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理論的傳統哲學意蘊
鄧小平理論的傳統哲學意蘊
張方玉
探討鄧小平理論對傳統哲學的繼承和發展，既有利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也有利於推進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化。然而，作為政治家的鄧小平並沒有寫過專門的哲學著作，也沒有建立體系完整的哲學理論，而且很少直接引用古代哲人的思想觀點和理論表述，因此，在研究鄧小平理論對傳統哲學的揚棄這一問題上難免會出現一些牽強附會的闡釋。
一
誤區之一：把沿襲或引用古代哲學的某些語詞和某些提法當作對傳統哲學的繼承。
《鄧小平文選》三卷很少直接引用古代哲學的表述，這種情況下，“小康社會”和“三個有利於”就很容易進入人們的視野，因為“小康”很容易使人聯想起《禮記·禮運》中關於“大同”和“小康”的表述，而“三個有利於”很容易使人聯想起先秦墨家學派創始人墨子提出的“三表法”。然而稍作探究，就可以發現鄧小平提出的“小康”、“三個有利於”與《禮記》中的“小康”、墨子的“三表法”在內容指向上存在著實質的區別。
1979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提出“小康”的概念描述中國式的現代化，以后又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論及“小康水平”、“小康社會”，具體而言，鄧小平“小康”的基本內涵是指在20世紀末中國社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1000美元。《禮記·禮運》中的“小康”是和“大同”相對的，是儒家所謂比“大同”理想社會低級的社會：“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是謂小康。”[1]通過比較，鄧小平理論中“小康”具有明確的指向——現代化，有明確的經濟指標——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1000美元，這就是說，“小康”所指向的不僅是籠統的人民生活狀態、社會發展狀態，而且是指具體的中國式的現代化，並具有濃厚的經濟學色彩﹔而《禮記》中的“小康”是圍繞“道”、“禮”提出的概念，內容指向上主要側重倫理學的意義。由此，兩個“小康”在內容上存在本質的區別，如果說二者之間存在著繼承的關系，更准確地說，只是鄧小平借用了古代哲學中“小康”的“名”，而不是採用了古代哲學中“小康”的“實”，是賦予“舊名”以“新實”，從而使小康具有了嶄新內容和時代氣息。
“三個有利於”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種種困惑和疑慮的背景下提出的。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判斷改革開放以及工作是非得失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P372）墨子的“三表法”也是判斷標准，但所判斷的主要是知識、言論的是非和真假：“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3]由此，“三個有利於”與“三表法”的共通之處在於形式上的相同（數目上均是三條）以及內容上對人民生活的重視，而其余的內容則存在著實質性的區別，並且所判斷的對象也是不同的。這樣看來，如果說存在著繼承的關系，所繼承的乃是重視人民生活，即傳統哲學中的“民本”思想。
誤區之二：把鄧小平理論中的一些表述與古代哲學的話語對號入座，似乎二者之間存在著惟一對應的關系。
鄧小平高度評價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明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准，實踐是檢驗路線、方針、政策是否正確的惟一標准”。[4]（P28）重實踐是中國哲學的特質之一，但不能將檢驗真理的實踐標准惟一地對應於古代某位哲人的話語，例如對應於“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5]就整個中國哲學而言，在檢驗認識的標准問題上，具有唯物主義色彩的思想非常豐富，略舉二例：
“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6]
“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証驗。”[7]
這些思想與真理檢驗的實踐標准均有相通之處，那麼在探討繼承關系時，就不能簡單地把實踐標准理論惟一對應於某位哲人的話語，而總應該把傳統哲學的相關思想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
再如前文已經有所論及的把鄧小平理論中的“小康”對應於《禮記·禮運》中的“小康”，進而認為鄧小平理論中的“小康”思想是對《禮記·禮運》中的“小康”思想的繼承。問題在於，“小康”並不惟一存在於《禮記》中，而且鄧小平只是借用“小康”之名，論時間先后，早在《詩經》中已經出現了“小康”的提法：“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8]《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在時間上遠遠早於漢代結集的《禮記》，而且同樣也被儒家奉為經典。因此，如果說鄧小平理論中的“小康”是對古代哲學中“小康”的繼承，就不能僅僅局限於《禮記》中的“小康”，而是對作為整體的古代哲學中的“小康”概念的繼承。
因此，鄧小平理論對傳統哲學的繼承和發展並不在於沿襲、引用古代哲學的語詞和提法，在相關的研究中更不能把鄧小平理論中的表述惟一地、固定地與古代哲人的某一話語對號入座。筆者認為，鄧小平理論對傳統哲學的繼承和發展具有特殊性，這種繼承和發展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意蘊”，而這種“意蘊”在根源上來自於浸潤於傳統文化中的熏陶，是長期處於中國傳統文化環境中所汲取的深刻思想和內在精神。
二
鄧小平很少直接引用古代哲學的思想觀點和理論表述，鄧小平理論對傳統哲學的繼承和發展在於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意蘊，這種意蘊一方面表現為對傳統哲學思想精華的吸收，更重要的是這種意蘊體現為對傳統哲學中優良思維方式的吸納和創新。
在思想內容方面，鄧小平理論的傳統哲學意蘊突出地表現為對傳統民本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以民為本的思想是傳統哲學的重要思想精華，早在《尚書》中已經出現“重我民”、“施實德於民”、“視民利用遷”[9]、“民為邦本”[10]等相關表述﹔百家爭鳴時期，民本思想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經典的表述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1]，“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12]等等，形成了體系較為完整的民本思想。這種思想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不斷為有識之士所強化和發展，成為中國政治哲學的優良傳統。鄧小平無疑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思想精華，他強調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根據，並把“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納入“三個有利於”作為檢驗改革開放以及工作是非得失的標准。這充分表明，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民本思想，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群眾史觀具有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意蘊。
較之於思想內容上的繼承和發展，鄧小平對傳統思維方式的繼承和發展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從而成為鄧小平理論傳統哲學意蘊的更重要體現。
第一，對傳統哲學中整體性思維方式的吸納和發展。整體性思維是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的重要特性，中國古代哲學家幾乎在哲學的每一個領域中總是著眼於全局進行整體性的探究。以儒家哲學為例，在宇宙論中，儒家傳統哲學致力於探究天人關系，發展了“盡心、知性、知天”、“民胞物與”的天人合一的哲學﹔在治國論中，儒家德治思想通過個體道德修養塑造其基本元素，通過家庭倫理構建其基本單元，通過道德教育發揮其調適功能，通過倫理制度維系其有效運作，這些內容緊密聯系共同組成較為系統的“為政以德”模式﹔在人生論中，儒家把個體修養與社會關懷結合在一起，發展了“內聖外王”“修、齊、治、平”的人生哲學。鄧小平在探索切合中國實際的社會發展戰略時，吸納和發展了這種思維方式，突出地表現在“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和“三步走”的發展戰略上：
“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13]（P277-278）
“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14]（P226）
“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在空間上強調全局發展的戰略眼光，通過適度傾斜和協調發展相結合的途徑解決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在時間上強調通過階段性發展基本實現現代化，而這三個階段構成了有機整體，形成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體系。進一步而言，“兩個大局”與“三步走”的戰略在時空上相互融合，又形成了統一的整體。完全可以說，這是運用傳統哲學中整體性思維方式的典范，是優良的傳統思維方式應用於現代化建設的優秀成果。
第二，對傳統哲學中實用性思維方式的吸納和發展。中國哲人特別注重理論的實際應用效果，“實用理性便是中國傳統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15]（P307）。孔子講“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16]，在他看來，隻會背誦《詩經》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不能把所學運用於國家政事，不能算是有學問﹔墨子講“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17]，也是強調從實際應用的結果來判斷知識、言論的正確性﹔此外，老子講“治大國若烹小鮮”、“無為而無不為”無疑對於治理國家的社會實踐具有指導意義，同樣也包含著實用性思維。鄧小平吸納並發展了這一思維方式，強調“黃貓、白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18]（P323），提出了“三個有利於”，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判斷的標准，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用性思維運用的優秀成果。
第三，對傳統哲學中辯証性思維方式的吸納和發展。中國古代哲學中，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辯証法、以孫武為代表的兵家辯証法、以《周易》為代表的儒家辯証法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以后歷代哲學家又都有精彩論述。相對而言，古希臘哲人擅長形式邏輯，中國古代哲人更多地致力於發展辯証邏輯，中國的辯証思維明顯地“和諧化”[19]（P182）了。換言之，中國古代的辯証思想“是互補的辯証法，而不是否定的辯証法”，“它的重點在於揭示對立項雙方的補充、滲透和運動推移以取得事物或系統的動態平衡和相對穩定，而不在於強調概念或事物的斗爭成毀或不可相容”。[20]（P308）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中，這種“和諧化”的辯証思維時時閃耀著智慧光芒。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鄧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在實現祖國統一的問題上，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偉大構想。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上，鄧小平提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21]（P373）﹔等等。
第四，對傳統哲學中創新性思維方式的吸納和發展。《禮記·大學》上講：“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這段話鮮明地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思維方式——求新、創新。鄧小平理論同樣也具有求新、創新的理論品格。從全體上看，整個鄧小平理論就是創新性思維的成果。鄧小平強調解放思想，反對思想僵化，“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22]（P143）﹔“解放思想，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23]（P279）。可以說，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概括、“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准、“一國兩制”的構想等等，無不是創新性思維的結果。
傳統哲學中的創新性思維與積極進取的意識是緊密聯系的，它表現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24]。同樣，鄧小平的創新性思維也體現著一種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講：“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25]（P372）。這表明解放思想、創新性思維是與“闖的精神”、“冒的精神”、“氣呀”、“勁呀”融合在一起的，具有中國傳統哲學的維新品格與自強精神。
綜上所述，鄧小平理論對傳統哲學的繼承和發展並不在於沿襲或引用傳統哲學的某些語詞和某些提法，更不能把鄧小平理論中的一些表述與古代哲人的話語對號入座。鄧小平理論的傳統哲學意蘊在根源上來自浸潤於傳統文化中的熏陶，它不僅表現為思想內容上的繼承和發展，更重要的是哲學思維方式上的吸納和創新，其中主要包含著對傳統哲學中整體性思維方式、實用性思維方式、辯証性思維方式以及創新性思維方式的吸納和發展。
[收稿日期]2007-06-16
------------------------------------------------------------------------
[1]禮記·禮運[M].
[2][4][13][14][21][25]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12][17]墨子·非命上[M].
[5]韓非子·奸劫弒臣[M].
[6]荀子·性惡[M].
[7]論衡·對作[M].
[8]詩經·民勞[M].
[9]尚書·盤庚[M].
[10]尚書·五子之歌[M].
[11]孟子·盡心下[M].
[15][20]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16]論語·子路[M].
[18]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9]成中英：論中西哲學精神[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1.
[22][23]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周易·乾卦·象傳[M].
------------------------------------------------------------------------
作者簡介：張方玉，江蘇句容人，上海師范大學法政學院哲學系博士生。
（來源：《蘭州學刊》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