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國權思想

論毛澤東國權思想

顧永俊　陳英豪

國權是指在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耦合基礎上的國家權利。國家主權是國權的基礎和前提，國家利益是國權的核心和目標。沒有國家主權就無所謂國家利益，反之，放棄國家利益，國家主權則無從談起。毛澤東是維護和發展國權的一面旗幟，其國權思想有著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時代特色。

一、鞏固新生的人民民主專政是毛澤東國權思想確立的現實基礎。

1949年中國新民主義革命的勝利，沖破了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戰線，由此引起了帝國主義陣營的極大恐懼和仇視。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變換手法企圖拉攏新生的人民政權倒向帝國主義陣營，遭到可恥的失敗后，他們又頑固地採取了一系列敵視和威脅新中國的政策。在政治上，他們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的合法地位，並且支持台灣國民黨當局繼續霸佔著在聯合國的席位﹔在經濟上，對我國實行封鎖和禁運﹔在軍事上，對我國實行包圍和威脅，並且支持國民黨殘余部隊負隅頑抗。在這種惡劣的國際國內環境下，要保障國家的主權和利益，關鍵是要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在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向全世界庄嚴聲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和反對內外敵人的復辟陰謀的有力的武器，我們必須牢牢地掌握這個武器。在國際上，我們必須和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團結在一起，特別是和蘇聯及各新民主主義國家團結在一起，使我們的保障人民勝利成果和反對內外敵人復辟陰謀的斗爭不致處於孤立地位。隻要我們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團結國際友人，我們就會是永遠勝利的。”【《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頁。】建國后，毛澤東不信邪，不怕壓，以他特有的膽識和智慧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清除國內反動勢力、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建設現代化國防等一系列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斗爭。

二、捍衛國家的領土完整、促進祖國統一是毛澤東國權思想的重要內容。

維護領土主權的完整與統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使命，也是毛澤東國權思想的重要內容。毛澤東是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的一面光輝旗幟，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具有堅定的原則性和高度的靈活性。在堅持對我國所有領土擁有絕對和完整主權的原則下，在收回香港、澳門主權、促進台灣統一、解決與周邊國家領土爭端等一系列問題上，立足現實，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從國家的長遠利益出發，分別採取了不同的、較為靈活的策略。

（一）對香港、澳門採取“維持現狀，暫不收回，為我所用”的策略。

澳門、香港地區歷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個地區長期和祖國分離都是葡萄牙和英國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造成的。

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中國歷屆政府都曾為收復香港、澳門做出過努力，但都沒有成功。解放前夕，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就在醞釀如何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了。他在西柏坡時曾對來華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說：“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沒有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了，需要採取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需要花較長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做最后的決定。”【高民政：《世紀回眸：黨和國家三代領導集體和平統一戰略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軍事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隨后，中央作出決定，對香港、澳門的問題應“暫不收回，維持現狀”。1963年8月9日，毛澤東會見索馬裡總理舍馬克，就反帝反美問題以及我國對香港的態度問題指出：“香港，部分是割讓的，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還有36年才期滿。這是特殊情況，我們暫不准備動它。”又強調“我們不動它並不是永遠不動它，英國現在安心，將來會不安心的。”【李慧：《毛澤東、鄧小平為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作出的重要貢獻》，《雲南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顯而易見，“暫不收回”的決策是出於對帝國主義斗爭的需要而採取的權宜之計，而收回主權才是毛澤東實施這一政策的最終目的。

（二）解決台灣問題採取武力和和平統一兩種方式。

所謂台灣問題，是國內戰爭遺留問題，實際上就是台灣與祖國大陸統一的問題。實現台灣與祖國大陸的統一符合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

早在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了《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指出解放軍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台灣、海南島和屬於中國的最后一寸土地。這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第一次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1953年7月朝鮮停戰后，在美國繼續推行的反華反共的政策庇護下，台灣國民黨政權對大陸基本採取“鞏固台灣，伺機反攻”的政策並進行頻繁的軍事襲擾。1954年美國又與台灣簽訂了所謂的《共同防御條約》，將台灣並入了美國在亞洲的反共“安全體系”。海峽兩岸處於嚴峻的軍事對峙之中，對中國的統一構成了極大的障礙。對此，毛澤東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954年9月3日奉命炮擊金門，美、蔣猝不及防，損失慘重，兩名美軍顧問當場斃命。隨后，國共雙方在浙江沿海島嶼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至1955年2月底，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國民黨盤踞的浙江沿海諸島。

1955年8月1日，舉世矚目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舉行。依據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適時調整了對外政策和對台工作方針，將對台工作方針從武力解決調整為和平統一。但是，美國和國民黨集團對於中國方面的和平倡議，不僅沒有予以積極合作，反而進一步在台灣加緊軍事部署。毛澤東審時度勢，及時調整對台政策，在毛澤東的直接指揮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從1958年8月23日開始持續43天炮擊金門。在戰斗中，運用了“直接對蔣，間接對美，聯蔣反美”的戰略，既進行炮擊又不急於拿下金門、馬祖，有意識地將金、馬留給台灣國民黨當局，以保留一條連接大陸同台灣的紐帶。后來，炮擊金門變成了純粹的政治仗，不但雙日不打，就是單日打炮，也不打陣地和居民點，隻打到海灘上。蔣軍回炮，也同樣隻打海灘。此后，又發展到每逢年節，對金門停止炮擊三天，蔣軍也照此回應。國共雙方的這種默契有效了遏制了美方逼蔣撤離金、馬，實現兩岸停火，從而將台灣交聯合國托管的圖謀。與此同時，1958年10月6日，以國防部名義發表實際上出自毛澤東手筆的《告台灣同胞書》指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頁。】建議結束兩岸對峙，舉行和平談判。1959年10月，毛澤東在會見新加坡《南洋商報》的記者時指出：台灣如果回歸祖國，他們可以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來了大陸就是大貢獻，把枝同大陸連起來，根還是他的，他可以搞他的一套，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軍，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

1963年后，周恩來將毛澤東關於和平解放台灣的思想系統地概括為著名的“一綱四目”。“一綱”即台灣必須回歸祖國。“四目”：第一，台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當地的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對陳誠、蔣經國等人，亦悉聽蔣重用。第二，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第三，台灣的社會改革都可以從緩，必待條件成熟，並尊重蔣的意見，協商決定后進行。第四，雙方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

（三）和平解決與鄰國的邊界問題，堅決反擊少數國家發起的軍事挑舋。

新中國成立時，一共與12個鄰國接壤，邊界線長約21108公裡，其中與蘇聯的邊界線最長，約6480多公裡，與阿富汗的邊界線最短，約92.45公裡。由於歷史原因，中國與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蘇聯等國都存在著有爭議或未定界的領土。因此，處理好與鄰國的邊界問題，對新中國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創造安定友好的周邊環境，擴大新中國的生存空間，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至關重要。

毛澤東在領導新中國外交活動的過程中，一方面，堅決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另一方面，本著最大的誠意主張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領土爭端，並且能夠針對不同的情況，採取較為靈活的策略。1954年12月，毛澤東在會見緬甸政府代表團時，就兩國的邊界問題，他說：“我們應當想出各種辦法來解決我們之間的問題，這樣可以增加我們的互信。也許有些問題現在還不能解決，例如邊界問題，不過將來是要解決的，可以留到以后解決。總之使雙方的利益不受損害。”【《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頁。】這表明，毛澤東在解決與緬甸的邊界問題時，能夠立足現實，充分考慮和尊重雙方利益。在這樣的原則指導下，中緬雙方於1960年10月1日正式簽署了《中緬邊界條約》，從而正式劃定了兩國2000多公裡的邊界線。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新中國還通過和平談判先后與尼泊爾、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朝鮮等國解決了邊界問題。新中國通過談判和平解決與鄰國的邊界問題的舉措，不僅反映了中國和平外交方針，而且有利於中國創造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進而有利於我國集中精力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並且在國際上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

毛澤東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領土爭端，但對某些國家無理發起軍事挑舋，借機蠶食我國領土的侵略行徑，毛澤東主張迎頭痛擊，還以顏色，但又有所節制。

三、強烈的憂患意識，時刻防范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是毛澤東國權思想的重要特色。

如果在內外反動勢力下逼迫下，社會主義國家的顏色發生了變化，那麼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必然也得不到保障。作為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戰略家，毛澤東不僅時刻防范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對帝國主義在新形勢的新的侵略方式——“和平演變”戰略早有警覺並高度重視、嚴密防范。所以說，強烈的憂患意識是毛澤東國權思想的重要特色。

1949年，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撰寫新年獻辭《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明確提出，帝國主義“一天比一天地重視政治斗爭的方法。……以便保存反動勢力，破壞革命勢力。根據確實的情報，美國政府已經決定了這樣一項陰謀計劃，並且已經開始在中國進行這項工作。”【《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4頁。】1949年8月，毛澤東一連寫下了《丟掉幻想，准備斗爭》等5篇文章，以新華社評論的形式批駁了美國政府推卸對華政策失敗責任的白皮書，並對帝國主義向我國實施“和平瓦解”的計劃的依靠對象及目的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揭露，告誡人民要警惕帝國主義在新形勢下的侵略。

1956年，相繼發生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拋出全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和波蘭、匈牙利事件，在國際上引起很大震蕩。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開始到處鼓吹他的“和平演變戰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極大警惕和高度重視。1956年，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人民日報》編輯部寫作並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章對當時引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思想混亂的問題表明了自己的原則立場，並重點論述了要客觀地、辯証地看待無產階級專政下所犯的錯誤的問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還提醒人們要警惕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圖謀，文章指出：“我們從來認為敵人是我們最好教師。現在杜勒斯又在給我們上課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9年12月29日。】1959年11月，毛澤東杭州召開的一次小范圍的會議上，還專門印發了杜勒斯關於“和平演變”的三篇演說詞（1958年12月4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亞州商會發表的《對遠東政策》的演說﹔1959年1月28日美國外交委員會一次秘密會議上的証詞，以及同年1月31日在紐約律師協會授獎宴會上發表的《法律在和平事業中的作用》的演講），要大家認真學習。毛澤東指出，杜勒斯講要以什麼“法律和正義”來代替武力，又說“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美國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演變，腐蝕我們。”【《回顧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頁。】

四、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把爭取和維護國家利益作為外交決策的主要依據，是毛澤東國權思想的最終歸宿。

國家利益是國權的核心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和根本因素，它既是各國外交政策所要實現的最終目標，又是衡量外交政策得失成敗的最根本標准，這是一條顛扑不破的真理。毛澤東作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領導新中國制定對外政策時，始終把國家的長遠利益放在第一位。

（一）劃清與舊中國屈辱外交的界線，創立獨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隨著1949年初三大戰役的勝利，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在即，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即將成立，全面地提出和制定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和政策，成為中共領導人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和特點、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任務，決定了即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完全拋棄半殖民地中國的外交關系，與舊中國的屈辱外交決裂，建立真正平等的外交關系，實現中國人民渴望百年的獨立自主。1949年初，毛澤東先后提出了“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屋子再請客”兩條外交方針。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簡稱《共同綱領》）將毛澤東提出的兩個外交方針以國家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同時，《共同綱領》明確提出新中國外交要奉行獨立自主原則，第54條如此表述：“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頁。】按照這一外交原則，新中國在同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時採取了極為慎重的態度。同時，開始有步驟地清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勢力和影響。

（二）把國家利益作為外交決策的主要依據，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

從新中國成立到毛澤東逝世這20多年的時間，由於在美蘇兩極爭霸中力量彼消此長，國際關系錯綜復雜。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能夠做到隨機應變，主要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來調整國家對外政策，先后採取了“一邊倒”，反帝、反霸兩條線，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戰略。

在毛澤東國權思想指導下，我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以國家利益作為決策的主要依據，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勇敢地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作斗爭，堅定地與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站在一起，建立了國際反霸權統一戰線，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蘇兩極的世界格局，為我國贏得了政治大國的地位，在整個世界大格局中，中國處於有利的戰略地位。在毛澤東有生之年，中國不僅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且同當時世界上獨立的130多個國家中的110個國家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從根本上改變了與美國、日本、西歐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良好的國際環境。鄧小平回憶說：毛澤東“在他的晚年還提出了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並且親自開創了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新階段，從而為世界反霸斗爭和世界前途創造了新的發展條件。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158頁。】

誠然，毛澤東在堅決捍衛國家主權，積極謀取國家利益的同時，在對外交往和進行外交決策時，並沒有完全做到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影響，有時甚至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異同作為劃分親疏遠近的標准。但是，意識形態利益從本質上講也是國家利益的有機構成部分，因此並不違背國家利益原則。1971年，為尼克鬆總統打前站的基辛格在訪華時，曾這樣評價道：“毛澤東這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之父，曾經為了保持學說的純潔性一再折騰他的人民，現在竟然不厭其煩地表明，中國的每堵牆上刷寫的標語口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在外交上國家利益超越意識形態之上。”【《動亂年代——基辛格回憶錄》第1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版，第86頁。】這段話從側面應征了毛澤東外交決策的國家利益原則。

五、人權從屬於國權，在此基礎上發展和保障人權。

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不僅致力於爭取和維護國權，而且一直為爭取和保障人權而不息奮斗。關於國權和人權的關系，毛澤東認定：國權是人權的基礎，人權是從屬於國權的，當一個民族不能自立時，人權是根本沒有保障的。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特別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進攻，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地破產，他們過著飢寒交迫的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631頁。】針對近代中國外無國權，內無民主的狀況，毛澤東多次撰文指出：“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731頁。】1936年毛澤東在與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談話時，進一步闡述了國家獨立與人權的關系，他說：“對於一個被剝奪了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務不是立即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爭取獨立。如果我們被剝奪了一個實踐共產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就無從談起。”【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375頁。】可見，毛澤東認為在一個半殖民地地封建的國家，沒有國權就沒有人權。

在維護國權的基礎上，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主義壓迫的民主革命，變中國為獨立、自主和領土完整的國家，贏得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在獲得國家的獨立權、人民的生存權以后，人民應該進而獲得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沒有國家的獨立權和人民的生存權，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反過來，沒有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權利，國家的獨立權和人民的生存權就不可能得到保持和維護。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提出：“允許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使戰爭帶著群眾性。”【《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376頁。】建國后，毛澤東更是注重擴大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自由和權利，並通過憲法的形式確定下來。

針對美國等少數西方國家對我國的人權狀況的誣蔑和中傷，毛澤東在與非洲一個發展中國家領袖的談話中指出：“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自主地選擇本國的政治制度、發展道路和價值觀念，其他國家都無權干涉。無端地攻擊別國，將本國或某一地區的人權標准強加於別國，就是侵犯別國主權，干涉別國內政的行為和主張。那種認為不干涉內政原則適用人權問題的主張和行動。本質上是一種強權政治，完全與保護人權的崇高事業背道而馳。”為徹底擊退西方的人權攻勢以正視聽，毛澤東進一步揭露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偽性。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503頁。】他們的“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736頁。】1965年12月，毛澤東在杭州的一次談話中明確指出：天賦人權思想是錯誤思想，“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麼人恩賜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070頁。】毛澤東從馬列主義唯物史觀出發，明確提出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民主。他說：“在社會裡，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毛澤東關於國權和人權兩者關系的論述，有助於指導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爭取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事業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國權和人權的關系，同時有助於擊退西方以人權為幌子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圖謀。

（作者顧永俊：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一處主任科員﹔陳英豪：中共鹽城市委農村工作辦公室副處長）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