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0年毛澤東調查研究看黨的群眾路線
從1930年毛澤東調查研究看黨的群眾路線
姚亞平
1930年，毛澤東開展了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一系列調查。今天，重溫這段歷史，我們感悟到：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最關鍵的是要處理好如何對待群眾的基本問題。
一、為民謀利是黨的宗旨所在，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力量之源、勝利之本
中國和江西現代史有一個時間段值得一說：毛澤東在1930年。
這一年，發生了“中原大戰”，紅軍九打吉安，一打贛州，打下長沙，第一次反“圍剿”。在這個大背景下，毛澤東除了忙於軍事斗爭，還在做什麼?在進行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一系列調查研究。
1930年1月5日，重新回到紅四軍領導崗位的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用非凡的遠見和歷史的邏輯論証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月，毛澤東率第二縱隊挺進江西，與朱德率領的第一、三、四縱隊在寧都東韶會合后，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討論紅四軍的行動方案，並幫助寧都縣委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推動寧都分田分地。
2月6日至9日，毛澤東在陂頭主持召開“二七”會議。會議將紅四軍前委擴大其任務，成為領導紅四、五、六軍和贛西南、閩西、粵東江革命根據地的中共共同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會議決定將贛西特委(在這之前湘贛邊特委已並入贛西特委)、贛南特委合並為贛西南特委，劉士奇任書記。會議決定集中紅軍第四、五、六軍，奪取江西全省政權，第一步先打吉安。會議重點部署了分田分地工作。
3月11日至14日，毛澤東在興國指導召開興國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興國蘇維埃政府，頒布了《興國蘇維埃政府土地法》。
3月16日，紅軍從東、南、西三面進攻贛州，未能攻克，隻得撤圍。18日，毛澤東在贛州城郊召開紅軍干部和地方干部會議，討論當前形勢和今后的行動計劃。同日，共同前委發布分兵爭取群眾及工作路線的通告。
5月2日，紅四軍攻克尋烏。毛澤東在縣委書記古柏的協助下，經過十多天的調查，后來整理成五章三十九節共八萬多字的《尋烏調查》，同月，寫下《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 6月中下旬，毛澤東主持召開汀州會議，決定將紅四、六、十二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不久改稱為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同時成立中共紅軍第一路軍總前委，毛澤東任書記。
6月22日，毛澤東、朱德簽發關於紅一路軍由閩西出發向江西集中的命令，指出“本路軍有配合江西工農群眾奪取九江、南昌以建設江西政權之任務。擬於七月十五日以前全路軍開赴廣昌集中”。月底，毛、朱隨紅一軍團總部及直屬隊離開長汀。
7月，毛澤東同朱德率領紅一軍團總部及直屬隊經廣昌、瑞金繞道到達興國，然后率大部隊出征，緩緩向南昌推進，途中攻佔樟樹鎮。
9月24日至28日，周恩來、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毛澤東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9月28日，毛澤東在袁州主持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討論紅一方面軍的軍事行動問題。
10月4日，在贛西南十余萬群眾與地方武裝的配合下，毛澤東同朱德指揮紅一軍團攻下吉安城。
10月17日和25日，毛澤東接連在峽江和新余羅坊主持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聯席會議，討論紅一方面軍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敵人“圍剿”的問題，最后得出結論：當前的任務不是進攻大城市，而是積極防御。會議期間，毛澤東找來8個興國籍的紅軍戰士，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得出了中農、貧農、雇農都是土地革命的受益者的結論。他后來在1931年把這一調查分析整理寫成《興國調查》。
10月底，國民黨10萬軍隊向蘇區集結，開始第一次“圍剿”。而毛澤東在11月部署第一次反“圍剿”的間隙中，還整理出《東塘等處調查》，說：“在這次調查中，使我發現以村為單位分配土地的嚴重性”，“以村為單位，這種利於富農不利貧農的分配法，是應該改變的”。11月21日，毛澤東同古柏在木口村調查，並隨即整理出《木口村調查》，指出“在這個調查中証明，中農在平分土地中不但無所失而且有所得”。
12月29日，張輝瓚率第18師1.4萬人向龍岡進犯，有5千人與主力隔離，4萬紅軍立即包圍其師部和所屬9千人，並利用大霧發起攻擊。12月30日，“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第一次反“圍剿”首戰告捷。
仔細分析毛澤東同志這一年的工作，人們不禁要問：軍事斗爭這麼緊急，毛澤東怎麼還鍥而不舍地搞調查研究、抓分田分地呢?這其中的緣由，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說得很明白，“1930年2月7日，在江西南部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地方黨會議，討論今后蘇維埃的綱領”，“會議決定分配土地，加速建立蘇維埃”，“對於這個新的綱領，農民報以熱烈的擁護，這有助於在后來的幾個月中打敗國民黨軍隊的圍剿”。
群眾利益是群眾最關心的，維護群眾利益是我們黨和紅軍得到群眾擁護、支持並得以打勝仗的根本原因。毛澤東說，“我們當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代表人民什麼呢?毛澤東認為，“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群眾利益很重要。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連續實施了《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土地問題決議案》等一批土地法，“分田分地真忙”。正是黨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當作自己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才得到了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實行土地革命，使廣大貧苦農民得到了實際利益，因而極大地激發了貧苦農民的革命熱情。毛澤東指出：“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痒，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麼，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 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頁。 ]
歷史是認識和把握中國發展規律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修課。我們要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地走向未來，就要把黨的群眾路線落實到維護群眾利益上來。我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一切為了群眾、一切相信群眾、一切依靠群眾，是我們黨的根本立場。
二、貫徹群眾路線要有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要落實到解決實際問題上來
馬克思說，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一個先進的政黨，總是善於在眾聲喧嘩中聽清楚時代的聲音，解決時代提出的問題。我們做群眾工作，就要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礎，把群眾利益時刻記在腦中、放在心上、抓在手中。
《尋烏調查》和《反對本本主義》兩篇著作對黨的思想路線和方法論講得十分透徹。毛澤東說，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作目標是“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怎樣才能得到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呢?這就要為群眾謀利益。當時群眾最根本的利益是什麼呢?是土地。如何讓農民得到土地，如何分配土地呢?“調查研究是解決問題的”，毛澤東1930年的系列調查正是帶著這些關鍵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制定了黨領導土地革命的重大政策，深入進行土地革命。
在新的歷史時期，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調查研究中的問題意識，要求我們敢於和善於分析回答現實生活中和群眾思想上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強調調查研究是對客觀實際情況的調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調查清楚，把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把握准確，把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對策研究透徹。這就必須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多層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調查了解情況。[ 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2011年11月16日)，《學習時報》2011年11月22日。 ]
當前，如何把群眾的利益表達准確、代表到位呢?
一要主動代表、維護和實現群眾權益，真正把維護群眾權益的旗幟抓在手中，把維護群眾權益的責任落實到人，打好維護群眾權益的主動仗，正如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員要像和尚念阿彌陀佛那樣，時刻叨念爭取群眾”。[ 陳奇涵：《贛南黨的歷史》，《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頁。 ]
二要解決那些關系重大、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尤其是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如在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住房等方面的問題。要研究如何保障群眾合法權益，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辦好順民意、解民憂、惠民生的實事。
三要做好“小事”。現在，一些群眾的意見和不滿並不是針對黨和政府，而是針對工作中的一些具體做法和事情。
四要保住民生底線。堅持抬高底部、縮小差距，資源財力配置體現保底扶弱。經驗証明，隻要我們幫助群眾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群眾就會發自內心地擁護黨和政府。
五要重視長效機制和長遠價值取向。促進社會公平，制度規定要向群眾公開，讓群眾感受公平，政策環境對民辦公辦要一視同仁，處理公共事務要主動接受監督。
六要善於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多種手段，用溝通、協商、教育、疏導等群眾喜聞樂見的方法和新媒體等現代手段，讓群眾理解、擁護黨的政策，提高群眾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七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擴大群眾工作的覆蓋面，暢通群眾表達渠道，建立健全利益分配協調機制、利益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深入開展矛盾糾紛化解工作，讓群眾話有地方說、事有地方辦、困難有人幫、問題有人管。
三、制定正確的政策來解決關鍵問題，是做好群眾工作、取得群眾支持的關鍵所在
毛澤東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黨對群眾利益的代表和維護，往往體現在各項具體政策上。所以，貫徹群眾路線，做好群眾工作，要抓住制定和執行政策這個關鍵。
其一，抓住問題，就要抓住關鍵問題、突出問題、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
貫徹群眾路線，實現群眾利益，要抓住難題。難題、難題，難就難在對利益群體的分析。現在，社會矛盾碰頭疊加，利益主體多元多樣，利益訴求復雜交錯，群眾對利益的敏感度不斷上升，統籌協調群眾工作的難度不斷加大。大家常問：群眾究竟在想什麼?什麼是群眾的利益?這就要求我們的決策要把握各方面的利益關切，提高綜合、表達和統籌各個群體利益的能力，抓准重點，兼顧全面。既要體現群眾的現實利益，又要代表群眾的長遠利益;既要反映大多數群眾的普遍願望，又要照顧部分群眾的特殊要求。毛澤東調查研究的方法為我們解決這方面問題樹立了典范。
當時，在分土地時，就碰到了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如何分地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如何最廣泛地動員群眾參加革命的問題。毛澤東后來回憶說，“在當時我對於農村階級的結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岡山之后，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隻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飢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於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隻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 毛澤東：《關於農村調查》(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頁。]
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又說：“對於商業的內幕始終是門外漢的人，要決定對待商業資產階級和爭取城市貧民群眾的策略，是非錯不可的。非常明顯，爭取貧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覺它的重要，高級指導機關感覺它的重要了，卻始終不能給同志們以行動上的具體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體工作方法指示出來。這不是由於不了解城市是什麼東西才弄成這種現象嗎?”正是抓住了這些關鍵問題，毛澤東的系列調查才能有的放矢地展開。
其二，破解難題，關鍵是拿出具體辦法，制定有針對性的正確的政策來。
抓住了關鍵問題，還要有的放矢地制定具體的政策，破解難題，這樣才能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好、維護好和發展好。毛澤東正是通過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掌握了城市商業、分配土地等情況，為制定正確對待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的政策，為確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農的“抽肥補瘦”的原則，提供了客觀依據。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說，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他同時指出，“社會經濟調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情況。我們調查所要得到的結論，是各階級現在的以及歷史的盛衰榮辱的情況”，“我們不僅要調查各業的情況，尤其要調查各業內部的階級情況。我們不僅要調查各業之間的相互關系，尤其要調查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為我們黨在制定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政策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找到了解決農村土地問題行之有效的方案。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明確提出了黨的“思想路線”的概念，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這成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源頭，也樹立了踐行群眾路線的光輝典范。
其三，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還要根據實踐效果不斷調整、完善。
黨的六大通過《土地問題決議案》，規定要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沒收的土地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使用。1928年12月，《井岡山土地法》主張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1929年4月，《興國土地法》把“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1930年，“二七”會議通過的《土地法》規定，“分田以抽多補少為原則”、“男女老幼平均分配”。1930年6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通過了《富農問題》和《流氓問題》兩個決議。毛澤東結合在尋烏調查中了解到的情況，對土地分配問題除重申原來的“抽多補少”的規定外，又增加了“抽肥補瘦”這一重要原則。
現在，我們貫徹群眾路線，就要把握各方面的利益關切，提高統籌各個群體利益的能力，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
四、在制定、貫徹、執行政策過程中，反對主觀與客觀相脫離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群眾路線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立場、價值追求和思想作風，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深化了我們黨關於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認識。回顧歷史，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之所以能夠不斷走向勝利，之所以能夠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重要的法寶就是始終堅持和貫徹群眾路線。其一，要服務群眾、依靠群眾，就要深入群眾，了解情況。
毛澤東將調查研究視為思想路線問題，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論斷。他說，“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就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 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15頁。 ] “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麼?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頁。]
毛澤東強調：“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裡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正因為毛澤東在思想理論上將深入群眾調查研究視為革命領導者制定政策、破解難題的根本途徑，不斷深化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認識，撰寫了《尋烏調查》、《反對本本主義》等著作，為我們黨制定科學的土地革命路線提供了直接的思想依據，成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源泉，也樹立了踐行群眾路線的光輝典范。
黨的十八大后，中央政治局出台了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第一條就明確提出，“中央政治局全體同志要改進調查研究，到基層調研要深入了解真實情況，總結經驗、研究問題、解決困難、指導工作，向群眾學習、向實踐學習，多同群眾座談，多同干部談心，多商量討論，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難和矛盾集中、群眾意見多的地方去，切忌走過場、搞形式主義”。
習近平同志強調，調查研究一定要從客觀實際出發，不能帶著事先定的調子下去，而要堅持結論產生在調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學論証的基礎上。面對突出問題、關鍵問題，隻有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才能從根本上保証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制定與貫徹執行，保証我們在工作中盡可能防止和減少失誤，即使發生了失誤也能迅速得到糾正而又繼續勝利前進。其二，要密切黨員干部與群眾的血肉聯系，保持主觀與客觀相統一。
結合黨的奮斗歷程，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根本是密切黨群關系，關鍵是堅持群眾路線。
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始終堅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1956年，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上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時指出：“由於我們黨現在已經是在全國執政的黨，脫離群眾的危險，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脫離群眾對於人民可能產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黨認真地宣傳和貫徹執行群眾路線，也就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正因為調查研究、群眾路線的極端重要性，《尋烏調查》一直就很受重視。習近平同志在《談談調查研究》一文中也提到尋烏調查，說“毛澤東同志1930年在尋烏縣調查時，直接與各界群眾開調查會，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諸如該縣各類物產的產量、價格，縣城各業人員數量、比例，各商鋪經營品種、收入，各地農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樣，各類人群的政治態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這種深入、唯實的作風值得我們學習”。
1930年毛澤東在尋烏等地開展的系列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光輝典范。群眾路線是實現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根本工作路線，群眾觀點是黨的基本政治觀點，群眾工作是全局性、基礎性、經常性和根本性的工作。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四大考驗”、“四大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重溫黨的奮斗歷程，我們要把黨的群眾路線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抓住密切黨群關系這個核心問題，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根本宗旨，防范脫離群眾這個最大風險。黨隻有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才能做到堅如磐石。
（作者簡介：姚亞平，男，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教授。）
（來源: 《蘇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