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中國成立時的外交三原則看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

從新中國成立時的外交三原則看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

段春義

毛澤東是帶領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第一代領導人，他是偉大的革命家、軍事家、思想家和詩人，更是偉大的戰略家。他在長期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和提出了極為豐富和十分深刻的戰略思想，其中包含其完整的國際戰略思想。面對世界分為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現實，新中國要巍然屹立於世界東方，毛澤東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外交三原則，並指導新中國開始了以社會主義國家為主的建交過程，同時三原則建構起新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則框架，為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我們試著以國際關系學的觀點從三原則的提出，以及三原則指導下的新中國的外交之路，總結一下三原則折射出的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

一、外交三原則的提出

（一）外交三原則提出的背景

新中國成立時，世界已經處於二戰結束后的雅爾塔體系，美蘇矛盾日益加劇，世界逐漸被劃分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這種國際格局的變化，迫使其他國家不得不進行選擇。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說到：“一個國家不站在美國領導的陣營內，便站在蘇聯領導的陣營內，不存在中間道路。在斯大林和喬·麥卡錫時代，那種走中間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英﹞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456頁。】面對這種現實，即將成立的新中國不可能另辟蹊徑選擇中間道路。美國二戰結束時政策很明確就是扶蔣反共，對國民黨政府的援助甚至內戰的支援，讓中國共產黨日益看清美帝的真正面目。而蘇聯一開始並不看好中共，抗戰時期甚至援助國民黨政府來保全其在東北的利益。然而，畢竟中國和蘇聯有著深遠的意識形態聯系，中共成立伊始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將蘇聯作為學習的榜樣。1946年以后國際形勢出現的急劇變化，美國步步緊逼的進攻態勢、冷戰的出現並逐步升級，促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慮蘇聯的遠東戰略以及對待中共和國民黨的態度。1947年底，毛澤東在《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優勢是在我們方面，不是在敵人方面。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已經形成。”“反帝國主義陣營的一切力量，正在團結起來，並正在向前發展。”報告最后宣布：“我們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隻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夠打敗帝國主義的奴役計劃，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使之不能發生，推翻一切反動派的統治，爭取人類永久和平的勝利。”【《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9—1260頁。】這種表述清晰地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接下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不斷取得勝利，斯大林派遣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訪問西柏坡，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與米高揚舉行會談。劉少奇秘密訪蘇，斯大林在會見劉少奇時明確表示，蘇聯將承認和支持即將誕生的新中國。

（二）外交三原則提出的過程

1949年初，根據當時的國際環境和中國民主革命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先后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外交方針。

“另起爐灶”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新中國要在新的基礎上經過談判同外國建立新的外交關系。1949年1月，毛澤東指出：“凡屬被國民黨政府所承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及其所屬的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在人民共和國和這些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前，我們一概不予承認，隻把他們當作外國僑民待遇，但應予以切實保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因為中國是獨立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如有外國人提到外國政府調解中國內戰等事，應完全拒絕之。”【《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77—78頁。】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必須首先採取的步驟。”“我們也必須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80—81頁。】

“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就是要先把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余勢力清除干淨，不給他們留下活動余地，然后再考慮建交問題。【《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頁。】中國要在同他們建立外交關系以前把屋子打掃一下，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殘余勢力清除一下。據《在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記載，毛澤東是這樣說的：“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臟了……中共建政后，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等屋內打掃清潔、干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轉引自：徐臘梅、張榮輝：《“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從毛澤東的形象表達看新中國的內政外交政策》，原載《黨史博採》2008年第9期。】在隨后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闡明了這一方針。他說：“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隻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80—81頁。】

“一邊倒”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毛澤東在總結七屆二中全會時指出：“中蘇關系是密切的兄弟關系，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隻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這一點。”【《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頁。】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明確提出了“一邊倒”的方針：“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頁。】在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起草的會議宣言更是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它將聯合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和各新民主國家，以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對帝國主義者挑撥戰爭的陰謀，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頁。】當然我們要強調，“一邊倒”不是無原則聽命於他國，而是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站在代表和平民主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與“一邊倒”共同構成了新中國外交的三大外交方針，我們簡稱外交三原則。

二、三原則指導下的中國外交

（一）新中國外交的迅速展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毛澤東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發表公告：“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頁。】10月2日，蘇聯就宣布與新中國建交，也揭開了新中國與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建交的序幕，這也是“一邊倒”外交方針的實踐。繼蘇聯后，到1950年1月，中國相繼與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阿爾巴尼亞、民主德國、越南等廣大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4頁。】同時，新中國又與亞洲民族獨立國家緬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積極建交，甚至在1950年初，北歐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挪威、丹麥、芬蘭、瑞典和瑞士先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新中國都積極與之接洽，建立外交關系。

新中國外交全面推進，但是從總體上講，外交關系第一位的是同社會主義國家建交，毛澤東充分表達了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的決心和誠意。比如1949年10月16日在祝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的電報中，毛澤東說：“這是以美國反動政府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時期分裂德國並恢復德國成為反動國家和戰爭基地的罪惡政策之決定性的失敗，是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陣營的偉大勝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頁。】這充分表明了新中國支持蘇聯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陣營，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鮮明立場。在1950年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閉幕詞中，毛澤東再次強調：“在國外，我們必須堅固地團結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對此不可有絲毫的游移和動搖。”【《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頁。】中蘇在平等互利、互助合作的基礎上經濟、文化合作關系獲得了良好的發展，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關系也開始得到發展，相互間廣泛簽訂經濟貿易協定。因此同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發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外交的主要內容。

（二）反對帝國主義敵視新中國的活動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戰略，以反華為中心。新中國一成立，美國就企圖全方位地竭力孤立和遏制中國。美國在外交上發起了一個“不承認”新中國的運動，美國曾向英、法、荷等多國發出照會，要求它們同美國保持不承認新中國的一致行動。1949年10月3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還表示，美國政府繼續承認國民黨政府，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起，美國進行侵朝戰爭，支持法國擴大侵越戰爭以及企圖軍事佔領台灣，從軍事上對中國大陸進行進逼和威脅。然而美帝的企圖全都以失敗而告終，中國、朝鮮和印度支那人民戰勝和阻遏了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的軍事擴張和侵略行徑，鼓舞了世界反帝反殖的斗爭。同時，美國還極力阻礙新中國實施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及其他國際組織中的合法權利。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這種現實，建國前《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一系列文章，充分分析了美國對新中國敵視的真面目，人民的新中國對帝國主義不存在任何幻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隻能站在民主陣營中繼續與帝國主義抗爭。

三、三原則透出的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

從國際關系學的角度看，國際戰略是一個主權國家為了維護和實現其根本利益，根據對國際形勢的正確判斷和對自身綜合國力的客觀估量制定一定時期的對外謀略或對外總政策。從三原則指導下的中國外交實踐可以看出，三原則的核心是“一邊倒”，因此，“一邊倒”也成為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最重要的國際戰略思想，與60年代的“兩個拳頭打人”、70年代的“一條線、一大片”構成了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完整體系。我們從三原則及其指導的外交實踐總結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核心內容，以及毛澤東制定國際戰略的科學性。

（一）毛澤東制定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則——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核心內容。

外交三原則最重要的是制定了中國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則，並成為新中國外交政策不斷發展豐富的基石，這是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核心內容。

1、獨立自主。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則核心是獨立自主，而獨立自主原則在外交三原則中也准確地表達出來。毛澤東一生都堅持獨立自主原則，面臨新中國的誕生，獨立自主更是作為根本原則得以發揚。“另起爐灶”代表著新中國與國民黨政府徹底劃清界限，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1949年6月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毛澤東就說：“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頁。】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的庄嚴宣言。獨立自主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根本特點，“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聲音不僅激勵著中國人民，也震撼著整個世界。1950年6月，當美國發動侵朝戰爭和派遣第七艦隊侵佔我國台灣海峽時，毛澤東就向全世界大張旗鼓地宣布：“全世界各國的事務應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亞洲的事務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而不應由美國來管。”【《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頁。】他嚴正指出，中國人民將堅決反對美國的侵略，隨時准備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舋。這是毛澤東捍衛獨立自主的堅定立場。

2、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毛澤東在報告中就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並鞏固邦交。”【《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頁。】1949年4月，他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中進一步指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願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交關系，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毛澤東思想年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652頁。】在建國公告中更是明確表明願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下同任何外國政府建交。新中國外交實踐也証明了新中國奉行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外交原則。在此基礎上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不斷完善，逐漸形成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

3、維護世界和平。一開始毛澤東就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定位為維護世界民主和平的進步陣營，新中國更是表明維護世界和平、反對侵略的立場，從此確立了這一原則。在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詞中，毛澤東說：“在國際上，我們必須和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團結在一起，首先是和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團結在一起，使我們的保障人民革命勝利成果和反對內外敵人復辟陰謀的斗爭不致處於孤立地位。隻要我們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團結國際友人，我們就會是永遠勝利的。”【《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頁。】從新中國一誕生，毛澤東就表明了中國愛好和平並維護世界和平的立場，並在隨后的外交實踐中始終堅持這一立場。1954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強調：“國際上我們就是執行這個方針，隻要在和平這個問題上能夠團結的，就和他們拉關系，來保衛我們的國家，保衛社會主義，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頁。】所以，一邊倒的外交原則，實際上是中國愛好和平、維護世界和平做出的選擇。維護世界和平也成為毛澤東國際戰略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毛澤東制定國際戰略的科學性

1、對國際形勢的准確判斷。新中國成立之時，世界屬於雅爾塔體系中，國際社會分化為帝國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面對這樣的國際現實，毛澤東清醒地看到，新生的中國，千瘡百孔，百廢待興，不可能在中間生存，新中國必須選擇一方，“一邊倒”政策的出台表達了新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心，這也是爭取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支持的無他選擇。帝國主義也不可能接納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中國，從對新中國的孤立、封鎖就証明了這一點。毛澤東對於戰爭形勢的判斷客觀全面，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的書面報告中指出：“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戰避免爆發的斗爭力量發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覺悟程度正在提高。隻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夠繼續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並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8頁。】總體上的國際情況對我們是有利的，基於這種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毛澤東要求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態的基本好轉而斗爭。對國際形勢的准確判斷，成為毛澤東制定國際戰略的基礎。

2、對中國實力的客觀估量。從國際關系的角度來說，一個國家的出發點就是國家利益，而參與國際社會的依據就是國家力量或稱國家實力、綜合國力，國家實力一般包括經濟力、政治力、軍事力、外交力、國防力、文化力、資源力等，而諸多力中最基礎的就是經濟力。對於新中國的國家經濟力毛澤東有著清醒的認識。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毛澤東對中國的經濟成分有比較全面和准確的估量，他指出中國已經有大約百分之十左右的現代性工業經濟，但是“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后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頁。】。毛澤東承認“中國的經濟遺產是落后的”。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毛澤東更是承認新中國“一窮二白”的現實，因此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成為新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新生政權還不穩固，對中國實力的准確定位，不可能去抗衡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要想加快新中國的建設步伐，必須爭取另一個超級大國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的外交三原則也是對中國實力的正確估量后做出的選擇。對中國實力的客觀估量，成為毛澤東制定國際戰略的依據。

3、安全利益至上的國家利益觀。從國際關系學理論看，國家利益，又稱國家權益，包括了四個方面，即國家安全權益、國家政治權益、國家經濟發展權益和國際社會中的平等互利權益。【《國際政治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頁。】而作為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國家利益必然以國家的安全權益為先。安全權益主要是主權獨立、領土完成、人民生存和不受侵犯的權益。毛澤東經歷了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他深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過一系列戰爭獲得獨立，首先第一件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維護和鞏固國家的安全利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浴火重生的新中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必須與國民黨政府劃清界限，“另起爐灶”。由於舊中國帝國主義在華獲得很多特權，必須肅清這些遺留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勢力，也是徹底擺脫帝國主義控制的必經之路，這一點上來說“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也是出於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為了新中國有安全和平的發展環境，面對美蘇的兩極格局，中國倒向社會主義陣營更是從安全利益出發。由於當時歷史條件和認識方法的局限，毛澤東更多的突出了安全利益至上的國際利益觀，在以后制定的對外政策更見這一點。因此毛澤東制定國際戰略的根本出發點就是國家利益，尤其是國家的安全利益。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當時的國內國際現實條件下，剛剛誕生的新中國，沒有安全利益，其他權益都無從談起。

結　語

面對美蘇兩極的國際背景，面對新中國一窮二白的現實，剛剛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中國共產黨要建立一個人民共和國是異常艱辛的，毛澤東以其敏銳的政治眼光和對局勢的判斷，毅然做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外交三原則的提出是在正確分析國內、國際現實情況的基礎上，黨制定的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和指導原則，並不斷指導著新中國未來的外交之路，確立了中國外交政策獨立自主、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維護和平等外交政策原則，成為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核心內容，反映了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對國際形勢的准確判斷，更是對中國實力的正確估量，體現了毛澤東國家安全利益至上的國家利益觀。這更証明了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國際戰略家。

（作者段春義：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員，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