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的視角看毛澤東的理論創新
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的視角看毛澤東的理論創新
庄福齡
馬克思有一句經典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頁。】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看毛澤東的理論創新，應該是理解哲人毛澤東的一個很好的視角。
一、歷史需要合格的哲人
早在學生時代，毛澤東就開始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一面深入群眾苦苦求索，一面博覽中外典籍，從高度的理論自覺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中，他找到了依靠廣大民眾、武裝工農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革命道路遼闊而艱辛，不能沒有科學理論和偉大哲人的引導。“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時勢造英雄，時勢需要英雄，需要集理論和實踐於一身的領袖人物，需要領袖人物從復雜的國情中分析並清晰地指出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毛澤東的一生，是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的一生。艱辛的中國革命道路，需要在分析國情、政情、黨情、軍情、民情等多方面情況的基礎上形成符合中國實際的指導理論。這種理論上的創新不是從某一部門、某一方面制定一些具體辦法，而是從哲學高度上，從根本的世界觀上尋找貫穿一切的路線和方法，綜合性地解決問題。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並在與時俱進中不斷創新。這種創新，在毛澤東哲學思想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毛澤東在進行這種理論創新的過程中，既有堅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又有充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覺和改造社會制度的高度自覺﹔既具有綜合分析中國革命和中國國情的理論思維能力，又具有偉大革命家的勇氣和智慧。
二、毛澤東為歷史所選中絕非偶然
馬克思主義雖然在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和文獻中已經闡明，但把它運用到中國，首先需要的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來認識和分析中國社會，認識和分析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主要對象。然后真正拿出革命的行動來改造舊中國、建立新社會。在改造中國社會的革命行動中，數其大者，體現在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中就有秋收起義、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長征、領導中國共產黨進行抗日戰爭等實踐。其中誕生的重要歷史文獻有《反對本本主義》、《尋烏調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
《反對本本主義》是從思想路線的高度來反對教條主義和理論守舊的檄文，充分表明毛澤東在考察革命隊伍思想狀況方面的認識水平有了極大提升。他深感要確立新的思想路線，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他從哲學的高度明確提出，離開實際的調查，會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工作指導。在革命斗爭極其艱苦的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能夠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堅持理論創新，從而在曲折的革命斗爭實踐中通過實地調查提出了徹底的實踐唯物主義的觀點，用中國的實際斗爭來落實馬克思提出的改造世界的理論，這不正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重大創新和發展嗎？毛澤東把尊重實踐作為判斷真理的唯一標准，明確地樹立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觀點。這也體現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特點和出發點，體現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由此，毛澤東哲學思想繼續發展，用實踐的理論來指導革命斗爭、反對本本主義。到達延安后，毛澤東寫出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認識論成為毛澤東指導建黨、建軍、整黨整風的銳利武器，成了他研究一切問題的“工具”。
尋烏調查的實踐及其成果是毛澤東以身示范為全黨樹立的榜樣。《尋烏調查》不僅涉及到大量的農村問題、工商業問題和城鎮問題，而且還反映了尋烏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情況。報告的全面性和系統性為如何進行調查研究作出了表率。這對於指導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黨局部執政后的城市工作和工商業工作也有一定的探索意義。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雖然是一部未完成的稿子，但充分總結了十年內戰的經驗，深刻揭示了革命戰爭的規律，在馬克思主義戰爭史上表現出少有的系統性、鮮明性和說服力。毛澤東深刻而精辟地把中國革命戰爭歸納為四個特點：一是中國是一個大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不愁沒有回旋的余地﹔二是敵人的強大﹔三是紅軍的弱小﹔四是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190頁。】中國內戰的主要形式是“圍剿”和反“圍剿”。打破“圍剿”有各種形式，要具體對待，有所區別。毛澤東還從各種戰爭形式中提煉出九種，這是他創造性地運用軍事辯証法的理論成果。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所作出的一些重要論斷，是對遵義會議后正確理論探索的延續。這一著作，對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引領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道路，起了重要指導作用。
上述著作，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是一脈相承的，均成為全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這些理論著作在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農村和城鎮的各階層，如何對待反“圍剿”戰爭中的軍事路線，如何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等方面，反映了毛澤東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諸多探索，也是毛澤東在深刻分析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各種形勢后形成的理論結晶。
三、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兩大貢獻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著許多重要貢獻。僅從認識論上看，至少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從思想路線的高度撰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二是為中央領導集體撰寫和制定了眾多決策性文件。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和陝北抗日根據地的建立，毛澤東的理論研究工作在較為穩定的環境下，呈噴發之勢。他在抗日軍政大學的哲學講演，可視為一組兩篇，即《實踐論》和《矛盾論》。
毛澤東在他的哲學講演中，首先把認識論介紹給了延安的軍政干部，進而影響了廣大軍民。當時延安流行的哲學宣傳品不少，有從蘇聯傳來的，有從國民黨統治區傳來的，也有從其他國家傳來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毛澤東宣傳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目的，是以此作為工具和武器，用它來廣泛地分析問題，根本目的是去改造世界，推進抗日事業。
宣傳認識論也要抓住重點。對廣大干部和群眾而言，要擴大他們的視野和胸懷，一方面要把他們的世界觀變成從事抗日工作需要的方法論，另一方面要把方法論落到世界觀的實處。總之，要反對空談和不切實際的議論。這是一個從古到今、從外到中廣泛存在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特別是列寧那裡，吸收了實踐的經驗和理論的結晶，又返回到實踐中，再從理論的高度加以研究、總結。
《實踐論》既分析了在實踐基礎上認識發展的全過程，又分析了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不斷深化的過程。它在之前經驗總結的基礎上，繼續從認識和實踐的關系闡明了“實踐的觀點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闡明了實踐在認識論中的地位，完成了《反對本本主義》中未能完全說明的問題。實踐之樹常青，實踐的生命力永遠內在於不斷產生的矛盾之中，這又需要展開對矛盾論的進一步研究。因此，《實踐論》和《矛盾論》可看作哲學基本原理的研究起點。
《矛盾論》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視角來考察問題，其根本觀點認為矛盾在萬事萬物中是不可回避的。毛澤東反對一些人在認識問題時陷入閉目塞聽和與世隔絕，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理論。這是針對教條主義破壞辯証唯物論的整體性錯誤來闡述的。毛澤東在理論上把辯証法、認識論和歷史唯物論貫通起來，看成三位一體的有機整體。
有了《實踐論》和《矛盾論》，也就有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理論武器，同時也向全黨提出了理論武裝的任務。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文件。《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就是其中一例。這份文件明確提出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一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結合起來，深入實際，取得經驗，既要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又要把廣大群眾正確的意見，集中為群眾系統的意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以群眾的實踐驗証這些意見。把兩個結合同理論武裝天衣無縫地化為一體，通過領導方法把認識論群眾化、大眾化，把領導置於群眾中間，按照毛澤東的說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四、在執政為民中創新矛盾觀
毛澤東始終提倡，認識論不僅需要發展和創新，而且需要走出課堂和書齋為人民群眾服務。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面臨著如何建設一個新國家的繁重任務。這一時期，毛澤東多次強調堅持和貫徹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重要意義。他說：“我們現在還有一些處在領導工作崗位的同志和許多從事一般工作的同志，並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革命的認識論，他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還是資產階級的，或者還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他們常常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以主觀主義（唯心主義）代替唯物主義，以形而上學代替辯証法。既然這樣，那他們的調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為了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裡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裡的尖銳武器。”【《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頁。】
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毛澤東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對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探索。
《論十大關系》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兩篇以蘇聯經驗為借鑒，以總結中國經驗為根據形成的具有方針性的講話稿。《論十大關系》定稿前，毛澤東聽取了國務院34個部門有關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匯報，綜合起來一共有十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系。其中重點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目的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我們的共同目標而奮斗。從總體上說，這是兩篇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文獻。
為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作了很深入的思考。比如，在思考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顧及到了其中內含的各種關系。包括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工業建設項目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等等。正確處理上述關系，首先要考慮國情，考慮人民利益。毛澤東認為，在處理重工業、輕工業的關系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做得好些，沒有出現像蘇聯那樣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也沒有出現一些東歐國家由於輕重工業發展失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毛澤東還指出，我們對於農業與輕工業的關系也是比較注重的，一直堅持以農業為基礎，發展農業，保証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毛澤東認為，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國家和農民，都必須兼顧，隻顧一頭，隻講一面，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的。這是關系到當時六億人民的大問題。
在處理國防建設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方面，毛澤東強調“軍民兼顧”、“公私兼顧”。毛澤東那一代人的思考和探索，為今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正確認識和處理好上述各種關系，從認識論和矛盾觀上很好地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復雜關系問題，也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大文章奠定了基礎。盡管社會矛盾理論涉及的問題較多，有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索，但是，毛澤東當年的許多理論思考，從今天的視角來看依然很有意義。例如要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要把人民內部矛盾作為社會生活的主題，要辯証分析社會矛盾，等等。
從以上論列來看，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最為突出的有兩點：一是提高和鞏固國家的實力，二是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從提高國家實力方面看，毛澤東思想的創新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飛躍。這一思想從解決民主革命時期的矛盾到解決治國理政的矛盾，再到解決新中國的一切矛盾，無疑都反映了理論創新的力度。毛澤東思想這種適應歷史發展的創新，是客觀的歷史的需要，也是治國理政的需要，更是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需要。再從一切為了人民利益方面看，為了改善人民生活，毛澤東提出既要工業化，又要照顧人民利益的方針。一個社會主義大國，關系復雜多端、千變萬化，既要解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進步，又要照顧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如何統籌兼顧是一個極為艱難的課題。毛澤東等人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許多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提出並創新了許多前人沒有的理論。這種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矛盾論等理論的創新，在整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都是一種新的理論運用和理論預見。當然，隨著社會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變化，毛澤東思想也需要不斷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矛盾觀成熟之際，往往就是矛盾解決之時。從毛澤東那裡，我們可以學到唯物辯証的分析方法。
五、終身堅持馬克思主義矛盾觀
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是帶著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和高度自覺步入晚年的。綜觀毛澤東的一生，僅就其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矛盾觀的不斷創新來看，就足以說明他不愧為馬克思主義忠實的繼承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典范。
其一，面對貧窮落后的舊中國，毛澤東是在調查研究和深入實踐的基礎上認識中國國情、開創中國革命道路的，並最終成為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偉大實踐家。
其二，面對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艱巨任務，毛澤東艱辛探索，創建了一套新的社會形態理論，並付諸實踐。他系統地研究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和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開創了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和研究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特點，並強調了這條道路的中國特色。據此，毛澤東批評了斯大林和蘇聯理論界否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以及否認矛盾是社會發展動力的錯誤觀點，指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仍然會有矛盾，進一步論証了矛盾存在的永恆性，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矛盾觀。
其三，回答了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對待錯誤的問題。毛澤東認為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犯錯誤，沒有不犯錯誤的人。他在1965年發表的幾段文字中寫道：“中央多次對同志們提出這個問題，認為一個共產黨人必須具備對於成績與缺點、真理與錯誤這個兩分法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思想。”又說：“我們的干部中，自以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因此，不厭其煩地宣傳這種認識論，是非常必要的。”他還說：“人類總是要犯一些錯誤才能顯出他們的正確”，“認識的盲目性和自由，總會是不斷地交替和擴大其領域，永遠是錯誤和正確並存”，“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類對客觀物質世界、人類社會、人類本身（即人的身體）都是永遠認識不完全的。如果說有一天認識完全了，社會全善全美了（如神學所說那樣），那就會導致絕對的主觀唯心論和形而上學，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世界觀”。【《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48、324、326頁。】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高度提出如何對待錯誤的問題，對自己對黨都提出了嚴格要求，令人敬佩和深思。
其四，毛澤東的矛盾觀給人以希望和信心。毛澤東把對立統一規律作為宇宙的根本規律，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對許多人來說，承認這個規律是一回事，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又是另一回事。因為涉事其中，往往感到問題的復雜。所以毛澤東說：“所謂復雜，就是對立統一。”【《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頁。】總之，在認識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方面，在面對困難和解決復雜問題等方面，毛澤東都從觀點和方法上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啟示。
（作者庄福齡：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