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澤東的貨幣金融思想與實踐及其當代啟示

延安時期毛澤東的貨幣金融思想與實踐及其當代啟示

黃先祿

金融作為經濟的核心，是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延安時期，毛澤東高度重視貨幣金融問題，認為“戰爭不但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要戰勝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還必須努力於經濟工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4頁。】，其貨幣金融政策，“是發展生產與對敵斗爭的重要武器。”【《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頁。】1946年初，他又明確指出：“發展工業、商業和金融業，成了我黨的重要任務”。【《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3頁。】特別是他在領導陝甘寧邊區軍民浴血奮戰的過程中，就結合實際，卓有成效地開展邊區的金融工作，為確保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重溫毛澤東的貨幣金融思想與實踐，對我國當代貨幣金融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延安時期毛澤東的貨幣金融思想

延安時期，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貨幣金融學說，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認清中國的國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基礎上，結合中國的革命實際，針對近代中國金融市場，創造性論述了關於銀行、貨幣和金融等方面理論，盡管成篇的著述不多，但其貨幣金融思想已有了較為充分的反映。

（一）國家銀行思想

銀行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為上層建筑服務的經濟基礎。誰控制著銀行，誰就控制著經濟命脈﹔誰控制著經濟命脈，誰就控制著國家政權。對於銀行作用，馬克思曾作過精辟的論述，他說：“銀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組織和集中來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精巧和最發達的產物。”【《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5—686頁。】列寧也指出：“銀行是現代經濟生活的中心，是整個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神經中樞”。【《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頁。】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根據“沒有大銀行，社會主義是不能實現的”的論斷，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銀行體系。1939年12月，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銀行國有化理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帝國主義列強經過借款給中國政府，並在中國開設銀行，壟斷了中國的金融和財政”，“從中國的通商都市直至窮鄉僻壤，造成了一個買辦的和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網，造成了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階級，以便利其剝削廣大的中國農民和其他人民大眾。”【《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頁。】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指出：“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頁。】在《論聯合政府》中，他又指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全國經濟比重上佔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毛澤東對於外國資本的進入，特別是“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開銀行、投資和放款，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他認為帝國主義列強“不但在商品競爭上壓倒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而且在金融上、財政上扼住了中國的咽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頁。】在《論新階段》中，他針對各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自成戰略單位、分散分割的情況，提出：“有計劃的與敵人發行的偽幣及破壞法幣的政策作斗爭，允許被隔斷的區域設立地方銀行，發行地方紙幣。”【毛澤東：《論新階段》，新華日報館1939年版，第47頁。】邊區政府在充分吸取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必須掌握銀行、利用銀行的思想基礎上，在延安建立了邊區銀行。

（二）貨幣發行思想

在商品經濟存在的條件下，貨幣流通規律是最重要的經濟規律之一。作為流通界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必要量規律，要求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商品供應量相適應，這就涉及了貨幣發行的方針和客觀依據。延安時期，全國各抗日根據地幾乎全是封閉落后的山區，物質極其貧乏，外資銀行、國家銀行和商業銀行很少在根據地設立分支機構，致使根據地貨幣金融益加枯竭，發展根據地經濟，需要銀行，也需要貨幣，更需要金融。因此，毛澤東同志非常重視貨幣發行，也一貫主張貨幣發行要根據經濟的需要，實行穩定通貨的方針。在蘇維埃國家銀行成立后，他就指出：“發行適當數量的紙幣吸收群眾的存款，貸給有利的生產事業，有計劃地調劑整個蘇區金融，領導群眾的合作社與投機商人作斗爭，這些都是銀行的任務。”【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江西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紙幣本身毫無價值，之所以能成為被大眾接受的交易媒介，就是因為紙幣的背后有政府信用作擔保，政府如失信，紙幣就會成為廢紙。為確保紙幣幣值穩定，毛澤東運用和發展馬克思關於紙幣發行限於它象征地代表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的思想，提出紙幣的發行“基本上應該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單純財政的需要隻能放在次要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頁。】這表明了毛澤東經濟發行的主體地位思想，認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就是“應該盡早發揮蘇維埃銀行的作用，按照市場需要的原則，發行適當數量的貨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江西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即“市場需要”。對於“財政需要”，他並未全盤否認，而是將其放在“次要地位”。1940年12月，他在《論政策》中指出：“貨幣政策，應該和發展農工商業的基本方針相適合，而不是相違背。認真地精細地而不是粗枝大葉地去組織各根據地上的經濟，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是長期支持根據地的基本環節。”【《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頁。】這裡又再次明確了根據地貨幣發行要以發展經濟為第一目的，即堅持經濟發行為主、財政發行為次的原則。

（三）金融穩定思想

經濟決定金融，決定金融的穩定，決定幣值的穩定。這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貨幣金融思想。1938年8月，毛澤東認為紙幣發行要有准備金，要有適當的貿易政策做后盾，應維持不低於偽幣之比價【《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頁。】，保持匯率的穩定，而不應超過市場上的需要數量。可以說，他是想通過考量貨幣發行量與實際物質產量之間的關系來穩定幣值，認為隻要貨幣發行量不大大超過實際物質產量，貨幣就不可能出現大幅度貶值。延安時期，國民黨法幣發行的無度與剝削的本性，致使法幣一直處於一種持續貶值的態勢。八年抗戰，法幣總共膨脹了478倍，國民黨陪都重慶的物價則相應上漲了1226倍。為維護邊幣的信用，維護人們對共產黨的信心，毛澤東曾指出：“商品與貨幣流通量成正比例說，亦不宜堅持，宜估計到許多新條件，還有待今后研究。如持之過堅，將來不准，有損信譽”。【《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頁。】他同意時任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的一些意見：“邊幣跌價的基本原因在於邊幣數量和商品數量的矛盾”【《朱理治金融論稿》，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頁。】，“出入口貿易不平衡，引起邊幣對外價格的跌落，邊幣對外價格的跌落，又轉回來促使其對內價格的跌落”【《朱理治金融論稿》，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頁。】，“邊區內部總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邊幣流通量，有一部分被法幣代替了，結果使邊幣量與商品量的矛盾更加尖銳化。”【《朱理治金融論稿》，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頁。】因此，1942年12月，毛澤東在全面總結邊區財政工作的基礎上，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認為“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來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隻有束手待斃。財政困難，隻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辟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他還批評一些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財政，不懂得整個經濟的重要性”【《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892頁。】。

二、延安時期毛澤東貨幣金融思想的實踐

正如毛澤東的哲學是實踐哲學一樣，毛澤東的貨幣金融思想也是實踐的產物。延安時期，在共產黨局部執政的“示范區”和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試驗區”，邊區政府成功地運用毛澤東的貨幣金融思想，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金融掠奪，摧毀了舊的貨幣金融體系，建立了新的貨幣金融體系，促進了生產發展，有力地支持了抗戰事業和解放事業，豐富和發展了共產黨貨幣金融思想的寶庫，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

（一）發行獨立邊幣

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華蘇維埃政府就發行過貨幣，初步積累了一些金融工作的經驗。1937年10月1日，根據國共兩黨協議和國內形勢，邊區銀行在延安成立，並宣布法幣為邊區流通貨幣，按1︰20的比例收回蘇幣，從而結束蘇維埃銀行的歷史使命。但此時的邊區銀行不發行貨幣，實際上只是邊區財政的支付機關，主要經營光華商店，邊區流通的主要是法幣，這種金融狀況便於軍用、民用物資的採購，便於邊區與國統區、敵佔區之間商品的流通，對邊區財政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好處。雖然以法幣為流通貨幣不會產生邊區內部的通貨膨脹，但是，這些法幣對邊區經濟與社會生產卻構成了潛在危險：即既可被用作蠶食和掠奪邊區財富、控制以至瓦解邊區經濟命脈、限制人民武裝發展的工具，又可被用作國民黨在國共兩黨關系中向共產黨討價還價的王牌籌碼，特別是國民黨頑固派動輒以停餉威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時，使毛澤東敏銳地認識到了這種依靠國民黨發行的法幣作為邊區流通貨幣的危險性。因此，毛澤東明確地提出各根據地要組織發行自己的貨幣，甚至要求部分在外部隊也“應盡量發行貨幣”。抗戰初期，由於邊區沒有經濟實力與法幣作針鋒相對的斗爭，邊區政府隻能對法幣採取聯合或維護的政策，“未必大量發行”【雷甲平：《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貨幣斗爭》，《延安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1938年6月，邊區銀行隻以所屬的光華商店名義發行光華代價券作為法幣的輔幣，到1941年2月才發行4307215元【《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5），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頁。】。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政府充分暴露了反革命的本質，於是，中共嚴禁法幣在邊區境內繼續使用，防止敵偽用法幣掠奪邊區物資，堅決發行自己的貨幣，謀求建立獨立自主的邊幣市場。1941年2月18日，邊區政府授權邊區銀行發行邊幣。從1941年1月至1944年6月，在前后三年半左右的時間裡，邊區政府共發行邊幣342321萬元。邊幣的發行，使國民黨企圖困死邊區軍民的夢想被打破，通過法幣搜括邊區人民財富的黑爪被斬斷，有效地貫徹了毛澤東關於根據地發行貨幣的主張，使邊區各項工作都有了一定的金融保障。

（二）發揮金融作用

從一般的常規出發，貨幣發行理所當然應以促進商品流通為目的。但延安時期毛澤東結合革命戰爭實際，審時度勢，十分注意政策與政治的協調配合，要求金融為軍事服務，為戰爭服務。1938年，毛澤東在《邊區的貨幣政策》中指出：“邊區軍費浩大，財政貨幣政策應著眼於將來軍費之來源。”【《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頁。】在與謝覺哉討論邊區的經濟問題時，他指出，邊區的經濟政策“首先是根據於革命與戰爭兩個基本的特點，其次才是根據邊區的其他特點（地廣，人稀，貧乏，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等）。”【《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頁。】1941年1月，他又兩次致函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主張貨幣首先應從滿足革命戰爭需要出發，不要過於限制貨幣發行數量，認為“凡不可免之錢，予以概允”，“此時不與斤斤計較”，“不必肯定邊幣隻維持1000萬，宜作1500萬打算，較不束縛手足”。【《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156頁。】在毛澤東貨幣金融為中心工作服務思想的指導下，邊區政府在皖南事變之后將財政工作方針由“爭取外援，修養民力”轉變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貨幣金融政策由支持財政發行轉變到支持經濟發行，銀行功能定位由財政支付機構轉變到管理金融機構。按照毛澤東在《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中提出的要求，邊區銀行設立農貸辦事處，不將農貸看作是賑災救濟，不採取平均政策及不負責任的態度，在財政許可的條件下，逐年增加農業貸款，貸款額度從1942年的800萬元直至1945年的59900萬元。邊區通過發放耕牛、農具、青苗等農業貨款，幫助農民解決了農業生產中的不少困難。幫助邊區解決了“糧食不足，油鹽不足，被服不足，經費不足”【《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頁。】的問題。隨著生產的發展、經濟的進步，邊區銀行財政性發行日益減少，在邊幣發行總額中的比重逐年下降，1941年上期為62％，1942年上期為49％，1942年年終為41％，到1944年達到了財政平衡，已經沒有財政性發行了。所有這些措施，都直接支持了邊區人民武裝的發展壯大，支持了邊區的軍事工作，對於保証保障人民軍隊物資供給，軍費來源，提高軍隊戰斗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發起貨幣斗爭

抗戰前，法幣是全國主要的流通貨幣，在當時，法幣不但沒有受到日偽的強力挑戰，而且還曾得到國民黨政府大量白銀儲備的強力保証和英美等國的大力支持，因此，在邊區境內，法幣信用甚高，流通順暢，而邊幣還沒有實力與法幣作針鋒相對的斗爭，故隻能對法幣採取聯合或維護的政策。隨著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到來，一方面，國民黨頑固派開始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反共”上，他們抓住邊區生產力較為落后，對外經濟依存度大的弱點，不但完全停發了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而且還加緊對邊區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這種情況下，繼續使用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邊區政府隻發行輔幣的貨幣制度，顯然已經不能適用。另一方面，此時的法幣由於淪陷區的不斷擴大，國統區經濟的日益蕭條，以及日偽貨幣對其的不斷打擊，幣值早已沒有抗戰之初的堅挺，呈現出不斷膨脹的態勢。因此，早日切斷與法幣的聯系，不僅有利於避免法幣外流，防止日寇套取外匯，而且還有利於保護邊區經濟的安全穩定，使邊區人民免受法幣貶值的損失。1941年1月，中共中央與邊區政府發布了《關於停止法幣行使的布告》﹔2月，邊區政府連續發布了《關於發行邊幣的布告》與《關於宣傳發行邊幣的訓令》﹔10月，邊區政府發出了《規定鞏固邊幣穩定金融辦法的訓令（秘密）》。這一系列法令的發布，標志著邊區取消了法幣作為邊區本位貨幣流通地位的結束和邊幣成為邊區唯一法定通貨本位幣的開始。接著，又相繼在邊區成立貨幣交換所，發動“八月攻勢”【《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5），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3—525頁。】，擴大了邊幣的流通范圍。1943年，邊區發生重大金融動蕩，經濟陷入“休克”狀態。1944年3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任命陳雲為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陳雲在經過調查研究和深入分析之后，首先確立銀行的企業性質，不讓財政隨便從銀行掏錢，使其擺脫財政出納地位，以控制財政發行﹔接著處理邊幣與法幣的關系，整理邊幣﹔最后通過發行商業流通券，“偷梁換柱”【熊亮華：《陳雲：財經戰線的“神來之筆”》，《湘潮》2007年第1期。】，使邊幣與法幣比價提高到1︰1，在挽回邊幣信譽、防止通貨膨脹、穩定物價等方面，基本達到了整頓金融、穩定金融和發展金融的目的，取得了貨幣斗爭的決定性勝利。

三、延安時期毛澤東的貨幣金融思想與實踐及其當代啟示

歷史是現實的鏡子，現實是歷史的發展，“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延安時期，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邊區政府和人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經濟斗爭，特別是貨幣斗爭，積累了非常豐富的斗爭經驗，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的貨幣金融思想體系。從理論上看，毛澤東的貨幣金融思想涉及銀行、貨幣等﹔從實踐上看，毛澤東的貨幣金融工作涉及貨幣發行、流通等，特別是邊幣力量由小到大、法幣力量由大到小的歷史經驗，使我們從中可以得到非常重要的啟示。

（一）獨立自主是重要前提

銀行是商品經濟的產物，也是政治斗爭的工具。經驗表明，在奪取政權、建立政權之時，就必須奪取銀行、建立銀行。這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條經驗教訓。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蘭西銀行視為神聖，而在其大門以外畢恭畢敬地佇立不前。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假若公社接管法蘭西銀行，“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更有價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頁。】毛澤東及其共產黨人也從巴黎公社的失敗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訓。早在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就決定建立國家銀行。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后，根據協議，國民黨不同意邊區設立銀行、發行貨幣。但國民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充分地認識到了邊幣與法幣的本質與關系，充分認識到了“邊區金融問題的中心就是邊幣問題”。當貨幣兌換出現問題時，邊區毫不猶豫地發行輔幣——光華券﹔當國民黨停發軍餉時，黨中央授權邊區銀行發行主幣——邊幣，斷然決定停用法幣，切斷與法幣的聯系，禁止法幣在邊區流通，保護邊區經濟的安全穩定，使邊區人民免受法幣貶值的損失。邊區黨政軍多次發出訓令、快郵代電、火急密電等，一再重申暢流邊鈔、禁用法幣的政策，使邊幣牢固地佔領了邊區市場，也扭轉了邊區金融工作的被動局面，擺脫了國民政府對邊區的金融控制，保障了邊區經濟工作的金融安全，贏得了邊、法幣斗爭的主動權，達到了以經濟上獨立自主支持政治上獨立自主的目的。這就啟示我們，人民幣不能受制於美元、歐元等任何外幣，應當靈活地運用國際世界大環境，堅定地走獨立自主的貨幣金融路線。

（二）經濟發展是重要基礎

經驗表明，兩個獨立的或相對獨立的經濟區域發生經濟聯系時，經濟力量較弱的一方需要從經濟實力較強的一方輸入必需品，如前者的輸出抵補不了輸入，則前者對后者存在著經濟上的依賴性。這種依賴性，既表現為經濟實力強的區域流通的貨幣在經濟實力弱的區域內流通，又表現為經濟實力弱的區域必須從經濟實力強的區域輸入商品。延安時期，面對邊、法幣同時流通，毛澤東就指出：“邊區的問題，基本上不是金融問題，而是經濟與財政矛盾，解決這個矛盾，隻有通過發展生產”。【《陝甘寧邊區金融史》，中國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頁。】於是，1940年11月，邊區作出《關於開展邊區經濟建設的決定》，指出：“廣泛地開展邊區經濟建設，是邊區當前刻不容緩的迫切任務”。1942年12月，西北局在《關於1942年邊區經濟財政建設的決定》中明確：“經濟財政建設為邊區黨最中心任務之一”。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明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為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為貫徹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邊區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如減租減息、發放貸款、開源節流、精兵簡政等，進一步推動了邊區的大生產運動。據統計，從1940年到1944年，邊區耕地面積達到1400萬畝，產糧200萬石，較1938年年均增加50％。到1945年，農業上實現了“耕三余一”和“耕二余一”﹔工業上，生產品從半自給走上了全自給的道路﹔商業上也出現了日益繁榮的景象。大生產運動的巨大成果，使得邊區掌握了足夠的物資，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現象，為邊幣穩步提高，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如1944年邊幣發行增加2倍多，而物價上漲隻有1倍多，邊幣又進入到相對的穩定時期。這就啟示我們，經濟斗爭是貨幣斗爭的基礎，強大的經濟實力，是貨幣斗爭的堅強后盾和取勝前提﹔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貨幣斗爭將不戰而退。就全球經濟而言，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力明顯弱於發達國家和地區，為發展本國經濟，發展中國家應該盡量避免外國貨幣與本國貨幣在國內同時流通。

（三）保持穩定是重要目的

延安時期，邊、法幣經過激烈的斗爭，雖然邊幣已經能在邊區內行使，但一直未能排除法幣，獨佔市場，很多地區仍然處於邊、法幣並流狀態。雖然法幣在邊區內流通，固然不等於停止邊幣在邊區的使用，但法幣與邊幣在邊區同時流通，法幣就在一個或大或小的范圍內代替了邊幣的功能，邊幣就不是邊區內唯一的交換媒介，市場上究竟是用邊幣還是用法幣，則要根據市場而定。作為交換媒介，法幣有優於邊幣的地方，法幣不但能夠在國統區購買到東西，而且在邊區也能購買到東西。從政策上看，邊幣要獨佔邊區市場而成為邊區境內唯一合法的流通工具，法幣則要從邊區市場上被驅逐出去，但從事實上看，邊區受到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不足的影響，又不能完全排除法幣，並在對外貿易上將邊、法幣聯系起來，形成了特殊的邊、法幣同時流通狀態和復雜的邊、法幣關系，產生了十分棘手的貨幣比價與邊區物價的變化問題。針對這種頗為奇特的經濟現象，一些經濟學家存在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脫離實際而又解決不了問題。於是，毛澤東就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指出：“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頁。】。后來，主持邊區財政的陳雲同志對此作了透徹分析，他認為，在戰時經濟下，貨幣對物品的購買力處於經常的變動之中，法幣的漲跌必然引起邊區外物價的漲跌，但由於主導邊區內物價的商品是從邊區外進口的，所以當法幣跌價、邊區外物價上漲時，邊區內物價也要按相同的比例跟著漲，而這也就意味著邊幣的同比例下跌。這就是說，貨幣斗爭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金融穩定隻能穩定在比價上，而不能穩定在物價上。如果這時通過給邊幣升值的辦法來維持邊區內物價的穩定，則人們就可以用升值后的較少數量的邊幣，兌換走貶值后較多數量的法幣，最后就會減少公家手裡的法幣儲備金，“打了我們自己庫裡的法幣”【陳雲：《關於財經問題的報告》，《解放日報》1944年12月1日。】。這就啟示我們，金融工作是實踐性很強的科學，是穩定貨幣比價，還是穩定物價，都不能過於絕對，需要結合當時的金融狀況靈活處理，因為貨幣比價和物價都不是絕對可以穩定的，隻有保持貨幣比價和物價的相對穩定而不引起較大的金融波動，才是重要的目的。

（作者黃先祿：中國延安干部學院辦公廳研究室副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