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圖爾特·施拉姆關於中國革命中烏托邦”思想根源的探析

斯圖爾特·施拉姆關於中國革命中烏托邦”思想根源的探析

管永前

斯圖爾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1924—2012）,是國際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生於美國，長期在英國倫敦大學任教，退休后在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持編纂英文版10卷本毛澤東著作集。主要著作有《毛澤東的政治思想》《毛澤東》《未經修飾的毛澤東：談話和書信集（1956—1971））》《對毛澤東的初步重估》《毛澤東的思想》等，對推動西方毛澤東研究的發展產生巨大作用。【國內學界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對施拉姆的毛澤東研究持續關注，產生了一批研究成果。據初步統計，論文已有數十篇，主要有廖蓋隆的《關於毛澤東功過評價和社會主義高度民主：對施拉姆教授論毛澤東的幾篇文章的評述》（《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13期）、《施拉姆在毛澤東研究方面的成果與不足》（《黨的文獻》1992年第4期），武市紅的《施拉姆對“文化大革命”的幾點看法》（《黨的文獻》1989年第4期），邱觀建和賈鋼濤的《論施拉姆的毛澤東研究》（《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劉海明的《施拉姆在“報刊的蘇聯共產主義理論”論述中的誤讀》（《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等。2000年以后，又出現一批專門以施拉姆“毛澤東研究”為研究對象的博士和碩士學位論文，如華東師大曹景文2002年博士論文《海外毛澤東研究之探討：以施拉姆為例》、陝西師大祝俊峰2004年碩士論文《施拉姆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方法評析》、山東大學路振華2010年碩士論文《施拉姆毛澤東思想研究之研究》、南京大學王朴2011年碩士論文《施拉姆毛澤東早期思想研究述評》等。這些成果直接反映了國內學者對施拉姆研究的內容和水平。】他借用西方“烏托邦”的分析范式，試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過程中取得的成就和走過的曲折道路進行探究，並力圖尋找其根源。他將“烏托邦”區分為“可以實現的幻想”和“不現實的冥思苦想”，把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歸結為“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把“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歸結為“經濟烏托邦”和“社會烏托邦”，並描繪未來“現實主義烏托邦”的發展方向。盡管施拉姆的這種解釋已超出西方“烏托邦”的原意，並且用“烏托邦”這樣一個公式概括中國共產黨十分復雜曲折卻不斷走向成功的發展歷程過於簡單化，但作為西方學者研究毛澤東思想和中共黨史的一種方法和視角，值得借鑒和深思。

一、中國革命中“烏托邦”思想的根源

在施拉姆看來，“烏托邦”一詞具有模棱兩可的含意，既可指尚未實現但在某種情況下可以實現的幻想，又可以指人類不能做到的冥思苦想。如果沒有前一種意義上“烏托邦”的號召力，也就沒有一個有效的政治運動，當然，也就沒有一個革命政黨能夠得以生存。他希望探討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不同階段中，第一種意義上的烏托邦主義如何被第二種意義上的烏托邦主義所吞噬。【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 （1981）,pp.407。該文曾由周先進譯為中文，題名《烏托邦去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一個周期》（載蕭延中主編《“傳說”的傳說》，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一180頁），對本文寫作具有參考作用，特此致謝。】

借用“烏托邦”這一公式，施拉姆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某一時期內，如果不是生活在“烏托邦”之中，那麼也是生活在即將實現烏托邦的期望之中，而后來終於拋棄了這些幻想。當然，這是指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及“文化大革命”時期提出的烏托邦幻想，以及后來中國領導人對這兩個運動的批判和否定。對於這兩個引人注目的事件，他認為隻有依據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共領導人的“烏托邦”沖動，才能理解五六十年代中國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演變。在考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時，必須回顧得更遠些，並考察這個周期之前的周期。

如果說從同治中興到五四運動這一時期，與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目標之間有連續性的話，那麼1911年前后的歷次革命運動與毛澤東領導下，特別是1927年以后展開的中國革命之間，是否也有任何意義上的連續性呢？對於這個問題，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周錫瑞（Joseph Esherick）認為，根本沒有任何有效的連續性。但是，在施拉姆看來，周錫瑞的判斷基本上是誤入了歧途。首先，他忽視了從徐錫麟、秋瑾和陶成章直到孫中山的革命家們，通過秘密會社的中介，來動員農民努力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周錫瑞的結論意味著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所領導的黨不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這當然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毛澤東相信，必須用“無產階級”思想來指導中國革命，這種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自城市的工人階級。【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 No.87（1981），pp.410.】

對於共產黨成立前夕的中國社會，施拉姆將其概括為“民族屈辱、社會不寧、思想混亂”。【Stuart R.Schram, “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10.】一系列軍事上的敗仗，從鴉片戰爭直到義和團被鎮壓，導致日益嚴重的外國干涉和侵犯，結果“亡國滅種”就成為每個有覺悟的中國人所經常考慮的問題。盡管有群眾性的排外運動和城市知識分子的一再抗議，然而還是看不到任何扭轉形勢的希望。其所以缺乏有效反抗的原因，主要歸咎於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混亂。自從19世紀末葉以來，帝國崩潰了，無人再相信皇帝的旨意，然而議會民主還是不能生根，卻又提不出任何可行的其他抉擇。外國列強的影響由於致力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受到限制，在此期間中國工業有了引人注目的發展。然而，到1921年時就結束了這個短暫的發展時期。在此期間，知識界對這些問題有了充分的反應，嚴復和改良派除了採用西方技術之外，還企圖理解、吸收和利用西方思想的精髓，特別是通過翻譯國外資料的途徑，迅速傳播了外界消息。但是，還沒有產生有效的中西思想的綜合。

1920年年底，毛澤東寫信給當時在法國的朋友蔡和森，把整個人類劃分成10億無產階級與5億“資本家”。他說，因為被壓迫的人類的三分之二不想無限期地忍受這種殘酷的命運，各國的激進共產黨人就會變得日益強大，他們必須行動起來奪取政權。【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 No.87（1981），pp.412.】對此，施拉姆認為，在許多亞非國家資本主義比中國更不發達的情況下，毛澤東的10億“無產階級”打算砸爛枷鎖的想象，當然會被認為是“烏托邦”。但是，半年以后，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路線更富於“空想”色彩。那條路線號召一個純粹是工人階級的革命，不摻雜其他階級，而在當時中國卻隻有150萬產業工人。【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 （1981），pp.412.】

事實上，列寧在共產國際二大上已經制定一條走出困境的道路。1922年年初，共產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人與“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派搞“統一戰線”。在國共合作的最后兩年，即1925到1927年，由於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事務中日益起支配作用，這種合作形式也可以看作是斯大林的發明。

在施拉姆看來，一方面，斯大林加給中國共產黨人的策略走得太遠了﹔另一方面，它似乎又非常不夠。斯大林認為，在中國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特別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有共同的利害關系，因此應當聯合。但實踐中他又把國民黨看成是中國革命的旗手。他認為，如果共產黨人打出自己旗幟的話，農民隻相信國民黨，而不肯接受共產黨人的領導。1927年以前，在對中國農民政治覺悟與革命潛力低估的情況下，斯大林設想中國革命的最后命運可以在少數幾個城市中決定，正如法國革命的成敗全在於巴黎，而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則在於莫斯科與彼得格勒。施拉姆認為，斯大林的這種認識也可以看成是一種“烏托邦”。

施拉姆強調，探討中國革命中的“烏托邦主義”的社會思想根源，必須考慮“農村包圍城市”總戰略的含義，它是在1927年以后逐漸形成的。井岡山的斗爭，是毛澤東農村冒險生涯的第一階段。在井岡山時期，黨內尤其是紅軍內部新成員中大多數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更不是工人，而是游民或者社會的擯棄者。毛澤東在教育和改造他們之后，就把這些人編入了紅軍。

施拉姆認為，毛澤東補充這些游民成分加人無產階級軍隊，並不是容忍和寬厚的舉動，而毋寧說是必要的妥協，因為沒有他們，紅軍很可能就不能生存。毛澤東在1928年11月25日給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中，頗有點申辯似地指出：並不像湖南省委所說的那樣，他的士兵全部都是游民，但他們在紅軍中確實佔據很大數量。當毛澤東這樣說時，他自己也就暗示出這種困境。他斷言：出路就在於加強政治訓練，以便使這些成分有本質上的改變。【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 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14。為此結論，他還曾受到別人的批評。】

施拉姆從這件事中得出結論，“毛澤東相信能從根本上改造任何人，使其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 No.87（1981），pp.414.】施拉姆認為，這一事例在探索毛澤東的“烏托邦”幻想根源上具有根本性意義：他從感情上或本能的感覺上認為革命一定是可能的，因為人類的三分之二被剝削﹔他從實用主義的政治判斷，即根據中國的主導條件，認為農民可以在實質上代替工人階級做革命斗爭的先鋒﹔除此之外，還要加上一條哲學或心理學的認識，即客觀現實可以被人們深刻的主觀變化所改動。【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15.】

那麼，這些“烏托邦”幻想只是反映了毛澤東個人的追求，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甚至中國社會本來就有這種內在的因素呢？施拉姆認為，在有關“烏托邦主義”問題上，過分依賴農民可能會被認為是異端，但卻不能被認為是烏托邦，因為實踐証明它行之有效。再者，如果夢想用“農村包圍城市”的過程來戰勝國民黨，那可以算是第一種烏托邦主義，可以被當成行動的指南。毛澤東比他的大多數戰友們更全心全意地堅持這條農村道路，而且屢次提出証明其正確性的論據。

由於“毛澤東思想”不是“一個人”的創造，而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施拉姆發現，正是劉少奇最有系統地論証了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盡管活動在農村環境之中。施拉姆將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上關於黨的性質的論述概括為四點：（1）中國共產黨是在20世紀20年代偉大的工人運動的基礎上產生的﹔（2）即使在農村斗爭的年代裡，黨實質上仍有不少從工人運動中產生的干部﹔（3）雖然黨員的絕大多數不是工人，而是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但他們受到徹底的思想教育，改變原來小資產階級的本質，具有無產階級先進戰士的性質﹔（4）根據中國工人運動在城市中受壓迫的情況，革命的當前任務是解放農民，隻有派遣先鋒隊到農村去，中國共產黨才能代表中國的工人階級，執行中國工人階級在目前時期的任務。【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 （1981），pp.417.】

這樣，從一開始劉少奇就比較早地、也是更有力地強調中國共產黨與城市工人階級之間的有機聯系，並以此作為黨的合法性的來源。他總結說“我們黨員的社會出身不能決定我們黨的性質”，一個像中國共產黨“經過這樣產生、又經過這樣鍛煉與教育出來的黨，與任何資本主義國度內的無產階級政黨比較，至少是毫無愧色的。”【劉少奇：《論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頁。】盡管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個性和觀點上有許多差異，但其共同點之一是相信用教育的方法傳授美德的可能性，這反映了中國人強調主觀變化可能性的傳統看法。

另外，施拉姆認為，中國共產黨最終得以成功還依賴於武裝斗爭，而這一點也助長了“烏托邦”的思想。毛澤東塑造了一個“自覺的能動性”：一支有高明、足智多謀指揮官的軍隊，士兵們又准備死戰，能打敗一支強大許多倍的敵軍，而紅軍多年來就一再這樣表現過。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對戰爭中主觀因素的信仰等於是一種現實主義的“烏托邦”，這種“烏托邦主義”起到了最后戰勝國民黨的作用。【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 （1981），pp.418.】但同樣的“烏托邦主義”在經濟發展上卻不一定適用。因此，在“大躍進”時期，中國共產黨“向大自然宣戰”，並想用無視客觀實際的辦法，結果是另一種性質的“烏托邦主義”了。

二、經濟“烏托邦主義”

在1958年之前，中國共產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蘇聯”，這無疑是因為面對建立行政系統和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緊迫任務，不得不被迫採用現成的辦法。但是，施拉姆的問題是，在選擇追隨蘇聯道路的時候，中國人是否拋棄了他們原有的“烏托邦主義”呢？他們是否只是把對“烏托邦”目標的追求暫時擱置起來？或者，他們是否認為蘇聯制度本身也就是“烏托邦”的一種形式呢？【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 （1981），pp.419.】

當然，從今天來看，蘇聯道路是死胡同，而不是什麼“烏托邦”。然而，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中國從一個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短短幾年內變成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內的一個重要成員，象征著巨大的躍進。在此情況下，施拉姆認為,在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邁步，可以被看成是走向“烏托邦”的巨大步伐。然而，從另一種意義上來看，中國共產黨似乎把“烏托邦”扔到腦后了，因為，多少年來在極為不利的情況下生存下來，最終戰勝企圖消滅自己的敵人這件事看起來簡直就是最大膽的夢想，而那個夢想終於實現了。雖然毛澤東把1949年的勝利一再說成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但剩下的路程似乎可以被看成只是移動左右腳的問題，隻要走下去就行了。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既不願意放棄革命事業的“烏托邦”色彩，而隻搞建設社會主義的日常例行公事，又不能安下心來搞莫斯科模式的翻版。因此，“烏托邦主義”在1949年並沒有消失，只是被擱置下來，並在1958年以新的驚人形式爆發出來。【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 （1981），pp.420.】

由於“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倡導的兩大激進主義高潮，如何理解二者間的聯系與區別？一方面，二者之間顯然具有連續性﹔另一方面，二者之間的差異性也同樣重要。特別標志著兩者差異的領域是領導方式，“大躍進”的口號是“黨統率”，而“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具體目標就是砸爛黨組織。在兩個運動的遠大目標上，差異也是同等的尖銳。“大躍進”的烏托邦主義首先表現為爭取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速度，而“文化大革命”的中心目標，則是戰勝“私”字，以利於創造一代社會主義新人。

這兩個運動都動員了群眾的熱誠與創造力，並將其視為變革過程中的主要動力。“大躍進”力圖既提倡平均主義，又提倡經濟發展速度。“文化大革命”則宣布，在“抓革命”時，還能夠“促生產”。由於兩者主要都是強調發展，施拉姆將其稱為“經濟烏托邦主義”與“社會烏托邦主義”。

由毛澤東擬制並在1958年1月末提交討論的“大躍進”藍圖，主要集中於經濟發展，甚至提出要實現現代化。它最核心的主題之一，是於1958年1月號召進行“技術革命”，數月后“人民公社”開始露面。公社從一開始出現就被認為是通向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磚石”。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號召在全國建立公社，並斷言：在這個基礎上，在不多的幾年內就可以在農村實行全民所有制，並說共產主義已“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同時，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原則，已經可以跟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相結合，來產生一種過渡形式的報酬制度，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可以逐漸加以取締。當時的看法是，隻有通過這種社會組織上的變化，這場“對大自然的戰爭”才能勝利地進行。

毛澤東的倡議顯然得到了大多數高層領導人的擁護。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劉少奇對此雄辯地加以闡述：“建設速度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擺在我們面前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的革命就是為了最迅速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有些人說，提高建設速度，會使人們‘過於緊張’，寧可慢一點好。但是，難道慢一點就不緊張麼？要知道，六億多人長期處在貧窮和缺少文化的狀況下，用很大的努力才能勉強維持很低的生活水平，不能有效地抵抗自然災害，不能迅速地制止可能的外來侵略，完全處於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被動地位，那才是一種可怕的緊張局面。為了擺脫那種局面，幾萬萬人鼓起干勁，滿懷信心地投入熱烈的勞動和斗爭中，這是我們應當雙手歡迎的一種革命的常規。”【《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56年5月）》第28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2頁。】

此后，吳江在一篇最早詳細闡述“繼續革命”理論的文章中，把這一點歸結為：“人們愈能在自己的社會關系上進行自覺革命，便愈能增強自己對自然界作戰的能力，愈能像魔術似的自由呼喚潛藏著的生產力，使它從各處涌現出來，獲得高度發展“人們又不是客觀的奴隸。隻要人們的認識符合於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就能充分地發揮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克服一切困難，創造必要的條件，去推動革命前進。在這個意義上，主觀創造了客觀。”【吳江：《不斷革命論者必須是徹底的辯証唯物論者》，《哲學研究》1958年第8期。】

眾所周知，“大躍進”在實踐中帶來了嚴重后果。那麼，“大躍進”為什麼會迅速爆發？為什麼1958年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被“大躍進”政策所吸引，而這種政策在速度和規模上都超越中國當時的客觀可能性？“大躍進”的革命浪漫主義幻想是否只是毛澤東個人的幻想整個地傳達給黨了？還是這種“烏托邦”幻想本來就是中國社會所固有的？這就涉及到“大躍進”政策的社會政治根源問題。施拉姆認為，毛澤東雖然是這些政策最熱心的倡導者，但這卻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想法。那些最極端的主張，既有經濟發展方面的，也有實現共產主義方面的，乃至來自農村。在這裡，“大躍進”是“農民烏托邦主義”的又一種表現。

在施拉姆看來，毛澤東對農民的態度跟他整個思想一樣充滿了矛盾。一方面，他對農民革命潛力高度評價，這方面的判斷已被經過22年農村斗爭於1949年取得的勝利所証實。他甚至在1955年12月宣稱，中國農民甚至比英美工人還要更好。另一方面，在1958年11月、1959年2月到3月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卻一再重申這樣的觀點，即農民到底是農民，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帶有某種兩重性。農民的美德是他們的革命性，他們的缺點是附帶有自私和平均主義傾向。【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24-425.】

總之，施拉姆認為，在中國農村固有烏托邦式的向往。兩千年來，植根於流行道教思想中的原始集體主義思想，一直鼓動著農民起義。但是，在分析“大躍進”這個問題時，主要責任既不能推給農民，又不能推給基層干部。因為1958年關鍵性的“烏托邦”思想來自最高層，或被最高層所認可。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號召迅速轉變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有些地方三、四年，有些地方五、六年），沒有一個見解是來自農民的精神文化。1958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提出，在建立人民公社問題上，城市慢於農村的理由之一是由於城市裡“資產階級思想”仍然佔據相當的優勢。這樣一種情緒，即認為農村在精神上比城市優越，在政治上比城市更有朝氣，這種情緒很值得農民分享，但通過這項決議的卻不是農民。【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25.】因此，大躍進的“烏托邦主義”，雖然曾在農村興旺過，並鼓勵了地方干部和普通農民在社會主義熱情上、在追求不可能的經濟目標上互相競賽，但在其根源上，卻主要地不是農村現象。

三、社會“烏托邦主義”

在施拉姆看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他認為到20世紀60年代初，不僅在蘇聯而且在中國都出現了“新階級”。他用這個眼光來看待很多老同志，號召砸爛他們所操縱的整個黨的機構。而用來對付“非無產階級”傾向的武器，是來自基層群眾或黨外的“階級斗爭”。

毛澤東所倡導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城市的現象，農村並不是重點。這不同於“大躍進”，那麼，“文化大革命”的“烏托邦主義”實質到底是什麼呢？施拉姆歸納為三點：（1）毛澤東認為整個人民不僅是善良的，而且會自動地追隨並應用他的正確路線，特別是通過有系統、有規律地學習《毛主席語錄》的方法，可以幫助他們使正確路線內在化﹔（2）毛澤東特別相信中國人民已被無私精神、延安傳統的艱苦朴素精神所激勵。因此，他號召實行精神刺激和政治刺激而不用物質刺激，號召組成一個由這樣的男女組成的社會，其心理與動機將整個是社會主義的﹔（3）在經濟發展方面，著重點全在於群眾的創造性。“大躍進”時期，在“技術革命”的名義下，人民被動員起來，但主要還是靠科技人員﹔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則宣稱群眾代替了專家。從南京長江大橋直到工農業技術上的小革新，總是宣布群眾做到了工程師們做不到甚至說過不可能的那些事情。【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 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 No.87 （1981）, pp.427.】

無論這些幻象或向往是否應被看作“烏托邦”，貫徹執行的后果表明它們遠遠地脫離了實際，帶來了災難性后果。對此，施拉姆認為，在毛澤東一生最后20年內，中國共產黨走上或斷斷續續地走上通向“烏托邦”的道路。【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 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 No.87 （1981），pp.432.】問題是，毛澤東提出的不現實的思想為什麼會整個地被黨和人民所接受？如何認識他作為“烏托邦”倡導者的作用？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明確指出，毛澤東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於是在1955年到1965年十年中“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總結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決議寫道：“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頁。】

那麼，為什麼毛澤東堅持把“左”的、“烏托邦”的過度行為跟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混淆呢？為什麼他在1955年到1965年的十年中犯了“把階級斗爭擴大化和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兩個根本性錯誤呢？為什麼1966年他會在“左傾錯誤論點”的基礎上發動並領導“文化大革命”呢?《決議》提供的解釋是：“我們黨過去長期處於戰爭和激烈階級斗爭的環境中，對於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備和科學研究。……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斗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斗爭的嚴重擴大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頁。】

施拉姆贊同《決議》的這種觀點，認為毛澤東“軍事浪漫主義”對建設社會主義方法具有重要影響。【S. Schram,“The‘Military Deviation’of Mao Tse-tung”，Problems of Communism,No.l,1964，pp.49—56.】但是，盡管毛澤東的思想中具有奪取政權所形成的難以磨滅的經驗烙印，為什麼黨內其他人肯接受這些超越常規的觀點呢？施拉姆的分析是，從本質上說，他們是被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對偉大領袖的崇敬所強制造成的。【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 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3.】正如李大釗在192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農民真正要求的是真主，或曰真統治者，換言之一個好皇帝，或一個新式的代理皇帝，他能夠制服洋人，並建立農民所向往的和平與安寧。【李大釗：《魯豫陝等省的紅槍會》，《李大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169頁。】

在20世紀下半葉，毛澤東主要關心的大體上正是對農民進行動員和思想改造。特別是他一生的最后十年，把“偉大的”傳統跟“渺小的”傳統加在一起，既挺身出來充當造反者又充當“真主”，但他顯然未能用正確的方式來教育人們，使他們感到救世主沒有必要。不管其來源如何，施拉姆認為毛澤東晚年的領導不能被稱為“烏托邦”，盡管它主要來源於簡單化的、誤入歧途的“烏托邦”思想。然而，在當代中國有沒有一種廣泛的理想和向往，能夠稱之為“烏托邦”呢？毫無疑問是有的，這就是“民主”和“現代化”。【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4.】

四、現實主義的“烏托邦”

施拉姆認為，從1978年開始，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努力尋覓一條通向未來新的、更現實主義的道路。在經歷長時期的“封建專制”以后，民主的概念，不管其內容多麼空泛，在中國有很大的吸引力。至少對某些人來講，“民主”是振奮人心的“烏托邦”理想。

一般而言，提到“民主”或建立“高度民主”，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在中國很少有人不同意民主的口號，然而不同社會范疇、抱有不同政治要求的人們對這個詞的理解差異很大。施拉姆認為，存在兩種極端的觀點，其中一種認為，民主意味著德國式或瑞典式的社會民主，甚至意味著純粹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度，並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是根本不可能推進的。在可以預見到的將來，這一特殊形式的“烏托邦”不可能有什麼有意義的作為。【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5.】施拉姆進一步指出，今天的部分中國人中有一種空虛感，其表現為廣泛的宗教復活及其他許多形式。作為這種情緒出路的政治理想，就是在社會主義框架內，探索新的民主形式。【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 pp.435.】

《決議》提出：“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在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生活中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別要著重努力發展各城鄉企業中勞動群眾對於企業事務的民主管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頁。】對於中國民主試驗的命運，施拉姆認為，“如果最后在政治領域內不出現一個現實主義的烏托邦幻想，這不是個好兆頭，不僅對中國如此，對全世界也是如此”。【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6.】

通向現實主義“烏托邦”的另一個口號是“現代化”。從來源上講，“四個現代化”的號召是周恩來在1964年12月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先提出的，毛澤東對這個報告加上一段，敦促中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中打破常規開創新路，因而實現那種“大躍進”。雖然“大躍進”不再適宜或者可行，但是仍然存在這樣一個目標，即中國應該迅速實現現代化，並用自己的方式來實現它。對於“現代化”的口號，它首先意味著快速的技術進步，但它還必須以一個有價值的、事實上是長期性目標的身份出現，而不是以烏托邦定義的身份出現。【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7.】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烏托邦幻象嚴重地損害了它們所要保証創造的奇跡。“大躍進”保証要帶來大豐產，卻造成了飢餓。觸及改造人們靈魂的企圖卻導致了混亂、專制暴行和流血事件。這一切大大破壞了人類的關系結構，雖然從表面上看“文化大革命”對經濟還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害。【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9.】

雖然毛澤東一生中最后十年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的動機，即希望動員人民，尤其是農村人民，起來建設國家並決定自己的命運，肯定是正確的，甚至是可貴的。《決議》竭力強調基層人民的“直接民主”，但同時強調，社會主義革命應該“有領導、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在施拉姆看來，今后公民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將不再是一種冒險，而是比以往更腳踏實地的工作。他希望，辯証法的因素、毛澤東生活和政治方法中可以供人分享的方面，能被結合到中國迫切需要的新的現實主義“烏托邦”裡去，並以這種“烏托邦”取代過去失敗了的“烏托邦”。【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9.】

五、結語

“烏托邦”思想傳統在東方和西方都具有悠久的歷史。中國儒家的“大同”社會理想從春秋時期一直延續到近代。在西方，古希臘理想家柏拉圖的“理想國”是西方烏托邦傳統的肇始，16世紀英國的托馬斯·莫爾是近代烏托邦主義者的源頭，聖西門、傅立葉、歐文形成了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出現，是西歐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工人和知識分子對社會變革所作出的特定反應。人們對烏托邦社會理想的價值追求和期待，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一個社會得以進步和發展的精神源泉和動力。

早在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學者費正清和史華慈等人關於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的研究中，就已經滲透有關毛澤東“烏托邦主義”的思想因素。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在西方關於毛澤東思想的“四次大論戰”中，烏托邦主義已經頗為流行。在毛澤東逝世后關於其歷史遺產的研究中，烏托邦主義成為一種典型的觀點。然而，一些海外學者並沒有在毛澤東思想和晚年毛澤東之間作明確區分，由晚年毛澤東的錯誤而把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觀歸之為烏托邦主義，認為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是難以實現的幻想。這是不夠科學的。與多數西方學者不同的是，施拉姆借用“烏托邦”的分析范式，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和經歷的曲折進行探究，力圖尋找其思想、政治、社會和文化根源。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當然，施拉姆用“烏托邦”這個西方流行范式概括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十分復雜曲折卻不斷走向成功的發展歷程顯然過於簡單化了，也未必符合實際。例如，毛澤東雖然生在農村，熱愛農村，但他更向往城市。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最終是為了佔領大城市。毛澤東教育共產黨員和革命干部進城后要防止敵人的“糖衣炮彈”，這是因為他吸取了以往農民革命，特別是李自成農民革命一進城就腐敗的教訓。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和“大躍進”之后系統闡述過的經濟思想，絕不像有些海外烏托邦主義模式所理解的那樣片面和簡單化。毛澤東強調精神鼓勵和物質刺激相結合，又紅又專，大小工業並舉。這個“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從某些方面來說，是他整個經濟戰略的核心。這是靠“兩條腿”盡可能快走的方針，並不是想單靠小工業和土辦法“一條腿”前進。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作出了艱辛的探索。尤其是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后，毛澤東力圖根據中國建設的實踐，全面突破蘇聯模式，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盡管晚年毛澤東犯過嚴重錯誤，但在新中國歷史上形成的許多獨特的理論和實踐，是同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毛主義的烏托邦思想不是外來的思想珍玩，而是一種與現代和當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歷史緊密相關的歷史現象”【[美]莫裡斯·邁斯納：《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毛澤東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是中國當代社會綜合發展的產物，又對當代中國社會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因此，海外學界把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觀等同於烏托邦主義是不夠確切的。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北京 100089）

(來源：《北京黨史》201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