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思想及其當代啟示

作者:    發布時間:2018-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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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毛澤東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思想及其當代啟示

石建國

毛澤東是從人民群眾中走出來的革命領袖。他關於如何調動群眾積極性,以團結帶領其從事革命與建設的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待進一步的挖掘與闡發。按照歷史的演進,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歷程大體可劃分為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階段不同,中國革命和建設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其本人認識也不同。這一思想及其實踐,成績斐然,經驗珍貴,教訓深刻。

一、求索時期: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社會問題要靠民眾的大聯合,必須走勞農主義的道路

清末以降,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進行了前赴后繼的英勇斗爭。他們在失敗中奮起,在挫折中探索。20世紀初中國的先進分子,包括毛澤東在內的無數愛國青年,都在思考著同樣的問題:中國革命的成功、中國的發展進步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理論?需要走什麼樣的道路?採用什麼樣的方法?不知來者視之往,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它啟發了中國先進分子。

從歷史的演進來看,壓在中國人民頭上有兩座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頁。】。為了搬掉這兩座大山,各個政治派別都進行了努力和探索。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曾試圖依靠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借助封建統治階級內部開明人物的支持,通過維新變法,以期君主立憲制度在中國生根發芽。但由於變法觸犯了封建頑固守舊官僚的利益,最終“百日維新”以“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告終。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了推翻清政府,積極奔走,為武裝起義訓練干部、籌措經費、聯絡會黨,但這種僅僅依靠少數革命精英的努力,難以喚起廣大民眾的覺悟與支持。革命黨人雖付出巨大犧牲,卻沒有得到預期的成果。辛亥革命雖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於未能獲得廣大民眾特別是底層民眾熱烈響應和支持【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並非沒有看到民眾的力量。如孫中山在其臨終遺囑裡所說,“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孫中山選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033頁)。當然,他點明這一點,已經是國共合作以后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結構並未被打破,有的地方甚至都沒有被觸動。

上述救國運動中的領袖人物,他們提出向西方學習,幻想假西方之法成中國之事,但“先生”老是侵略“學生”,這些努力都先后失敗了。這也表明,資產階級改良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由於自身的局限,難以發動民眾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中國的革命需要廣大民眾的參與,但是,未來的路該怎樣走呢?要走以前的老路嗎?這是沒有出路的。要走西方的路嗎?此路也是不通。毛澤東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是國內較早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發動民眾相結合的青年知識分子。1920年底,毛澤東曾在致友人的信中指出:“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頁。】毛澤東從俄國的十月革命和我國的五四運動中,看到了人民大眾顯示出來的巨大力量。他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頁。】這一朴素的思想,經過后來的學習和討論,又有了新的發展。1921年初,在新民學會的集會上,在談到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法時,毛澤東在列出五種方法的基礎上,明確指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毛澤東開始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主張通過勞農革命來實現社會的根本改造,標志著他已經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者。

走蘇俄的路,通過勞農革命來改造中國,是毛澤東堅定的理想主張,但這一理論設想如何在中國邁開腳步,成為青年毛澤東思考的重要問題。

二、領導工農革命時期:隻有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的積極性,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

建黨初期,毛澤東首先關注的是工人運動,對農民和農村工作並沒有太在意。但是,中國早期的工人,大多是來自農村的,同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因此,初期全力從事工人運動的毛澤東開始逐步重視農民問題,並在黨內闡發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1926年9月,毛澤東發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引起各方關注。1927年初,毛澤東的另一篇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名出版,瞿秋白為之作序。在這篇序言中,瞿秋白稱毛澤東和彭湃為“農民運動的王”。毛澤東的這篇著作甚至引起了共產國際領導人的稱贊。

如果說,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關於工農運動大多側重理論的話,那麼,大革命失敗后,在黨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毛澤東則將這種理論在革命的實踐中加以發展和完善。

秋收起義后,毛澤東帶領工農革命軍上了井岡山,開始了領導“槍杆子”和“民眾運動”的歷程。上山后,毛澤東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堅持下去,站穩腳跟。他常對部隊的同志講,人不能老走著,老站著,也得有坐下來的時候,坐下來就靠屁股,根據地就是人民的屁股。要建設好根據地,就必須發動群眾,取得廣大農民的支持。農民最需要的什麼?是土地。毛澤東領導井岡山軍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這種前所未有的革命帶來了農村社會的大變動,它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廣大貧苦農民分得了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土地,甚至“連永新縣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廣大貧苦農民從分得土地這個活生生的事實中,看清了紅軍確實是為他們的利益奮斗的,就從各方面全力支持紅軍和根據地發展。【《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頁。】

為了調動各方面群眾生產和經營的積極性,在佔領城市后,毛澤東強調要保護工農利益,保護知識分子,保護工商業者。黨中央進駐陝北以后,隨著形勢的變化和根據地的穩固,毛澤東關於如何調動群眾積極性,以開展根據地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工作正式提上日程。

他關於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思想主要切入點在於對黨和軍隊工作的自身要求等方面,落腳點在於保護群眾的物質利益。具體如下:

(一)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1944年9月,毛澤東在追悼張思德的演講中,提出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徹底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們的黨和軍隊是“為人民服務”的。此后,經過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闡發與深化,到了黨的七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被寫進黨章。至此,“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在黨內扎根,並成為每一個共產黨人奮斗終生的目標。這一宗旨也成為黨召喚人民、領導人民最光輝的旗幟。

(二)嚴明黨內、軍內紀律,給群眾以准確而堅定的心理預期。毛澤東領導軍隊,先后制定了“三大紀律、六(八)項注意”。毛澤東一再強調,在廣大群眾不了解我們的情況下,隻靠口頭的宣傳是沒有用的,根本的還是看我們的行動表現。這種持之以恆的做法,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更加系統完備。黨和軍隊為了減輕群眾負擔、維護群眾利益,不僅軍紀嚴明,而且提倡艱苦奮斗,各級干部以身作則,廣大指戰員對百姓秋毫無犯。著名的“酸菜裡面出政治”、“蘋果裡面出精神”的故事就是例子。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軍隊的實際行動和表現,得到了廣大群眾的口口相傳,給了他們准確的心理預期,從而堅定了他們跟著共產黨走的信心和力量。這也成為調動群眾積極性最為重要的思想基礎。

(三)制定和完善各項政策,保護群眾利益。

在根據地建設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實現特定的和長遠的革命目標,不斷調整和完善黨的各方面政策,這是毛澤東根據地建設思想的重要內容。為此,除滿足佔人口多數的農民的土地要求外,還要保護私人經濟。早在1934年1月,毛澤東在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時就指出,“對於私人經濟,隻要不出於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頁。】在1938年9至11月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提到要實行新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其中一條就是“保護私人工商業的自由營業”。在根據地,各方面群眾的合理利益得到了認可和保護,他們更加積極地從事生產和商業活動,支援了根據地建設。

(四)關心團結群眾,同群眾交心。

毛澤東指出:“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頁。】還在江西蘇區的時候,毛澤東就指出:“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痒,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麼,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頁。】

本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我們黨向群眾和干部交心,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依靠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來解決各方面的困難。

毛澤東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思想,在革命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威力。正是通過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的積極性,根據地擴大生產、參軍支前、保衛政權等各項運動才能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毛澤東同他的戰友們一起,歷經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最終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三、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

剛剛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為恢復國民經濟,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毛澤東提出了“四面八方”政策。1956年,我國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廣大工農群眾作為國家的主人,他們以沖天的干勁和主人翁精神,來回報黨和政府的恩情。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一五”時期,涌現出一大批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優秀工人代表和勞動模范。

但與此同時,與共產主義思想相抵牾的慵懶散等習氣,也開始在社會中出現苗頭。1949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了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人在同年9月東北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榮譽是屬於誰的?》,講話分析了我國解放最早、最為重要、產業工人較為集中的工業基地——東北地區干部群眾中存在的積極努力、按部就班、不求進步的三種精神狀態。在隨后展開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干部貪腐、企業浪費的驚人事實【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頁。】﹔在農業合作化后期出現的農民砍樹、殺豬,以及“退社”風潮等,上述這些與廣大群眾熱切盼望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預設相背離的現象,使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意識到:調動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絕非輕而易舉,要創造環境與條件,來保護、引導和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則應給予批判和教育。

黨的八大前后,圍繞著以蘇為鑒、如何建設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這一目標,在如何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方面,毛澤東的思想可概述如下。

(一)要形成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建國以后,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變為執政黨。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了克服黨和國家工作中的缺點,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幫助黨內整風,毛澤東號召廣大群眾向共產黨提意見。他說:“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頁。】毛澤東的出發點是好的,也是誠心實意的,意在更好地搞好黨的建設。但后來出現少數人向黨進攻,妄圖實現“輪流坐庄”,取代共產黨的領導。這種行徑是應該堅決予以反擊的。但由於毛澤東對形勢估計過於嚴重,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當然這是后話。

(二)要反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

毛澤東曾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要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必須發揮好干部的領導帶頭作用。如何保証干部的革命本色,發揚革命傳統,是毛澤東一直思考的重大問題。建國后,他為此還主張干部下連隊當兵。1956年在整頓農業生產合作社時,還要求“干部參加勞動”。在三年困難時期,他仍在思考著這方面的問題。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在起草《中央轉發鞍山市委關於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報告的批語》中,提出了著名的“鞍鋼憲法”,其中一條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即要求干部參加生產勞動。毛澤東提出這一系列要求的目的就是使干部與普通群眾打成一片,防止“當官做老爺”的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盛行。

(三)兼顧群眾各方利益,鞏固工農聯盟。

黨的宗旨決定了她是始終代表廣大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利益的。針對建國初期有人認為過渡時期總路線忽視農民利益的觀點,毛澤東予以批駁,提出必須要正確認識大仁政和小仁政。毛澤東並非沒有認識到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他認為:“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0頁。】他強調,要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利益。“無論隻顧哪一頭,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在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下,毛澤東從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鞏固工農聯盟等方面,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如確定人民公社體制下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1966年初,肯定了湖北省委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等。

(四)要教育群眾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社會主義改造的提前完成,使毛澤東看到了廣大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他認為,群眾的革命熱情和沖天干勁,隻可鼓不可泄。這種干勁再加上黨的正確領導,中國的發展就可實現大的躍進。隨后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我們黨在發展生產力和變革生產關系方面的重大嘗試。特別是人民公社體制,在所有制方面達到了所設想的要求,也契合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但農民積極性不高,經濟效率、管理效率低下等“計劃失靈”問題也明顯暴露出來。

為了戰勝困難,毛澤東希望通過教育群眾的方式,來堅定大家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他先后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的號召,但這些作法仍未能有效克服“群眾積極性不高”的體制缺陷。由於理論准備不夠、經驗不足,毛澤東過多的強調了精神作用,但卻忽視了群眾的利益訴求。特別是當時的人民公社體制,即超越了現實國情,也超過了農民的普遍覺悟。

從歷史發展來看,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關於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思想和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建國以后,毛澤東希望在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條件下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來建設社會主義。初衷雖好,但成效不佳。他所期望的“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景象,在中國並沒有出現。面對其他中央領導人對形勢的不同看法和主張,毛澤東卻誤認為中央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又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為以往那種“溫良恭儉讓”的方式已不足以解決問題,期望再次借助發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採取疾風驟雨般的、自下而上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用階級斗爭的方式將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令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由他發動和領導的,意在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場運動給黨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

四、思考與啟示

毛澤東關於調動群眾積極性的獨創見解,為我們黨對這一理論的繼續探索奠定了思想基礎。這一思想的實踐歷程,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沉痛的教訓。通過梳理毛澤東關於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思想和實踐,我們將得到以下幾方面的啟示。

其一: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但歸根結底是一個實踐問題。

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不干,半點馬列主義也沒有。毛澤東關於調動群眾積極性的理論,不是為了理論而理論,而是為了團結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來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凝聚力量、調動各方面群眾的積極性,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這一問題很難預設出精致的路線圖和解決方案,理論隻能在實踐中探索。我們黨應本著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原則,堅持問計於民、問需於民、問政於民,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使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二:就黨群關系而言,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要給群眾以信心和預期,保護他們的物質利益,同時也要進行思想上的教育。

中國共產黨是我國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必須提出階段的和長遠的奮斗目標,藉以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比如“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向四化進軍”、“三步走戰略”以及“中國夢”這些響亮的目標口號,在群眾入口入耳方面,都有異曲同工之妙。有了奮斗目標,就有了凝心聚力的一根紅線。

當然,僅僅有了奮斗目標還不夠。調動群眾積極性還在於維護群眾的利益,至少不傷害其利益。這一點至為重要。作為群眾運動的杰出領袖,毛澤東曾說:“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467頁。】革命戰爭時期如此,和平建設年代亦是如此。在這方面,我們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人民公社體制時期的“一大二公”,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改革開放時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隨后的放權改革也調動了企業和工人的積極性。鄧小平曾說過,“為什麼‘六·四’以后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71頁。】在維護群眾利益重要性的認識上,黨的十八大報告又一次予以強調:“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不斷在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取得新成效。”這也說明在保護群眾物質利益方面,我們黨的政策是一脈相承的。

黨還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教育群眾。要把黨的政策變成群眾的行動,就離不開教育和宣傳工作。教育群眾,就是讓群眾知道自身的利益、任務和黨的方針政策。圍繞著一定階段黨的奮斗目標和中心工作,對群眾進行耐心的說服和教育,這本身既是群眾路線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們黨調動群眾積極性的重要方法。

其三:就干群關系而言,要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必須對干部要嚴格要求,提升對群眾的引導和示范能力。

榜樣就是力量,要大力發揚領導干部的模范作用。馬列主義真理的力量和黨員干部的人格力量,相互疊加,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戰爭年代,黨和軍隊與群眾同甘共苦,形成了魚水關系。在建設和改革時期,這種關系得以豐富和發展。但不可否認的是,進入新的世紀,隨著“四大考驗”的深入,也出現了干群“油水關系”、“蛙水關系”,甚至“水火關系”的情況。俗話說,“上行下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干部、干部看領導、全黨看中央。要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最有力的舉措就是:一級做給一級看,一級帶著一級干。在全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之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會議上擲地有聲:“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抓作風建設,首先要從中央政治局做起”。【《充分發揚民主虛心聽取意見》,《人民日報》2013年7月8日。】否則,“己不正,焉能正人”?

總之,面對如何調動群眾積極性這一歷史課題,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到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幾代中央領導集體一以貫之,接力探索。黨的事業沒有終點,這一探索仍將繼續。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共產黨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完成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兩個100年”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些都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與熱情參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人民是我們力量的源泉。隻要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就沒有完成不了的任務。”【《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人民日報》2013年3月20日。】我們深信,隻要我們黨秉承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的信念,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不懈奮斗、開拓進取,我們的中國夢就一定能夠實現。

(作者石建國:中央文獻研究室第四編研部副調研員,副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