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現代化”：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小康”思想的發軔
“中國式的現代化”：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小康”思想的發軔
文世芳
〔摘要〕“中國式的現代化”，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探索國民經濟調整過程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是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小康社會思想的發軔。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初衷是：反對急躁冒進，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目標﹔反對照搬西方經驗，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隨著實踐的發展，鄧小平對“中國式的現代化”進行理論提升，將其反對急躁冒進、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目標的內涵發展為小康社會思想，將其反對照搬西方經驗、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的內涵發展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深入研究鄧小平“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有助於深刻領會黨的十九大精神，特別是有助於深刻領會黨的十九大報告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
〔關鍵詞〕鄧小平﹔“中國式的現代化”﹔小康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黨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關鍵時期召開的重要大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1頁。】。這些論述有三個核心概念，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關於三者的關系，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第16頁。】。從理論邏輯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長遠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目標的必由之路，小康社會是實現長遠目標中的一個裡程碑式階段性目標。從歷史邏輯看，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小康社會思想，正是從“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發展演化而來的。目前，學術界對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小康社會思想已進行深入研究，但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小康社會思想發軔的鄧小平“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卻早已淡出理論界視野，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深入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的辯証統一，厘清一些基本問題、基本關系，有必要回到最初的“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上來，從歷史發展演化中深化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
一、“中國式的現代化”：目標條件“變”與“不變”矛盾的緩沖與平衡
實現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奮斗的偉大夢想，也是新中國成立后黨至為重要的執政目標。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實現現代化的道路，黨帶領人民作出了艱辛探索。由於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遵循，在極其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面對錯綜復雜的新社會建設任務和存在的問題，黨和人民在探索中走過一段既輝煌壯麗又艱難曲折的歷程，難以避免地出現了失誤，甚至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文化大革命”后，黨開始撥亂反正，重新將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奮斗目標，中長期規劃圍繞四個現代化而展開，但此時不得不面臨“變”與“不變”的矛盾和沖突。
一是從1964年年底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1976年，已過去10多年的時間。現代化是一個動態的概念，60年代一個樣，70年代一個樣。尤其是六七十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經過“黃金十年”，經濟和科技突飛猛進，大大改寫了現代化概念的內涵。但是中國20世紀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沒有變。因此，“現代化”概念的“變”和“現代化”目標的“不變”，構成了矛盾和沖突。
二是1964年提出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其時尚有36年奮斗時間。1976年重提這個目標，則距離2000年僅剩下24年的時間。從1964年到1976年的12年間，中國現代化水平提升並不大，與世界各主要國家相比差距反而拉大了。正如鄧小平所指出：“中國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這十一二年，我們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2頁。】中國“五十年代在技術方面與日本差距也不是那麼大”，“而日本卻在這個期間變成了經濟大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4頁。】。因此，實現現代化的時間縮短的“變”與中國現代化水平沒有實質性飛躍的“不變”之間構成了矛盾和沖突。
“變”與“不變”的矛盾和沖突造成了比較嚴重的后果：在黨內國內把“文化大革命”耽誤的時間搶回來的迫切心情下，引進技術和設備、引進外資掀起熱潮，急於求成的毛病再次暴露。急於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盲目建設、盲目投資和提出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成為急躁冒進的重要原因。
鑒於“大躍進”的沉痛教訓，陳雲、李先念、薛暮橋等人敏銳地察覺到急躁冒進的嚴重危險，提出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必須及時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經濟才能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這個提議得到鄧小平等領導同志的支持。經過中央政治局反復討論決策，1979年3月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正是在總結和反思的過程中，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
鄧小平之所以能一下子抓住問題的關鍵，從現代化概念這個根子上入手，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其中一個重要的條件是，1978年至1979年，鄧小平頻繁出訪，在考察日本、新加坡、美國時身臨其境地感受到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程度，對現代化概念有了全新的認識。1978年10月在日本，鄧小平感嘆：我懂得什麼是現代化了。1979年年初在美國，鄧小平再次受到震撼，感慨道：我看到現代化了。懂得了現代化又看到了現代化的鄧小平，更加清醒地正視差距。他指出：“一個人本來長得不漂亮，要打扮成一個美人，那是不行的。老實的態度，倒是可以改善我們的工作，發展我們的國家。不認識自己，沒有希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頁。】
1979年1月，鄧小平談及科學研究和四個現代化、引進和創新的關系時，就提出要“搞出中國式的更好更新的東西”【《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473頁。】。3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英中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時，明確提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概念。【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式的現代化”是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首次提出的，顯然不准確。鄧小平在1979年3月21日的談話中已提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3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提出並闡釋了“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如李君如：《“中國式的現代化”是經濟振興和文化復興兩位一體的發展戰略》，《黨校科研信息》1994年第6期﹔黃健江：《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三步走的戰略目標——鄧小平對四化戰略目標的調整與完善》，《五十年社會變遷與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青島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430頁﹔劉瑩：《鄧小平“中國式現代化”思想研究》，哈爾濱師范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他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為什麼要重新定義四個現代化？鄧小平說得很清楚，那就是中國的條件隻能達到那樣一個目標。“現在我們的技術水平還是你們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紀末能達到你們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達到這個水平，也還要做許多努力。由於缺乏經驗，實現四個現代化可能比想象的還要困難些”。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鄧小平認為中國要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資金，並且“要善於吸收，善於使用，善於管理”，關鍵是要善於學習。【《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496頁。】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已經提出一個更加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化目標。如果要溯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之源，起碼應該追溯到這次談話。
1979年3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國家計委1979年計劃和國民經濟調整時，鄧小平在黨內正式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並對為什麼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作了一番闡述。他說：“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我們大概隻能達到發達國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人口太多，每人一輛汽車，我們不能那麼搞。新加坡國民平均收入每人二千七百美元，我們達不到。每個人二十平米住宅，我們也達不到。”【參見《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轉引自《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79年卷，2004年內部版。】在調整經濟的大背景下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並闡釋“中國式的現代化”，鄧小平的意圖很明顯，那就是現代化的目標要更加務實有效，不要空喊口號，尤其是考慮到龐大的人口數量，在人均收入和個人生活水平上不能盲目攀比，對發展的艱巨性要有清醒認識。
二、“中國式的現代化”：對反急躁冒進、反照搬西方經驗的理論概括
1979年3月21日至23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用三年時間調整我國國民經濟。會上，華國鋒提議李先念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一講經濟工作中的思想問題，還表示：“關於思想理論方面的問題，小平同志要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記錄整理好后，也要印發工作會議，供大家討論。”【參見《華國鋒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轉引自《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79年卷，2004年內部版。】可見，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是涉及“思想理論”多方面內容的重要講話。但對這個講話，學術界往往隻關注到政治層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表述和影響，對其經濟理論和發展道路的重要論述則有所忽略。正是在這個講話中，鄧小平對“中國式的現代化”作了新的詮釋。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但是搞建設，要適合中國情況，必須看到中國的兩個特點：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注意中國的這些特點，“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鄧小平認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一方面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另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引進科學技術、管理經驗，“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歷史，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2-168頁。】
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闡釋“中國式的現代化”的豐富內涵，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他賦予“中國式的現代化”雙重內涵和兩個目的：一是強調中國進行現代化要立足國情，不能急躁冒進﹔二是針對思想理論界出現的強調西方經驗過頭的錯誤傾向，明確提出“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將“中國式的現代化”提升到道路和方向的高度。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源流，從歷史傳承發展的長遠視角來看，可以追溯到1956年八大前后黨對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從改革開放后的實踐看，黨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應該溯源到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關於“中國式的現代化”的闡述。
從理論工作務虛會一直到1982年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堅持用“中國式的現代化”反對急躁冒進和迷信西方經驗兩種錯誤傾向，強調改革是穩健的、漸進的，改革道路是獨立自主的、中國特色的。對內，他反復用“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強調要立足國情、不要急躁冒進﹔對外，他屢屢用“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解釋中國為什麼要調整經濟，為什麼要走自己的道路。
對中共中央作出的調整經濟的決策，黨內和黨外在認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當時在發展經濟問題上有兩種聲音：一種主張，像一個人生了一場大病那樣，應該拿出幾年時間休養生息，調整國民經濟內部關系。另一種認為，“四人幫”壓在頭上的蓋子（“唯生產力論”）已經揭開，有條件大干快上，苦戰幾年，奪回在“文化大革命”中喪失了的10年時間。后一種聲音一度影響很大。鄧小平提出的“中國式的現代化”也遭到質疑，“有不少同志問，中國式的現代化是不是要降低現代化的標准，來個‘瓜菜代’呢”？【馬洪：《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經濟問題》1979年第1期。】為了統一思想，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反復闡釋國外快速發展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是不能照搬，要考慮到中國的國情，要堅持“中國式的現代化”。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重點討論國民經濟調整問題，鄧小平在會上發表講話指出：“所謂政治，就是四個現代化。我們開了大口，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后來改了個口，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准放低一點。特別是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來說不會很高。”針對一些人認為降低發展目標和增長指標會給現代化建設“潑冷水”的問題，鄧小平指出：“我贊成勁可鼓不可泄。但是要強調一點，我們需要的是鼓實勁，不是鼓虛勁。”【《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94-196頁。】1980年元旦，在出席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時，鄧小平倡導要腳踏實地艱苦創業：“我們要搞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還很窮，就是要老老實實地創業，就是要吃點苦，否則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人民生活隻有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588頁。】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鄧小平展望和部署20世紀80年代的工作，提出80年代要做三件大事，強調“核心是現代化建設”。他指出：“對於我們的建設事業說來，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決定性的。這個十年把基礎搞好了，加上下一個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內實現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1頁。】“中國式的現代化”是反對盲目冒進在理論上的合適解釋，對於強調快速發展的人來說，道理上講得通，情感上能接受，起到了不錯的說服作用。
中國制定經濟調整政策后，一方面縮減原先簽訂的引進22項成套設備的規模，另一方面在新的引進政策上更加謹慎。這對把中國作為技術、資本等輸出的主要市場和新的希望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言，是一個沉重打擊。西方世界議論紛紛，“有一些人對中國現行經濟政策的穩定性仍持某種懷疑態度。其原因有二：一是認為可能並非所有的人都全心全意地支持這些政策﹔二是從前宣布的一些重點項目的取消或延期，反映和表明了政策重點的變動”【[美]亨利·埃德溫·羅比森：《西方國家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現代化計劃的評論》，《當前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問題：杭州世界經濟國際討論會文集·1981》，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頁。】。為此，鄧小平在會見美、日、西歐國家領導人和企業界人士時，反復用“中國式的現代化”強調中國的特殊國情和必須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以消解他們的疑慮。1979年4月17日，鄧小平會見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全美華人協會副會長何炳棣時指出：“當前我們調整經濟計劃，主要是想把我國經濟發展搞得穩一點、快一點。我們要搞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506頁。】5月31日，在會見日本自民黨眾議員鈴木善幸一行時指出：“戰后日本很快就發達起來了，這方面的經驗很值得我們學習。當然，別人的經驗照搬也不行，中國有中國的條件，日本有日本的條件。”“我們不但要引進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也要充分利用各國的好經驗，並且要把這種經驗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519頁。】鄧小平以“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對經濟調整政策作出解釋，對消除國際社會的誤會產生了積極作用。
三、“中國式的現代化”：具體化為“小康”目標及調整標准
隨著實踐的發展，鄧小平將“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進行了理論提升，首先將“中國式的現代化”反對急躁冒進、確立合適的現代化目標的內涵，提升為小康社會思想。
1979年12月6日，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關於中國將來會是什麼樣的情況，整個現代化的藍圖是如何構思的問題時，鄧小平強調了“中國式的現代化”，並提出“小康”概念，將“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具體化。他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后的。所以，我隻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當然，比現在畢竟要好得多了。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有可能對第三世界的貧窮國家提供更多一點的幫助。那個時候，中國國內市場比較大了，相應的，與國外的經濟交往，包括發展貿易，前景就更加寬廣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7-238頁。】鄧小平明確將“中國式的現代化”稱為“小康之家”，目標是“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1980年5月12日，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工黨領袖詹姆斯·卡拉漢時，鄧小平進一步闡釋了為什麼提出“小康”目標。他坦言，“我們頭腦裡開始想的同我們在摸索中遇到的實際情況有差距”，“我們的雄心壯志是實現四個現代化，而且要在本世紀末實現，經過摸索，肯定了一點，我們的四個現代化，不同於包括你們英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現代化，中國人口太多，要達到你們那樣的現代化，人均年收入五千至七千美元，不現實。所以，我們提出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日本大平首相同我談話時，我說中國平均每人年收入達到一千美元，變成‘小康之家’，這就是我們的目標。”【《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31-632頁。】6月5日，在會見美國和加拿大社論撰寫人訪華團時，鄧小平將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依據，從“人口太多”擴展到人口、人才、經濟底子等方面的“現實”，理論邏輯進一步嚴密。他指出：“我們講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因為我們必須認識中國的現實，立足於中國的現實來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也要根據現在中國的薄弱基礎來決定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非常艱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如果每個人增加一美元的收入，就需要十億美元。”中國的現實是底子薄、管理水平低、缺乏人才，“我們要正視這個現實，所以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不能定得太高，定得太高了辦不到。”【《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44頁。】從上述表述可以看出，鄧小平已經將“中國式的現代化”關於反對急躁冒進、確立合適的現代化目標的內涵，具體化為“小康社會”的表述，而且將目標明確為“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
1981年4月14日，在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鄧小平指出中國正在堅定不移地“奔向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並根據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對“中國式的現代化”標准進行了微調。對於經濟工作中的失誤，鄧小平總結道：“特別是前一個時期，我們的腦子有點熱，對自己的估計不很切合實際，大的項目搞得太多，基本建設戰線太長，結果就出現問題了。盡管出現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的目標沒有放棄，只是我們吸取和總結了經驗教訓，更加量力而行了。想快，這個意圖是好的，但欲速則不達，這是中國的古話。步子穩妥一些，也許速度更快一些。”因此，他考慮將“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具體目標降低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800美元，認為本世紀末不僅不能達到日本、歐洲、美國和第三世界中有些發達國家的水平，就是之前設想的十年翻一番，兩個十年翻兩番，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經過這一時期的摸索，發現也不容易，“比如說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個小康生活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32頁。】。
鄧小平將“中國式的現代化”標准降低到“800美元也可以”，是有充分考慮的。1981年7月18日，在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談到國民經濟調整政策時，鄧小平指出：“我們寧可把調整的時間放長一些，把調整期間的發展速度放慢一些，穩一些。如果這個時候的基礎打好了，以后發展速度會快。基礎不牢，想快也快不了，欲速不達。我們現在搞長遠規劃，目標放在本世紀末達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八百美元。”【《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60頁。】11月17日，在會見美國財政部部長唐納德·裡甘時，鄧小平將這個設想作了進一步闡釋。他說，我們冷靜地考慮了實現四個現代化進程的問題。根據現在的情況，到本世紀末，可以實現一個“小康之家”的現代化。我們不能主觀地求快。1978年我們設想可以搞快一點，但我們想錯了。因為中國底子薄，人口太多。所以，我們緊接著總結了經驗，提出搞“中國式的現代化”。“中國式的現代化”，不能同西方比。日本大平首相1979年訪問中國時向我提出，你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是個什麼樣的現代化。我想了一下，說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這對中國來講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我們要實現這個目標，國民生產總值就要超過1.2萬億美元，因為到那時我們人口至少有12億。現在我們經過摸索、計算和研究各種條件，包括國際合作的條件，爭取人均達到1000美元，最低達到800美元。在這個基礎上，在下個世紀再花30年到50年時間，接近西方的水平。【《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85頁。】顯然，鄧小平對“中國式的現代化”的“1000美元標准”的調整，是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現實作出的判斷。
1982年4月20日，鄧小平將800美元的標准確定下來，而不是“比如說八百”也可以、“最低達到800美元”等模糊的說法。他說：粉碎“四人幫”后這5年來，我們正確地總結了經驗，下決心一心一意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們搞的現代化不是西方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小康社會的現代化。沒有30年到50年不行。現在正在努力實現第一階段20年的目標，就是在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816頁。】在當年8月，鄧小平又兩次重申800美元的標准。8月6日，在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時指出：“我們經過反復研究之后，覺得可能一千美元還是高了一點，因為必須考慮到人口增長的因素。所以我們把本世紀末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放在爭取達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836-837頁。】8月10日，在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鄧昌黎、陳樹柏、牛滿江、葛守仁、聶華桐等時指出：“我們提出二十年改變面貌，不是胡思亂想、海闊天空的變化，只是達到一個小康社會的變化，這是有把握的。小康是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人均八百美元。”【《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837頁。】
必須指出的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800美元的“小康”標准，也只是一個概數，不能絕對化。1985年3月25日，鄧小平就提到800美元是個“約數”的問題。他在會見美國新聞界人士組成的“重訪中國團”時提出：“我們有個雄心壯志，從八十年代起，到本世紀末，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小康社會。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八百至一千美元，說准確點是八百美元或稍多一點。這還並不富裕，但日子好過些。”【《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034-1035頁。】
1988年8月26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回答為什麼會向大平正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小康”標准時，對標准調整作了回顧。鄧小平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重點搞經濟建設，一心一意搞四化，但是實際達到什麼程度，步子怎麼走，心中還沒有數。大平正芳首相提出現代化的目標時，他有一分鐘沒有答復。后來他考慮，到20世紀末有20年，每10年翻一番，就可以從人均250美元達到800到1000美元。后來為什麼由1000美元改為800美元呢？鄧小平指出：后來在其他場合，我講過考慮到中國那時人口有12億，現在看來12億打不住，可能是12.5億，因此可能800美元比較靠得住。他還表示，目標定低一點是為了防止產生急躁情緒，避免又回到“左”傾上去。【參見《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竹下登時的談話》，轉引自《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79年卷，2004年內部版﹔《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243頁。《在風浪中前進》將時間記錄為8月23日，根據《鄧小平年譜（1975-1997）》應為8月26日。】鄧小平的回顧基本符合歷史原貌，但他將標准由1000美元降到800美元，考慮的可能不僅僅是人口增長問題。國民經濟調整和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也使鄧小平意識到國民經濟發展比預想的更為艱巨，發展目標還必須進一步壓縮水分才能符合實際。這是小康社會思想不斷完善的過程，體現了鄧小平實事求是，根據實際情況不斷調整政策的精神。
四、“中國式的現代化”：提升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為黨的十二大致開幕詞，在改革開放實踐的基礎上，將“中國式的現代化”反對照搬西方、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的內涵進一步提煉升華，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鄧小平十二大開幕詞並不長，但對歷史經驗作了深刻總結，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頁。】從理論工作務虛會到黨的十二大，鄧小平對西方經驗由“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的態度，上升到“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的結論，實現了在發展道路上由“中國式的現代化”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跨越。
黨的十二大后，因為“中國式的現代化”蘊含的兩個內涵已經分別提升為小康社會思想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其肩負的兩個目的和使命也隨之由二者承擔，鄧小平對“中國式的現代化”提得越來越少。但鄧小平在會見參加1983年北京科學技術政策討論會的外籍專家時，針對改革開放政策會不會變的疑慮，在回答專家們提出的現代化問題時再次明確表示：“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主要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自己的條件，以自力更生為主。”【《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914頁。】在這裡，鄧小平將“中國式的現代化”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列，實際上是對中國走自己的發展道路的反復強調，是對“中國式的現代化”有關道路方向內涵的再次重申。
有研究者指出：“鄧小平發展理論的實質就是‘中國式的現代化’理論，也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陸衛明、曹宏、曹芳：《鄧小平發展理論的實質是中國式的現代化理論》，《紅旗文稿》2014年第13期。】其實，將“中國式的現代化”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同並不恰當。但研究者這種表述中所反映的“中國式的現代化”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實質上的一致性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確系“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發軔。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斷成熟，“中國式的現代化”逐漸淡出中國的政治話語體系，這是一個理論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的過程。
“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作為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小康社會思想的發軔，其重要的歷史作用和歷史意義也不容忽視。
“中國式的現代化”試圖從根本上解決盲目冒進問題。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一個重要目的是解決盲目冒進問題。長期以來經濟發展的盲目冒進得不到根治，一旦經濟形勢好轉冒進思想就有可能抬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目標定得太高。高指標容易導致浮夸風，高目標容易導致盲目冒進。鄧小平從降低目標入手來解決盲目冒進問題，是抓到了問題的根子。
“中國式的現代化”在“鼓勁”與“求實”之間找到了平衡點。“中國式的現代化”對於平息黨內國內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意見紛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它並沒有“潑冷水”和“泄氣”，長期大力宣傳的20世紀末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奮斗目標並沒有改變，對廣大干部群眾有一個負責任的交代，能調動全社會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它又從實際出發，及時調整了目標，避免過高目標導致在經濟建設中犯急躁冒進的錯誤，藝術地解決了“鼓勁”與“求實”的兩難困境。
“中國式的現代化”促進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從政治上、理論上給學習借鑒國際經驗和大刀闊斧進行改革試點“鬆了綁”。“中國式的現代化”，意味著中國的現代化不是東歐式的，也不是西歐式的，或者美日式的，但同時也意味著東歐、西歐、美日甚至蘇聯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隻要符合中國的國情和實際，都可以學習借鑒，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變成“中國式”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79年到1981年成為中國學習借鑒國外經驗最為活躍的時期之一。對國際經驗的學習借鑒，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探索和實踐，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定了基礎。因此，到黨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已水到渠成。
（本文作者：文世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宣教局副處長、副研究員 北京 100080）
（來源：《北京黨史》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