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訓練大綱》對古田會議決議的影響
《黨員訓練大綱》對古田會議決議的影響
梁德武 王湘江
《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中收錄的《黨員訓練大綱》【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9—67頁。】（以下簡稱《大綱》），之前在國內軍隊和地方浩瀚的檔案中並未出現過，本次應該是首次公開發表。之前也未發現有相關的研究著作或學術性文章。這篇文獻是1929年7月13日以紅四軍三縱隊政治部名義印發所屬部隊的黨員訓練教材，在過了80多年后，終於重新面世。筆者在撰寫《譚政傳》過程中，發現《大綱》與開國大將譚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為此，我們就這篇文獻是在什麼背景下形成，它與古田會議決議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系，是不是譚政主導編寫的等一系列相關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考証研究，並取得了相關的研究成果。敬請方家教正。
一、《大綱》形成的歷史背景
《大綱》的產生，要從紅四軍三打龍岩城這段時間說起。1929年5月中旬，紅四軍第二次轉戰入閩，相繼克龍岩、佔永定，消滅盧新銘部大部。此后，紅四軍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在外部威脅減弱的情況下，紅四軍黨內卻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5月底，毛澤東在永定湖雷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會議一開始就發生爭論，焦點是在紅四軍內是否要設立軍委。一種意見認為，既然有四軍，就要有軍委，指責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代替了群眾組織”，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領導工作的重心還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增設重疊的機構，並批評硬要設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會上爭論沒有結果，意見也沒有統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76—277頁。】但后來還是批准設立了劉安恭任書記的臨時軍委。
二打龍岩后，毛澤東於6月8日又在白沙召開前委擴大會。會議雖然取消了臨時軍委，但爭論還在繼續。爭論主要圍繞“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分權主義與集權主義”等問題展開。紅四軍上上下下幾乎都參加了爭論，這在黨內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毛澤東的建軍主張受到一些人質疑，他由此萌生了離開前委的想法。【《毛澤東年譜》上卷，第278頁。】紅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看出了毛澤東的矛盾心理。當天夜裡，他寫了一封急信給毛澤東，要求其留下來，領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03頁。】。
6月14日，毛澤東復信給林彪，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並歸納為14個問題﹔認為舊式軍隊帶來的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原來黨組織薄弱造成的個人龐大的領導權，以及從遠方來的形式主義的理論，是紅四軍不能建立起黨的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因﹔同時對小團體主義、偏於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等阻礙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錯誤思想進行了分析批駁。他表示：我雖然離開紅四軍，仍會同“一切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斗。因為現在的爭論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四軍黨的和一年以來長期斗爭的問題”。毛澤東在信中還熱情鼓勵支持自己建軍思想的同志：紅四軍的黨組織已經有了比較堅固的基礎了，黨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爭既已經起來了，決不因我去而不達到勝利的目的。“四軍的黨由此可以得到一極大的進步，這是絕對無疑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21、231頁。】
毛澤東給林彪的復信，曾送交前委並在紅四軍黨內傳開，影響很大。蔡協民、譚震林、羅榮桓、譚政等一些黨員干部都專門抄錄過。他們通過親身經歷的紅四軍成功失利的經驗教訓，對毛澤東在信中提出的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和政治建軍的原則堅信不疑，都認為要把紅軍建成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就必須按照毛澤東主張的政治建軍思想去實踐，紅四軍應由毛澤東來領導。
但直到6月22日在龍岩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與會的紅四軍領導干部對這些問題仍未能統一思想，致使在改選紅四軍前委時，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由陳毅擔任前委書記。會后，毛澤東決定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帶二縱隊黨代表譚震林、三縱隊黨代表蔡協民、秘書江華及曾志等人，到閩西上杭縣蛟洋去指導地方工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282頁﹔《毛澤東傳》（1）,第204頁。】
得知毛澤東即將離開紅四軍領導崗位，譚政與三縱隊司令員伍中豪、九支隊黨代表羅榮桓等人，紛紛趕到他的住地，為其送行，也想再聽聽指示。毛澤東再次顯示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坦蕩胸懷，他說：爭論問題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自己離開紅軍，但不影響同錯誤思想作斗爭。我在紅四軍日子太久了，身體太弱，而知識更覺貧乏，休息一段，到地方做些事，也好有新的進步。
10月下旬，紅四軍進攻梅縣失利，轉入贛南又連遭挫折，軍政各方面暴露的問題日益嚴重，“失敗情緒”導致軍心渙散，紅軍士兵逃跑的人數“竟達戰爭死亡數倍以上”，【《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第222頁。】越來越多的黨員干部開始為紅軍的生存和發展而擔憂，一些曾經不贊同毛澤東建軍主張的同志紛紛轉變看法，絕大多數黨員逐漸認識到，紅四軍不能離開毛澤東的領導，創建贛南、閩西根據地不能沒有毛澤東。
盡管紅四軍七大后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但伍中豪、羅榮桓、譚政等人仍堅定地認為，毛澤東關於政治建軍的思想是正確的，是建立一支區別於以往舊軍隊的唯一途徑。他們所在三縱隊的前身第31團是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的主力部隊，井岡山斗爭時期曾在其指揮下打過不少勝仗，在向贛南閩西進軍途中，毛澤東又一直隨該團行動，經常和該團的黨員干部在一起，對一些問題進行交談或探討。他的建軍思想對三縱隊影響很深，指戰員們對毛澤東的指揮和主張非常信服。於是，伍中豪、羅榮桓、譚政等人繼續按照毛澤東的主張抓部隊建設，並在部隊實踐中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總結。為了切實抓好各級黨組織建設，保持部隊的政治穩定，他們決定編寫一份《黨員訓練大綱》，作為黨員訓練教材，下發所屬各級黨組織進行學習教育，把黨員干部的思想統一在毛澤東建軍思想上。
二、《大綱》的影響及其意義
通過研讀和對比，我們發現《大綱》不但對毛澤東政治建軍思想進行翔實闡述和細化，而且對后來毛澤東起草《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也產生了積極影響。如《大綱》中關於加強黨支部領導的原則及其實施方法等許多內容，都被毛澤東吸收或借鑒到了古田會議決議之中。
1928年，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曾提出黨對軍隊領導的重要原則和支部工作的構想，指出：紅四軍中“黨的組織，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又指出：“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通過政治教育，使士兵具有“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66、64頁。】這篇著作精辟地闡述了“黨指揮槍”的重要建軍原則。但具體如何實施並達成這一目標，當時並未見諸文字。
《大綱》則對此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闡述。《大綱》全文1_2萬多字，以保証黨對軍隊的領導為主旨，分20個專題，對基層黨支部的組織原則和意義、工作內容和方法等，進行全面闡釋和規范。以“支部建在連上”重要建軍思想為依據，進一步闡述了黨支部實施領導的具體原則，指出：“支部為黨的基本組織，布爾什維克黨的基礎是建筑在支部上，一切策略和工作要經過支部才能執行出來的”。每個黨員必須接受黨組織的指導與監督。同時又指出：民主集權制是黨的一項重要組織原則，它既強調民主，即以群眾為基礎，使全體黨員參加黨的生活與了解黨的策略，盡可能地經過黨員群眾討論黨的各種實際斗爭的策略，盡可能地實行指導機關由代表大會或黨員大會選舉﹔又強調集中，即一切問題一經黨支部決定，任何同志隻有服從決議執行工作，對於抗命不從的同志，要加以紀律制裁。
針對紅軍基層連隊黨員文化素質偏低、組織觀念淡薄的狀況，《大綱》在指出基層黨支部重要意義的基礎上，詳細介紹了基層黨支部和每個黨員的義務與權利，以及黨支部的工作內容及流程，包括支委會、支部書記、黨小組長及其成員的責任和作用，怎樣召開支委會和在支委會上作報告，怎樣開展黨內批評，怎樣發展黨員，怎樣進行宣傳教育等，文字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強，對於如何實施基層黨支部的領導，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大綱》針對前一段時間紅四軍黨內關於建軍思想路線的爭論，以及部隊中存在的影響黨對軍隊領導的錯誤思想傾向，特別指出了應予糾正的11種錯誤觀念及其必要性，其中有些源自毛澤東給林彪的復信（以下簡稱“復信”），如《大綱》所批判的否認黨的領導和指導關系的“取消主義”，源自“復信”中“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第222頁。】部分，實際上是提出了關於應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重要問題﹔《大綱》中的“小團體觀念”“偏於軍事觀點”等，也都是“復信”中提到的黨內爭論的焦點問題。還有一些則是《大綱》編寫者在部隊政治工作實踐中發現的一些錯誤思想傾向，這些此前從未見諸毛澤東的著作及文字材料，如：離開無產階級立場和觀點的“機會主義”﹔放棄黨內斗爭的“和平觀念”﹔忽視對工農分子的思想改造，隻注重領導機關成分比例的“形式主義”﹔由農民意識均產主義發展而來的“平均主義”﹔對同志不敢批評，怕得罪人，隻掃自家門前雪的錯誤“道德觀念”﹔反映流氓無產階級孤注一擲主張的“盲動主義”﹔沒有集體的討論、隻有個人的命令的“命令主義”等。《大綱》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紅軍黨組織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其中不少內容和批判分析為五個月后毛澤東撰寫古田會議決議提供了重要參考。
如：《大綱》在分析影響黨的領導和誤解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時認為：有些“同志不懂得黨的集權制，不懂得民主集中制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因此發生下級不執行上級黨的決議”尾大不掉的趨勢。它可以破壞無產階級黨的“組織性”與“紀律性”，使黨趨於滅亡。古田會議決議採用了“極端民主化”【《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第222頁。】這一觀點，並系統地提出了糾正的方法。
《大綱》在對“平均主義”的錯誤觀念進行分析時指出：“平均主義完全是農民意識，均產主義，覺得你有一件東西，我也應該有﹔你騎馬，我也該同樣的騎，完全不按事實的需要與革命的需要，隻頑固的站到主觀方面說話。這種絕對平均思想，是極端貽害的。”古田會議決議將這一錯誤觀念概括為“絕對平均主義”【《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第731頁。】，並對其危害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同時指出了糾正的方法。
《大綱》分析了否認黨的領導的“取消主義”傾向以及認不清黨的正確路線，畏懼黨內斗爭的“和平觀念”，認為其發展結果，必然導致“否認黨的組織系統的指導作用和工作關系”，“形成極端自由的無政府思想”。古田會議決議將這兩種錯誤傾向歸納為“非組織觀點”【《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第730頁。】，將其表現精准地概括為“少數不服從多數。例如少數人的提議被否決，他們就不誠意地執行黨的決議”。古田會議決議在此基礎上提出，通過“使到會的人盡量發表意見，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並重申“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后，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等有效的糾正方法。
《大綱》指出了“不顧群眾，不估量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隻憑少數人的英雄氣概，就輕舉妄動起來”的“盲動主義”【《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第62-63頁。】傾向，以及對於群眾斗爭的危害，認為“這也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戰術，而是流氓無產階級孤注一擲的拼命主義”，“和機會主義沒有兩樣”。古田會議決議針對這一觀念提出，“紅軍中還有盲動主義思想的殘余存在著”，並進一步指出：“盲動主義的社會來源是流氓無產者的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綜合”，其糾正的方法是從思想上肅清盲動主義，從制度上和政策上糾正盲動的行為【《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第735頁。】。
《大綱》批判了部隊中存在的“隻照顧自己范圍內的一切，不顧及全般”的“小團體觀念”﹔“對士兵的管理鬆懈，犯了紀律，都敷衍了事，不執行懲罰”﹔發現同志有錯誤，口裡不講出來，怕得罪人，“隻掃自家門前雪”的所謂“忠義”等錯誤“道德觀念”等。古田會議決議把上述錯誤觀點歸納為“個人主義”【《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第733頁。】，進而分析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小團體主義、雇佣思想、消極怠工等個人主義傾向的六種表現，在深入分析其思想根源及危害的基礎上，逐一提出了解決的方法。
《大綱》對紅軍中“偏於軍事觀點”的表現作出精辟的概括，即：“隻謀軍隊的本身利益，不顧及群眾的要求﹔隻想擴大軍隊的組織，不顧及地方武裝﹔隻求軍隊的訓練，不顧及發動群眾工作﹔隻管作戰指揮，無論黨及群眾工作一點也不過問，甚至連軍風紀的整頓也不理及。”這為古田會議決議從根本上糾正紅四軍黨內存在的這一主要錯誤思想提供了有力的佐証。古田會議決議將其准確定義為“單純軍事觀點”【《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第727頁。】,指出其實質是把軍事與政治相對立，進而作出了“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舍此，“就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這一正確指導人民軍隊建設的著名論斷【《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86頁。】。
可以說，《大綱》是在我黨我軍現今可以查找到的資料中，最早把毛澤東政治建軍思想運用於黨員學習教育，並在結合部隊實踐基礎上，豐富了毛澤東建軍思想內容的一部重要文獻。由於《大綱》很好地起到了宣傳、豐富毛澤東建軍思想的作用，自然引起四個月后重新回到紅四軍前委的毛澤東的關注，並成為他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時的重要參考材料，在決議中留下許多顯而易見的痕跡。
三、《大綱》的編寫和主導者
《大綱》雖然署名是三縱隊政治部，而且從印發至今已80多年，所有知情者都已辭世無從查詢，但從我們已經掌握的文獻史料綜合分析看，編寫者和主導者應該是譚政。
其一，從能力水平上講。譚政曾以優秀成績畢業於馳名三湘、毛澤東曾就讀過的湘鄉東山學堂，畢業后當過老師，1927年參加秋收起義后，先后擔任過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部書記、團宣傳隊分隊長。中共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的首任秘書，紅四軍第31團黨委秘書，中共第三縱隊黨委（簡稱“三縱委”）秘書等職，【《譚政自傳》。】是紅四軍中出了名的筆杆子。特別是他在擔任毛澤東秘書的一年多時間裡，從搜集資料到謄寫材料，耳濡目染，極大開闊了他認識問題的視野，學到了許多處理重要特別是理論方面問題的方法，對毛澤東建軍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這為他起草《大綱》奠定了較為扎實的思想和理論基礎。15年后的1944年4月，由他起草並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所作的《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軍事科學院編：《譚政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第199—234頁。】的報告（即著名的“譚政報告”），也充分顯示了他的政治理論水平。而當時紅軍干部文化普遍偏低，許多還是文盲。從思想理論水平和文字功底看，譚政應是三縱隊執筆編寫《大綱》的首要人選。
其二，從職責范圍上講。作為中共紅四軍三縱委秘書，在蔡協民隨毛澤東去閩西指導地方工作后，譚政實際上已承擔起政治工作方面更多的組織領導職責。這樣，在當時紅四軍黨內爭論引起部隊思想混亂的情況下，及時糾正影響黨的領導和部隊穩定的錯誤思想傾向，組織全縱隊黨員干部進行整訓，為這次整訓編寫學習教育材料，理所當然地成為譚政分內的工作。當然，這些肯定離不開伍中豪、蔡協民、羅榮桓等一貫堅持毛澤東建軍思想的領導干部們的大力支持和具體指導。
其三，從對待黨內斗爭的立場和態度上看。譚政自秋收起義以來，一直在毛澤東領導下工作，宣傳並貫徹了毛澤東的許多主張，如支部建在連上，實行黨代表制，部隊做群眾工作，建設根據地，進行調查研究等。由於長時間受毛澤東及其建軍思想的熏陶，他對毛澤東政治建軍思想篤信不移，既是忠誠的宣傳者，又是勇敢的捍衛者。他曾多次借用司馬遷贊嘆孔子的話來表達自己對毛澤東思想的由衷信服：“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這使他能夠在紅四軍這場黨內斗爭中，與伍中豪、蔡協民、羅榮桓等人一道，始終站在支持毛澤東建軍路線的立場上，即使在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前委領導崗位后，也沒有放棄對毛澤東建軍思想的堅持。正是這種政治品格和思想水平，決定了他能夠在這種形勢下建議組織黨員集訓，主動承擔起《大綱》的編寫重任。值得一提的是，紅四軍中不少領導干部堅持探究真理、勇於改正錯誤、不計個人恩怨的胸懷，也是《大綱》得以傳播，以及譚政在1929年11月毛澤東尚未返回領導崗位時，就能調任紅四軍黨委員會秘書長【《譚政自傳》。】的重要原因。
其四，從毛澤東對譚政的使用上看。譚政在擔任毛澤東秘書期間，毛澤東聽到紅31團有“違反政策紀律，侵犯群眾利益”的反映，就派譚政去調査。譚政很快摸清情況，並與31團黨代表何挺穎、三營黨代表羅榮桓等一起，及時進行了處理，使問題得到圓滿解決，毛澤東對此很滿意。后來，毛澤東出於培養的目的，讓譚政到該團擔任黨委秘書，協助黨代表抓政治工作。毛澤東重返紅四軍前委並著手籌備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期間，時任黨委員會秘書長的譚政，自然成為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在譚政為毛澤東起草大會決議案所准備的文件資料中，毛澤東通過這本《大綱》，加深了對譚政思想理論水平的認識。會后，毛澤東先是安排譚政任紅四軍政治部訓練部部長（也稱宣傳部部長）﹔1930年6月，第三縱隊擴編為紅12軍，譚政又被提拔為紅12軍政治部主任【《譚政自傳》。】。抗戰爆發后，毛澤東親自點名譚政擔任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並主持總政的日常工作，成為他當時抓軍隊政治工作的主要助手。
其五，從《大綱》形成的過程看。《大綱》於1929年7月13日印發，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到地方指導工作是7月8日，這說明《大綱》在起草時，毛澤東還沒有離開紅四軍前委，同時也說明三縱隊黨委宣傳貫徹毛澤東政治建軍思想的堅定立場和一貫性，沒有因為毛澤東的離開，而產生過任何懷疑或放棄。相反，還加快了印發和組織學習貫徹的進度。《大綱》結尾處的“編者的話”指出：“希望講閱《大綱》的諸同志聯系自己的心得提出或增或減的意見，交三縱委，以便異日再版時修改成一極完美的《黨員訓練大綱》”【《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第67頁。】。其中，“交三縱委”“修改”這句話，也透露了誰是執筆編寫者這一玄機，而這一修改任務之所以沒有進行，我們認為原因無外乎兩個：一是譚政四個月后調到了紅四軍機關工作，並協助毛澤東起草紅四軍九大文件，不可能繼續完成三縱委《大綱》的修改工作﹔二是譚政離開后，三縱隊尚沒有與譚政水平相當的人把《大綱》修改得“極完美”。
其六，從個人記憶來看。“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譚政曾向軍委領導提出，想出去走走，搞些調查研究，打算寫寫回憶錄。在回憶到古田會議前后有關情況時，他曾談道：當年在紅四軍三縱隊曾經編寫過一個學習材料，具體名稱和內容想不起來了。但他很肯定地講到：這個材料曾受到過毛主席的充分肯定，這一點自己記得很清楚。【譚澤代：《回憶我的父親譚政》，《譚政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48—249頁。】於是，譚政讓秘書想辦法査一查相關檔案資料。可是，因為年代久遠，加之說不清材料的標題和主要內容，檔案部門無從查找，而古田會議前后第三縱隊的歷史資料又留存極少，所以始終沒有找到相關的線索。《大綱》的發現，是對譚政記憶的最好印証。
近年有學者在台灣“國史館”收藏的《陳誠文庫·石叟資料》中，也發現了這篇《大綱》以及一些我黨我軍檔案館所沒有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紅軍資料。我們分析，《大綱》等文獻應該是陳誠當年率領“圍剿”軍中路軍攻入中央蘇區所獲的“戰利品”。當初，他自以為可以從中找到紅軍生存發展的“秘訣”，但由於其階級局限性，始終未能破解。直到十幾年后，陳誠率軍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作戰慘遭失敗，退居台灣。這時的陳誠，之所以將《大綱》等文獻收進自己的文庫之中，一方面是想炫耀自己曾經的“輝煌”，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對毛澤東所締造領導的共產黨軍隊政治思想建設的重視和研究。
《大綱》既有力地宣傳了毛澤東建軍思想，又結合部隊實際對紅軍中黨的建設進行了深入探索、總結和規范。其中一些內容不但被毛澤東吸收進古田會議決議，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為紅四軍九大的勝利召開作了思想和輿論上的准備。如果說譚政等人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應該是當之無愧的。經過80多年歲月的洗禮，這篇重見天日的歷史文獻愈顯珍貴。它在客觀上無疑起到了進一步豐富毛澤東建軍思想的作用，也從一個側面証明，毛澤東建軍思想的確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那一代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
（本文作者：梁德武，原總政辦公廳編研局局長、大校軍銜 北京 100034﹔王湘江，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大校軍銜北京 100091）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