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宗派主義”概念的歷史考察
趙 威
反對“宗派主義”是無產階級政黨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中共歷史上，毛澤東首先提出“宗派主義”概念，並發動對黨內“宗派主義”的批判。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對“宗派主義”的批判對統一黨內思想、指導今天的實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學界對毛澤東“宗派主義”思想的研究尚有不足，階段性和碎片化的研究較多，整體性的研究較少。研究階段主要集中於抗戰時期，特別是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對“宗派主義”的批判﹔對毛澤東早期反對“宗派主義”思想形成和建國后他對“宗派主義”認識的變化研究不多﹔更缺乏對毛澤東“宗派主義”概念的整體把握。因此，本文將梳理毛澤東反對“宗派主義”思想形成與發展演變的脈絡，通過對毛澤東“宗派主義”概念的歷史考察，推進對中共黨史上對“宗派主義”問題的研究。
一、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宗派主義”概念的形成
中文“宗派”一詞原指古代宗族內部區分嫡庶大小的本支衍派，后用來泛指宗教、政治、學術、文藝等領域中的不同流派。毛澤東曾說：“宗派，我們的祖宗叫作‘朋黨'現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攤子’，我們聽得很熟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2頁。】中共黨內的“宗派主義”其實就是傳統文化中“宗主”意識在黨內的反映，是中國社會環境的產物。在中共黨史上，宗派專指“在黨內違反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原則，分裂黨、進行小組織活動、向黨鬧獨立性、把個人放在黨的集體之上的行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頁。】。從中共誕生之日起，宗派就在黨的成長過程中滋生發展，不斷破壞黨的團結和肌體的健康。毛澤東批評“宗派主義”的思想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和發展的。
中共誕生之際，中國處在一個極其特殊的社會環境之中：政治上四分五裂，經濟上民生凋敝，文化上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農民和其他小生產者在階級構成中佔主要成分，具有先進性的現代工人階級佔極少數。大革命失敗后，中共認識到中國革命隻能把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作為依靠力量。為此，黨的工作重心轉向了農村，在農村中發展政治組織和軍事武裝。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就不知不覺地帶入了黨內，從而為“宗派主義”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毛澤東敏銳地看到黨內存在著“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主要矛盾，因此，他明確提出要在思想上建黨。也就是說，大革命失敗后那個艱難的環境既帶來了黨內“宗派主義”思想的滋生和危害，也催生了毛澤東反對“宗派主義”的思想的萌發。
大革命失敗后，由於國共合作破裂，黨的階段性工作面臨著兩方面的任務:如何領導武裝斗爭和如何正確對待統一戰線。然而，八七會議之后，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產生了“關門主義”傾向，黨內“宗派主義”開始泛濫，導致了對小資產階級和黨外人士的過火打擊，黨的政治和思想路線以“左”的形式表現出來。毛澤東對當時黨的錯誤路線一直持批評態度，他指出“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會“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不利於統一戰線的鞏固【《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頁。】。在紅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提案中，他主張“禁止盲目焚殺，保護中小商人利益”，又指出《湘贛邊界土地法》中“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隻沒收地主土地”是一種錯誤，要團結農村中的中產階級【《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頁。】。可以說，這一時期毛澤東對黨外人士的極左政策的批評是其反對排外性的“宗派主義”思想的萌芽。
1929年12月毛澤東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批評了黨內“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的錯誤現象。他指出“小團體主義隻注意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不注意整體的利益，表面上不是為個人，實際上包含了極狹隘的個人主義，同樣地具有很大的銷蝕作用和離心作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92頁。】在他看來，小團體主義就是“宗派主義”在黨內和軍隊內的一種表現。可以說對小團體主義的批評是毛澤東反對黨內“宗派主義”思想的初步發展。
應該看到，毛澤東在這一階段雖然尚未明確提出“宗派主義”的概念，但他所批評的那些現象其實就是“宗派主義”的表現。在后來的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做了《關於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報告，對這段歷史作出回顧性的總結，指出從八七會議后就“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斗爭。”1930年黨內產生立三路線“又發展了黨內的‘宗派主義’”，“六屆三中全會在組織上還繼續著‘宗派主義’的錯誤，在陳紹禹（王明）同志的領導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以后的中央了，在組織上……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次“左”傾路線“不但形成了脫離黨外群眾的‘宗派主義’，也形成了脫離黨內群眾的‘宗派主義’(不使黨內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從全黨利益，不把黨的領導機關當作全黨意志的集中者）”【《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7、960、961頁。】。這些話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共對當時黨內那些錯誤思想的“宗派主義”定性。
根據現今可查的資料，毛澤東最早正式提到“宗派主義”是在1937年5月。在當時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我們黨在民眾運動中，有嚴重的關門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傳統傾向。”【《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64頁。】他在這裡提到的“宗派主義”主要是指在統一戰線中有些人對黨外人士的排斥和輕視的態度。之后毛澤東開始在不同場合和不同會議上將“宗派主義”作為一種錯誤的思想傾向和行為表現進行批判。1937年9月，毛澤東發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在文中羅列了自由主義的種種表現：“因為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親熱……結果是有害於團體，也有害於個人，而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360頁。】。原話中雖未見“宗派主義”一詞，但他所列舉的現象大都屬於黨內“宗派主義”的表現。至此，毛澤東定義的“宗派主義”概念已經比較清晰，它包含黨外和黨內的兩種錯誤思想，前者破壞了黨內團結，后者又破壞統一戰線的穩固性，二者均嚴重危害中國革命，所以必須堅定不移地反對“宗派主義”。
到抗日戰爭爆發后，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和中國革命的依靠力量進行了深刻的分析。1938年10月，為了統一全黨對抗日戰爭領導地位的認識，毛澤東做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政治報告，報告中講到要“堅持統一戰線的綱領’，“關門主義傾向不能容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22頁。】。從而進一步反對黨內排外的“宗派主義”。報告中又提到十年土地革命戰爭的后一個時期內‘黨的干部政策和組織政策方面，是犯了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的，這表現在宗派傾向、懲辦主義和思想斗爭中的過火政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31頁。】這時，毛澤東除了認為“宗派主義”在黨內會產生由於小組織小團體造成的不團結和分裂危險外，還認識到“宗派主義”是黨內個別人利用來排除異己、打擊報復的工具。又指出黨內的宗派斗爭將人民內部矛盾看成敵我矛盾，把黨內分歧上升到“反革命派別和反革命陰謀活動”的高度，進行殘酷打擊，折損革命的有生力量，確實給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帶來極大損失。此外，毛澤東還強調中共在統一戰線中要“堅持黨的獨立性”，批判了關於統一站線問題上的遷就主義錯誤，認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提法對於中國情況是不適合的。更強調中共黨內的團結，才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抗日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35頁。】。由此可見，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毛澤東對“宗派主義”危害的認識也在逐步深入。
二、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對“宗派主義”的系統批判
在整風運動之前，盡管毛澤東也對“宗派主義”做過多次批判，但遠不如整風運動中全面、集中與深刻，可以說整風運動是毛澤東關於“宗派主義”概念發展的最重要階段。六屆六中全會后，王明利用黨內部分同志對共產國際的迷信，組織一幫追隨者形成小集團，破壞黨內團結，挑戰中央的權威。他還以正統的布爾什維克自居，堅稱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才是正確的，這使他的言論具有很大的蒙蔽性，造成黨內思想混亂。為了清除這種影響，中央決定在全黨范圍內開展整風運動。1941年毛澤東寫了《駁第三次“左”傾路線》，批評了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者用主觀主義的方法“造出了他們自己的主觀主義的政治路線，又用這種方法造出了他們自己的‘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頁。】同年中共9月會議上毛澤東做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指出“‘宗派主義’是排擠非黨干部的一種風氣，即排外主義。同時也排內。鬧獨立性、不服從決議、沒有紀律的現象，必須整頓。”【《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374頁。】他明確要求中共黨內要對“宗派主義”問題引起足夠的重視。1942年2月，毛澤東做了《整頓黨的作風》和飯對黨八股》的演說，對“宗派主義”的性質、表現和危害性做了系統的歸納和嚴厲的批判。報告指明“宗派主義”的性質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系上的一種表現”，並列舉了“宗派主義”在黨內黨外的表現。首先是在黨內“鬧獨立性”，結果造成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不團結，軍隊干部和地方干部不團結“幾部分軍隊之間、幾個地方之間、幾個工作部門之間的關系，也是如此。”其次是在黨外“宗派主義”表現為“我們的許多同志，喜歡對黨外人員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視人家，這就是‘宗派主義’的傾向。”毛澤東還深刻分析了“宗派主義”的危害，指出“對內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對外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鏟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能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和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21?825頁。】在批評“宗派主義”危害性的同時，毛澤東還對黨內的“宗派主義”產生的根源做了深入分析。在《反對黨八股》中，他指出：‘黨是處在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中，又有很多同志出身於小資產階級，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33頁。】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宗派主義”概念內涵的闡釋囊括了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等各方面的內容，標志著他對“宗派主義”認識的深化。
從1941到1944年整風運動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多次展開了關於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以后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的成就與教訓進行了客觀的總結和評價，對黨內反復出現的“宗派主義”問題進行了認真的剖析。由於當時毛澤東在黨內已基本確立了權威的地位，而這些討論也是在毛澤東的推動下進行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討論得出的結論即標志著中共黨內對“宗派主義”的認識已經由毛澤東的個人總結上升為全黨共識。經過整風運動，中共黨內確立了黨的統一領導體制，極大地增強了黨的紀律性，克服了“宗派主義”，鞏固了黨的團結和統為爭取抗戰勝利和民主革命的成功奠定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基礎。對此，中共中央在延安時期就明確指出:“整風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一個重要關鍵，是戰勝敵人爭取勝利的一個重要關鍵。”【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頁。】毛澤東在七大前后兩次評價說，整風是抗戰的一個關節，“如果不整風黨就變了性質，無產階級其名，小資產階級其實，延安就不得下地。”“如果沒有整風，黨就不能前進了。”【《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37頁。】整風運動結束之后，毛澤東認為黨內的“宗派主義”問題已經得到了基本解決，后期他對於中共黨內的“分散主義”和“主觀主義”問題，沒有再從“宗派主義”的角度進行批判，而是代之以“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對黨內仍部分存在的對黨外人士的錯誤態度則用“關門主義“敷衍主義”、“遷就主義”來定性。應該說這些問題仍是“宗派主義”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的表現“宗派主義”在黨內還沒有徹底清除。
三、“胡風事件”后毛澤東“宗派主義”批判的政治轉向
新中國建立后，“左”傾思潮開始盛行，文藝界也不例外。1952年文藝界開展整風運動，由於胡風的文藝理論被認為是偏離毛澤東紅色文藝理論的，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被上綱上線為政治問題。從1952年開始，在國內主要報紙上就不斷刊出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性文章，聲稱在文藝思想領域已經形成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要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文藝來代替無產階級的文藝”。為了自我辯護，1954年1月，胡風本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遞交了30萬字的文藝實踐報告。然而這份報告被中宣部認為是“有系統地、堅決地宣傳”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胡風的文藝思想被定性為“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主義’小集團活動”。之后毛澤東指示中宣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風反革命集團專案小組”，在全國開展清查“胡風集團”的運動。現在看來，在對待胡風的問題上毛澤東有些過分夸大了胡風言論的階級性和反動性，進而將文藝爭論上升到政治審判的高度，導致了一場文藝界的大整肅和大清洗。經過清查又發現了為數甚多的“小集團”和“反革命壞分子”。1955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再次提到“宗派詞，文中提到胡風集團聲稱青年作家被共產黨宗派所仇視，“透出這是一個‘宗派主義’統治的問題”，而且是“宗派和軍閥統治。”毛澤東則駁斥道：“干這種事情的人們，為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往往說別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則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沒有宗派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62頁。】而在毛澤東看來情況恰恰相反，聲稱別人有宗派的“胡風集團”自己才是“反革命派別”。這表明毛澤東對“宗派主義”活動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把文藝上一些理論爭論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定性為站在中共和國家、人民對立面的反黨、反革命集團。
“胡風事件”后，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總體來說是站在“左”的立場上，將資產階級作為敵對階級對待，將黨內知識分子定性為改造對象，同時夸大黨內爭論的嚴重性，將黨內的不同意見一律作為反革命“小宗派”加以打擊。1955年10月毛澤東在《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的講話中提到中共“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是暫時的，第二位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共黨內“還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歡分散主義，鬧獨立性，甚至鬧獨立王國，覺得獨裁很有味道。”【《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98、209頁。】1956年8月毛澤東在講話中又指出要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認為黨員中的知識分子“歸到小資產階級范疇比較適合”，因為他們“主觀主義最多，‘宗派主義’不少。”【《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5頁。】1957年4月中共進行整風運動，主要目的是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由於黨內“左”傾思潮的蔓延，這次整風最后變成了“反右”，重點打擊民主黨派和部分知識分子。1957年6月毛澤東發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明確提出“現在民主黨派整風的重點是整路線問題，整資產階級右派的反革命路線。”反右派斗爭的性質，主要是“政治斗爭”﹔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50頁。】1957年10月，毛澤東發表《做革命的促進派》，將“宗派主義”的賬挂在資產階級身上，由此掀起對“宗派主義”的批判也越來越激進。如果說建國前他對“宗派主義”的定性主要還是黨內的思想斗爭和人民內部矛盾，那麼建國后他對“宗派主義”的認識已發生了質變，它已被上綱上線為政治斗爭和不可調和的敵我矛盾。毛澤東對“宗派主義”態度的這一政治轉向，表明建國后其“左”傾思想在進一步發展，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四、文革中毛澤東對“派性”態度的變化
60年代初，毛澤東對黨和國家政治形勢估計錯誤，斷定黨內出現嚴重的“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中國實際上存在著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無產階級要通過“自下而上”的徹底革命才能戰勝資產階級，保証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質，並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各種群眾組織大量涌現，群眾要表現革命性就必須選擇組織加入，結果在全國形成了兩個最大的“宗派”“革命派”和“保皇派”。各派之間政治立場被人為設定，絕對對立，從而使人民內部出現派別分化，各派唯我獨革，為派爭權，派性至上，表現出無比的政治狂熱。這時毛澤東對群眾的“政治熱情”是支持的，因為他發動“文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大亂中求大治”。1966年7月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裡寫道：“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內部發行）1988年，第55頁。】並指出“亂是由於階級斗爭、兩派斗爭、左派同右派斗爭，亂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7頁。】但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基本不使用“宗派主義詞，而是將人民內部各群眾組織之間的對立表述為“派性”之爭。他認為，“派性”是階級斗爭的產物，體現不同階級的政治傾向，無產階級“派性”同資產階級“派性”的斗爭是階級斗爭在新形勢下的表現。然而毛澤東沒有意識到，這種“派性”實質上是“極端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蕭超然等主編《中共黨史簡明詞典》下冊，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0頁。】在“文革”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具體表現。其實“派性”的劃分本身就是一種“關門主義”“派性”斗爭實際上就是“宗派斗爭”，而這恰恰是毛澤東在過去明確反對的錯誤傾向。現在看來，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斗爭的判斷乃基於主觀判斷，不具有客觀性;兩派之間的“派性”之爭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
從1967年6月開始，兩派之間的“派性’“武斗”大幅升級，形勢大亂。這時，毛澤東擔心群眾之間越來越尖銳的兩派對立會產生全國性的混亂情況和長期分裂，他對“派性”的態度也由支持轉向了反對。1967年6月毛澤東對湖南長沙的“工聯”與“長高司”的兩派大武斗明確表明態度，提出兩派都是革命群眾，兩派必須聯合起來，開始反對群眾組織的派別之爭。1967年7月，毛澤東在武漢召開會議，提出“工人階級內部，是沒有根本利害沖突的”，“不應該分裂為對立的兩派”，“希望他們盡快同對立派和解，然后解散組織”【英克萊爾·霍林沃思：《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高湘澤等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頁。】。當時，各地造反派組織為了奪權，很快形成山頭林立的局面，各派皆要求“以我為核心”，對其他派別排斥打擊。毛澤東對群眾運動中的“多中心論”進行批判，提出“核心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頁。】《人民日報》據此指出“多中心論”的實質“是一種資產階級山頭主義、個人主義的反動理論”，它會在革命隊伍中“制造分裂、影響團結、瓦解斗志”，使“嚴肅的政治斗爭，變成為無原則的派別糾紛……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莫大的損失”【《無產階級黨性與小資產階級派性》《人民日報》1967年9月5日，第1版。】。應該說毛澤東這時已看到“派性”的“山頭主義”“宗派主義”本質，因此“派性”應屬於毛澤東“宗派主義”概念在“文革”特殊時期的延續。
五、結 語
馬克思曾指出‘社會主義的‘宗派主義’的發展和真正工人運動的發展總是成反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頁。】恩格斯也明確指出：“緊緊地糾集在一起和進行陰謀活動是一切宗派的特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13頁。】因此，在無產階級政黨內不允許有宗派組織存在。馬克思說：“我們現在必須絕對保持黨的紀律，否則將一事無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3頁。】但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又認為，黨的領袖要有寬闊的胸懷，要能夠無私地把各方面的人團結在一起，而不搞小圈子，更不能為了搞宗派而搜羅一些對自己感恩戴德的人。應該說，這就是毛澤東反對“宗派主義”思想的源頭。毛澤東關於“宗派主義”概念的發展演變表明，一個科學的概念的形成是有一個歷史過程的，它一方面要立足於科學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要經得起社會實踐的檢驗，二者共同構成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從而推動科學概念內涵的不斷發展與深化。當毛澤東對“宗派主義”的認識客觀上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的需要時，它確實推動了中國革命事業的健康發展;但是，當毛澤東對“宗派主義”概念內涵的認識在主觀上出現偏差時，又可能帶來實踐上的不良影響。
（本文作者：華僑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福建泉州 362021）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