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對工農業關系問題的探索

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對工農業關系問題的探索

丁 雲劉夢凡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過程中，始終十分關注如何處理工農業的關系問題。他通過一系列思考和實踐，不斷加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提出了“發展工業與發展農業同時並舉”、“農業就是工業”、“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等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工業化道路理論的重大發展。這些寶貴的思想和實踐經驗不僅促進了新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也為我們今天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要啟示。

縱觀工業化發展的歷史進程，工農業關系是世界各國都會遇到的一個普遍性的問題。但對這一問題，各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處理的辦法不盡相同，有的學者將工業化過程中的工農業關系劃分為以農補工、工農業平等發展、以工補農的三個階段。[1](P19)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過程中，借鑒蘇聯和我國自身進行工業化建設的經驗教訓，就如何處理工農業關系進行不懈的探索和思考，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獨創性的重要論斷和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工業化道路理論的重大發展。回顧和總結這一探索過程，對我們今天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提出“工農業並舉”的方針

振興中華，把中國由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強大的工業化國家，這是近百年來所有愛國的志士仁人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毛澤東畢生為之奮斗的宏偉目標。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為實現這一理想創造了前提條件。如何發展工業化這一問題擺到了黨和全國人們面前。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依然面臨著內部“一窮二白”、工業基礎十分薄弱的現狀。對外，西方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對我國進行封鎖禁運﹔朝鮮戰爭爆發，戰火延伸至東北邊境，導致我國國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脅。這意味著新中國面臨發展經濟和鞏固國防的雙重任務，建立獨立工業體系的要求變得十分迫切。毛澤東深刻認識到，對落后的中國而言，唯有實現工業化才能使中國真正獨立富強起來。而當時，蘇聯僅用十幾年的時間就初步實現了工業化，所以，基於政治、經濟、歷史等多方面原因，新中國選擇了學習蘇聯模式，採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2]我國於1953年開始執行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同時，中共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明確指出要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這標志著新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正式開啟。

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做支撐，但嚴峻的國際環境使我們無法尋求外援，必須依靠內部積累來進行重工業建設。而在中國這樣的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國家發展重工業，隻能主要靠從農業中獲得必需的工業積累。過渡時期黨中央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其他部門的發展必須配合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正如毛澤東當時所指出的，過渡時期的總任務要求農業適應工業。但是，新中國成立前三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土地改革，只是使無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卻未能大幅度地提高農村生產力，落后的生產工具，加之農民各家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使得農業大體僅能滿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根本無法形成大規模生產，難以為工業提供積累。因此，為了改變小農經濟分散經營的狀況，從而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一五”計劃期間黨中央決定採用合作化的形式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農業的個體經濟轉變為集體經濟。1955年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更是明確指出，如果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跟不上去，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會遭到極大的困難。通過由低級到高級的互助合作，我國在相對落后的情況下用幾年的時間快速提升了農業生產力，農業產值穩步提升。據統計，1957年的農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了24.8%，農民收入增長了27.9%。[3](P191)至1956年，我國基本完成了小農經濟向集體經濟的轉變，農業自身得到了發展和積累。同時，隨著“一五”計劃提前完成，我國的工業發展也取得長足進步，此時農業的積累為保証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打下了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當時國民經濟的重心為重工業，但是由於堅決貫徹工農業並舉的方針，“一五”時期的工農業關系大體協調。“一五”計劃明確規定：“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力求使各個經濟部門特別是工業—農業、輕工業—重工業之間的發展保持適當比例，避免彼此脫節。”毛澤東當時指出，工農業發展一定要同時並舉。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80%以上，因此，“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4](P241)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我國對農業的財政投入比重逐年增加，所以，這一時期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是4.5%，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為18%，[5](P1641)兩者增長比例雖然大了一些，但在工業化剛開始時基本上還算合理的，基本上能夠滿足生產和生活的需要。

二、反思蘇聯模式，強調正確處理農、輕、重的關系，提出“農業就是工業”的獨特命題

當全國人民正大張旗鼓地進行經濟改造和建設的時候，一直被視為學習榜樣的蘇聯模式卻出了問題。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的發生，暴露了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嚴重錯誤。其中的一個代表性錯誤就是斯大林在蘇聯建設過程中，片面強調重工業的優先發展，長期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導致蘇聯的工農業發展極不平衡，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市場供應一直處於短缺的緊張狀態，以至激起群眾不滿，被反動勢力所利用。對此毛澤東曾指責斯大林模式將農民挖的很苦，嚴重影響了農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為了避免犯同樣的錯誤，毛澤東開始主動尋求符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尤其注重農業、輕工業與重工業的協調發展。

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詳細闡述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需解決的十個問題，其中第一個關系就是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問題。他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麼發展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必須處理好。”[4](P24)在這裡，毛澤東強調了生活資料生產的重要性，點明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生產對於重工業的重要影響，並首次提出要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他認為，雖然重工業“還是投資的重點。但是，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4](P24)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証法的觀點，闡述了發展農業、輕工業和發展重工業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他說：“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接著，他進一步強調：“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4](P25)這番論述深刻揭示了工業與農業之間的相互關系，也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首次比較詳細地論述工農業關系問題，與斯大林關於工業化的觀點比較起來，無疑是前進了一大步，避免了用犧牲農業和輕工業的辦法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片面性。

農業生產的主體是農民，農業的貢獻也就是農民的貢獻。因此，重視發展農業還必須顧及農民的感受和利益。因此，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特別強調，我國與蘇聯的政策不同，他們是片面發展重工業，而我們要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他指出：“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4](P30)也就是說，一味地要求農業和農民為工業提供積累，卻忽視農業農民本身的積累是不可取的，隻索取而不投入最終將導致農業資源枯竭，農民怨聲載道。所以毛澤東提出，解決農業問題要注重努力增加農民的收入，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1956年11月，毛澤東提出“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了“農業就是工業”的獨特命題，並督促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4](P199)在這次講話中他從多個方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例如，農業不僅關系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還關系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農村是輕工業的重要市場，更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也是積累的重要來源﹔等等。這實際上是毛澤東從國民經濟的整體角度出發全面闡釋了農業、農村的重要作用，表明農業不僅僅關系著工業化的進程，還關系著整個國計民生。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1960年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中明確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農業就是工業”這一獨特命題的提出，表明毛澤東認為農業與工業密不可分，兩者同等重要，是對農業重要性的肯定，也是對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的提升。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因此，問題不在於是否優先發展重工業，而在於如何把這一般規律具體化，蘇聯的教訓就在於把重工業的優先發展強調過頭了，採用了犧牲農業和輕工業的辦法，造成了兩大部類生產發展不平衡，重、輕、農三者的關系不協調。而毛澤東則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行工農業同時並舉和其他幾個同時並舉以工農業同時並舉為最重要，從而比較全面地解決了工業化道路問題。這正是毛澤東所提出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優點和特點所在。

三、在曲折探索中深化對工農業關系問題的認識，確立“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

隨著“一五”計劃提前完成，黨內出現了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艱巨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的思想，結果導致超越實際的“趕超戰略”出台，由此引發一場嚴重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大躍進”。“大躍進”中農村出現的糧食高產假象，又直接影響了黨的工農業方針制定，毛澤東等領導人誤以為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農業問題已經解決，接下來必須把工作重點真正轉移到工業上來，尤其要抓鋼鐵生產，結果，原先工農業並舉的方針偏向了工業。從投入比重來看，“二五”計劃期間，我國對重工業的投資從“一五”時期的36.1%上升到了54%，對農業的投資僅從10.96%上升到12.96%。大躍進時期全民大煉鋼鐵，使得許多農民放棄農耕參與煉鐵，直接導致農村勞動力急劇減少，成熟的糧食無法收割，爛在地中，糧食大量減產。1960年的工業總產值比1957年增長了1.34倍，而農業卻下降了22.7%，工農業增長比例由5.7︰4.3，變成約4︰1。[6](P1704)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工農業的失衡狀態，不僅對農業生產造成了極大破壞，更使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嚴重威脅。鑒於此種情況，毛澤東開始重新思考工農業問題，總結經驗教訓，並提出了一系列調整工農業關系的思想。

1．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在總結失誤時指出，“大躍進”的主要缺點就是對各部門的綜合平衡重視不夠。在講到國民經濟的安排問題時他說：“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7](P78)在1959年底到翌年初，毛澤東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這個思想在談話中作了具體闡述，指出，我們的辦法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行工農業並舉和其他幾個並舉。他還說，隻要我們是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保証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生活。因此，按農、輕、重安排國民經濟不是指資金和物資分配的比例問題，而是首先保証農業、輕工業需要，再安排重工業。他倡導要注意三種平衡，即農業內部、工業內部、工業與農業都要均衡發展。提出以農、輕、重為序，意味著農業是第一位，財政資金和物資的投入必須首先滿足農業需要，其次是輕工業和重工業。這是對農業和輕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的肯定，是從蘇聯和我國工業化道路的實踐中得出的正確經驗。這些認識，今天雖然已為人們所熟知，但在蘇聯工業化模式還嚴重地禁錮著人們頭腦的20世紀50年代，它的提出卻需要非凡的膽略。

2．確立“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我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糧食生產無法滿足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黨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充實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加大對化肥、農藥、農具等的投入。而毛澤東也在總結錯誤的基礎上，逐漸意識到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

1959年，毛澤東在聽取山東省委領導干部的匯報時首次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這一思想是對我國工農業關系問題的完整回答，至此，農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被明確定位為“基礎”，任何其他行業的發展都必須依靠農業的基礎作用，而工業則是“主導”。

1961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一方面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一方面要求把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糾正前一階段建設中出現的偏差。“八字方針”的核心就是調整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失衡關系。與此同時，國家增加了農業投資，農業投資在整個基本建設投資中的比重，從1959年的10.5%，增長到1963年的24.6%，到1965年，農業總產值增長55%，工業增長99%，[5](P1749)工農業關系因此得到改善，恢復到較為協調的正常軌道。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正式將“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思想，確定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

以工業為主導的內涵，在於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其主導作用表現在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技術裝備，以最先進的技術和現代化的生產手段來改造自然界，並以社會化大生產和先進的經濟形式逐步改造整個國民經濟。毛澤東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創造性地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實現工業和農業之間正確結合和協調發展的道路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根據這一方針安排國民經濟，一方面，要求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發展必須建立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即把農業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又要求國民經濟各部門包括重工業的發展應建立在適應農業的基礎上，必須為發展農業生產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服務。因此，它是“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的具體化，是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運用和發展。二者是辯証的統一，片面強調農業或工業，都不符合總方針的內容。這個理論觀點的確立，是對20世紀50年代末期國民經濟“冒進”錯誤的反思和總結，對於促進國民經濟的全面好轉起了有益的作用。它至今仍是我們發展國民經濟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國民經濟各個部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沖擊。就工農業關系來說，一方面，因受“以階級斗爭為綱”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因為對國際形勢、特別是對可能發生戰爭危險的估計過於嚴重，於是確立了以“全面備戰”為中心的戰略方針，發展重心再次偏向了工業，尤其是以國防軍事建設為主的重工業。受此影響，工農業增長比例又一次從比較協調的軌道上游離出去，1967年到1977年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速隻有2%，[8](P561)而同期工業年均增速是12.52%。[9](P905-906)

通過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關於工農業關系問題的認識與實踐的歷史考察和文獻梳理，可以看出，毛澤東在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過程中，借鑒蘇聯和我國自身進行工業化建設的經驗教訓，就如何處理工農業關系進行不懈的探索和思考，他所提出的上述重要論斷和思想都是具有獨創性的，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工業化道路理論的重大發展。這條道路，既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羊吃人”的方式，把農民逼為雇佣勞動者，來發展工業化的道路﹔也不像蘇聯那樣通過農副產品剪刀差或義務交售制實現高積累，即損害農業和農民利益，把農民挖得很苦的辦法來實現工業化的道路，而是一條既能實現工業化，又能發展農業生產，使農民生活不斷改善的、新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應該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工農業關系基本上是處於良性互動的狀態。一方面，農業為工業化作出了積極貢獻，另一方面，工業對農業發展也給予了巨大的支持。

但是，由於種種因素的影響，這些正確的認識並未完全在實踐中落實，工農業發展不協調仍然是新中國工業化道路發展中的重要問題。事實上，相較於農業以犧牲自身發展來支持工業，工業反哺農業的力度顯然不夠。目前，我國工業化已進入中后期階段，已經具備了對農業的反哺條件。從建立工農業良性互動關系與兩者協調發展出發，除了要充分認識農業發展對工業的重要性外，一方面應加大對農業的反哺力度，從過去的“取農”大於“予農”，變成“予農”大於“取農”。另一方面要把對農業的重視在認識上與落實上結合起來，堅持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把農業放在國民經濟基礎位置。歷史証明，這是中國工業化發展的正確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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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天新，陳明德.再論新中國選擇計劃經濟的歷史原因[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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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武力，鄭有貴.解決“三農”問題之路[M].北京：中國經濟版社，2004.

[9]汪海波.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經濟史[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

（丁 雲北京工業大學首都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協同創新中心﹔

劉夢凡 北京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100124）

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