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及其現實意義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及其現實意義
魏禮群
今年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拓者，他的光輝一生是探索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的一生。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出了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探索，雖然經歷嚴重曲折，但取得了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改革開放以來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黨能夠全面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准備、寶貴經驗和物質基礎。回顧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成果，對於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理論成果
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轉變，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社會一切發展和進步的基礎。
1956年，在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我國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十分落后、各地發展極不平衡的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是我們黨面臨的全新的重大課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吸取外國經驗教訓，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為此，毛澤東開始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一系列艱苦探索。新中國成立初期，鑒於當時復雜的國內外環境，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面主要按照蘇聯模式，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經濟體系，並取得了巨大成效。但隨著形勢進一步發展，蘇聯模式不斷暴露出存在的弊端和問題。借鑒蘇聯經驗，正如毛澤東所言：“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頁。】1955年底，毛澤東最早提出“以蘇為鑒”的問題。毛澤東對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理論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系統闡發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社會發展動力的學說。1957年，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在講話中，針對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完全適合、不承認社會主義還有矛盾的觀點，毛澤東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他站在對立統一規律的哲學立場上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充滿著矛盾，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基本上是適合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需要的，但又很不完善，還存在某些環節的缺陷，同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基礎的需要相矛盾，應當及時地調整，但這些矛盾同舊制度的矛盾又“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也就是說，這種矛盾不是對抗性的，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毛澤東還對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進行詳細分析，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根源，指明了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和社會發展動力的科學認識，為我們不斷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思想武器，也為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不斷進行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思想。在1956年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他說，“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的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生產關系的調整“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也“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頁。】同年，黨的八大全面分析了我國的階級關系和社會主要矛盾出現的新情況，指出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把我國盡快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就將發展生產力這個中心任務在黨的路線方針中確立起來。1957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8、214頁。】
對於如何發展生產力，毛澤東也有著深入的思考。他提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同時，要繼續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頁。】在毛澤東的許多重要講話中，還多次提到科學技術和技術革命的重要性。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提出，要“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51頁。】。1960年3月，他在對《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當前技術革新、技術革命情況的報告》和《技術革命運動獲得大面積豐收》兩份材料的批示中又指出：“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偉大的運動，急需總結經驗，加強領導。”【《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52頁。】1963年，在聽取有關同志匯報十年科學技術規劃時，毛澤東強調：“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他告誡全黨：“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51頁。】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及重視科學技術的重要思想，具有極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三）初步提出了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論和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戰略設想。為了使各級領導干部更多地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經濟理論，毛澤東要求全黨領導干部認真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1959年底至1960年初，在邊讀邊議這本書時，毛澤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16頁。】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分階段發展的論斷，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展和重要貢獻。
在這個歷史時期，毛澤東還著重思考了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問題。他立足於中國實際，以蘇聯、東歐經驗為借鑒，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他明確指出，要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發展關系，把農業放在優先發展的突出位置，提出要以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為序來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關於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毛澤東也作過深入的思考。他率先提出並初步規劃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明確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07頁。】。他還提出了國防現代化的問題。在邊讀邊議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明確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16頁。】1964年12月，毛澤東對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修改時，提出“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頁。】建成現代化強國。到了1975年1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又明確指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頁。】這樣，毛澤東親自規劃了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這為我們黨后來不斷思考和制定中國現代化建設戰略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礎。
（四）創造性地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重視價值規律的理論觀點。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初期，毛澤東就突破了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隻限於生活資料的觀點，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概念。他多次強調，不能把商品生產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商品生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還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有利工具。在糾正1958年“共產風”的錯誤中，他比較系統地提出了發展商品生產、利用價值規律的思想，認為“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隻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極其必要，極其有用。“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977頁。】他還說，在今后一個必要的歷史時期內，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他的這些論述實際上已經把商品生產看成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的經濟形式。毛澤東還認為，隻要存在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就要起作用。他在1959年2月底3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價值規律是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在同年3月的一個批示中還寫道：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參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4頁。】1959年，毛澤東批示：“工農商並舉，提得很好，一定要這樣做。貶低商業，商不挂帥，工農兩業是不會發展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69頁。】他在當時整頓人民公社中明確提出，要“三級核算，各計盈虧”、“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4頁。】。這些重要思想都是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創新性發展，也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商品經濟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
（五）鮮明地作出了正確處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重大關系的論述。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這也是他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代表作，其內容涉及到十個方面的重大關系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和政策。其中，特別論述了如何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在講話中，毛澤東強調不要機械搬用外國經驗，要充分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他提出：“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麼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5頁。】這就闡明了發展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辯証關系。后來他還提出，要從中國國情出發，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位置。到了60年代，毛澤東更明確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並把它確立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在分析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關系時，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5—26頁。】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邊讀邊議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又分析了工業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他指出：“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裡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28頁。】
在這次邊讀邊議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過程中，毛澤東還提出了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協調發展的理論觀點。他說：“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並不消失。”“不以規律為計劃的依據，就不能使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發揮出來。”他還指出：“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所以“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並舉”。“隻要我們能夠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保証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19、121頁。】這一系列闡述，都體現了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和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深入思考，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貢獻。
（六）開始提出了經濟體制和管理體制改革的科學論斷。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集中分析了國家、生產單位、生產者個人的關系和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毛澤東強調，要通過改革經濟體制和管理體制以充分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他提出：“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系，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這兩種關系都要處理好。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他說：“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工資也需要適當調整。”“合作社同農民的關系也要處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國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農民拿多少，以及怎樣拿法，都要規定得適當。”這實際上提出了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問題。他還提出了給企業下放權力的問題，“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從原則上說，“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在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上，他提出，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省市也要注意發揮地、縣、區、鄉的積極性，都不能夠框得太死”。“省市與省市之間的關系，也是一種地方和地方的關系”，“提倡顧全大局，互助互讓”。【《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8—33頁。】這些思想表明，毛澤東力圖突破蘇聯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模式。這是毛澤東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整體思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七）強調提出了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國外學習的思想。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毛澤東十分強調學習的作用，一是向書本學習，二是向群眾學習，三是向國外學習。新中國成立初期面臨的國際環境非常嚴峻，毛澤東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但他並不搞閉關鎖國，也反對固步自封。開始時，他主要強調向蘇聯學習，后來也強調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1956年4月，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如何學呢？他提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說，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這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他還強調，即使“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1、44頁。】這些論述，為我們正確處理引進、吸收、創新的關系以及所應當持有的開放態度提供了思想源泉。
（八）圍繞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了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文化建設、黨的建設等一系列重要理論。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不僅包括經濟建設，也包括政治建設、文化建設、黨的建設等。對此，毛澤東也有一系列可貴的探索。在政治建設上，他提出，要把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毛澤東在黨內率先提出廢除黨和國家領導干部終身制，並提出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1957年7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中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頁。】。1956年，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5頁。】“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62頁。】他非常重視同各民主黨派的合作，確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提出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在科學文化建設上，毛澤東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重視知識分子隊伍建設，提出知識分子要堅持走“又紅又專”的道路。在黨的建設上，他提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03頁。】。根據毛澤東的思想，黨的八大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這些思想，為我們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成果和經驗教訓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的大量思考和探索，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其在實踐中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如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的：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我們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定意義上說，“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3、804頁。】這些成果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奠定了基本制度基礎。毛澤東對農村合作化道路進行了探索，形成了一整套方案，在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確立了在農村走集體經濟發展道路，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農民群眾激發出前所未有的積極性，經過農民集體力量的艱苦奮斗，很快創造了農業生產上的一系列奇跡。這個時期的開荒造田、興修水利及大量的農田基本建設，都是靠集體的力量完成的，為我國的工業化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對城市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使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主人，形成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經濟制度，進一步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二是建設和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要物質基礎。在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和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后，新中國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順利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曲折探索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3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從1965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工業部門建立起來。工業布局有了改善。農業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地展開，並逐漸收到成效。全國農用拖拉機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長6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70倍。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新中國成立后前7年的4.9倍。經過整頓，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也有比較突出的成果。【參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803頁。】
再進一步看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經濟建設成就也十分顯著。農業生產條件發生明顯改變，全國農田灌溉面積由1952年的3億畝擴大到6.7億多畝，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電量等於解放初全國發電量的7.5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1倍，棉花增長1倍多，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証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80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26倍多，棉紗產量增長3.5倍，原煤產量增長8.4倍，發電量增長40倍，原油產量達到1.05億多噸，鋼產量達到3700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53倍。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隨著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國城鄉平均每人的消費水平扣除物價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參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795—796頁。】另外，在科學技術方面，我國第一次核實驗成功，第一枚導彈發射成功，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第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第一艘核潛艇研制成功，第一台集成電路計算機研制成功，第一次回收發射的人造地球衛星成功，以及籼型雜交水稻試驗培育成功等等。這些巨大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
三是探索和初步實行了經濟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對改革開放有著重要的影響。根據毛澤東關於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必須與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基礎變化相適應的思想，我們黨進行了著眼於改變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的探索實踐。黨的八大決定，根據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則，改進國家的行政管理體制，適當擴大地方和企業在計劃、生產、財務、干部等方面的自主權力。1957年，中央先后制定了關於改進工業、商業、財務管理體制的文件，把部分管理權限下放給地方和企業，並研究制定了行政體制改革的方案。在上世紀60年代初經濟調整時期和“文化大革命”中也推進了權力下放的改革。雖然這些改革幾經放權、收權的過程，總體是不成功的，但是對以后全面開展的體制改革有著重要借鑒作用。
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毛澤東嘔心瀝血，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不懈探索，但囿於歷史的、認識的、理論的和體制的局限性，在探索過程中出現了重大失誤和嚴重挫折。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我們黨過去長期處於戰爭和激烈階級斗爭的環境中，對於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備和科學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科學著作是我們行動的指針，但是不可能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各種問題提供現成答案”。還“由於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經驗不多，黨的領導對形勢的分析和對國情的認識有主觀主義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過把階級斗爭擴大化和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后來，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這就使得我們沒有取得本來應該取得的更大成就”。【《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817、797頁。】
這些經驗教訓主要表現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對國際國內階級斗爭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產生了一系列“左”的思想傾向，並導致階級斗爭擴大化和“左”的錯誤嚴重泛濫﹔用指導革命戰爭和搞群眾運動的方法指導和組織經濟建設，違背了經濟建設客觀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認識不足，以至后來搞大干快上和盲目冒進，造成嚴重損失。毛澤東對建設道路探索中的許多好的設想，沒能一以貫之地堅持，后來還背離了他對社會基本矛盾的正確分析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釀成了“文革”十年的動亂。
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將毛澤東在探索中所犯的失誤、錯誤與整個探索時期等同起來，不能因為探索中的錯誤而將整個探索實踐否定。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頁。】
三、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現實意義
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是異常艱辛的。他在探索中提出的許多富有創造性的思想和理論，也包括在探索中出現的嚴重錯誤和教訓，都為改革開放后我們黨深入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論准備，對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始終把握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解放、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合於生產力的狀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而努力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就是抓住了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要始終不渝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科學發展為主題，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同時，要始終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個環節，堅決革除一切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障礙和制度弊端。當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並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於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從而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發展。
第二，始終立足於中國國情搞建設，不可逾越社會發展階段制定發展方針和目標。認清中國基本國情，既是尊重客觀規律的需要，也是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要求。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量力而行，積極奮斗，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任何急於求成、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戰略和政策，必然欲速則不達。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歷史教訓是深刻的。我們黨過去在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左”的錯誤的主要表現，就是離開了我國國情，超越了實際可能性，忽視了生產建設、經營管理的經濟效果和各項經濟計劃、經濟政策、經濟措施的科學論証，從而造成大量浪費和損失。我國現在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推進任何方面的改革發展都要牢牢立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大實際，既反對消極情緒，也反對急於求成。這樣，我們才能始終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沉著應對各種挑戰和風險，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第三，始終貫徹統籌兼顧和綜合平衡原則，妥善處理各方面重大關系。統籌兼顧和綜合平衡，是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的重要思想方法、認識方法、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這個思想對於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仍有現實意義。在我們這樣幅員遼闊、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搞現代化建設，搞好統籌兼顧和綜合平衡尤為重要。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關系，包括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也包括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還包括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促進各方面協調發展。在經濟工作中注重搞好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包括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平衡、積累與消費之間的平衡等。統籌兼顧和綜合平衡，是動態的、開放的，這就需要我們站在新的高度運用好統籌兼顧和綜合平衡的方法和原則。
第四，始終堅持既要獨立自主，又要對外開放，善於汲取人類發展一切文明成果。毛澤東一貫強調，我們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革命和建設事業，要充分信任和依靠本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走出適合我國情況的前進道路。新中國成立之前和之后，在黨和毛澤東領導下，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我們都沒有動搖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決心，沒有在任何外來的壓力面前屈服，對待世界上任何大國、強國和富國，都始終堅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沒有任何奴顏婢膝、卑躬屈節的表現，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但我國的革命和建設不是也不可能孤立於世界之外，我們在任何時候都需要學習借鑒國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先進事物和文明成果。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現代化快速發展的今天，我們需要在更寬領域、更大范圍、更高水平上擴展對外開放，善於在繼承和創新中汲取人類發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時，必須堅持走自己的路，決不迷信外國模式，更不能盲目照抄照搬。
第五，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做到有錯就改。任何一個政黨在成長發展的過程中，都不可能不犯錯誤，特別是在探索新道路的過程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是難免的，關鍵在於如何對待錯誤。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勇於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無視錯誤、不承認錯誤，甚至文過飾非、掩蓋錯誤，這本身就是錯誤，而且會招致更大的錯誤。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進程中，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中國基本國情和經濟發展規律認識不足，也由於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在指導方針上犯了嚴重錯誤，給黨和國家造成巨大危害和損失。從1958年底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60年冬，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1962年1月，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帶頭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進行了甄別平反。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使得從1962年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得到持續發展和明顯進步。由此看出，隻要我們敢於正視和糾正自己的錯誤，不諱疾忌醫，不混淆是非，重視總結經驗，認真吸取教訓，就可以把黨和國家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正如毛澤東所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02、303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和黨中央這種求真務實、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勇於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科學態度，仍然值得大力提倡和弘揚。這是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永遠沿著正確道路發展的重要保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正確對待歷史、正確對待領袖人物，才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開創更加光輝燦爛的未來，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才更有希望。
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探索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探索的堅持、改革、發展。他強調，既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回顧改革開放前毛澤東帶領黨和人民先行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緬懷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豐功偉績，正是為了更好地前進，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汲取不竭動力。
（作者魏禮群：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國家行政學院原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