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育之：三次巨變和鄧小平理論的歷史由來
十五大報告對20世紀中國歷史作了一個概括：“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
從黨中央重要文獻來看，這是一個新概括。在黨中央重要文獻中確認這樣一個新概括，有助於人們從大跨度的時間和空間，觀察和把握中國20世紀歷史的基本進程，從而更好地認識當前中國正在經歷的巨變的歷史地位和意義，認識鄧小平和鄧小平理論作為這次巨變的領導者和理論旗幟的歷史地位和意義。
這是從非常明顯的歷史事實中自然地得出來的一個概括，是早已存在於人們的腦際，也存在於一些學者的筆下的概括。因此，人們對它並不感到陌生。現在，在黨中央重要文獻中確認這樣的概括，反映了人們已經在形成中的共識，反過來又有力地強化了這種共識。
這無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概括，因為：
第一，它從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立場觀察和評論中國歷史。近來重新評價歷史，聲浪甚高。對於豐富復雜、包括多個側面和多條線索的歷史，重新加以研究，對於過去有所忽略、評價有些不夠公允的地方，給以應有的重視和評價，調整過去認識的某些偏頗，是有益的，是認識的前進。但是，如果從否定革命對推動歷史前進的意義的立場來進行重新評價，那就隻能是思想的倒退。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革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中國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革命，為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掃清障礙，創造前提。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20世紀中國的歷史，就是由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兩次革命（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第一次革命和在改革開放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第二次革命），這三輛火車頭，相繼地牽引著奔騰前進的。
第二，它完全合乎馬克思主義關於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相互關系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而政黨、領袖，隻有當他們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集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帶領人民前進時，才能夠成為人民的政黨和領袖。馬克思贊同這樣的意見：“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列寧也說過：“歷史早已証明，偉大的革命斗爭會造就偉大人物，使過去不可能發揮的天才發揮出來。”三次偉大革命造就三位偉大人物的概括，正是從中國人民的前進道路上來講孫中山，正是從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集體奮斗中、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中，來講作為這個黨的代表、作為這個黨的領導集體的核心的毛澤東和鄧小平。
在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為什麼要講到並非共產黨人的孫中山呢？
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尊重歷史的辯証法。
中國共產黨人歷來把孫中山先生稱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把自己稱為“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們是從為振興中華而奮斗的歷史接力運動的意義上來講這種繼承的，是從完成孫中山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並把它發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意義上來講這種繼承的。
毛澤東在延安講《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時就說過：“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黨領導的初期革命運動，是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准備的。
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專門講了共產黨人應該如何對待孫中山，講了共產黨人同孫中山的共同點和區別點。他說：“孫中山的確做過些好事，說過些好話，我在報告裡盡量把這些好東西抓出來了。這是我們應該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們死了，還要交給我們的兒子、孫子。”“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
十五大報告回顧百年，高度評價孫中山，就是按照毛澤東的這個要求、按照共產黨人對歷史辯証法的尊重來做的。
孫中山在20世紀前夜走上中國歷史舞台。面對“虎視鷹瞵”“瓜分豆剖”的民族危亡局勢，孫中山把他建立的革命團體叫做“興中會”。從此，“振興中華”的口號在整個20世紀成為喚起、激勵、凝聚中華民族的一個中心口號。孫中山的理論是三民主義。他說：“什麼是主義呢？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他要用三民主義這種思想、信仰、力量來救中國於危亡，興中華於世界。他領導了辛亥革命，這是20世紀中國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但是，要完成救中國的歷史使命，還有待於更先進的思想、信仰和力量。
十五大報告說：“辛亥革命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但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使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評價1911年的辛亥革命，重點放在這個但書上。這也是毛澤東說過的話：“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
的確，閘門一打開，歷史的洪流就不可阻擋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這樣的洪流中應運而起，走上中國歷史舞台。孫中山晚年同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並且重新解釋了他的三民主義，按《新民主主義論》的說法，就是把它發展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毛澤東所說的孫中山的“好東西”，最重要的就是三民主義的這種新發展。
在敘述20世紀中國的第二次歷史性巨變的時候，為什麼要突出毛澤東呢？
因為毛澤東是領導這次歷史性巨變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代表。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產生過若干位著名的領導人，比如建黨時期，就有南陳北李。李大釗是中國站在支持和擁護的立場認真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后來在北洋軍閥的絞刑架下英勇就義﹔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從建黨起歷任幾屆黨的主要領導人，后來跟黨分道揚鑣了。即使對於陳獨秀，毛澤東也說過，將來修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李大釗的功勞，自然更要講一講。但是，如果不是詳細地修史，而是像十五大報告那樣從最粗線條的輪廓上來概括20世紀中國的歷史，在敘述第二次歷史性巨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銘記領導這次巨變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代表時，那就隻能夠也隻需要講到毛澤東。
馬克思主義是真正能夠救中國的主義。但是，馬克思主義不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形成中國革命自己的理論，也不能擔當起救中國的歷史重任。這個相結合的過程，經歷了艱難曲折。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在中國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從井岡山起，毛澤東開始了中國革命自己的獨特道路的探索﹔從遵義會議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在黨中央實際上確立﹔從延安整風到黨的七大，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作為“我們這個民族特出的、完整的關於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確理論”，為全黨所擁護，為黨章所確認。第一個歷史決議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代表，這個“代表”資格，就這樣被認定了，就這樣成為全黨和全中國人民沒有任何疑義的共識。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就，更使這種共識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
問題發生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的錯誤和“文化大革命”中個人崇拜盛行的錯誤，使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發生疑義。在這個重大歷史關頭，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一方面，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指出和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另一方面，又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頂住了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潮流，把毛澤東晚年錯誤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區別開來，堅持按照歷史真實，高度評價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高度評價毛澤東思想作為“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的指導意義。
鄧小平說過：“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鄧小平認為，在總結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的時候必須注意“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
正是根據鄧小平這樣的思想，根據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思想，在1982年修改的憲法序言中，庄嚴地、鄭重地敘述了20世紀中國發生的翻天覆地的偉大歷史變革，記載了對此作出最大貢獻的兩個歷史偉人：孫中山和毛澤東。
那麼，為什麼把鄧小平同孫中山、毛澤東相提並論，稱之為三位偉大人物呢？
因為20世紀的中國又經歷了第三次歷史性巨變，鄧小平是領導這次歷史性巨變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代表。
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取得很大成就，可是后來又經歷了嚴重曲折，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誤。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第二次歷史性巨變之后之所以還會有、還需要有第三次歷史性巨變，其歷史由來就在這裡。嚴重曲折之后的形勢，迫使我們黨重新思考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同繼承毛澤東思想科學原理統一起來，總結建國以來的經驗和教訓，面對新的歷史任務和新的世界局勢，形成了新的理論———鄧小平理論，開辟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
鄧小平和毛澤東能不能相提並論？這要劃分兩個不同的時期。
在民主革命時期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社會主義時期，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之下和領導集體之中的時期，鄧小平先是逐漸成為黨的重要領導骨干，八大以后成為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他的功勞很大，但是，在毛、劉、周、朱、陳、鄧這個領導集體中，毫無疑問，毛為主導，毛是代表，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不能跟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相比擬、相並提。當然，說毛為代表，也是說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代表，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的代表。
鄧小平取得同毛澤東相比擬、相並提的歷史地位，是在毛澤東逝世（周和朱在同一年逝世，劉在前幾年逝世）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中國社會主義歷史新時期中。在這個新時期中，鄧小平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正是新時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開辟，正是近20年在這條道路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成就的取得，正是指導我們取得這些成就的新理論———鄧小平理論的創立，造就了鄧小平，使他贏得了不同於我們黨的別的領袖人物的歷史地位，使我們能夠也應該把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大跨度的歷史比擬，把這兩位偉大人物相提並論。
在這個新時期中，領袖人物也不隻鄧小平一個，但是，毫無疑問，鄧為主導，鄧是代表。同樣，說鄧為代表，也是說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代表，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的代表。
對於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和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意義的認識，是隨著新時期歷史發展而在全黨逐漸提高的。
黨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中心口號﹔十二大報告把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偉大歷史轉變同遵義會議為標志的偉大歷史轉變相比擬，並且提出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新的偉大實踐中，積累新的經驗，創造新的理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推向前進”。什麼樣的新的理論？自然就是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主題的新的理論。
黨的十三大，論述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第二次飛躍，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強調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的形成和發展中鄧小平“作出了重大貢獻”，並且確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發揮和發展了一系列科學理論觀點，“構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輪廓”。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可謂呼之欲出了。
黨的十四大，進一步明確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形成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開始了“又一次偉大革命”，並且明確使用了“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樣的概念，確立了這個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系統地論述了這個理論的科學意義和主要內容，規劃了用這個理論來武裝全黨的任務。在這個時候，應該說，我們全黨在旗幟問題上的共識已經大大提高了。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以后，江澤民在學習第三卷的報告會上已經說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鄭重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經過延安整風和黨的七大，又鄭重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寫到自己的旗幟上。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經過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們黨又鄭重地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寫到了自己的旗幟上。”
在全黨有了這樣的思想認識的基礎上，在鄧小平逝世時的悼念活動中，江澤民代表中央在悼詞中作出了一系列把鄧小平和毛澤東相提並論的著名論斷：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一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變成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偉大革命，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又領導人民開始了一場新的革命，要把中國由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這兩次偉大革命的進程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兩次歷史性飛躍，形成了兩大理論成果，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兩次偉大革命，兩次歷史性飛躍，造就了兩個偉大人物，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和作為毛澤東同志的戰友、事業繼承者的鄧小平同志。”
還有兩個“如果”：“鄧小平同志這樣說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我們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我們今天同樣應當說，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
由此可見，從憲法序言中的兩個偉大人物：孫中山和毛澤東，到江澤民悼詞中的兩個偉大人物：毛澤東和鄧小平，歷史在前進，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在前進，到十五大報告中提出三次歷史性巨變和三位偉大人物的新概括，就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了。
十五大報告在論述鄧小平理論的時候，提出了一個論斷：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這是一個新的有深刻歷史內涵和理論內涵的科學論斷。
“在中國”，是一個關鍵詞。這是地域的定位。
我們講毛澤東思想，講鄧小平理論，都是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就是說，這裡不是一般地討論世界范圍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階段問題。我們講馬克思主義，是立足於中國這塊大地，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為了解決中國的解放和振興的歷史課題。中國共產黨人的重大理論成果，會有它對世界的意義，不可低估它的這種意義﹔但是中國共產黨人不准備為世界上別國的人們劃分理論階段，制定理論框架，確立理論准繩。別的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會從他們自己國家的實際出發，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去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新階段”，這是在地域的定位之內的歷史的定位。
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是應歷史的需要而起，是清末民初各種向西方學習、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幻想破滅的結果。
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得到確認，也是應歷史的需要而起，是教條主義把中國革命幾乎拖入絕境的結果。中國共產黨人從歷史的比較中，認識和接受了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新的理論———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引導我們取得了革命的全國勝利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發展。
鄧小平理論的形成，鄧小平理論在全黨得到確認，同樣是應歷史的需要而起，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國遭受巨大災難的結果。中國共產黨人再一次從歷史的比較中，認識和接受了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而形成的新的理論———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引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取得新的勝利。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鄧小平理論，相對於毛澤東思想而言，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實踐和理論就是這樣在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中，在迎接面前的挑戰和開拓未來的前景中，在解決不同歷史時期的歷史任務的進程中，相互推動而向前發展。面對時代的新主題，解決革命的新任務，進入歷史的新時期，理論也就發展到新階段。
十五大報告還說：鄧小平理論“形成了新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
什麼叫形成理論，形成科學體系？正確地解決所研究的領域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是“基本問題”而不是枝節問題，是解決“一系列”基本問題而不是個別問題），這就叫做形成了理論的科學體系。這是問題的實質，而不在於理論成果表達為怎樣的具體形式。理論表達形式也是多樣化的，因人因各種歷史和現實條件的不同而不同的。馬克思的理論表達形式，就不同於列寧﹔列寧的理論表達形式，在十月革命以前和十月革命以后，就不相同。毛澤東的理論表達形式，在建國以前和建國以后，也不相同。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候，已經74歲高齡。鄧小平理論的表達形式，就是《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和第三卷這樣的以講話和談話為主的形式，還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各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和各次中央全會的重要決議這樣的形式，這些中央文獻，是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由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來形成的。
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展開為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証、戰略步驟、黨的領導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貫通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各個組成部分，包括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論等一系列新的理論突破，涵蓋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軍事、外交、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等實際工作的各個領域，歸根到底，又都是圍繞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而展開，而貫通，而突破，而涵蓋的。
為什麼叫“新”的理論的科學體系？“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這個“第一次”就是“新”。過去也回答過，但是不系統，有些還不正確，現在系統地正確回答了，所以叫第一次﹔正如在毛澤東以前，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也回答過，但是不系統，有些還不正確，毛澤東思想才系統地正確回答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所以叫第一次。說鄧小平理論第一次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還有一個狀語：“初步”。這就是說，鄧小平理論還要在實踐中繼續豐富、完善、向前發展。這是后繼者的職責。
同“第一次”相聯系，還有一個“唯一性”。七大講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理論，是以24年的歷史經驗來証明這個唯一性的。十五大講在當代中國，隻有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這也是講唯一性，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近20年的歷史經驗來証明這個唯一性的，並且是以對建國以來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近30年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為背景來証明這個唯一性的。當我們講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的理論的時候，所排斥的，一方面是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那一套，另一方面是王明的拒絕和反對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那一套﹔當我們講鄧小平理論是能夠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的唯一正確的理論的時候，所排斥的，一方面是根本否定社會主義的那一套，另一方面是根本肯定“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錯誤的那一套。就是說，我們講毛澤東思想的唯一正確性，不是用來排斥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講鄧小平理論的唯一正確性，不是用來排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是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看做一脈相承而又向前發展的科學體系這個“統一性”的基礎上來講“唯一性”的。
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持鄧小平理論，在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豐富和發展這個理論，這就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鮮明旗幟。
（來源：《人民日報》1998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