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黨的八大路線

經過半個世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曲折發展的風雨洗禮，都從不同方面說明了黨的八大路線的正確及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八大是在我國歷史處在一個重大轉折時期召開的，它依據新的歷史要求，及時地向全黨全國人民提出了新的任務，制定了新的路線和方針。八大是作為我們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開端的標志，載入黨的史冊。

由於八大路線的正確性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也由於毛澤東晚年離開了八大路線，於是有人就在八大問題上做文章，把毛澤東同八大路線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編造所謂正確與錯誤的路線斗爭。這是一種歪曲歷史的不負責任的言論。事實上，八大路線不僅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結晶，而且也是毛澤東探索自己建設道路的積極成果的重要表現。毛澤東為制定八大路線所作出的重大貢獻是無法抹煞的。

首先，毛澤東這時提出的獨立自主，從中國實際出發，找出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為八大路線的制定提供了一個正確的思想原則。

八大召開的1956年，在國際共運史上是一個多事之秋。而這一年召開的蘇共20大及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則是其始作俑者。對於蘇共20大，毛澤東曾用“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這樣的話，來形容他此時的心情和看法。1956年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會上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特別是這個報告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響。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婁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了迷信。說他捅了婁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這正是這時毛澤東的喜與憂的所在。后來事態的發展，証明毛澤東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正是這種揭開蓋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己的建設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毛澤東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他說，開始我們模仿蘇聯，因為我們毫無搞社會主義的經驗，隻好如此，但這也束縛了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在這裡，毛澤東把“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作為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這是一個十分深刻而重要的命題。

毛澤東的上述重要思想，在八大期間反復作了強調。我們知道，在八大召開前夕他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就以學習蘇聯為例，指明教條主義的危害，他說：在民主革命時期，“什麼都學習俄國，當成教條，結果是大失敗，把白區搞掉幾乎百分之百，根據地和紅軍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勝利推遲了好些年”。毛澤東強調，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否則革命就不能勝利，社會主義建設就不能成功。八大期間，毛澤東在同外國代表團的談話中，肯定了蘇共20大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批評，他說：“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他還尖銳地批評了蘇共的大黨、大國主義，他說：“是父子黨，還是兄弟黨？過去是父子黨，現在有些兄弟黨的味道了，但也還有些父子黨的殘余。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殘余不是一天可以搞清的。去掉蓋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獨立思考。現在有點反封建主義的味道。由父子黨過渡到兄弟黨，反對了家長制度。”這顯然也蘊涵了對蘇共現領導的思想作風的批評，表達了要獨立自主，從本國的國情出發，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這一重要思想。正是基於對歷史經驗的深刻認識，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黨在民主革命中走過了很多曲折的道路，“現在是搞建設，搞建設對於我們是比較新的事情。早幾年在中央范圍內就談過，我們希望建設所犯的錯誤，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那麼多、時間那麼長”。希望能通過自己的探索，找到一條比蘇聯東歐搞得更好更快的建設道路。正因為有了這樣正確的思想原則，使八大成為毛澤東所期望的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良好開端。

其次，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為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提供了指導思想，奠定了八大政治路線的理論基礎。

早在1952年底，中共中央就曾考慮召開黨的八大的問題，后因種種原因而延宕。在這以后的幾年中，國際國內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因而要對八大的指導思想作相應的調整。1956年初，毛澤東用了一個半月時間，進行了建國以后對經濟建設問題時間較長，內容較為系統的調查研究。這次調查研究活動，既是為尋找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也是為八大的召開作准備。毛澤東聽取了中央34個工作部門的匯報，並經過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他集中概括並形成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思想。這篇報告，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說：“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為八大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思想。關於這個情況，當年參加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的鄧力群回憶說：“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間，一次劉少奇開會回來，大約是晚上十點多點了，打電話找我和陳伯達等去他那裡。劉少奇非常高興。他說：主席作了調查，講了十大關系，十大關系應當成為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的綱。這說明劉少奇對毛主席很尊重，毛、劉之間在政治上當時完全一致。隨后，胡喬木按照劉少奇以十大關系為綱的意見起草了政治報告”。后來劉少奇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也指出：“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工作報告，就是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處理十大關系的方針政策而提出的”。

當時八大路線的制定，須要回答這樣兩個相互關聯的基本問題：一是要對新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准確判斷﹔二是要對黨和國家面臨的主要任務作出正確定位。而論十大關系的一個突出的思想，就是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奮斗目標，毛澤東是把它作為基本方針提了出來。這不但說明把經濟建設放在了主要地位，而且也反映了這時對國內主要矛盾的判斷，階級斗爭已退居次要地位，否則是提不出這樣的任務的。在十大關系即十大矛盾中，涉及社會矛盾的，諸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是非關系，都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范疇﹔隻有革命與反革命的關系屬於敵我矛盾，也作出“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的判斷。應當說，毛澤東這時對國情的認識是比較清醒的，他稍后作出的“階級矛盾已基本解決，但仍然存在著階級斗爭”的論斷，就說明了這種情況。所以這時毛澤東的認識，同八大提出的“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是完全一致的。至於有人說，八大閉幕不久毛澤東就對八大路線表示了懷疑，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正如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所指出的，毛澤東是對決議中的一句話的提法表示懷疑，並不是對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基本論斷。這句話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社會生產力總是起首要的和決定的作用，所以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的提法是不准確的，毛澤東的懷疑是對的，他的意見也為中央所接受。

這裡還要強調指出，毛澤東這時對經濟建設重要性的認識和關注，同八大提出的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要集中力量“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也是完全一致的。早在1952年毛澤東主要為實現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而提出的過度時期總路線中，就確定了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為主體的“一化三改”的內容。1955年3月，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結論中曾指出，我們已經進入了鑽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澤東的工作重點和注意力，開始向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面轉移。1956年1月25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更鮮明地提出，我們要大力發展，“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1956年8月22日，他在八大前夕召開的七屆七中全會上的插話指出，八大會議的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經濟建設。這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建設。這就更加明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當八大報告起草工作明確以毛澤東《論十大關系》作為指導思想后，起草小組經過研究又把重點放在經濟建設上，應當說這是符合毛澤東這篇報告的主要精神和思想的。這個重要思想，他在八大開幕詞中又一次重申，他說：“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這正是黨的八大的主題，也是八大路線的主題。

再者，毛澤東為八大的准備和召開發揮了核心和主導作用，為八大路線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貢獻。

毛澤東在八大隻致了開幕詞，主要報告是由劉少奇作的。八大期間他曾用幽默的口吻同外國代表團說：“我老了，這次大會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這反映了他對接班人的期望，也是他希望退居二線，能集中精力思考重大理論和戰略問題的真實想法。但在事實上，八大的大量的准備工作和順利召開，毛澤東都起了核心和主導作用。如前所述，他在系統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所作的《論十大關系》，成為八大的指導方針﹔八大的兩項重要准備工作，起草政治報告，修改黨章和修改黨章的報告，都是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自七月初政治報告第一稿形成后，毛澤東自始至終地主持對報告的討論和修改，他為此傾注了極大的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據統計，在保存下來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經過毛澤東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對於八大文件這樣的修改過程，毛澤東曾在一次會議上說：“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麼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寫你的，完全是講道理的，不講什麼人，對事不對人”。生動地體現了中央領導層民主商量、互相尊重和互相支持的和諧氣氛。正是毛澤東這種辛勤的工作，匯集了全黨的智慧，為把八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成功的大會，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誠然，在1957年反右斗爭擴大化之后，毛澤東改變了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造成了歷史的不幸。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抹煞毛澤東對八大的杰出貢獻。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黨的八大“開得很成功”，“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