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毛澤東建黨思想之於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揚棄與創新

探析毛澤東建黨思想之於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揚棄與創新

高曉穎

毛澤東思想寶庫的核心內容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建黨思想的理論。在毛澤東關於建黨問題的著述中，處處閃爍著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與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思想碰撞的火花，鮮明地表現出了它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探究毛澤東建黨思想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文化的揚棄與創新，不能不透視毛澤東的讀書生活。除馬列著作之外，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國古書，從經史子集、詩詞歌賦到稗官小說，毛澤東幾乎無所不讀，形成了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深刻認知。深厚的國學功底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傳統文化觀，為毛澤東的建黨思想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建黨理論。筆者以為，毛澤東在構建建黨思想的過程中對於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揚棄與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對傳統倫理道德“重力行、重踐履”的揚棄與創新

“實事求是”是我黨的思想路線，應該說，這首先是馬克思主義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運用於中國革命斗爭實踐的結晶。但是作為學風，“實事求是”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一個重要內容。它最早源於《漢書·河間獻王傳》，意思是做學問務必詳盡地掌握事實材料，以求得真實的知識和符合實際的結論。這種求實的學風，早在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張求學要“不恥下問”，提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就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明末清初，這種實事求是的學風進一步得到發揚光大，清代唯物主義思想家顧炎武以“實學”代替“理學”的主張，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學說，顏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討論，盡有千萬義，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觀點，魏源“以事實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的主張，這些事實說明，“實事求是”的“求實”學風在我國歷史悠久，源遠流長。

毛澤東發揚光大了這種學風，形成了一種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和《整頓黨的作風》中，毛澤東具體分析了實事求是與主觀主義兩種學風的根本對立，指出：實事求是的學風，就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斷歷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主義並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並且強調：“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干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813頁。】從這裡可以看出毛澤東極力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學風，不是對中國傳統學風的簡單照搬和重復，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內核的基礎上，自覺地進行深刻而廣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構，它不僅指學術研究的態度，而且涵蓋了思想方法、認識路線和工作態度等諸多方面，把它發展成為一種嶄新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風。

以這種嶄新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風為中介，毛澤東把實事求是這一中國古代的朴素學風升華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他從一種新的思維角度出發，進一步闡釋了“實事求是”的特定涵義，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頁。】毛澤東對“實事求是”一詞的科學界定，使它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質的變化。這是立足於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高度所作的理論創造。1941年12月底，毛澤東把中共中央黨校的校訓規定為“實事求是，不尚空談”。從此，“實事求是”作為黨的思想路線被確定下來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和確立，既是對“重力行、重踐履”這一倫理道德傳統的揚棄繼承，又是對它的超越與創新。

二、黨的“任人唯賢”干部路線對傳統倫理道德“尚賢思想”的揚棄與創新

毛澤東為我黨制定的干部路線和干部政策，其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則是中國倫理道德傳統中的尚賢思想。在中國歷史上，作為“尚賢思想”杰出代表之一的墨子不遺余力地提揚“尚賢”理念，主張“尚賢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賢上》）。孟子則告誡統治者“不用賢則亡”，“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孟子·盡心下》）。至清末，為了挽救在四方科技文明面前盡顯疲態的傳統文化，龔自珍發出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乙亥雜詩》）的吶喊。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的目的就是想借以造就“敏於自覺，勇於作為”之賢才。

毛澤東繼承了這種“尚賢”的傳統，並且以此作為思想材料，發展了黨的干部路線。他說：“在這個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他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527頁。】可見，毛澤東為我黨制定的“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和“德才兼備”的干部政策，是對傳統尚賢思想的批判繼承。在這裡，任人唯賢的“賢”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為統治者服務的本領，而是以能夠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密切聯系群眾，不謀私利等為“賢”之內涵，也就是德與才、紅與專的辯証統一。為了使德才統一、紅專並進，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全面地歷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堅持公道正派的作風，反對任人唯親。我們黨的事業之所以興旺發達，后繼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和德才兼備的干部政策。

三、黨的“群眾路線”對傳統倫理道德“民本思想”的揚棄與創新

中國倫理道德傳統的顯著特點之一是重“人”，高揚人的主體價值。早在殷周時期就出現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書·盤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語，西周政治家周公則以商亡為鑒，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張。這種極端重人的傾向又合乎邏輯地發展為“重民”的“民本”思想。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孟子·盡心下》）的思想，荀子的“君者，舟也，民者，水也”（《荀子·王制篇》）的思想，皆可看作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濫觴。至明清時期，民本思想進一步完善，一些思想家甚至斷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革命先驅孫中山更是深切體會到“革命事業，由民眾發之，亦由民眾成之”。【《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8頁。】應該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為出發點，以防舟覆為歸宿點，通過對“民”的地位的強調使統治者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對自身行為適當加以約束，最終為統治者在安定中獲取利益服務。

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對傳統的民本思想進行了揚棄、改造和創新，從而形成了我黨一條徹底的、科學的群眾路線。首先，科學地界定“民”的概念。毛澤東認為，“民”是相對於“敵”而言的，它是一個社會歷史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工農群眾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產黨首先是代表他們的利益並為實現他們的利益而斗爭的。其次，毛澤東明確指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共產黨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喪失生存條件，就將一事無成。第三，毛澤東把傳統的“畏民”觀升華為共產黨人的“愛民”觀，提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說，從而突破了以“君”為中心的民本觀的藩籬，賦予“民”實實在在的地位和尊嚴。第四，毛澤東把傳統的“聽政於民”提煉成為我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科學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這種科學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和根本利益為標准和出發點，體現了主動性和科學性的有機統一。

四、“共產黨員思想道德修養”標准對傳統倫理道德“德治”思想的揚棄與創新

中國歷代非常重視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強調德治。孔子提出“為政以德”的主張，荀子認為，威勢有三種：“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提出了以名為治的主張。他認為，以名為治最重要的是禮義廉恥，這是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為了發揮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視統治者個人的品質，認為具有良好品質的統治者，才能取信於民、政通人和。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認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同時還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証社會的穩定和統治地位的鞏固。

毛澤東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古代重視倫理道德的社會功能這一優良傳統的合理內核，十分重視道德在無產階級政黨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毛澤東就說：“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頁。】他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不僅批判了封建倫理道德的階級實質，而且對無產階級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有了科學的認識。1929年底，在為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起草的決議中，毛澤東指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違反無產階級思想道德的個人主義、絕對平均主義等錯誤思想，“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頁。】在這裡，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員的無產階級思想道德對完成革命任務的極端重要性。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特別強調共產黨員在民族戰爭中的模范作用，認為這對動員全民族一切力量，為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具有決定意義。毛澤東非常重視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把它列為延安整風的必讀文件，用以加強黨員的共產主義思想道德修養。從這個意義上說，延安整風也是一次深刻的共產主義思想道德教育運動，是一種大規模的灌輸無產階級道德價值觀念，培養無產階級立場、觀點、情感的強化教育方式。新中國成立以后，持續不斷的全國范圍的整風整黨、思想教育運動，形成了一種強大的社會道德價值氛圍，涌現出雷鋒、焦裕祿等為人民所稱道的道德楷模，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種強大精神動力。

在加強黨員的道德修養方面，毛澤東將古人“自省”、“慎獨”的修養方法加以創新，號召共產黨員到革命實踐中去發現並克服自身的缺點，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完善自我，同時提出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推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真正成為一個對革命事業有用的人。

毛澤東重視和加強黨員道德修養的思想，既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對它的發展創新。傳統的重德精神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毛澤東提出的加強黨員思想道德修養，則是為適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需要，適應為人民服務的需要。正如他所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頁。】

五、黨的“集體主義”原則對傳統倫理道德中“利群”觀念的揚棄與創新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以群體價值為核心的文化，提倡“自我犧牲”、“利他”和“利群”，當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產生沖突時，主張個人利益服從和服務於群體利益。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荀子認為“君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可見，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種群體人格，是群體利益的代表者、組織者和創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強調群體利益，法家強調“公則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墨子說：“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這是一種典型的群體精神，這種群體意識本質上以家庭、國家、社稷的利益為道德的最終歸向，它一方面構成了封建專制集權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強大的社會凝聚力，培育了中國人民對群體的堅固責任感和追求群體和諧、社會穩定的文化心態。

毛澤東在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時，批判了傳統群體意識在壓抑人性方面的消極成分，繼承和發揚了其中的積極因素，為確立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提供了有益借鑒。毛澤東要求無產階級尤其是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堅持集體主義原則，“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黨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對個體利益服從群體利益的傳統命題，毛澤東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內核。他指出，一個共產黨員，不僅應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而且應“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得一個共產黨員。”他多次強調：“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522頁。】

毛澤東關於共產黨員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黨員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眾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國古代群體意識的思想境界，特別是毛澤東本人對這一思想躬行踐履，達到了理論與實踐的完美統一，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建黨思想是在揚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思想的基礎上，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緊密結合，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形成了獨特的中國特色。由於博採中華文化諸長，傳統底蘊厚實，因此，毛澤東建黨思想具有堅實的本土文化根基，長期以來保持著旺盛生命力，正如列寧所說，無產階級文化並非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頁。】而毛澤東的建黨思想，正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合乎規律的發展”的時代產物。

今天，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之際，在我們在贏得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迎接新的發展的歷史機遇和挑戰面前，重溫毛澤東的建黨思想，仍然具有巨大的啟發和導向作用，它對於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能力大有益處，對於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的新的偉大工程，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作者高曉穎：中共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區委黨校高級講師）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