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借史資政育人之道

毛澤東的借史資政育人之道

王香平

　讀史、論史、鑒史，是毛澤東很注重的一種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這種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不僅體現在他領導和推動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大歷史關頭，也滲透在他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毛澤東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談史、論史，生動展示出他神游史海、以為政鑒的歷史情懷，同時也給人以春風化雨般的啟發、教育和激勵。

　初次見面談歷史，把講解歷史掌故作為拉近距離，促進交流的橋梁。學貫古今的歷史涵養，加上精妙嫻熟的用史之道，毛澤東跟人見面談話，總是能夠找到讓對方輕鬆的話題，在短時間內拉近彼此的距離，為相互溝通交流創造愉快融洽的談話氛圍。比方說，有一次到了河南，他講關雲長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關雲長本不姓關，因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關人家問他姓什麼，他一看這裡是潼關，就說姓關。毛澤東曾經說過，他之所以講這些歷史掌故，目的“就是要採用這種方法，把空氣搞得活潑些，使大家不拘束”。

　這種富有特色的“開場白”，給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薄一波回憶說：“1943年春，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同志。他說話非常引人入勝，甚至他的話題已經開始了，我還沒有感覺到，還以為是閑談呢。他問我：你就是薄一波同志？我答是。這時，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口中反復地說著：‘如履薄冰，如履薄冰。’”接著就談到漢文帝母親也姓薄以及漢文帝曾分封在代國駐守山西的事。薄一波感慨地說：“我當時怔住了，對於這段歷史，我一點也不知道。后來翻閱了《史記》，果然如此。”

　毛澤東這種借助歷史打開話匣子的談話方式，讓很多干部深受教益。長期擔任中央領導俄語翻譯的師哲深有體會地說：“1940年3月底，我在楊家嶺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主席見我有些緊張，就問：‘你是哪裡人？’我說韓城人。‘噢，你和司馬遷是同鄉。’這句話像一隻靈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們交談的話題，激起了我萬千思緒。”師哲說：“毛主席初次和我談的這一席話，使我感到他明達開朗，學識淵博，思路開闊，博古通今。此外，我還感到主席的這一番話似乎有著更豐富更深刻的意義，需要我去體會和理解。”曾任北京軍區政委的陳先瑞談到1937年在延安毛澤東同他的一次談話時也說，毛主席“旁征博引，縱論古今”，“雖然什麼都談，但又不是漫無邊際，而是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以他那淵博的知識啟發你，使你有一種求知的渴望，產生奮發向上的力量”。通過這種方式“了解、熟悉和教育干部，這是毛主席教育干部的一種藝術”。

　交談中談歷史，有益於促進干部尤其是青年人增強提高自己文化素養的自覺性。1944年7月，關聯社記者斯坦因曾問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看來，是“中國至上”還是“共產黨至上”？毛澤東明確回答：“沒有中華民族，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你還不如這樣提問題，是先有孩子還是先有父母？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問題。”毛澤東認為，我們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是“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

　毛澤東在延安舉行的六屆六中全會期間，和賀龍、徐海東兩位將軍聊天時曾說：中國三部小說，《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不算中國人。這種對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高度重視和推崇的歷史情懷，表現在毛澤東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論工作會議之余，還是外出巡視考察，他常常利用茶余飯后的機會談論歷史，增進領導干部和其他同志了解歷史文化、學習和借鑒歷史經驗的興趣。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有一次對身邊醫務人員說：“你們這些學醫學的，不能光看醫學書籍，要多看些其他書籍。我們中國人要關心祖國的優秀遺產，一定要精讀《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等名著。”曾擔任中南海醫療組成員的湯沛回憶說：“主席興之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淺出地給我們講解這些書中的某些片段和情節，以及它們的意義。周末的晚餐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考我們的場所，當然也是我們增長知識的場所。此后，我們一有空閑就抓緊時間循序漸進地閱讀古典名著，並努力將其中情節、背景、來龍去脈，以及其意義弄清楚，並熟記之。”

　在毛澤東看來，作為在一個擁有深厚歷史文化的國度成長的中國人，不管從事何種職業，都應當讀史、知史、懂史，這是提升文化素養的必備基礎。在一次外出考察途中，毛澤東曾同一位列車保衛員聊天，聽說他是河南滎陽人，就問：“滎陽是關公過五關、斬六將的頭一關，你知道嗎？”對方說不知道，於是就建議他“多看看《三國演義》”，並說“你們年輕人要多學習一些歷史知識”。毛澤東還經常提出一些帶有宏觀性的歷史問題啟發人們思考。比方說，他曾向青年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想象一下500萬年、1000萬年之后世界會是什麼樣子。一些同毛澤東接觸較多的專列組乘務人員深有感觸地說，毛主席要求我們學習歷史，說明主席“希望我們年輕人早日成為有知識、有文化的有用人才”，同時，也是“在教導我們要學會用歷史的、辯証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批示中、會議上講歷史，把讀史、鑒史作為領導干部提升領導水平和思想素養的重要渠道。通過開會、講話、座談、批示和文章等不同方式談史、論史，是毛澤東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的鮮明特色。除了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重大歷史關頭，號召全黨學習歷史、研究歷史外，日常工作中談史論史可謂俯拾皆是。1965年，毛澤東在《漢書》的《李固傳》、《黃瓊傳》上批示“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一閱”，“送陳毅同志閱”。黃瓊、李固都是東漢人，二人均以國事為重，並以耿直方正、忠言諫君著稱，毛澤東推薦閱看他們的傳記，意在為高級干部樹立正氣作借鑒。這些歷史傳記，曾在不少領導人手中傳閱。據工作人員回憶，看到毛澤東批示后，“劉少奇立即認認真真地進行了研讀”。如此注重讀史和用史可以說是中共領導人獨樹一幟的工作方法，也成為他們不可或缺的工作內容。

　談歷史，也是談工作。毛澤東同領導干部論說歷史，主要是為了拓寬思維視野、提高修養境界，以利改進工作。曾任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回憶，1957年6月13日，毛澤東找他和胡喬木到中南海談話。談到如何辦報紙時，毛澤東講起了歷史。他評說漢代幾個皇帝的優劣，稱贊漢高祖劉邦會用人，認為劉邦比西楚霸王項羽強，他得天下一因決策對頭，二因用人得當。並當場背誦了《史記》中劉邦的“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裡之外”的一段話。毛澤東說，史家稱頌漢高祖之后的文景之治，其實，漢文帝、漢景帝乃守舊之君，所謂“蕭規曹隨”，沒有什麼可稱道的。倒是漢武帝雄才大略，拓展了劉邦的業績，晚年自知奢侈、黷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詔，不失為鼎盛之世。前漢自元帝始即每況愈下。元帝好儒學，摒斥名、法，拋棄他父親的一套統治方法，優柔寡斷，是非不分，賢佞並進，君權旁落，他的父親漢宣帝曾說過“亂我者太子也”。毛澤東認為，領導的任務不外決策和用人，治理國家是這樣，辦報紙也是這樣。

　1959年3月底4月初，為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的錯誤，黨中央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針對當時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義、本位主義、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況，毛澤東在會上講了秦始皇的故事。他說：要學習和借鑒秦始皇善於集中力量於主攻方向，同時要學會走群眾路線。不利於群眾的事情就是不利於國家，沒有什麼有利於群眾而不利於國家的事。秦始皇並不是沒有過錯，給秦始皇翻案，要看到他還有重大的過錯。歷史上的秦始皇搞專制獨裁，同群眾路線是根本對立的。現在我們需要的是走群眾路線的“秦始皇”。一方面領導上不要給人亂戴帽子，允許保留意見，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一方面領導要以身作則，提倡作自我批評。這樣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經過不同意見的爭論，在這個基礎上集中起來，這是革命的“秦始皇”，集中統一就有了群眾基礎。

　毛澤東把讀史、鑒史作為提升領導干部領導水平和思想素養的重要途徑，這種工作方法在黨的高級干部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回憶：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一口氣讀完了吳晗主編的一套中國歷史小叢書，“並建議我們買一套，瀏覽一下。之后，我照辦了。讀后感到很通俗、很生動、很受教益”。他深有體會地說，毛澤東“把閱讀和研究中國文史作為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這些是值得我們擔負領導工作的人反復思考、認真學習的”。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聽從毛澤東建議讀了《通鑒紀事本末》后，對讀史有了自己的感悟和體會，“以史為鑒，對現實中的某些問題，往往會有更深的感觸和豁然開朗的感覺”，因此，用歷史“指導實踐”是“領導干部必須努力把握好的一門藝術”。

　在與一些學者的往來書信中談歷史，有助於他們自覺地把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作為自己的責任和使命。毛澤東和不少學者都有密切交往，有的還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彼此間或書信往還，切磋學術，或秉燭夜話，說古論今，這是領袖與學者的溝通和學術對話。

　1940年9月5日，毛澤東致信初到延安的歷史學家范文瀾，稱贊他在延安關於中國經學史的講演是“頭一次”“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鼓勵他繼續史學研究。這封信讓范文瀾深受鼓舞，也促使他進一步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研究中國歷史。此后，他撰寫了《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等專著。《中國通史簡編》出版時，毛澤東給予高度評價：“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黨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寫出了科學的著作了。”

　歷史學家吳晗以研究明史見長，1948年底進入解放區，正在西柏坡為平津戰役而緊張運籌的毛澤東在百忙中接見了他。吳晗將先前出版的《朱元璋傳》修改稿送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不僅很快閱讀了書稿，還和他“特別約談了一個晚上”，隨后又專門致信討論書稿並提議：“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毛澤東的建議對吳晗震動很大，以致吳晗由此想得很多，感到自己“具有知識分子的潔癖，孤高自賞，脫離群眾。自以為清高，其實是逃避，自以為超階級，其實並不如此”。毛澤東的談話讓他建立起著書立說也要有為人民服務的觀點。1965年2月，花費了吳晗十多年心血的《朱元璋傳》再次修訂出版，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與好評，也受到毛澤東的贊賞。有人評價，在“中國史學專著裡，受到毛澤東如此直接和深入影響的，《朱元璋傳》大約是首選之作”。

　毛澤東對史學家的關懷、鼓勵和支持，無疑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事業的發展和繁榮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延安時期曾涌現出了范文瀾、何干之、呂振羽、金燦然、葉蠖生、尹達、謝華、何思敬等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下的史學事業奠定了骨干人才的基礎。

　毛澤東對歷史知識、歷史經驗的嫻熟駕馭和深入淺出的講述，使得從黨內到黨外，從高級領導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員、到知識分子和專家學者等，許多人從中得到教益和啟發，其影響是會長久地起作用的。毛澤東的歷史情懷和歷史智慧在一些外國政要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國前總統尼克鬆說：毛澤東“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歷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詩人”。澳大利亞前總理惠特拉姆也說：毛澤東的“智慧和歷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作者王香平，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編審，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