戰役這個戰略決戰的號角吹響同時，他主持召開九月政治局會議，在黨的領導核心中對新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認識，為了慎重又不立刻加以公布。三大戰役剛結束，他便立刻主持召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的各項方針，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毛澤東在會上所作的報告和隨后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構成了在新中國成立后起著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的政策基礎。它的基本內容，事實証明是適合中國實際國情的。這一切，都不失時機地進行得那樣井井有條，一環緊扣一環，仿佛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這在毛澤東一生中，可算是得意之筆。

當然，對新中國的基本格局這樣完整的設計，決不可能由任何人先驗地或一次地完成。為此，中國共產黨曾進行長時期的探索。這像是一場不停頓的接力跑。毛澤東從來不採取割斷歷史的態度。他在九月政治局會議時曾要求與會同志閱讀：中共六大政治決議案全文﹔《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四節第二、四項，第五節，第六節﹔《新民主主義論》第六章﹔《論聯合政府》第四章(“我們的一般綱領”)等。七屆二中全會時，他又叮囑：將六大政治決議案印發與會同志，“以為討論經濟政策問題的參考”。同時，他又不囿於已有的看法，而是隨時仔細觀察並研究正在劇烈變動中的中國國情，堅持把客觀實際作為判斷是非的標准，因而在認識上有許多新的突破。在近代中國社會中，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毛澤東這時在認識上最重要的突破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他在九月政治局會議時說：“六次大會的決議基本是對的，其中有錯誤。”在六大決議中，沒有提到沒收官僚資本，對政權性質的規定是工農民主專政。毛澤東說：“1928年六大時，中國官僚資本尚未形成到這個樣子。中國資本的集中，官僚資本的形成，主要是在最后二十年中，所以當時未提出是有原因的。”他又說：“那時對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根本不動它，在政權中根本不要它。現在是有一條比較緩和，有一條比較過去激烈。”他不只是提出許多重要的基本原則，並且對實際工作的進行做出十分具體的規定：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在做的中間應該注意些什麼。沒有這些界限分明的具體政策規定，即便基本方針正確，在實際工作中執行起來仍可能會走樣。毛澤東在這個時期內適時地發出的一系列具體指示，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實際工作的強有力領導。他自己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必要，他可以毫不猶豫地根據實際情況改變原來的看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會注意到：對新中國這些重大問題的確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集體中，毛澤東毫無疑問地居於主導的地位，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等其他中央領導人又分別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也有力地說明，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的功勛將永遠不會磨滅。他被稱為新中國的主要締造人，是當之無愧的。

（來源：《黨的文獻》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