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歷史作用與現實啟示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歷史作用與現實啟示
陳金龍
1927年3月，毛澤東的經典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問世后，引起廣泛關注。這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農民革命斗爭的綱領性文獻，在歷史的緊要關頭，為革命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動了農村大革命運動的繼續發展。90年過去了，再讀《報告》，追溯《報告》形成的過程，我們不難發現，毛澤東調查湖南農民運動不單是為了回應黨內外對於農民運動的責難，還有其認識、實踐、心理基礎﹔毛澤東調查研究的方法、對農民作用的肯定、對農村建設的關注，仍不失其當代價值。
1927年3月，毛澤東的經典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報、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漢口《民國日報》的《中央副刊》、《湖南民報》刊發，引起廣泛關注。4月，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單行本，瞿秋白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說：“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5月、6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轉載《向導》周報刊發的《報告》。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當時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評價《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頁）。在《報告》發表90周年之際，本文追溯《報告》形成的過程，對其歷史作用和現實啟示略作解讀。
隻有經歷調查才有發言權
毛澤東青年時期就開始接觸社會、了解社會。1920年3月，毛澤東在致周世釗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施的調查，及研究。”（《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頁）在這裡，毛澤東把調查研究、通曉國情作為改造中國的起點。
1925年2月，經中共中央同意，毛澤東回韶山養病。於是他利用這一機會在韶山進行社會調查。經過同各類人士接觸、交談，了解了韶山附近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農民的階級狀況和各種社會情況。1926年5月，毛澤東在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時，曾主持擬定租率、田賦、地主來源、主佃關系、抗租減租、農村組織狀況、農民觀念、民歌等36個項目引導學生作調查，並要求學生把家鄉的情況，按調查項目填寫。9月1日，毛澤東為《農民問題叢刊》寫序言時，深感研究農民問題的材料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時期內，“從各地的實際工作實際考察中引出一個詳細的具體的全國的調查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167頁）。因此，國共合作后，毛澤東十分重視農村調查，這些關於農村調查的具體實踐、問題選擇與行動倡導，為農民運動調查奠定了基礎。
1927年1—2月，毛澤東歷時32天，對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農民運動進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頁）。2月16日，毛澤東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情況寫報告給中共中央。報告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見從前我們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黨對農運的政策，應注意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的“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一致的“痞子運動”的議論﹔以從來並沒有什麼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179頁）。這些基本觀點，構成了《報告》的主要內容。
正是基於實地調查，毛澤東在《報告》中，對湖南農民運動有了自己的認識和看法，澄清了關於農民運動的不實之詞。針對農民運動“糟得很”，農會的舉動“太過分”、有一點“亂來”，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等說法，毛澤東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在他看來，農民運動“好得很”，成就了“奇勛”﹔農會的所謂“過分”舉動具有“革命的意義”﹔農民是“革命先鋒”。國民黨右派關於農民運動的種種說法是道聽途說，缺乏調查基礎﹔而毛澤東關於農民運動的結論是基於實地調查，因而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在輿論混雜、是非難辨的情況下，有利於贏得話語優勢和話語主動權。美國學者布蘭特利·沃馬克在論及《報告》時說：“毛澤東是以農民運動專家的資格在說話”，“長期的實地調查賦予了他在論述農村問題的權威性。”（《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調查湖南農民運動的親身經歷，使他說這番話有足夠的底氣和自信。
當前，中國農村處於變革之中，各級領導干部制定農村政策，推動農村改革發展，仍需要對農村進行調查﹔在對農村進行調查時，要開調查會，廣泛聽取農民的意見，進行實地考察，不能走馬觀花，搞形式主義。隻有經過充分的農村調查，才能制定適應當代中國農村狀況的改革發展政策。沒有農村調查，就沒有資格在農村問題上發言。
充分重視農民的力量
毛澤東在農村環境下成長，尊重農民、敬畏農民，對農民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在尋找中國革命力量時，如果說1924年前對工人關注較多的話，那麼，1925年后則將目光主要聚焦於農民。《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通過對各階級的革命態度及形成原因的透徹分析，認識到中國農村所蘊藏的革命力量。
1926年1月，毛澤東發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文，將中國農村分為八個階級和階層，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游民，對各階級的革命態度進行具體分析。在此基礎上，強調將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工人組織起來，成為中國革命力量。6月，毛澤東為第六屆農講所學生講授農民問題時，從人口、生產、革命力量、戰爭關系、革命目的五個方面，闡明了農民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出“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的結論。9月，毛澤東為《農民問題叢刊》寫序言時說得更直接：“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163頁、第166頁）。這些認識，揭示了農民革命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農民在國民革命中的作用，為毛澤東在《報告》中定位農民及農民革命的作用奠定了基礎。
在《報告》中，毛澤東依據自己的觀察，斷言“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這是對農民運動革命性、正義性的總體肯定，彰顯了農民在國民革命中的作用。在《報告》中，毛澤東對農民的革命態度進行了具體分析，將農民分為富農、中農、貧農三種。在他看來，富農的態度是消極的，中農的態度是“游移”的，貧農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是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鄉村中一向苦戰奮斗的主要力量是貧農”（《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9頁、第20頁）。農民的力量，來自農民的組織、農民的武裝、農民的權力，來自針對農民的政治動員、文化教育。農民的力量，主要體現在推翻農村社會的封建統治，建構新的社會基礎、社會秩序。經過這次農民運動調查，毛澤東認定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選擇提供了支撐。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在國民中所佔的比例逐漸縮小，但農民的絕對數量仍不容忽視。農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新農村建設依然需要依靠農民力量﹔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需要農民的智慧和探索﹔農民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促進了城市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各級黨和政府必須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滿足農民基本利益訴求。
農村建設任重道遠
毛澤東不僅重視農村革命，也非常關注農村建設和發展。1926年6月，他為第六屆農講所學生講授農村教育問題時指出：“農村教育是現在社會很大的問題”，對當時農村盛行的封建教育表示了極大憂慮。8月14日，毛澤東以第六屆農講所所長的身份參加中華農學會第九屆年會開幕大會。他在講話中指出：“農民是農業的根本，也就是中國的根本！”（《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165頁）他鼓勵與會代表到民間去，直接指導農民，從根本上救治中國農業。
在《報告》中，毛澤東所關注的14件大事，既是農民革命的內容，也是農村建設的重點。如通過農會將農民組織起來，建立農民武裝，建設廉潔政府，破除迷信與神權，普及政治宣傳，嚴禁牌、賭、鴉片，辦農民學校，建立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壩，實際上已涉及農村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毛澤東期待通過農民革命改造農村權力框架，實現農村制度變革，改良農村社會風氣，提升農民文化素養，促進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建設取得了明顯進展，農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也應當看到，城鄉之間在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有些傳統觀念制約了農村發展，部分農村尚未走出貧困狀態。如何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農村成為現實﹔如何促進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建設同步推進，在完善村民自治、發展農村經濟、改善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協調推進農村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如何在謀求農村發展的同時，通過制度創新，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專業化、標准化、集約化道路，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作者：陳金龍，單位：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2017年0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