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尊重群眾，才能動員群眾
隻有尊重群眾，才能動員群眾
——毛澤東關於在宣傳工作中如何堅持群眾路線思想研究
史艷娜
五四運動以后，毛澤東把大部分時間用在學生的政治活動上。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創刊，毛澤東任主編，共發表了《創刊宣言》、《民眾的大聯合》等40余篇文章。該刊雖然很快就被查封，但它極大地發揮了對華南學生運動的宣傳動員作用。
在毛澤東50多年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生涯中，宣傳工作佔有很大的比重，而如何在宣傳工作中尊重群眾、動員群眾更是毛澤東極為重視的。研究毛澤東在宣傳工作中如何堅持群眾路線思想，有助於我們在今天更好地堅持黨的群眾路線。
一、宣傳工作的目的是讓群眾了解和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毛澤東注重筆杆子的宣傳動員功能，正是因為它是團結群眾、實現政治宣傳的有效途徑，能夠為革命實踐直接提供價值觀依據和精神動力，從而確立人民群眾對革命的思想和情感的認同，並在認同的基礎上形成統一的意志，統一的行動。他在給作家丁玲的詞中寫到“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頁。】。
（一）要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深入地進行宣傳動員工作。
在《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講話中，毛澤東談到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由這個宣傳任務之實現，才可以達到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政權、消滅反動勢力、促進革命高潮等紅軍的總任務。所以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頁。】毛澤東說，“什麼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系。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頁。】首先要讓人民群眾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究竟是什麼，這是宣傳工作第一個重大任務。
有人認為，黨的政策隻要領導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讓群眾知道。“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做一件事情，總不願意向被領導的人講清楚，不懂得發揮被領導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頁。】這樣，大家怎麼能動起來，事情怎麼能夠辦好？
最大限度地發揮宣傳教育功能，以提升群眾的精神境界，更好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是毛澤東最期望出現的現象。在新聞宣傳方面，他希望全黨辦報，各機關板報，無論是鉛印還是油印，無論是定期還是不定期，都可以。特別是直接面對群眾的牆報，更是教育群眾、發動群眾積極性的武器。在教育方面，他要求大設識字組，編一些普及生產知識的教材，讓農民能夠學會打算盤、記賬、寫信、寫路條。“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頁。】
（二）要團結最廣大群眾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毛澤東有一次與晉綏日報編輯談話，涉及到了土地革命問題。他說，“有關土地改革的各項政策，都應當在報上發表，在電台廣播，使廣大群眾都能知道。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會齊心來做。”【《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頁。】
抗日時期，黨的宣傳工作是配合抗日戰爭這一最大的政治形勢，宣傳工作主要反映“反對帝國主義侵略”這一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要求。毛澤東在1936年11月22日的《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說：“要從文的方面去說服那些不願停止內戰者，從文的方面去宣傳教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頁。】宣傳工作的任務是團結最廣大的群眾，讓他們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投身到“促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運動中”。【《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2頁。】這一時期，宣傳工作非常注重階級立場和民族立場相結合，團結最廣大群眾擁護黨的全民族統一抗日政策。例如，抗日根據地多數文藝作品，除了宣傳抗日英雄，敘述抗日故事之外，就是《兄妹開荒》、《王貴與李香香》這樣一些突出農民風俗進步和擁護邊區政府的主題，階級沖突、階級仇恨、階級斗爭的主題，比原來減弱了許多。“動員報紙，刊物，學校，宣傳團體，文化藝術團體，軍隊政治機關，民眾團體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覺悟，發揚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反對任何投降妥協的企圖，堅持抗戰到底”。【《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頁。】
而對於不還不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群眾，毛澤東要求“對他們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樣才能滲透進去。要按照他們的具體情況和能夠接受的程度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強迫灌注。”【《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頁。】
二、宣傳工作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
人民群眾是革命和建設的主體。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毛澤東把黨同群眾的關系比喻成魚水的關系。“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善於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頁。】
1940年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確立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即發展“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確立了我黨文藝政策大眾化的價值訴求。毛澤東指出：“藝術作品要有內容，要適合時代的要求，大眾的要求”，文藝工作者“到群眾中去，不但可以豐富自己的生活經驗，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藝術技巧”。【《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4頁。】宣傳工作更是如此。
（一）聯系群眾，就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願。
宣傳工作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首先要聯系群眾。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同解決思想問題結合起來，才能做好宣傳工作。毛澤東說，“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頁。】抗日時期，為了革命，為了抗戰，向人民要東西是合理的，但隻索取不付出是不對的。如果在工作中，時刻想到群眾的實際需要，真正關心他們，並讓他們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與他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那麼，人民群眾就會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擁護我們。毛澤東說：“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並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就目前陝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頁。】他希望切切實實地去研究人民中間的生活、生產等重要問題，並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隻有在做了這一方面的工作，並確實生了成效之后，我們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東西的工作時，我們才能取得人民的擁護，他們才會說我們要東西是應該的，是正當的﹔他們才會懂得他們如不送出糧草等等東西給政府，則他們的生活就不會好，就不會更好。這樣我們的工作才不是勉強的，才會感覺順利，才會感覺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這就是我們黨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每個同志（軍隊的同志也在內）都要好好去研究。”【《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468頁。】
要聯系群眾，就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願。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願望出發。有許多時候，群眾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群眾還沒有決心，還不願實行改革，這時候，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我們的工作，群眾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願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群眾。“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自覺和自願，就會流於徒有形式而失敗。”【《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二）解決群眾思想問題，要用說服的辦法。
宣傳工作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要使用說服教育方法。有些群眾往往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遠的、全國性的、集體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於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於把舊中國和新中國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斗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的艱苦勞動。對人民的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毛澤東認為，“解決思想問題，不能用專制、武斷、壓制的辦法，要人服，就要說服，而不能壓服。”【《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頁。】“需要在群眾中間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並且應當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困難的辦法。”【《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頁。】
毛澤東把人民頭腦中的錯誤思想比喻成房子的灰塵，“對於中國人民腦子中的落后的東西，我們要去掃除，就像用掃帚打掃房子一樣。從來沒有不經過打掃而自動去掉的灰塵。”【《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1頁。】在人民群眾中間，通過廣泛地進行宣傳教育工作，通過潤物細無聲的潛移默化方法，使人民認識到中國的真實情況和動向，對於自己的力量具備信心。
三、宣傳工作要充分發揮對群眾的正確引導作用。
宣傳工作要充分發揮正面引導作用，讓人民群眾更好地了解和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毛澤東說，“在報紙上正確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通過報紙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這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則意義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頁。】。
（一）堅持正面引導：提倡愛國主義，弘揚民族精神。
抗日時期，毛澤東提出宣傳工作主要是圍繞統一戰線，弘揚民族精神。“我們做文章、畫圖畫、演戲、唱歌，都要表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與中國先進文化》，廣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頁。】“新聞紙、出版事業、電影、戲劇、文藝，一切使合於國防的利益”【《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頁。】。這裡所說的“表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合於國防的利益”，就是抗日文化的一個基本主題，是不同觀點、題材和風格的文化形態及精神產品，在抗日文化的旗幟下應該和能夠擁有的共同空間，充分發揮其積極的引導作用。
毛澤東要求“全民族的第一個任務，在於高度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觀情緒，堅決擁護政府繼續抗戰的方針，反對任何投降妥協的企圖，堅持抗戰到底。”【《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頁。】為此目的，要動員報紙、刊物、學校、宣傳團體、文化藝術團體等一切可能的力量，向全國民眾，作宣傳，並堅定地有計劃地執行這一方針。堅持抗戰到底，反對投降妥協，向民眾反復指明最后勝利的可能性與必然性，指明妥協就是滅亡，抗戰才有出路。
建國后，毛澤東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中強調要提倡愛國主義。他說，“在資本家中要宣傳把個人的事情和國家的事情聯系起來，提倡愛國主義，總要想到國家的事情。在農村裡過去曾提過‘要發家，種棉花’的口號，結果大家隻管家了，后來覺得這個口號提得不對，改為‘愛國發家，多種棉花’，這就把家和國聯系起來了”【《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頁。】。他要求大家要把家和國聯系起來，這個國家大家都有份的。並讓參會的同志回去宣傳教育時也要聯系到國家的事情。他說，“我們要提倡愛國主義。為什麼要搞公私合營，要搞社會主義？就是為了便於把國家發展起來，社會主義比私有制度更有利於發展國家的經濟、文化，使國家獨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頁。】
（二）堅持正反對比：報道好、壞典型，讓群眾多方面了解，作出正確判斷。
“無証民不信，不信民不從”【《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8頁。】，搞典型才有証據，才能說服人。勞動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要用正面積極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跡引導人民。
同時，毛澤東認為，一切宣傳應顧及到正反兩方面內容。“一方面利用已經產生並正在繼續產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戰、為國捐軀、平型關、台兒庄、八百壯士、游擊戰爭的前進、慷慨捐輸、華僑愛國等等），向前線后方國內國外廣為傳播。又一方面，揭發、清洗、淘汰民族陣線中存在著與增長著的消極性（妥協傾向、悲觀情緒、腐敗現象等等）。再一方面，將敵人一切殘暴獸行的具體實例，向全國公布，向全世界控訴，用以達到提高民族覺悟、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之目的。須知這種覺悟與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礙著克服困難與准備反攻的基本任務的。”【《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頁。】
對於宣傳工作的引導作用，很多領導干部都沒有認識到它的重要性。有的領導機關對報紙、通訊社等極端重要的宣傳機關或放棄領導責任，或抓得不緊，聽任許多錯誤觀點廣泛流行，毛澤東要求他們必須堅決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區黨委（省委）對於自己的報紙，必須於每天出版之前，由一個完全懂得黨的正確路線和正確政策的同志，將大樣看一遍，改正錯誤觀點，然后出版。各地領導同志，必須以嚴肅的科學的態度對待宣傳工作。”【《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頁。】
毛澤東在建國初期曾感慨地說：我們在文化界的進步力量還小，文化隊伍中的“人民解放軍”太少了。宣傳工作要堅持發揮正面引導作用，任重而道遠。
四、宣傳工作要有好的文風，要使用群眾語言，讓群眾看得清、聽得懂。
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文風，反對黨八股，是毛澤東關於文風問題的鮮明觀點。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這篇文章中分析黨八股的壞處，羅列了八大罪狀，包括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等等。“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採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0頁。】宣傳工作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面向群眾展現的重要窗口，更要有好的文風，要使用群眾語言，讓廣大群眾看清、聽懂黨的聲音。
（一）使用群眾語言，讓群眾看得清、聽得懂。
革命初期，對於接近於文盲的廣大群眾來說，怎麼開展宣傳工作，改變老百姓聽不懂、看不懂的狀況呢？毛澤東提出了很多方案，其中涉及加強文化宣傳的內容有：征集並編制表現群眾情緒的各種革命歌謠﹔充實宣傳部門，把全軍的繪畫人才集中起來工作，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畫報﹔要把革命故事、革命歌曲及各種圖報，編制成課本發給士兵。具體說來，標語口號和演講這些動員方式，最能夠簡單直接地打動對象，以獲得群眾的理解，爭取群眾的支持。藝術游樂，如漫畫、雜文、戲劇、歌曲等，則是以通俗而潛移默化的方式來增強所傳播的政策的感染力，激發群眾的熱情，喚起群眾的共鳴。從這個角度講，文化工作和政治宣傳一樣，其對象都主要是人的問題：即教育人，感染人，動員人，提高人的素質。
此外，毛澤東還提倡在士兵中廣泛地開展游藝活動，包括踢足球、音樂、武術、花鼓調、舊劇等。比如，紅軍打了勝仗，總是要搞慶祝晚會，把一些京劇名段的唱詞改動一下在晚會上演唱，有時干脆就演一些活報劇。1931年12月，國民黨二十六路軍在寧都起義后，毛澤東立刻讓李伯釗等人組織紅軍宣傳隊去慰問他們，並說：唱唱歌，演演戲，讓士兵懂得為誰打仗，為誰犧牲，唱歌演戲不要離開這個題目。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內容上有嚴重缺陷外，在宣傳方式上也有問題。此時，宣傳工作的主題和服務主要是農民和士兵，他們百分之九十都是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這就需要用生動活潑、通俗易懂的風格，便於群眾參與的簡便娛樂方式，讓他們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從而實現宣傳和教育功能。
對於有些大而空的文章，毛澤東很反感。他提出，報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頁。】是對的。
社會上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叫做大眾化呢？毛澤東認為，“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頁。】他批評那些不懂群眾語言的人，“有些天天喊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眾化。”【《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頁。】
（二）堅持實事求是。
關於怎樣寫文章，魯迅曾有這樣的話：“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毛澤東認同地分析：“留心各樣的事情”，就是不是一樣半樣的事情﹔“多看看”，就是不是隻看一眼半眼。【《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3頁。】不調查，不研究，提起筆來“硬寫”，這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做宣傳工作的同志時刻銘記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但“這個宣傳是逐步的宣傳，要宣傳得好，使人願意接受。不能強迫人接受馬克思主義，隻能說服人接受。”【《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頁。】“宣傳的時候要作得恰當，要實事求是，對情況的估計、分析，應該是好的就說好的，壞的就說壞的，有多大程度的缺點就說多大程度的缺點，不要夸大。”【《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7頁。】
在宣傳工作中要讓群眾有知情權，也是實事求是的表現。1959年6月，廣東發生暴雨，對於是否應該進行新聞報道，毛澤東在給胡喬木、吳冷西的信中主張如實公開報道。他寫到：“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道，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道提倡。工業方面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頁。】
做宣傳工作的對象是誰，要有深入了解，這也是追求實事求是。毛澤東說，“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許多人常常以為自己寫的講的人家都看得很懂，聽得很懂，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為他寫的和講的是黨八股，人家哪裡會懂呢？……簡直是老鴉聲調，卻偏要向人民群眾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嗎？”【《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頁。】
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體。任何社會的核心價值，不是所謂英雄的“創舉”，而是由廣大人民群眾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等實踐活動中所創造的。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都離不開人民群眾的主動參與和自覺建構。要堅持黨的領導就要代表和體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需要，充分保障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根本利益，發揮他們價值創造的能動性。
隻有尊重群眾，才能動員群眾。黨的宣傳工作就是向群眾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他們的擁護，引領他們參與到革命和建設洪流中去。做好宣傳工作，必須要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緊緊圍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必須始終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凝聚共識，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大力唱響時代主旋律，自覺承擔起構建主流輿論，推動社會發展的責任。
（作者史艷娜：中央文獻研究室副處長，副編審）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