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學增：鄧小平理論與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宗教問題
——為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而作
1998年12月8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20年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偉大的實踐產生了鄧小平理論，使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新階段。中共十五大高高舉起了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並強調要將鄧小平理論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相結合，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宗教問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組成部分，同樣要將鄧小平理論及其重要組成部分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同我國現階段的宗教國情結合起來，才能順利推進世紀之交的宗教工作實踐。
一
科學理論是正確實踐的指南。正確認識和處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宗教問題必須堅持鄧小平理論的指導。這種指導大體上分為兩個層次。一是鄧小平理論基本思想的指導，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及關於社會主義本質、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証、戰略步驟、黨的領導、祖國統一等方面的論述，著眼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自然也完全適用於作為局部的對宗教問題的認識和處理。二是如鄧小平理論中的宗教觀。它既服從於鄧小平理論的基本思想，又是這一基本思想在宗教問題領域中的展開和具體化，對正確處理好宗教問題更具有特殊的直接的指導意義。鄧小平理論中的宗教觀，並不僅僅是鄧小平個人關於宗教問題的思想，而是有其特定的涵義。對其涵義的揭示和表述應該遵循中共十五大的精神。十五大確認，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同時又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它集中體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的著作以及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之中。鄧小平理論中的宗教觀，其基本內容首先也反映在鄧小平對宗教問題的論述之中。其次，則主要反映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關於宗教問題的重要文獻之中，還有近年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關於宗教問題的最新論述。第三，還要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許多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宗教問題的理論工作者對鄧小平理論中的宗教觀也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可以說，鄧小平理論中的宗教觀就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一）鄧小平個人提出的關於宗教問題的若干科學論斷
第一、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就能得到他們的信任。早在建國初期，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期間，就十分重視少數民族的宗教問題。由於宗教在少數民族中影響更為深遠，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慎重地處理好少數民族的宗教問題，就具有更為特殊的意義。1950年7月21日，他在歡迎赴西南地區的中央民族訪問團的大會上，談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解放西藏的時候就指出：“我們進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同時我們軍隊的優良作風也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體現出來，例如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尊重藏民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這樣就贏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在組織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過程中，他領導西南局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條政策。其中就包括西藏現行各種政治制度維持原狀，概不變更，達賴活佛的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實行宗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內容。正是依靠正確的政策其中包括宗教政策和執行宗教政策的模范行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進藏過程中，不僅得到了藏族人民的信任，也得到了一部分愛國宗教人士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充分肯定建國以來，各民族宗教界愛國人士有了很大進步。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詞中，在分析建國以來我國階級狀況發生根本變化時，指出“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愛國人士有了很大的進步。”代表黨和國家明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對宗教界人士的不公正待遇，正確估計了宗教界的狀況。
第三、提出在新時期應當重視宗教工作。1979年9月1日，鄧小平聽取了第十四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情況匯報。其間，鄧小平插話說：“民族、宗教問題還沒有議，這方面有很多問題”，“宗教工作也有很多政策問題。”強調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
第四、強調不能用行政命令辦法對待宗教，但宗教也不能搞狂熱。1980年8月26日，鄧小平約見重新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到自己家裡敘談。他肯定班禪大師是我們國家一個最好的愛國者，在與班禪談論宗教和西藏發展的問題時，鄧小平說：“對於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辦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熱，否則同社會主義、同人民的利益相違背。”班禪大師同意鄧小平的意見，說宗教的弘揚是要順應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地改革和增加新的內容。這段話充分說明鄧小平要求對宗教問題要採取唯物辯証的態度，既不能“左”，也不能放任自流。
第五、指出宗教人士在對外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中能作出重要貢獻。1980年4月，江蘇省暨揚州市舉行了歡迎唐代高僧鑒真大師像由日本回國巡展的活動。4月19日，鄧小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一件具有深遠意義的盛事”的文章，指出“在中日人民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歷史長河中，鑒真是一位作出了重大貢獻，值得永遠紀念的人物。”鄧小平對鑒真大師的評價給我們重要的啟迪，就是要正確評價歷史上宗教在文化方面的作用，重視並引導好宗教界開展國際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是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方面。
鄧小平上述關於宗教問題的言論並不算多，而且主要集中在1979—1980年，當時正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不久的撥亂反正時期，對於當時宗教領域中的撥亂反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鄧小平理論的基本思想指引了中國共產黨科學地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宗教問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宗教觀。
除了鄧小平個人有關宗教問題的一些具體論述外，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提出的在黨內重新確立起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促使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宗教問題領域中的撥亂反正，並形成了關於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科學理論體系。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在70年代末的剛剛開始的撥亂反正時期，鄧小平針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存留下來的“左”的種種思想僵化的表現，提出不迷信書本，不迷信權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要完整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帶頭沖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從而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同樣是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科學的理論觀點的同時，又開拓了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新境界。1982年中共中央19號文件可以說是鄧小平理論體系中涉及宗教方面的思想結晶，也可以說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方面的理論和政策已經成熟。中共中央19號文件印發至今已16年，16年的實踐，充分証明了它所闡發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是科學的、正確的，表現出十分旺盛的生命力。16年來，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隨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推進，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又提出了新觀點、新論斷，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19號文件中的思想，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理論，構成了鄧小平理論的一部分，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
我們說中國共產黨關於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就是因為它沒有教條主義地、以僵化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而是既堅持其基本原理，又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評價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宗教觀，尤其是將他們的基本理論觀點和提出的對待宗教的戰略策略原則成功地運用於社會主義時期處理宗教問題的實踐。
從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理論上的創新來看，首先，對什麼是宗教作出了新的界定。恩格斯從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宗教意識形態的本質，但並未給宗教下一個完整的定義。中共中央19號文件一開始就將宗教界定為是與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適應的社會歷史現象，將宗教看成是本質與現象的結合物，就明確了宗教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它還是一種擁有億萬信徒及其活動、組織作為其外在表現的社會體系。這不僅從理論上更科學地界定了宗教，而且從現實意義上說，更有助於正確地分析宗教的社會作用。其次，全面闡明了宗教在社會主義時期繼續長期存在和發展的根源。第三，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時期，我國的宗教狀況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宗教問題上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再以階級斗爭為綱處理宗教問題。但是，在社會主義時期，宗教仍具有“五性”的社會特征，宗教問題還是長期復雜的。第四、在社會主義時期，正確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重要內容，其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使全體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聯合起來，把他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一共同目標上來。
從對待宗教政策上的創新來看，首先，中國共產黨將對宗教界的工作納入到了統一戰線的范圍，特別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提出了政治上團結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作為處理同宗教界愛國人士相互關系的原則。其次，明確提出適應依法治國的要求，在強調要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時，特別要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第三、在絕大多數群眾信教的少數民族地區，要善於體察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的區別和聯系，並正確加以處理。第四、在處理涉及宗教方面的矛盾時，要堅持維護人民利益，維護法律尊嚴，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的原則。第五、中國的宗教事務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反對境外宗教團體和個人干預我國宗教事務，特別是要抵制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我國進行政治滲透。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創新和發展如果簡要地加以概括，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發展史上首次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時期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科學論斷。這個論斷實際上涉及到的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的相互關系問題，包容了上述的具體內容。從歷史上看，工人階級政黨在掌握國家政權以后，無論是蘇聯還是我國，在處理宗教與社會主義的相互關系問題上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曲折過程。特別是曾有一段時間對宗教採取消弱、打擊甚至消滅的辦法，違背了宗教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由於我國的宗教狀況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宗教界和廣大信教群眾在經濟及社會政治方面已發揮出總體上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作用，因此，宗教基本上是可以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有必要確立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新型關系。經過宗教工作實踐經驗的總結及理論上的研究，1993年11月7日，江澤民總書記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代表黨中央明確指出：“在宗教問題上我也想強調三句話：一是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三是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第253頁，宗教文化出版社。】這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對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互關系的最科學最規范的表述。【該部分的詳細論述，可參見1994年第4期《世界宗教研究》上作者的文章。】
（三）作為鄧小平理論一部分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也包含了理論工作者和其他人士的貢獻。
在中共中央1982年19號文件形成以前的撥亂反正時期，許多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理論工作者和其他人士，就已經在深入思考如何科學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如何正確總結宗教工作的經驗教訓問題。他們一方面沖破“文化大革命”期間造成的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理論體系的教條化和歪曲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抵制了企圖取消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指導作用的傾向。消除了長時期認為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一言以蔽之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十分片面的認識，恢復了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作為包含著十分豐富內容的體系的本來面目。中共中央19號文件下發后，進一步推動了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研究。在如何為宗教下一個科學的定義，如何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源，如何科學評價宗教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功能和社會作用等基本理論問題上，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基本原理，又正確地與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宗教的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不少發展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理論成果。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中，許多理論工作者響應黨中央的號召，進一步深入研究宗教與社會主義的相互關系。他們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作了大量調查研究，掌握了十分豐富而又生動的第一手材料，同時又加以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有說服力地論証了我國的宗教狀況較之解放以前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宗教從基本的方面不但不是社會主義事業的異己力量，而且是積極的推動力量。因此，在社會主義時期，隻要黨和政府關於宗教問題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而且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宗教方面隻要愛國守法，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就能相適應、相協調。正確認識和處理好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主要是做好這個工作，主要是調動宗教方面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而不是立足盡快消弱，甚至消滅宗教。當然，對宗教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如何用科學的語言來概括，統戰、民族、宗教事務部門以及理論界也進行了探索和討論。后來，黨和政府提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論斷，在表述上更為科學、准確。這一科學論斷的形成應該說也是吸收了理論界的一些研究成果的。
二
作為鄧小平理論一部分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結合到、落實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宗教國情這個基礎上來，必須研究宗教方面的新情況新問題，才能進一步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更有效地推進國家的宗教工作進入新世紀。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鄧小平理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就是因為它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部理論和實踐的實際根據、國情根據。正是以此為根據，中國共產黨才糾正了超越國情發展階段的“左”的錯誤，才制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黨的十五大報告在新的基礎上從九個方面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容作了新的闡發。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聯系我國的宗教問題，就需要深化對宗教五性的認識，科學地分析世紀之交的宗教狀況和發展趨勢。
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宗教國情仍然集中表現為宗教的長期性、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和復雜性。這一判斷，早在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總結少數民族工作的經驗時就提出來了。宗教五性論的提出，針對的就是宗教工作中由於忽視宗教國情所犯的急躁冒進的錯誤。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轉的《關於過去幾年內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中就指出，我們對少數民族的宗教必須採取十分謹慎和認真尊重的態度的根據就是因為宗教具有五性。若干地方的若干同志，就是因為不了解少數民族宗教的長期性、民族性、國際性，因而發生了急躁冒進的錯誤。他們認為隻要經過幾次有力的反宗教宣傳，宗教就可以大大削弱了，甚至有些同志認為土地改革是消滅宗教的好機會。這樣做，不僅沒有消滅或削弱宗教，反而使當地少數民族感覺到宗教情感受到壓抑，因而更加鞏固了宗教信仰。文件強調，共產黨人雖然是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但是，決不意味著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使勞動群眾也不信仰宗教。主要是依靠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社會改革的實踐，自然地、間接地、迂回曲折地去逐步削弱宗教影響，任何簡單急躁的做法都是錯誤的。這可以說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同新中國的宗教國情相結合形成的具有創新意義的重要思想。以后，在宗教工作方面，黨和政府盡管多次重申宗教五性思想，但由於黨和國家工作的全局在一段時間犯了忽視國情，超越階段的“左”的錯誤，宗教工作自然也不能幸免。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19號文件，才又重申了宗教五性論，我們對宗教國情才重新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從1954年中國共產黨提出宗教五性論，至今已近45年，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已40余年，宗教五性的特征至今仍然十分鮮明。這就需要我們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為指導，進一步認真地研究和准確把握當前我國的宗教國情，深化對宗教五性的認識。
宗教存在和發展的長期性，是宗教五性論的基礎。其它四性，大體上既表現出我國主要宗教的不同特點，又和長期性緊密相連。在我國社會主義時期，特別是它的初級階段，宗教長期性的基本依據，就是因為社會上還廣泛而深刻地存在著宗教的各種根源。其具體表現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還很落后，民主法制建設還不健全，精神文明建設的任務還很繁重，而且這些情況在我國各個地區又十分不平衡。這就表明，在社會主義時期，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遠未完全合理，社會上仍然存在著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但是，社會主義時期宗教的長期性又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表現為一種動態的曲折發展過程。這一過程總的來說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取決於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否協調發展。協調發展，必然會逐步削弱支配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從而使一部分宗教徒的宗教觀念、感情趨於理性化，甚至趨於淡化﹔發展不協調，特別是不正常，必然又會強化現實社會中盲目的異己力量，自然也會導致宗教徒宗教觀念和感情的強化，甚至會進一步擴大宗教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取決於黨和政府、社會各界能否以科學的理論和正確的政策、態度來對待宗教。理論科學、政策正確而且具有連續性和穩定性，社會各界對宗教抱有尊重的態度，宗教與社會的總體發展就會比較適應和協調，宗教的長期性存在則會比較平穩，不會因宗教方面引發的社會矛盾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反之，則會出現相反的結果。上述情況，已為前蘇聯、東歐各國及我國處理宗教問題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所証明。
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尚不到50年，指望在如此短暫的時期解決宗教存在和發展的根源問題是不現實的。因此，與其對宗教長期性估計不足而產生急躁情緒和蠻干行為，不如將其看得更長久一些更符合宗教發展的規律，更有利於正確處理好現實的宗教問題。我國目前正處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改革開放正進一步深入的擴大。在這樣的社會轉型時期，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領域中的矛盾表現得很突出，而且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特點。另外，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包括民族、宗教方面的新情況也必然會對我國產生影響。上述情況必然會影響到世紀之交中國宗教五性方面的狀況及今后的發展趨勢。
世紀之交中國宗教的狀況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宗教總體上有了較快的發展，個別宗教發展更為迅速，宗教的社會影響明顯增強。
宗教的發展，首先表現為建國近50年，宗教徒的人數並沒有減少，還有增加。盡管中國的宗教徒在全國人口的比例隻佔約十分之一，但絕對數決不可以忽視。一些宗教，如伊斯蘭教、藏傳佛教、南傳上座部佛教，歷史上就為約20個少數民族幾乎全民信仰。由於這些少數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長，信教群眾的數目也隨之增長。如我國的穆斯林總人口現已增至1800萬人，信仰藏傳佛教的群眾約750萬人，南傳上座部佛教信眾近200萬人。有的宗教，如天主教，盡管由於體制嚴密性的限制，信徒的發展也是穩中有升，已達400多萬人。漢地佛教、道教除了正式皈依者增加以外，善男信女的大量增加而導致其香火愈盛。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基督教，近20年來發展更快，教徒已由建國初的70余萬，增至1000萬人以上。宗教群眾性的強化，不僅在處於比較落后狀態的廣大農牧區，邊疆偏辟地區，而且表現在城鎮，包括許多大中城市不少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方面﹔不僅表現在生活貧困的人群之中，而且表現在富裕起來的人的群體之中。其次，宗教的社會影響繼續不斷擴大。宗教社會影響的擴大一方面來自宗教本身在現行法律、政策允許的范圍內不斷發展自己。總體上來說，國家落實宗教政策，使合法宗教活動恢復的工作已基本結束。中國各主要宗教均已進入正常的發展時期，但都希望並努力使自己的實力進一步增強，要求開放並新建新修更多的活動場所，各類宗教活動日益頻繁。另一方面，社會各界在日益寬鬆的社會環境中對宗教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上對宗教單純的負面的看法，盡管很多人不信宗教，但對宗教已不再象以往那樣採取歧視或敵視的態度，甚至抱有好感，認為宗教對當今中國社會不僅無害，反而有益。宗教社會影響的不斷擴大在目前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宗教文化熱的形成。將宗教不僅看成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社會歷史現象，而且看成是一種文化現象，可以說是社會各界，尤其是理論文化界對宗教看法的重大突破。現在，可以說宗教書刊越來越多，表現宗教內容的文藝作品日益增加。新聞媒介中宗教方面的信息量也相當可觀，旅游文化中的宗教成份日益濃厚。這其中，尤以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社會各界中的影響更為突出。
（二）各大宗教努力適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在兩個文明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積極作用。
首先，在政治上，絕大多數宗教組織，絕大多數教職人員是熱愛祖國，遵守法律，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的，是積極協助黨和政府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宗教界的這一基本立場，在廣大宗教徒當中起到了良好的政治上的凝聚作用。其次，在經濟建設方面，廣大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一樣本來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他們直接在生產第一線，為國家創造著財富。在宗教界，以自辦自養為目的的經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信教群眾的負擔，有助於克服宗教單純靠施舍及政府救濟的缺陷，有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第三、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宗教界以對某些教義、道德規范所作的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新解釋，以其特定的道德說教方式，對教徒進行行善止惡的道德要求，恪守社會公德，有助於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良好的社會風氣。宗教界對宗教文化的學術研究，對優秀宗教文化的弘揚，對文物的保護等，都有助於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發展。第四、在開展國際友好往來，維護世界和平事業的發展方面，宗教同樣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上述可以証明，近20年是宗教與我國社會主義社會關系最為協調的時期，宗教界總體上已成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上一些混亂無序的現象也反映到了宗教領域。
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導致社會組織結構的消解和重建，傳統的人際關系、價值觀念需要作大的調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利益成為人們主要追求的目標。但是，市場經濟下市場競爭、生產與交換的偶然性和變動性很大，致使經濟生活的盲目性很大。市場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已成為新的社會條件下的異己力量。經濟生活的劇烈變動，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尚不健全，精神文明建設力量的欠缺，使社會各界許多人為了追逐自身利益而各行其事，社會生活的各種矛盾日益突出，這些都反映到了宗教領域。
在宗教方面，某些地區、某些宗教的寺廟發展失控，濫建寺廟、亂收僧尼、私辦經文學校的現象突出﹔少數宗教教職人員干預基層行政、司法、國民教育的事情時有發生﹔一些地方的寺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宗教封建特權和剝削，這種現象在藏傳佛教和西北、新疆的伊斯蘭教中表現比較明顯。在佛道教方面，一些寺觀游離於佛協、道協之外自行其是，一些寺觀內部管理混亂，濫傳戒、濫收皈依弟子的現象時有發生。一些寺廟隨著經濟實力的逐步增強，貪污腐化現象也時有發生。另外，在伊斯蘭教、基督教內部教派紛爭現象近些年也日益明顯。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宗教自身的形象。除五大宗教以外，一些地區的民間宗教也日益活躍。在佛、道教影響較大的廣大農村，亂建亂修小廟現象也十分突出。
除了宗教自身存在某些無序現象以外，近些年，一些非宗教單位也在利用宗教，搞所謂“宗教搭台、經濟唱戲”。在一些干部的縱容、支持下，亂建寺廟、建露天大佛，一度成風，至今尚未得到徹底治理。這種情況不僅干擾、損害了合法的宗教活動，而且導致宗教事務的管理處於混亂狀態。它使非法建立的非宗教活動場所出現了一些違法行為，比如安置“僧道”人員、亂舉行開光儀式、亂設功德箱、設香火、收取布施，借機斂財。更值得注意的是非宗教活動場所既不受宗教事務部門的行政管理，又游離於宗教團體以外，致使封建迷信活動摻雜其中，甚至會裹挾邪教和反動會道門活動。此外，搞所謂“宗教搭台、經濟唱戲”還為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提供了可乘之機。特別是搞所謂中外合資建宗教景點、露天大佛，負面影響會更大。
（四）境外某些宗教加大對我傳教力度，特別是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我國的政治滲透逐步加劇。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宗教方面的國際交流越來越頻繁。從目前狀況看，一方面正常的促進我國宗教界與國外宗教界的友好往來是發展的主流，這不僅有利於我國宗教的正常發展，而且對於推進國家的外交工作也起到了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對外開放越擴大，境外宗教對我傳教的力度也必然加大，特別是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我的政治滲透更為加強。這些情況可以說是建國以來空前的。他們在我國周邊地區設立廣播電台進行空中傳教﹔利用各種渠道向我國境內偷運宗教宣傳品：利用來華旅游、探親、經商、講學等機會進行傳教活動﹔在我國出國打工、留學人員中傳教布道﹔直接、間接提供經費修建教堂寺廟﹔插手干涉我國宗教事務、培植地下勢力，同我國愛國宗教組織爭奪信教群眾，對抗中國政府﹔支持宗教界極少數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搞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活動等等。境外敵對勢力滲透的活動，主要表現在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藏傳佛教方面。
（五）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相互交織引發的社會矛盾比較突出。
特別是在大多數群眾都信仰宗教的少數民族地區，面臨著與漢族發達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引起少數民族的群眾、干部、知識分子的心理不平衡和失落感﹔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各民族之間進一步擴大交流，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利益、文化、宗教、風俗習慣方面的碰撞。某些宗教的民族性又出現強化的趨向。如近些年伊斯蘭教由於受到來自社會某些方面的傷害而引發的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的強烈反應。從1989年的《性風俗》事件，到1993年《腦筋急轉彎》事件，再到豬年話豬引發的一連串的事端，導致廣大穆斯林的強烈抗議活動，充分証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宗教與民族的關系仍然十分密切。特別還要看到，一些民族宗教界中還有極少數敵視社會主義、破壞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的人。他們以宗教領袖或教職人員的身份，打著維護民族利益的旗號，從事反動的政治活動，更增加了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密切交織的程度。
（六）邪教、迷信活動以及偽科學真巫術現象干擾著合法宗教的發展。
社會轉型時期引發的社會的某些動蕩，也促使歷史的沉渣泛起。近些年，邪教、迷信活動的泛濫，偽科學真巫術現象的流行不少也打起了宗教的旗號，嚴重干擾著合法宗教的發展。
總之，世紀之交中國宗教現狀是在正常發展的主流前提下，也包含著相當程度的混亂現象。這種狀況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這就充分說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宗教狀況仍然是十分復雜的。但從進一步發展的趨勢看，我國宗教將會轉入平穩而正常的發展時期，宗教方面的消極因素將會進一步得到扼制。
中國宗教的發展趨勢大體上可以作出以下幾點預測：
（一）宗教總體發展的大起大落現象在未來若干年內將不會出現。
進入21世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將會進一步健康發展，經濟發展會更快，社會會更加穩定。黨和國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將長期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可以說，在未來若干年內，中國社會將不會出現大的動蕩，更不會出現對正常宗教發展的類似“極左”年代對宗教政治上的壓制。由於極左年代對宗教的壓制導致的80年代中國宗教發展的反彈現象已經成為歷史。
（二）宗教的發展還會繼續下去，但會進一步有序化、世俗化並努力向高層次發展。
對宗教發展的長期性要有足夠的思想准備。這是因為，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可能徹底消除宗教存在和發展的社會根源、自然根源、認識根源和心理根源的。現在，需要進一步研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促使宗教進一步發展的各種因素。如市場經濟的不穩定和盲目性的一面對一部分人的生活的影響﹔政治環境的進一步寬鬆必然導致人們思想信仰的多元選擇﹔社會轉型時期經濟、政治、思想領域各種矛盾的突出會增加許多人精神上的困惑﹔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引起的中外文化、宗教的頻繁接觸及碰撞等等。
未來中國宗教發展中，世俗化的傾向將會進一步加強。這在經濟發展比較快的地區更突出一些。所謂世俗化，即非神聖化。表現在社會方面，即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逐步擺脫宗教的控制和影響，表現在宗教方面，即傳統宗教不斷調節自身，以適應現實社會的發展。例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的許多信教群眾商品經濟意識進一步強化，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更多地關注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如何發財致富，參加宗教活動的次數有所減少，對神的虔誠信仰程度有所降低。宗教界經濟活動的規模逐漸加大，許多寺觀教堂興辦各種實業，不少宗教人士成了懂經濟的能人，這不僅用於解決自養，許多寺廟甚至已積蓄了相當強的經濟實力。在市場經濟大潮的影響下，不少中青年教職人員更多地關注自己的世俗利益，積蓄錢財，享受現代化的世俗生活、娛樂活動，信仰上的虔誠和修持上的嚴格均有所減弱。新皈依宗教的人，特別是一些年青的出家人，功利主義的目的比較突出。另外，宗教努力向高層次方向發展的趨勢也將日益明顯。中國各種宗教總體上來說是處於低層次的。這種低層次的狀況從根本上說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造成的我們國家至今依然十分落后造成的。中國各宗教的教徒絕大多數生活在農村及邊遠落后的地區，文化素質和宗教方面的素質很低，對其所信仰的宗教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盲目性很大。不少宗教的教職人員自身素質也比較低。這種低層次的狀況使某些宗教往往滿足於大量地吸收教徒，而忽略不斷提高教徒的宗教素質。這就造成了相當多的教徒和一些教職人員對進入宗教的諸如抽簽、佔卜、驅鬼治病等迷信活動和打著宗教旗號的邪教活動認識不清甚至有所縱容，從而給自身的健康發展也帶來了混亂。近些年來，在積極倡導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社會條件下，黨和國家領導人十分關心我國的宗教如何進一步向高層次發展。宗教界的一些領袖人物和教職人員也積極作出了種種努力。如反對迷信活動和邪教對宗教的影響，提高宗教的文化品位，發揮宗教文化及道德教化的功能。這方面，佛教界的趙朴初會長、基督教界的丁光訓主教可以說是具有代表性的宗教領袖人物。趙朴初領導的中國佛教協會在弘揚“人間佛教”的事業中除在政治上發揮愛國愛教的積極作用外，特別注重佛教界內部自身的建設，先在提高教職人員的素質上下功夫，同時特別注重佛教道德及文化中的積極因素的發揮。丁光訓主教近年也多次強調要引導各宗教發掘深埋於其自身的倫理道德內容。他強調，“隻有一個倫理道德佔據高位的宗教，才能從它自身的理論上適應社會主義社會”，如果“我們中國的各種宗教都變成倫理道德內容很豐富的宗教，這樣我們的宗教質量就提高了，宗教徒的素質就提高了。”他還結合基督教的一些情況，指出一個宗教講趕鬼治病，講人生了病，不要吃藥，要作禱告，這就是一個很落后的宗教，很原始的宗教。一個輕視道德，甚至高喊道德無用的宗教，遲早是要被淘汰的。當然，中國宗教向高層次發展的進程從根本上說是決定於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總進程，沒有社會的現代化，就不可能帶來國民素質其中包括信教群眾素質的提高及宗教整體上的高層次化。這一進程將是長期的。
由於今后我國兩個文明建設進一步趨於協調發展，特別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力度的加大，再加上政府有關部門，特別是統戰、民族、宗教事務部門採取一系列得力的措施以及宗教界的積極配合，宗教方面的無序現象將會大大減少。宗教健康、正常發展的局面會逐步形成。
(三)抵制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我滲透的工作依然艱巨。
進入新世紀，隨著我國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境外宗教對我傳教力度會更為增強，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我進行西化、分化的戰略不會改變。境外宗教的政治滲透，對基督教來說主要還是通過經濟上的資助和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動搖基督教界“三自”的信心，同時，加劇基督教內部的教派矛盾、沖突，破壞中國基督教的大團結。對天主教來說，由於目前中梵關系正常化的條件尚未具備，梵蒂岡以宗教事務為名干涉我國教會管理的內部事務，扶植對抗我國政府的天主教地下勢力的勢頭未見減弱。對伊斯蘭教來說，主要是新疆境內外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在有些伊斯蘭國家的支持下，在泛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將會繼續打著伊斯蘭教的旗號進行分裂祖國的罪惡活動。達賴集團也將繼續在西方敵對勢力及其他勢力的支持下與我爭奪西藏佛教寺廟的領導權，培植藏傳佛教界中的分裂勢力。一些新的宗教和教派乃至邪教仍有可能進入中國大陸。
境外宗教對我滲透及對我國宗教內部的干預將在宗教領域中的人權問題上有所加強。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將會繼續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並對我國施加政治壓力。另外，現代電腦科學技術在宗教領域中的應用，電子網絡的形成進一步加快各種宗教傳教的速度、廣度和深度。國際互聯網除了在促進各宗教之間以及宗教內部各教派的聯系和交往的同時，也會產生不少負面的效應，如政治上宗教上敵視我國的信息會更加暢通無阻，甚至邪教也可以上網流行，都會對我國宗教的正常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當然，在看到上述情況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們自身的工作也在加強。除了認識上更高度重視外，也積累了不少抵制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滲透斗爭的經驗，同時將會採取更為得力的措施。因此，盡管這方面的斗爭仍然十分艱巨，但是主動權將會進一步為我所掌握。
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宗教國情，特別是世紀之交中國宗教狀況及發展趨勢要求進一步加大宗教工作的力度。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已經形成了系統完整的關於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理論和政策。近些年來，以江澤民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高度重視我國的宗教問題，對新形勢下的宗教工作作出過許多重要指示。中共十五大再次強調要認真貫徹宗教政策，依法治國。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已成為正確認識和處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宗教問題的大原則大方向。隻要這個大原則大方向不變，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進程就會健康發展，宗教方面就會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