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關於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五個論斷及其現實意義

作者:高長武    發布時間:2017-08-24    來源:黨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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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關於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五個論斷及其現實意義

高長武

 

[摘要]改革的性質和方向是關系我國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和前途的根本性問題。關於這一問題,鄧小平闡述得很清楚、明確。這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他的以下五個論斷中:“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我們搞改革開放,要有兩手:一手搞改革開放,一手搞‘四個堅持’、反對錯誤思想傾向”。重溫這些論斷,有助於全面准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的基本內容和精神實質,特別是有助於澄清一些曲解和誤解﹔有助於透徹理解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論斷﹔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清在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上一些噪音雜音的錯誤實質,保持頭腦清醒和戰略定力,堅定不移地推動全面深化改革沿著正確方向穩步前進。

 

改革的性質和方向是關系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和前途的根本性問題。如果在這一問題上語焉不詳甚至出現認識偏差,那麼我國的改革就會走向邪路。關於我國改革的性質和方向,鄧小平闡述得很清楚、明確: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一點比較集中地體現在鄧小平的如下五個論斷中。

一、“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提到改革的性質,人們最容易想到鄧小平的著名論斷:“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頁。】

“第二次”是相對於“第一次”而說的。“第一次革命”,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先后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並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對此,鄧小平明確指出:“過去我們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國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進行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4頁。】“第一次革命”的成功,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大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為中國以后的發展提供了根本前提和關鍵基礎。

為什麼鄧小平又說“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呢?它與“第一次革命”在性質上能否劃等號呢?對此,對小平也說得很清楚。

鄧小平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進行改革,就是要選擇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5頁。】,“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此外,他還具體闡述說:“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4370頁。】這幾段話清楚地表明,之所以稱改革“實質上是一場革命”,“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主要是從掃除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意義上說的。也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對社會主義的本質進行高度概括時,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了第一條。

然而,從嚴格意義上講,這兩次“革命”有著本質區別,不能直接劃等號。從對象和性質上看,“第一次革命”,很顯然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一種社會制度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的革命,意味著社會制度性質的根本改變。“第二次革命”,則是在堅持“第一次革命”已經建立的社會制度的前提下,在具體體制方面進行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要對既有制度進行根本否定﹔而且,之所以使用“革命”這一字眼,並非泛泛而論,而是有具體指向的,即“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進而引起“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系列深刻變化”,發生“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頁。】此外,根本性質的不同,也決定了這兩次革命在形式和方法上的明顯區別:“第一次革命”的性質決定了它必然要通過暴力革命、階級斗爭、政治運動等急風驟雨的方式來實現,而改革作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黨的領導下,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在確保穩定的政治局面和有序的社會環境中,依靠億萬人民群眾的實踐,以漸進溫和的方式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的。綜合以上分析可見,這兩次“革命”具有本質區別。

總之,“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一論斷,是從改革的首要目的,即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推動生產力的“革命性的變革”和飛躍性發展這個意義上說的,不能脫離具體指向和語境抽象言之,更不能將其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性質上進行簡單類比和等同。

二、“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關於我國改革的性質,鄧小平還有一個重要論斷:“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頁。】這一論斷是對前一論斷的補充和升華,如果說前一論斷主要運用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的原理,對改革的性質和意義側重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層面作了界定的話,那麼,這一論斷,則主要運用生產關系反作用於生產力的原理,對改革的性質和意義側重從改善生產關系的層面作了界定。它進一步明確指出了作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絕不是要否定和拋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通過改革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進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和發展,充分發揮和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就是說,改革不是籠統地什麼都要改,而是要堅持“改”與“不改”的辯証統一,改什麼、不改什麼,要具體分析。

社會主義制度是一種先進的社會制度,具有以往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不具有的優越性和先進性。新中國成立后取得的建設成就已經說明,“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同時,社會主義制度也是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不可能一建立就完美無缺,“由比較不完善到比較完善,必然要經歷一個長久的過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頁。】。而且,在我們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沒有現成的成功經驗可以借鑒。因此,盡管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取得了難能可貴的成就,但是“社會主義制度並不等於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頁。】,我們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還缺乏深入系統的認識,加之又受到“左”的思想的束縛,以致走了彎路,犯了錯誤,遭受了挫折。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表明,作為“好制度”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雖然為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要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還需要在具體實踐中不斷探索,建立起能夠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並進而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一系列具體體制。而且,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還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體制度”【《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838頁。】,也就是要改革鄧小平所說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

一個社會的制度,概括地講,大致包括基本制度和具體體制兩個范疇。基本制度反映和規定著這個社會制度的本質屬性,具體體制則是基本制度在一定時空條件下的具體實現形式。就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來講,關系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方向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都屬於基本制度的范疇。它們規定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無論怎麼改革,這些基本制度都是需要始終堅守的。而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具體領域的具體制度、規定和做法,則屬於具體體制的范疇。對於這些具體體制,可以根據客觀實際和實踐需要進行改革,而且這樣的改革不會改變社會制度的屬性。

由此可以對我國改革的性質作出分析:我國的改革不是要否定和拋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一根本前提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現實發展水平和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自覺調整生產關系中與生產力不適應、上層建筑中與經濟基礎不適應的部分和環節,即通過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或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舊的具體體制,使社會主義制度自身不斷完善和發展,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更充分的體現和發揮。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國改革“要根據新的情況來確定新的政策”,但“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33頁。】,改革“總的目的是要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1頁。】。也就是說,始終堅持並不斷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改革應該始終堅持的根本前提,是把“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作為我國改革性質定位的題中應有之義。如果脫離了這一根本前提,社會主義制度都不存在了,何談“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因此,任何脫離、損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做法,都是有違改革本意和初衷的。

三、“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上述“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的論斷,既明確了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也規定了我國改革所要始終堅持的社會主義方向。在改革方向問題上,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這個根本方向。他多次講,“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全盤西化的主張。

在堅持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問題上,鄧小平的態度是明確的、堅決的、一貫的。他反復強調,無論怎麼改革,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前提,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防止改革“走向資本主義”。對那些打著擁護改革幌子企圖改變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既定方向、引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思潮,鄧小平始終保持著高度警惕。

早在改革之初的19793月,鄧小平就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要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

關於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重要性,鄧小平往往結合對具體相關問題的一些錯誤觀點的批駁,從反面予以強調和闡發。比如,針對脫離社會制度、抽象地宣傳“現代化”的主張,他反復強調,我們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不能脫離社會主義空談什麼“現代化”。19801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他以反問的形式指出:“難道我們能夠不堅持社會主義嗎?不堅持社會主義,還有什麼安定團結,還有什麼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56頁。】198537日,他指出:“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此后不久,他進一步指出:“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1987218日,他又談到現代化的問題:“有些人腦子裡的四化同我們腦子裡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裡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隻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38204頁。】這幾段論述的核心意思是說,我們通過改革開放要實現的現代化,前面有一個社會主義的定語,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化,而不能不講社會主義,“搞別的現代化”。

又如,針對全盤西化的主張,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全盤西化,就是“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9頁。】。

199073日,鄧小平對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重要性作了凝練概括:“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頁。】也就是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本質上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方向的大前提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怎樣把社會主義建設好、發展好的問題,而決不是拋棄社會主義制度、脫離社會主義方向,另起爐灶走邪路。

為進一步說明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其中蘊含的深刻道理,鄧小平以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的事實為依據,提出了“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發展中國”的重要論斷,並指出這是中國人民經過切身體會、反復實驗、多方比較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他明確指出:“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中國搞現代化,隻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中國不搞社會主義不行,不堅持社會主義不行”。對於中國來說,“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9195326311頁。】如果不堅持社會主義,否定黨的領導,中國就必然出現歷史的倒退,就不會有今天的中國,就必然要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人民靠流血犧牲、勇於斗爭贏得的人民共和國,靠艱苦奮斗、不懈探索贏得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就會輕易丟掉。因此,“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個道理已經得到証明,將來還會得到証明”。【《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1195頁。】

在上述論斷基礎上,鄧小平還明確指出,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他指出:“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11頁。】﹔“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過去鬧革命,就是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崇高理想而奮斗。現在我們搞經濟改革,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嚴重挫折,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途的悲觀論調甚囂塵上,鄧小平再次強調:“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頁。】﹔“馬克思主義揭示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這個規律沒有變”,“社會主義前途依然一片光明”【劉華秋:《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論要》,《黨的文獻》2007年第2期。】。

四、“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

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明確后,該如何確保改革不會走向邪路、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呢?為此,鄧小平在改革的宏觀政策層面進行了思考和設計。其中一個重要論斷是:“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頁。】

除了這一論斷,鄧小平還有幾個相近的論斷:“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佔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一個公有制佔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149111138頁。】

上述幾個論斷雖然在具體文字表述上不盡相同,但核心意思是一致的,就是我們在改革過程中,要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這兩條根本原則。

鄧小平的這些論斷是基於我國改革發展的具體實際和客觀要求,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作出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是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佔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主要包括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交換形式等,而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就是對我國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的一些關鍵性特征的描述和限定。無論是所有制形式還是分配形式,它們作為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會對上層建筑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是維護我國國家性質的必然要求。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如果拋棄了公有制,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就會喪失,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會發生改變。因此,每每談到改革開放中發展個體經濟和外資企業,鄧小平總是不忘強調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他指出:“我們採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我們吸收外資,允許個體經濟發展,不會影響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這一基本點。相反地,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49頁。】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目標,涉及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分配制度和社會公平問題,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和體現。關於富裕問題,鄧小平一方面主張,應該鼓勵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同時他又特別強調,先富起來的人和地區要帶動未富起來的人和地區,最終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關於共同富裕之於社會主義的重要性,鄧小平提出過許多論斷:“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5123265172頁。】“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動搖的原則”﹔“社會主義的一個含義就是共同富裕”﹔【《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2531312頁。】“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11364頁。】鄧小平在這些論斷中分別使用了“根本目標”“特點”“原則”“含義”“目的”“優越性”等詞語,從不同側面界定了共同富裕對於社會主義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他始終把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將其看作社會主義相比於資本主義的最大優越性,看作社會主義要實現的一個根本目標,看作社會主義應該始終堅持的一條根本原則。

另外,共同富裕是同兩極分化相對立的。因此,鄧小平在正面闡述共同富裕重要性的同時,還多次強調,要高度警惕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特別要注意避免兩極分化。他多次講,每走一步都要注意不使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也就是要走全國各地區、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全國人民“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他還講,“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2413561357頁。】這些反面提醒,更突顯了堅持共同富裕的重要性。

可以說,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程中,隻有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這兩條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才能使我國改革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方向穩步前進。任何動搖、放棄這兩條根本原則的做法,都會使改革脫離正確方向、走向邪路。

五、“我們搞改革開放,要有兩手”

為了保証中國的改革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方向穩步前進,鄧小平在提出上述要堅持兩條根本原則的論斷之外,還提出一個重要論斷:“我們搞改革開放,要有兩手:一手搞改革開放﹔一手搞‘四個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32頁。】﹔“搞改革開放有兩隻手,不要隻用一隻手,改革是一隻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一隻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專題摘編》(新編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頁。】在鄧小平看來,這“兩手”,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言都很重要,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相互依存,不可偏廢。如果說上述第四個論斷中的“兩條根本原則”,主要運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側重於經濟基礎層面,那麼,這一論斷中的“兩手”,則主要運用上層建筑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原理,側重從上層建筑層面,對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從宏觀政策的頂層設計上提供了保証和支持。

一方面,鄧小平強調,“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8頁。】,隻有進行改革開放,“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為此,他反復闡述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張積極推進改革,敢試敢闖,在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方法上,不要陷入無休止地姓“社”姓“資”的抽象爭論中。他指出:“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372頁。】。這些論述對打破“左”的思想束縛,推動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發揮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鄧小平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在這一問題上,鄧小平傾注的精力不比推進改革少。

改革是一項系統、復雜的工程,改革進程難免受到“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傾向的干擾。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難免存在“左”和右的干擾問題。“左”的干擾更多是來自習慣勢力。舊的一套搞慣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擾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8249頁。】因此,在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各種錯誤思想傾向。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錯誤思想傾向,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然要反對錯誤思想傾向﹔要反對錯誤思想傾向,也必然要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因此,鄧小平往往把這兩個方面放在一起講。從改革伊始,他就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決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最重要的政治保証。

改革開放之初,反對改革中的錯誤思想傾向,主要是反對“兩個凡是”,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但在糾“左”過程中又出現了右的傾向,因此,也要糾正右的傾向。1979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明確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主張,並強調,“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每個共產黨員,“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他還指出:“要批判‘左’的錯誤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錯誤思想”,“對‘左’的錯誤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點是糾正指導思想上‘左’的傾向,但只是這樣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同時也要糾正右的傾向”。【《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4173379頁。】此后,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他針對“隻反‘左’不提反右”的誤區鮮明指出:“‘左’的錯誤決不允許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斗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隻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1985828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進一步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糾正極左思潮”,同時我們也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8137頁。】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幾年中,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傳播和蔓延,鄧小平強調,“要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時堅決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尤其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6194頁。】他指出:搞社會主義,搞四個現代化,一定會有“左”也會有右的干擾。如果說我們過去對“左”的干擾注意得多,對右的干擾注意不夠,那麼現在出現的情況提醒了我們,要加強注意右的干擾。【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9頁。】“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擾。所謂右的干擾,就是要全盤西化,不是堅持社會主義,而是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5頁。】他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實質進行了深刻剖析:“自由化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因此,他一再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不能動搖。這一點我任何時候都沒有讓過步”,“堅持不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不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不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不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個根本問題”﹔“四個堅持不能丟。沒有四個堅持,中國就亂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81297299286頁。】這些論述深刻剖析並闡明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實質和危害進而有力地說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堅持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必然要求,是關系我國改革成敗和社會主義發展前途的重大問題。所以,正如鄧小平多次講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81頁。】。

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性,鄧小平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整個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個現代化建設將是並行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208頁。】他具體分析說,“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204305頁。】這些論斷充分說明,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關系戰略全局的長期任務,要旗幟鮮明、長抓不懈。

無論是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這兩條根本原則,還是強調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四個堅持”、反對錯誤思想傾向,都是由我國改革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性質,以及要始終堅持的社會主義方向所決定的,都是從宏觀政策層面上為我國改革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性質、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提供保証和支持。

六、重溫鄧小平的有關論斷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鄧小平關於改革性質和方向的這些論述,雖然都是二三十年前作出的,但其理論光芒不僅沒有因為時間的推移而褪色,而且經過歷史的積澱和實踐的檢驗反而更加鮮亮。今天重溫這些論述,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突出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有助於全面准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的基本內容和精神實質,特別是有助於澄清在“不爭論”、姓“社”姓“資”、“三個有利於”標准、解放思想等具體問題上的曲解和誤解。

長期以來,理論界、學術界對鄧小平理論的基本內容和精神實質,特別是其中的“不爭論”、姓“社”姓“資”、“三個有利於”標准、解放思想等具體問題,存在一知半解、斷章取義、照本宣科、穿鑿附會等不准確、不全面甚至錯誤的理解,造成不小的認識混亂。比如,在“不爭論”問題上,將“不爭論”絕對化,或明或暗提出“隻管改革開放,一切不用爭論”的觀點﹔在姓“社”姓“資”問題上,脫離具體論述的具體語境和特定指向,提出隻要能夠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一切就可以不用問姓“社”姓“資”,誰要是問姓“社”姓“資”就是“左”,就是阻礙和反對改革﹔在“三個有利於”的標准問題上,隻注重生產力層面的標准,而有意無意地忽視生產關系層面的標准﹔在解放思想問題上,看不到解放思想的實質是實事求是,不分實際情況,教條地認為隻有反“左”才是解放思想,誰要是反右,就是阻礙解放思想,等等。

結合鄧小平關於我國改革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上述幾個論斷,對這些曲解和誤解自然就可以作出辨析並形成正確的認識:關於“不爭論”,並不是什麼都不要爭論,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該“爭”的“不爭”,需要“爭”的必須“爭”。在我國改革的具體措施、具體方法問題上,不要脫離具體問題和情況,陷入無休止的抽象爭論中,而在事關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方向以及應該堅持的根本原則等重大問題上,則要同任何違背社會主義性質、方向和根本原則的言行進行堅決地爭論甚至進行批評和斗爭。關於姓“社”姓“資”,不能籠統地說問或不問姓“社”姓“資”,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涉及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的政治方向、發展道路、基本制度等重大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問姓“社”姓“資”,而在一些不涉及政治方向、發展道路、基本制度的具體方法、舉措、手段等問題上,不必拘泥於姓“社”姓“資”的爭論,隻要符合“三個有利於”標准,就可以積極、大膽地採用、引進。關於“三個有利於”標准,不能割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証統一關系,拋開生產關系抽象地談論生產力標准,搞“唯生產力論”,而忽視了“生產力”“綜合國力”“生活水平”之前的“社會主義”“人民”這樣的限定詞。關於解放思想,並不是單單針對“左”的思想,而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也就是在改革過程中,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即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具體實踐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糾正那些不符合實際的“左”的和右的思想認識,使我們的思想和實際、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從而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實現思想的解放。

第二,有助於透徹理解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論斷。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於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有許多重要論述,比如:“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頁。】﹔“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44286頁。】

綜合鄧小平關於我國改革性質和方向的論述以及習近平的相關論述進行分析,可以對上面列舉的幾個論斷作出一些分析:“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就是要始終堅持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能違背和偏離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不能拋棄和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就是要堅持包括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這兩條原則在內的事關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基本原則﹔“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實質上就是說我們的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立場、原則,要“始終堅持以我為主,應該改又能夠改的堅決改,不應改的堅決守住”【《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9頁。】﹔“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就是不能在改革性質、方向這樣的根本問題上犯錯誤,如果犯了這樣的錯誤,就會葬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這就要求做到兩手抓、兩手硬,一手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工作,另一手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

通過分析可見,在我國改革的性質和方向問題上,習近平結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經過長期探索取得的一系列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以及今天我們改革面臨的具體實際,對鄧小平的相關論斷和思想進行了豐富和發展。要透徹理解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論斷,必然要求我們准確理解和深刻認識鄧小平在堅持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問題上的系列論述,以及黨中央在這一問題上一脈相承、不斷深化的認識和探索的歷程與成果。

第三,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清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噪音雜音的錯誤實質,提高警惕性、鑒別力、免疫力,保持頭腦清醒和戰略定力,堅定不移地推動全面深化改革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社會上存在一些噪音雜音,宣揚和兜售各種“改革藥方”。比如,有人把我國的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有人認為我國的“改革是有選擇性的,有些方面的改革是滯后的”﹔有人炮制“黨大還是法大”的偽命題,試圖推動所謂“司法獨立”的改革﹔也有人炒作“國進民退”的話題,大肆攻擊國有企業﹔還有人宣揚所謂“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憲政民主”等西方價值觀,貶低我國政治制度,等等。

結合鄧小平關於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論斷來分析,顯而易見,這些噪音雜音所宣揚的觀點與我國改革應該堅持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是背道而馳的,其要害和實質,就是要試圖改變我國改革的性質和方向,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引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正如習近平洞若觀火、一針見血指出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也在那裡搖旗吶喊、制造輿論、混淆視聽”,“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項庄舞劍,意在沛公’”【《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9頁。】﹔“問題的實質是改什麼、不改什麼,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不能把這說成是不改革”【《習近平關於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頁。】﹔“我們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那就是不論怎麼改革、怎麼開放,我們都始終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5頁。】。

在對各種噪音雜音和錯誤觀點進行揭露和批駁的同時,習近平在繼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經過長期探索取得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對我國改革的性質、方向、目的、原則等從理論上作了進一步分析和闡釋:“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我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証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排除各種干擾,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這裡面最核心的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偏離了這一條,那就南轅北轍了”﹔【《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518頁。】“我們推進改革開放的目的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要搞其他什麼主義”【《人民日報》2016930日。】。這些論述的核心意思就是一條,我國之所以要進行改革,並不是說社會主義制度不好不先進,而是要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讓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更好更完善﹔更不是說要拋棄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推倒重來,搞其他什麼主義,而是要更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簡而言之,也就是要始終堅持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

世界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5頁。】。能否始終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關系我國改革成敗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衰。在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問題上,任何時候都決不能含糊和動搖。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關於堅持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幾個重要論斷,在我國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程中,都值得我們不斷重溫、認真學習。

(本文作者高長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北京 100017

(責任編輯:杜棟)

(來源:黨的文獻》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