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准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中的幾個問題

全面准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中的幾個問題

高長武

[摘要]對鄧小平理論，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全面准確地去理解。關於“不爭論”，並不是說任何問題都不要爭論，在改革的具體措施、方法問題上不要陷入無休止的抽象爭論中，在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和根本原則問題上，則要同任何違背這一方向和原則的思想、做法進行爭論甚至批評和斗爭﹔關於姓“社”姓“資”，在涉及改革開放和我國社會發展的政治方向、基本制度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地問姓“社”姓“資”，而在一些具體方法、手段等問題上不必拘泥於姓“社”姓“資”的爭論﹔關於解放思想，並不是說思想不受任何限制和約束，無論怎樣解放也不能脫離社會主義這個大方向﹔關於共同富裕，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只是第一步，實現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優越於資本主義最本質的東西﹔關於農村的“兩個飛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取得的成就有力地証明了第一個飛躍的重要性，但不能由此滿足現狀，裹足不前，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即實現第二個飛躍才是我國農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有效途徑。

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凝聚全黨智慧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對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對鄧小平理論，我們應全面准確地去理解。但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片面甚至錯誤的理解卻一直存在著，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持續推進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這種狀況有加重的趨勢。這些片面、錯誤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不爭論”、姓“社”姓“資”、解放思想、共同富裕、農村的“兩個飛躍”等問題上。本文試從文獻的角度對這些問題作一辨析，以有助於全面准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

一、關於“不爭論”

提起“不爭論”，人們很容易想到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的那段經典論述：“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只是經濟特區問題，更大的問題是農村改革，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廢除人民公社制度。開始的時候隻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來，第二年超過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這是就全國范圍講的。……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

有人由此將“不爭論”絕對化，提出“隻管改革開放，一切不用爭論”的觀點。這當然是完全誤解和違背鄧小平本意的。首先，鄧小平不是泛泛而論，而是針對特定問題講的。改革開放開始后，由於受“左”的思想的束縛，有些人不加分析地對改革的一切具體措施進行爭論，非要爭出個姓“社”姓“資”來，阻礙了改革開放的步伐。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提出在一些不涉及改革方向和根本原則的具體措施上“不爭論”。其次，之所以提出“不爭論”，鄧小平考慮的主要是爭取時間。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大背景下，如果浪費大量時間用於無謂的抽象爭論，就有可能再次錯失發展的機遇，進一步拉大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最后，允許看、允許試，“不爭論”並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通過實踐來檢驗，拿事實來說話，讓改革的實際進展去說服人們。實踐証明對了的要堅持，錯了的要改正，不完善的要進一步完善。為增強說服力，鄧小平在這裡專門列舉了設立經濟特區、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從起初受到質疑到經過實踐檢驗逐步得到普遍擁護的例子。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鄧小平提出“不爭論”顯然是有特定的指向和用意的，並不能由此推出對任何問題都“不爭論”的結論。實際上，“不爭論”只是鄧小平對待意見分歧、觀點不一的其中一種態度，他在主張“不爭論”的同時，還經常強調“要爭論”。

比如，在改革的方向和根本原則問題上，鄧小平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地堅持社會主義這個大方向和根本原則，對於任何有悖於此的錯誤思想和做法，他主張必須進行爭論，甚至運用行政、紀律和法律手段進行批評、教育和斗爭。早在1979年3月召開的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就針對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想明確指出：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今天必須反復強調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因為某些人（哪怕只是極少數人）企圖動搖這些基本原則。這是決不許可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頁。】在推進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特別注意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81頁。】他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說：“自由化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81頁。】“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7頁。】鄧小平認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關系改革成敗和中國未來的重大問題，“隻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4頁。】

再如，在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上，鄧小平主張通過爭論、辯論來統一和深化認識。改革開放之初，全國理論界發起了一場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鄧小平十分關注這場大討論。1978年7月22日，他在同中央有關同志談話時明確肯定和支持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他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346頁】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又進一步指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3頁】1979年7月29日，鄧小平對真理標准討論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又作了進一步闡述，他形象地將真理標准討論比作“基本建設”，如果不進行這場討論，不解決思想路線問題，不解放思想，正確的政治路線就制定不出來，制定了也貫徹不下去。因此，“這場爭論的意義太大了，它的實質就在於是不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91頁】鄧小平對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支持和肯定，充分表明了他在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理論問題上允許通過爭論來消除分歧形成共識的一貫主張，但是這種爭論是以堅持馬克思主義為前提的，其目的是使真理越辯越明，深化對馬克思主義重大理論問題的認識，特別是要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對這些問題作出正確的回答。

總之，鄧小平既主張“不爭論”，又主張“要爭論”。這看似矛盾，實際上並不矛盾。二者是辯証統一的，雖各有所指，卻又不可分割，在一定條件下還會轉化，無論是把“不爭論”還是“要爭論”簡單化、絕對化、擴大化都是錯誤的。在社會主義改革的具體措施、方法問題上，不要陷入無休止的抽象爭論中，而在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和根本原則問題上，則要同任何違背這一方向和原則的思想、做法爭論甚至進行批評和斗爭﹔在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理論問題以及學術文化領域的問題上，允許、鼓勵、提倡通過爭論深化對重大理論問題的認識、繁榮社會主義思想文化，但爭論並不是沒有限度，不能脫離馬克思主義這個前提。無論是“不爭論”還是“要爭論”，都不過是手段，其共同目的都是為了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平穩健康進行。正確認識二者的辯証關系，著眼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局，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分析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不該“爭”的不“爭”，需要“爭”的必須“爭”，這才符合鄧小平的本意。

二、關於姓“社”姓“資”

這個問題是與“不爭論”問題密切關聯的。“不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就是姓“社”還是姓“資”。關於這一問題，從目前已經公開的材料看，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集中談過：“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

有人由此演繹出下列觀點：隻要能夠推動經濟發展，一切無須問姓“社”姓“資”，誰問姓“社”姓“資”就是“左”，就是阻礙和反對改革。如果聯系當時鄧小平談話的上下文，就會發現這實際上是斷章取義，是對鄧小平本意的誤解和篡改。先聯系上文。鄧小平強調：“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頁。】這裡十分明確地指明了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這是后面談話內容的一個根本前提。

再聯系下文。接下來鄧小平明確回答了經濟特區姓“社”姓“資”的問題。他說：“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鄧小平還舉了深圳的例子：“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隻佔四分之一”，“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裡”。“‘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373頁。】這是不問姓“社”姓“資”嗎？

講到姓“社”姓“資”問題，不得不提到另一則材料。1998年2月18日，吳邦國在《光明日報》撰文回憶了1992年他陪同鄧小平在上海考察的情況：1992年2月10日，鄧小平視察上海貝嶺公司。當公司總經理陸德純介紹通過合資引進的大束流離子注入機時，鄧小平指著離子注入機意味深長地問，你們說這台設備姓“社”還是姓“資”？當大家正在發愣的時候，小平同志接著說，這台設備原來姓“資”，因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現在它姓“社”，因為在為社會主義服務。“資”可以轉化為“社”，“社”也可能轉化為“資”。對外開放就是要引進先進技術為我所用，這台設備現在姓“社”不姓“資”。兩天后，鄧小平在視察上海閔行開發區時又談到，到20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要講綜合國力，講社會生產力，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於社會主義。姓“社”還是姓“資”？這是個大原則，要用事實來回答。實踐這個標准最硬，它不會作假。閔行開發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收回了投資，是原投資的28倍，這就是事實。但這還不夠，還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有利於社會主義。參見吳邦國：《牢記諄諄教導，推進偉大事業》，《光明日報》1998年2月18日。

綜上，鄧小平既反對事事問姓“社”姓“資”，也反對事事都不問姓“社”姓“資”。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証的。

一方面，鄧小平不是空發議論，而是專門針對當時黨內和社會上對引進外資、設立經濟特區、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等做法甚至整個改革開放產生姓“社”還是姓“資”的無端擔心和懷疑的現象而說的。這種現象的存在勢必會影響和阻礙改革開放的步伐，因此，正確分析和辨清姓“社”姓“資”的問題，走出抽象爭論姓“社”姓“資”的誤區是非常有必要的。鄧小平的做法是讓實踐和事實來說話，他提出了判斷改革開放得失成敗的“三個有利於”標准，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個判斷標准中，“生產力”、“綜合國力”之前特地加上了“社會主義”這個限定詞（“人民”之前無需加），這就巧妙地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對辯証統一的矛盾寓含其中。隻有既強調推動經濟發展，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這個前提，達到既有利於推動經濟發展，又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才能說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成功的，是姓“社”而不是姓“資”的。偏廢其中任何一條，都不符合鄧小平的本意，是十分錯誤和危險的。

另一方面，鄧小平主張以辯証的分析方法對待姓“社”姓“資”，不能籠統地說問或不問姓“社”姓“資”。在涉及改革開放和我國社會發展的政治方向、發展道路、基本制度的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地問姓“社”姓“資”，因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個問題上，是絕不能含糊的﹔而在一些不涉及政治方向、發展道路、基本制度的具體方法、手段以及資金、技術等問題上，不必拘泥於姓“社”姓“資”的爭論，隻要符合“三個有利於”標准，可以積極、大膽地引進、採用。

三、關於解放思想

鄧小平曾給解放思想下過三個定義：“解放思想，就是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9頁】﹔“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79頁】﹔“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64頁】。這三段話雖然文字表述不甚一樣，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核心意思有三條：一是要做到實事求是，使思想和客觀實際相結合，這是解放思想的實質﹔二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指導，這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三是要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即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中去實現思想解放，這是解放思想的唯一正確途徑。根據這三點，再結合鄧小平的其他相關論述，就足以對容易出現曲解、誤解的幾個關鍵點分別作出分析。

第一，解放思想並不是說思想不受任何限制和約束，追求什麼思想的“絕對自由”，而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絕對自由”只是一個概念，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存在。恩格斯說：“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在於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5、125—126頁。】這就是說，自由來源於人們對事物必然性的認識，認識越深，自由越大、思想越解放。但是人們的認識總是要受到特定客觀條件及自身主觀條件的制約，因此，抽象的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總是具體的、相對的、有條件的。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是鄧小平反復強調的關系我國改革成敗的關鍵問題。因此，在談到解放思想時，他總是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動搖。那種追求所謂“思想絕對自由”的做法，既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也是違背鄧小平本意的，更為嚴重的是，為個別人企圖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引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提供了便利。這種做法危害巨大，正如鄧小平指出的：“解放思想決不能夠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不能損害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全黨對這個問題要有一個統一的認識。”“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去‘解放思想’，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去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79頁。】

第二，解放思想“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9頁。】解放思想過程中，總是伴隨著反對“左”的、右的各種錯誤思想的斗爭。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思想，其錯誤的根源是在政治上脫離了實事求是這條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思想原則，導致思想與實際、主觀與客觀相脫節。因此，“左”的、右的思想都是對人們思想的束縛，隻有擺脫“左”的、右的思想束縛，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一貫主張“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運用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結合的方法來分析和處理。當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主要是針對“兩個凡是”，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但在糾“左”過程中又出現了右的傾向。所以鄧小平提出，“要批判‘左’的錯誤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錯誤思想”，“對‘左’的錯誤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點是糾正指導思想上‘左’的傾向，但只是這樣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同時也要糾正右的傾向”【《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9頁。】1983年10月12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又指出：“‘左’的錯誤決不允許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斗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隻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8頁】1987年，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傳播和蔓延，鄧小平幾次講到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的問題。他指出：“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擾。所謂右的干擾，就是要全盤西化，不是堅持社會主義，而是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5頁】概而言之，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從當時當地的實際出發，具體分析出現的具體問題，有針對性地反對和批判不同的錯誤思想，有什麼批什麼。就像鄧小平所指出的：“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9頁。】

第三，解放思想將貫穿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不存在“到頭”和“終止”的問題。解放思想，簡單地說，就是使思想符合客觀實際，就是實事求是。但是，世界萬物總是處在發展變化之中，人們的認識水平和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也要受到特定條件的制約，因此，人們的主觀思想難免出現與客觀實際不完全一致的情況，這就需要解放思想。具體到人類社會領域，社會發展往往並非一帆風順，社會現象紛繁復雜，特別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時候，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大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和現代化建設，求得主觀思想與社會實際的一致更是十分困難。正因為如此，更要堅持不斷解放思想。特別需要指出，一時的思想解放不可能一勞永逸，因為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不斷推進，新情況、新問題將會不斷出現，必然要求我們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從這個角度講，解放思想沒有一個時間期限，它將貫穿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始終。鄧小平說得好：“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就必須繼續解放思想。認為解放思想已經到頭了，甚至過頭了，顯然是不對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64頁。】當然，萬變不離其宗，無論怎樣解放思想，都不能脫離馬克思主義這個“宗”。

四、關於共同富裕

按照鄧小平的構想，共同富裕應該是：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由先富帶動未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由此，有人認為，先富和共富是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共富是未來的事情，現階段的任務就是要實現先富。這實際上割裂了先富與共富的辯証關系。

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鄧小平指出，“過去搞平均主義，吃了‘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5頁。】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已經証明，實現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即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明智而卓有成效之舉，它有效激發了人們勤勞致富的積極性，極大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顯著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

同時，也應看到，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只是途徑和手段，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最終目標。離開共富而空談先富，先富也就失去了本來的意義。鄧小平多次談到實現共同富裕問題。例如，“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5頁】﹔“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3頁】﹔“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2頁】﹔“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5頁】﹔“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動搖的原則”【《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3頁】﹔“社會主義的一個含義就是共同富裕”【《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12頁】﹔“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盡管鄧小平在表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時分別用了“目標”、“特點”、“原則”、“含義”、“優越性”等不同字眼，但他始終把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把共同富裕看作社會主義優越於資本主義最本質的東西。他還多次提醒，要始終警惕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特別要注意防止出現兩極分化。他反復講，每走一步都要注意不使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也就是要走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如果搞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

鄧小平對共同富裕的反復強調和對兩極分化的多次提醒是有深層考慮的。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不必然帶來共同富裕，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並不必然帶來共同富裕，從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還要有一段既漫長又艱難的路要走。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鄧小平指出：“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他還指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

由部分先富怎樣走向共同富裕呢？歸納起來看，鄧小平主要講了三條：第一，注意宣傳和發揮通過誠實合法經營實現勤勞致富的先進典型的示范作用，激發和帶動未富、后富者的勞動積極性。第二，政府要通過政策的、經濟的、法律的手段加強收入和分配領域的調控。對於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鄧小平指出，要有一些限制和調節，例如，征收所得稅。【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對於先富起來的地區，鄧小平認為，先進地區幫助落后地區是一個義務，先富起來的地區應該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5頁。】他還提出“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7—278頁。】第三，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指出：“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17頁。】“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隻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12頁。】

這三條側重點和重要性各有不同。第一條是從調動和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的角度講的。改革之初，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普遍比較貧窮、貧富差別比較小，在這種情形下，先富的典型示范作用尤其明顯。但當貧富差距開始拉大的時候，不僅這種示范作用將大打折扣，而且會由此滋生對社會的不滿情緒。第二條是從國家加強調控的角度講的。調控的手段、方法、方案既應該是多樣的、配套的，也應該是根據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完善的。這一條應該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最主要環節。第三條是從制度前提的角度講的。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和有效保証，離開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就無從談起。這是最根本的一條。

鄧小平講，“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24頁。】什麼時候會成為中心課題呢？鄧小平沒有明確講，但是他晚年講過這樣兩段話：“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頁。】“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6—1357頁。】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雖然從字面意思看這兩段話主要是針對實現不同地區之間的共同富裕問題而言的，但實際上也隱含了針對不同群體之間的共同富裕問題。二者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側面。就像鄧小平所說的，“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並且使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更好地發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第二，鄧小平提出到20世紀末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共同富裕問題時，用了“設想”、“考慮”、“研究”等字眼，這也體現了他實事求是的一貫風格。對於未來的事情，可以根據當前的情況和事物的發展規律作出一定的預測，但最重要的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事物的實際變化和屆時的具體情況，制定具體政策和措施，“每走一步都要考慮客觀世界，制定下一步的方法和步驟”【《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253頁。】共同富裕什麼時候會成為中心課題、成為第一位的問題？具體時間不好說，但底限應該是明確的，那就是人與人、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不至於拉大到引發對立甚至仇視、沖突以致影響社會穩定大局的程度。

世紀之交以來，中央就共同富裕問題陸續作出一些重大決策，如實施並不斷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大力改善民生等等，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離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貧富差距在一些地區和范圍內有不斷拉大的趨勢，這都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全面認真學習鄧小平關於共同富裕的論述並從中汲取智慧，對於我們分析和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穩步地朝著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將是很有裨益的。

五、關於農村的“兩個飛躍”

20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了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兩個飛躍”思想。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同江澤民等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10—1311頁。】1992年7月，他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再次指出：“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頁。】這一重要思想把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於生產力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科學地與當代中國農村的實際相結合，既重視及時調整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又抓住發展生產力這一關鍵因素促進生產關系的變革，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對矛盾處於良性互動之中，揭示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規劃了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科學道路，指明了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正確方向。

兩個飛躍是辯証統一、相輔相成的關系。第一個飛躍是第二個飛躍的基礎和前提，為實現第二個飛躍創造必要的條件﹔第二個飛躍是第一個飛躍的目的和歸宿，為實現第一個飛躍之后的進一步發展指明方向。任何割裂二者關系片面強調某一方面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經有力地証明了第一個飛躍的重要性，但如果從此滿足現狀，裹足不前，忽略甚至忘記了第二個飛躍的發展方向，將是十分錯誤的。

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即第二個飛躍是“兩個飛躍”思想的核心所在，是我國農業改革和發展的根本方向，是實現我國農業從傳統農業向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業轉變的重要保証。鄧小平多次強調：“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5頁】﹔“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1350頁。】

鄧小平之所以如此強調發展集體經濟、推動實現第二個飛躍，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發展集體經濟是保証農村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必然要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是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鄧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頁。】具體到農村改革也應如此：“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於公有制范疇。”【《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頁。】可以說，發展集體經濟既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農村經濟中佔主體地位的基本保証，也是農村實現共同富裕和農村社會長期穩定的重要基礎。隻有不斷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才可能堅持農村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其二，發展集體經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實現我國農業從傳統農業向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業的轉變，是我國農村改革的宏偉目標，也是第二個飛躍的實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由於受限於其以農戶為單位的分散的小生產方式的弊端，是根本無法達到實現農業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技術和機械設備的廣泛應用、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以及經營的規模化和生產的社會化的要求的，而隻能通過發展集體經濟，推動集體化集約化來實現。“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線，甚至超過區的界線。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0頁。】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分散的農戶是很難以一己之力應對洶涌的市場浪潮沖擊的。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對此分析得好：“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它具有個體經濟所不能比擬的優越性。”“在我國條件下，不能設想可以在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現代化的農業，可以實現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可以使農村根本擺脫貧困和達到共同富裕。因此，毫無疑問，農業集體化的方向是正確的，是必須堅持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2、544頁。】

怎樣推動實現第二個飛躍呢？鄧小平認為，“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他具體提出了四個條件：“第一，機械化水平提高了（這是說廣義的機械化，不限於耕種收割的機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適合當地自然條件和經濟情況的、受到人們歡迎的機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積累了經驗，有了一批具備相當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種經營發展了，並隨之而來成立了各種專業組或專業隊，從而使農村的商品經濟大大發展起來。第四，集體收入增加而且在整個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5—316頁。】“具備了這四個條件，目前搞包產到戶的地方，形式就會有發展變化。這種轉變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產發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6頁。】

按照鄧小平提出的這四個條件對今天我國農村的情況作一個衡量，可以說，在我國經濟發展比較快的地區特別是沿海省份的不少農村，這些條件已經初步具備﹔在經濟比較落后的地區特別是中西部的大多數農村，雖然農村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民生活水平也有了顯著提高，但與上述四個條件還有較大差距。不少農村，在經歷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動生產力水平快速提高之后，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大量問題，經濟發展開始變得緩慢，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中“統”的成分遭到漠視，集體經濟遭到嚴重削弱甚至蕩然無存，實質上出現了“分田單干”、“各顧各”的局面，分散的農戶難以抗擊市場經濟大潮和跨國農業公司的沖擊，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此外，還面臨著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去城市打工致使一些耕地撂荒、基層黨組織功能削弱、社會風氣滑坡等問題。這顯然是與實現第二個飛躍的目標背道而馳的。與此同時，有些農村，如華西村、南街村等，始終注意發展和壯大集體經濟，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已經顯示出走集體經濟道路的優勢。在這種鮮明對比的影響下，近些年不少農村地區興起了各種合作經濟組織，種類多樣，形式靈活，取得了不錯效果。這一切都有力地說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雖然一度極大地解放和推動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但它畢竟尚未從根本上擺脫傳統小農經濟、小生產方式的弊端，必然會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逐漸喪失之前對生產力的適應性而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而生產力必然要沖破束縛尋找新的發展空間，進而呼喚農村生產關系的再一次變革，發展集體經濟無疑將是變革的正確方向。

因此，在實現農村第二個飛躍問題上，既不能操之過急，實現第二個飛躍畢竟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也不能消極等待，在條件成熟的農村，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應該積極引導他們向實現第二個飛躍的方向前進。

上述五個問題，說到底是怎樣對待鄧小平理論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在學習鄧小平理論的熱潮中，江澤民多次講到，淺嘗輒止、一知半解，斷章取義、各取所需，照本宣科、脫離實際等做法都是不足取的、錯誤的，“害己害人，誤黨誤國，危害極大”。【《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頁。】他強調：“要在把握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和領會它的精神實質上下功夫，尤其要著重領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個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江澤民：《深入學習鄧小平理論》，《求是》1998年第4期，“要始終注意從總體上、相互聯系上和精神實質上去全面地正確地把握，不能搞片面性”，要“善於把鄧小平同志的基本觀點聯系起來學習，聯系起來思考，真正做到融會貫通”。【《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頁。】一言以蔽之，隻有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方法，才能全面准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的基本觀點和精神實質，才能運用好、發展好鄧小平理論。

〔作者高長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