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歷程
從“北方談話”到“南方談話”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歷程
■周錕
[摘要]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比較長的歷史過程。1992年春天發表的“南方談話”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全面概括，而1978年秋天發表的“北方談話”則是重要的破題。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的形成經歷了如下幾個重要節點：1978年，提出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1980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要“發展生產力”﹔1985年，提出社會主義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1990年，突出強調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992年，完整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今天在解決共同富裕問題過程中，深入研讀和學習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依然是很有裨益的。
[關鍵詞]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北方談話”﹔“南方談話”
[中圖分類號]A849.1[文獻標識碼]A
“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頁。）這是黨的十五大報告對鄧小平理論的一句重要評價。社會主義本質論，是鄧小平理論中的關鍵課題，也是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礎性內容。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進行不斷認識、深入研究和認真思考所取得的成果。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比較長的歷史過程。尤其是鄧小平在1978年秋天發表的“北方談話”與1992年春天發表的“南方談話”，是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節點。
一、“北方談話”：社會主義本質論的破題
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全面概括，是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作出的，此點無需贅述。但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個命題是從什麼時候破題的呢？筆者認為，這一命題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幾個月鄧小平的“北方談話”中，就已經破題了。
1978年9月，鄧小平應邀對朝鮮進行了一次短暫訪問。回國后，他沒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到東北三省及河北唐山、天津進行視察。一路上，他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提出了許多帶有突破性的觀點，有學者稱之為“北方談話”。盡管當時國內的主要媒體並沒有詳細報道，但是這些振聾發聵的講話還是迅速傳播開來，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這其中，就有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開創性論述，盡管此時鄧小平尚未使用“社會主義本質”這一概念。
在“北方談話”中，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最集中的論述是9月16日在長春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匯報工作時發表的講話，他說：“現在在世界上我們算貧困的國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們也屬於比較不發達的那部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麼優越性？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頁。）
在這裡，鄧小平使用的是“社會主義優越性”這一概念，他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以現有的材料來看，這是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較早的概括。鄧小平是從兩個方面進行概括的，其一是生產力的發展，其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是此時鄧小平思考社會主義本質的兩個基本點，也是他此后領導實現歷史轉折的基本思路。后來，這種認識被形象地概括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鄧小平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執政的出發點。
與此同時，鄧小平在“北方談話”中還初步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基本途徑。
首先，打破平均主義。鄧小平從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基本原理出發，在“北方談話”中反復強調要打破平均主義。9月15日，他在哈爾濱談到：“按勞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義。管理好的企業，工資待遇應該不同。企業管理得好，為國家貢獻大的，應給予獎勵，刺激技術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平均主義害處太大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頁。）16日，他在長春再次指出：“不管大中小企業，搞得好的要獎勵，不能搞平均主義，要鼓勵先進”（《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8頁。），“要真正搞按勞分配，鼓勵向上，鼓勵人們努力學習，這對社會主義的極大益處是發展社會生產力”（《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9頁。）。20日，他在天津同樣說：“我們過去是吃大鍋飯，鼓勵懶漢，包括思想懶漢，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現在不能搞平均主義。毛主席講過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好的管理人員也應該待遇高一點，不合格的要刷下來，鼓勵大家想辦法。講物質刺激，實際上就是要刺激。”（《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7頁。）后來，這一觀點發展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兩個大局”的思想，實際上是社會管理理念的根本轉變。
其次，加強引進。鄧小平在東北各地都談到了引進，而最為集中的是在鞍鋼：“引進技術改造企業，第一要學會，第二要提高、創新。凡是引進的技術設備都應該是現代化的。世界在發展，我們不在技術上前進，不要說超過，趕都趕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義。我們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我們要有這個雄心壯志。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后，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營方法、先進的定額來管理，也就是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一句話，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4頁。）
10月10日，鄧小平進一步指出：“我們引進先進技術，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33頁。）這一思想此后迅速發展為“對外開放”政策。
再次，重新考慮體制問題。鄧小平在“北方談話”中反復說道：“從總的狀況來說，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這樣。辦一件事，人多了，轉圈子。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總的說來，我們的體制不適應現代化，上層建筑不適應新的要求。”（《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6頁。）“企業管理，過去是蘇聯那一套，沒有跳出那個圈子。那時候，蘇聯企業管理水平比資本主義國家落后得多，后來我們學了那個東西，有了那個東西比沒有好。但現在連那個落后的東西也丟掉了，一片混亂。”（《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8頁。）“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獨立思考，不合理的東西可以大膽改革，也要給他這個權。”（《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1頁。）總之一句話：“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筑非改不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4頁。）當然，這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鄧小平當時想到的主要是擴大基層的自主權，但是這一思想不斷發展完善，最終形成了“多個領域改革”的基本政策。
以上可以看出，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北方談話”中，鄧小平就已經比較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的關鍵命題，實現了破題。當然，鄧小平此時的概括與“南方談話”的概括相比，存在著顯著區別。
二、從“北方談話”到“南方談話”：社會主義本質論的逐漸形成
鄧小平的語言風格以朴實、坦率、簡潔著稱，用詞也十分准確。“本質”一詞，並非鄧小平的常用語。他進行的本質性的概括，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社會主義本質論的確立，是一項偉大的理論創新，這其中既有整體構建、逐步完善的高端設計，也有各個理論板塊內部的突破創新、深刻總結。從“北方談話”到“南方談話”，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經歷了復雜而艱辛的過程。通過其中的幾個重要節點，可以清晰地看出鄧小平認識的逐漸深化。
1.1978年：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在社會主義本質中，“消滅剝削”實際上是最早確立的要素，這是從建黨伊始就明確了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共產主義為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沒有忘記“消滅剝削”的最終目標，並且進行了深刻的社會實踐。
最初是以土地革命為主要標志的消滅封建剝削的斗爭。1934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就提出：“中華蘇維埃政權以消滅封建剝削及徹底的改善農民生活為目的，頒布土地法，主張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雇農，貧農，中農，並以實現土地國有為目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5—646頁。）隨后是以社會主義改造為標志的消滅資本主義剝削的斗爭。195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杜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証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頁。）1991年7月1日，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將“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全面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作為黨成立以來領導各族人民為中國進步做的第二件大事，並認為“這是我國幾千年來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新時期黨的建設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750頁。）
對於“消滅剝削”，鄧小平是始終不渝地堅持的，早在1965年他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歸根結底是消滅剝削制度。”（《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7頁。）遺憾的是，以“消滅剝削”為目的的社會主義運動逐漸脫離國情實際，偏離了正確軌道，走向“一大二公”、“階級斗爭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最終，盡管沒有出現新的剝削階級，但是國家處於內亂之中，人民處於“共同貧窮”的狀態。
因此，在“北方談話”中，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首先是從否定的視角，從反思人們感同身受的一些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格格不入的現象入手的。在鄧小平看來，1978年中國最大的社會現實，就是生產力落后，人民生活貧困。他不斷強調這種現象的嚴重性：“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麼？”（《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4頁。）“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0頁。）“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從現象上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從而引發了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重新思考。在堅持“消滅剝削”為最終目標的前提下，鄧小平提出了新的設想：“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顯然，這是鄧小平針對實際現象對社會主義本質進行的初步歸納，還需要進一步的理論總結。但是，這種歸納已經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尤其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中的“根本”二字，已經充分體現出鄧小平對這一問題的重視。這是鄧小平認識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一步。
2.1980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要“發展生產力”。
現象歸納呼喚著理論總結。1980年5月5日，在會見幾內亞總統艾哈邁德·賽古·杜爾時，鄧小平使用了“社會主義本質”一詞。他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29頁。）在這次談話中，他還使用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概念：“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隻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准。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29頁。）
從這段談話中我們可以得到三個明確信息：
首先，“社會主義本質”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此時鄧小平已經開始從理論層面考慮社會主義本質的問題，他提出“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也反映出鄧小平的這種思考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在這裡，鄧小平依然是從否定的角度提出這個嶄新概念的，並未作出定義或者闡發內涵，可見他尚未考慮成熟。
其次，這段談話揭示了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思考維度。他的思考是在三個層面上進行的：一是在根本目標和理想信念層面，始終不渝地堅持社會主義。他明確表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我們認為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我們現在進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有一條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大前提。二是在歷史層面進行反思。他談到：“在搞社會主義方面，毛澤東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三是在現實層面進行探索。他指出：“各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特點來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也要考慮到國內各個不同地區的特點才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29頁。)
再次，此時鄧小平從現象上對社會主義的認知已經比較明確，“發展生產力”已經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素。他用了“根據我們的經驗”這樣的表述，這表明這依然是現象的歸納。繼而他明確指出：“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這說明他已經將“發展生產力”上升到社會主義本質的層次，而且這一概括顯然比兩年前的“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更具理論色彩。當時的其他情況，也印証了這一進展：隨著對外開放和農村改革初見成效，1980年四五月間，鄧小平多次談到發展生產力對於社會主義的意義，因此《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將這期間的四篇講話合為一篇，題目就叫《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
3.1985年：提出社會主義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鄧小平再一次明確談到“社會主義本質”，是在五年后的1985年8月21日，這次他是為了說明改革的性質問題：“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我們的經濟改革，概括一點說，就是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是活了社會主義，沒有傷害社會主義的本質。”(《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頁。）
這次談話，使“改革”與“社會主義本質”密切地聯系起來，這是社會主義本質論發展的重要一步。鄧小平明確地提出“改革”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沒有傷害社會主義的本質”，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本質論中“解放生產力”的雛形。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集中論述了“解放生產力”的問題：“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頁。）
這段話准確地說明了“改革”、“解放生產力”與“社會主義本質”的關系，而這種認識的明確開端，則是在1985年。這年3月7日，鄧小平提出：“經濟體制，科技體制，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8頁。）8月30日，他再次談到：“過去我們搞土地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現在搞體制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這也是一場革命。”（《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072頁。）
自此時起，“改革”成為時代強音，而“解放生產力”也進入到“社會主義本質論”的理論版圖。它被放在“發展生產力”之前，更突出了改革的重要意義。
4.1990年：突出強調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時再次談到“社會主義本質”。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他談到了共同富裕問題。他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
這段談話中，鄧小平明確提出“共同富裕”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在同一年，他還說過：“社會主義的一個含義就是共同富裕。”（《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12頁。）隨著“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要素的確立，社會主義本質論的各個板塊已經逐漸清晰。那麼，這最后的一塊重要拼圖是如何形成的呢？
如鄧小平所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在1978年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鄧小平就提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當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區，那裡的生產和群眾生活還很困難，國家應當從各方面給以幫助，特別要從物質上給以有力的支持。”（《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52頁。）1984年，鄧小平指出：“我們黨已經決定國家和先進地區共同幫助落后地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然后帶動其他地區共同富裕。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避免出現兩極分化（所謂兩極分化就是出現新資產階級），但這不是要搞平均主義。經濟發展起來后，當一部分人很富的時候，國家有能力採取調節分配的措施。”（《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014頁。）此后的幾乎每一年中，他都會強調這一問題。
那麼，為什麼鄧小平要在1990年著重提出這一問題，並且提高到“社會主義本質”的層次呢？
盡管鄧小平早已預計到中國發展的趨勢和共同富裕問題的重要性，但還是低估了形勢發展的速度。1985年，他曾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032頁。）
但是根據后來的實際情況，鄧小平又先於大多數人認識到：“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
為什麼會低估防止兩極分化的困難呢？一個原因是改革開放起自於平均主義佔主導地位的“大鍋飯”時代，人們深知其苦﹔改革需要克服的重重阻力中，也有相當部分來自這種絕對平均主義的僵化思想，身處其中的人難以預料社會發展有可能迅速走向另一個極端。另一個原因是高估了現有制度自動防止兩極分化的效用。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鄧小平的設想是“先富帶動后富”，包括先富起來的人或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人口或地區的發展和富裕﹔沿海支援內地等等。這些方法一直在進行，並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共同富裕涉及整個社會最深層次的生產與分配問題，現有的一些體制機制不足以自動地消除兩極分化。鄧小平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開始進一步思考共同富裕問題。
鄧小平的思考最后導向了“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本質”的相互關系。實際上，他將“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納入“社會主義本質”的范疇，主要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毫不諱言地提出問題。他為什麼不直接解答呢？首先，他還沒有得出結論﹔其次，此時第一步的發展問題尚未解決。因此，他說：共同富裕“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
5.1992年：完整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
兩年以后，鄧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作出“社會主義本質”的最終概括。由於有了前面的充分鋪墊，這似乎沒什麼新意了，其實不然，正因為有了這些鋪墊，才更加顯示出“南方談話”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
首先，最終完成了社會主義本質論的理論架構，將多年以來極為豐富的理論和實踐內容凝練地概括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這一論斷是一個有機的集合體，語言極為簡練，內涵極為宏大。鄧小平憑借卓越的思維能力，將幾個重大理論板塊，融合成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托、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各元素缺一不可。這一科學論斷，自它誕生起就展現了巨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這已經被20多年來的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所証明。
其次，對各個理論板塊作了新的加工。幾年來，鄧小平的思考從未停止，對於一些已經成型的設想，又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和加工，這在“南方談話”的精辟闡發中體現出來。比如，充分闡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觀點，以及二者的相互聯系﹔通過闡述“社會主義的本質”，說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在“消除兩極分化”方面，指出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作用：“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而關於“共同富裕”問題，則提出：“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374頁。）這些論述，有力地拓展了“社會主義本質”的外延。
第三，“南方談話”落腳於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和我們的現實責任。鄧小平說：“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我們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383頁。）
這實際上點明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基本前提，是一切理論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三、社會主義本質論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鄧小平完整地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已經20多年了，20多年中，我們堅持改革開放，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可以說，今天我們已經初步解決了社會主義本質論要求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經濟發展問題，正在向科學發展的更高水平邁進，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本質論同樣要求的“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問題的自然解決。實際上，貧富差距問題至今不僅沒有有效解決，反而在某些領域某些地方有拉大和加劇的趨勢。正如鄧小平當年所判斷的：“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現在，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已經突出地擺在我們面前。在繼續解決好發展問題的同時，及時對共同富裕問題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解答好這一問題，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這也是對鄧小平最好的告慰。在解決這一問題過程中，深入研讀和學習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依然是很有裨益的。
﹝作者周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鄧小平故居陳列館副館長，北京100017﹞
（責任編輯：高長武）
來源：《黨的文獻》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