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立黨治國的綱領——論“三個代表”思想的現實意義
新世紀立黨治國的綱領——論“三個代表”思想的現實意義
胡振平
去年2月，江澤民同志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一年多來，他又不斷地對這一思想展開了理論闡述，提出了“理論創新”的要求、“四個如何認識”的問題以及關於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的觀點。特別是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又全面論述了“三個代表”思想和當前黨的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這一系列的論述鮮明地體現出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世紀之交國際國內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抓住了立黨治國的根本問題，深刻地總結了歷史經驗和當今社會實踐的新鮮經驗，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思想的提出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黨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形成了新世紀立黨治國的偉大綱領。
一、立黨方能治國，“三個代表”思想從根本上指出了從嚴治黨的基本目標、方針和方法
黨的十五大的一個偉大功績，就是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高度，第一次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鄭重地提了出來。這是對建國以來幾十年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需要，也是對鄧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繼承和重大發展，它正確地處理了黨、國家、人民三者的關系，否定了以黨治國的錯誤觀念（注：“以黨治國”的觀念早在解放前就受到鄧小平的批評，參與《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0頁。），指明了我們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的根本方向。然而，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卻有一個過程。對於有著漫長的專制統治歷史、封建思想的余毒還很深的中國來說，這個走向法治的過程就更加艱巨。其中執政黨自身的建設成了關鍵。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在新的形勢下，如何加強黨的觀念，明確黨在現階段的奮斗目標，改變或改進黨的執政方式，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如何在加強黨的領導的同時，克服黨內出現的消極腐敗現象﹔如何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條件下，特別是在當今世界格局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我國即將進入新一輪大開放的形勢下，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成為新世紀黨的建設中必須認真解決的重大課題。正如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的“把我們的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關鍵在於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進一步把黨建設好。”立黨、治黨成了當今的一個首要問題。
"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不僅直接關系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而且直接關系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關系著國家的興衰存亡，關系著能不能在本世紀中葉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就是他經過長期思考和探索從根本上對這個問題作出的回答。
"三個代表”是講黨的建設問題，但不是一般地講，而是從根本上、從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及其在當今時代應有的發展及執政黨建設的高度來講的。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為什麼要進行革命，為什麼要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為別的，就是相信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然而，為什麼馬克思主義才是真理？蘇東劇變之后，我們為什麼還要堅持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些重大的根本的理論，是今天新形勢下必須進一步搞清楚的。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就是從這個根本上思考了這些問題，並且站在當今飛速發展的時代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高度，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經驗，高屋建瓴地回答了這些問題。我們事業的真理性和正義性就在於我們黨“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江澤民同志在江蘇、浙江、上海考察時把“三個代表”稱作“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它是新時期我們黨的建設的根本指針。
"三個代表”思想體現著當今時代的精神，向全黨敲響了警鐘。它表明在新的歷史時期，黨的建設的難度也提高了。新科技革命已經使社會生產力不僅有了量的巨大擴充，而且質上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飛躍，知識經濟時代正大步走來，整個世界面目正在發生極其深刻的變化。作為執政黨，我們必須根據當今社會發展的這些新變化、新要求，變革或改進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促進我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生長﹔必須面對日益強勁的全球文化沖突和文化交融，不斷批判地繼承和吸取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中的精華，加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必須在發展經濟、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克服市場經濟的消極影響﹔從嚴治黨，“堅決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注：江澤民同志
"三個代表”思想向我們指出了黨建工作的方向，提出了立黨治黨的根本方法。它表明，我們黨領導和執政地位的鞏固，根本上要靠黨自身的先進性和廣泛代表性。首先靠黨的綱領和路線、方針、政策促進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引導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同時也要靠廣大黨員干部和黨的各級組織充分發揮先進模范和凝聚作用。這一立黨根本原則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和黨員干部的思想道德品質的提高在黨的建設中佔有重要的不可忽視的地位。隻有抓住用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這個根本，全面推進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切實提高黨員干部的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質，提高各級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才能使黨保持青春和活力，始終站在先進行列，才能使黨立於不敗之地，也才能保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
二、“理論創新”是立黨的內在要求，也是治國的重要手段
中國共產黨是以先進理論武裝的黨。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是極富生命力的理論，它把實踐引入了自己的哲學，強調認識、理論的基礎是實踐，並且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正是基於對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品格的深入把握，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了“一個中心，三個著眼於”的學風問題，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同時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這種學風，它有著深刻的時代針對性。
當今時代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乃至毛澤東所處的時代相比，都已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的突出表現，就是鄧小平指出的：“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和平是有希望的，發展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81頁。）黨的十三大到十五大的報告中多次明確把這個變化概括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如果我們對於世界經濟政治這種走向進行認真調查和分析，如果我們認真地研究鄧小平提出這一判斷的根據，就可以看到，這種現象的出現決非偶然，它和二次大戰之后全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殖民主義、要求和平的斗爭密切相關，與長期以來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反對剝削和壓迫的斗爭有關，與資本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借用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的一些具體做法有關，同時又有著極其深刻的經濟根源，這就是人類社會的基礎——社會生產力自身結構的變化。由於近幾十年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及其越來越快地向生產力的轉化，從而成為社會生產力中的主要方面。正如鄧小平在1988年指出的：“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4頁。）生產力結構的這一變化對於我們時代帶來影響之深刻是不言而喻的。我們社會今天之所以日新月異，之所以會出現資本主義矛盾的緩和，世界之所以出現了和平和發展的轉機，中國當今之所以會面對巨大的機遇和挑戰，都與生產力結構的變化直接相關。面對當今世界所發生的這樣巨大而又深刻的變化，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一定要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結合起來，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基本方法，尤其是運用唯物史觀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髓和方法，從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些根本問題上重新分析當今的時代，並且作出新的科學的回答，決不能拘泥於固有的理論和傳統的觀點，否則理論就不能徹底，就不能對當今世界的新情況、新問題做出新的科學的分析，就不能說服人，實踐上也會裹足不前，無法解決新的矛盾。所以，實踐上的開拓進取和理論上的創新就成了特別突出的任務，否則就丟掉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不能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
"三個代表”思想，內在地、邏輯地包含著理論創新的要求。隻有隨著時代和社會實踐的發展，不斷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使之做到與時俱進，才能保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也才能使我們馬克思主義的黨保持自己的先進性，始終立於不敗之地。江澤民同志在提出“三個代表”思想時，就明確指出“四個結合”：“要緊密結合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緊密結合我國生產力的最新發展和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的實際，緊密結合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發展要求，緊密結合我們黨員干部隊伍發生的重大變化”，來深入思考這個重大問題。去年６月，他在寧夏、甘肅考察工作時進一步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創新，包括理論創新、體制創新、科技創新及其他創新。”並且指出：“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就是我們黨在新時期堅持理論創新的集中體現和取得的最偉大的成果。其他的一切創新都是在這種理論創新的指導下和推動、影響下進行的。”這實際是對“三個代表”思想實質性要求的重要闡發，說明要做到“三個代表”首先在理論上要有創新，對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特點和發展要求、對當今中國先進文化及其發展趨勢、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在，作出新的科學分析和認識。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也是當今社會轉型對於我們黨的要求。我們國家正處於社會轉型的時期，轉型必定帶來人們思想觀念的動蕩。更何況我們是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是史無前例的。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必然形成社會經濟成份、組織形式、物質利益、就業方式多樣化，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加。思想活躍，各種觀念的涌現，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不都是壞事，因為它打破了思想僵化和思想一統的局面。問題在於對於社會上出現的思想和價值觀念多樣化，我們不能聽之任之，而要引導，要努力進行整合，以達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5頁。）。而這個引導和整合要靠理論的說服力和戰斗力。如果我們的理論不能與時俱進，不進行理論創新，就不能很好地說服群眾，也缺乏應有的批判力量。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事業是人民的事業，隻有團結和組織廣大干部群眾共同奮斗，才有可能獲得成功。以理論的力量凝聚人心，就是我們團結和組織干部群眾的根本途徑。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9頁。）去年6月在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同志提出了“四個如何認識”問題，更為明確地點出了“三個代表”思想提出的特殊背景，並且從根本上極其尖銳地指出了我們當今理論創新的主攻方向。我們黨在新的世紀裡，能不能繼續做到“三個代表”，首先在於對黨和黨的事業所處的地位，以及對世界今后發展趨勢的判斷上。隻有對於社會主義歷史進程、資本主義歷史進程、改革開放對人們思想的影響以及國際環境和國際斗爭的格局對我國的影響，有了科學的客觀的辯証的認識，才能振奮起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神﹔才能對於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變化，對於它們近幾十年取得的發展，作出正確的分析﹔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才能對於20年來我們走過的歷程、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目前存在的困難，包括廣大群眾中存在的困惑，有一個清醒的估價﹔才能面對新的復雜的國際環境和國際政治斗爭的格局，保持清醒的頭腦。也隻有在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上進行理論創新，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判斷，極大地增強馬克思主義的說服力和戰斗力，我們黨、黨的事業和社會主義國家才真正具有強大的凝聚力。
對於當今世界的現實矛盾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是理論創新的過程，也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干部和群眾，武裝人們頭腦，樹立堅定的理想和信念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鐵的紀律，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我們的真正優勢。”（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3頁。）我們要用這個優勢教育黨員，不僅從組織上而且從思想上立黨、治黨﹔也要用這個優勢教育和團結廣大干部群眾，治理我們的國家。
三、法德兼治，一個完整的治國方略的形成
正是經過了對建國以來經驗教訓的總結，特別是對“三個代表”思想深入的思考和醞釀，我們對思想道德在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中的重要作用又有了新的認識。江澤民同志在今年年初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進一步提出了“以德治國”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這一思想是對黨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重要補充和發展，它把思想道德建設第一次提到了治國基本方略的高度上來，不僅會有力地推動我國的精神文明建設，而且也將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的實現。
江澤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國”思想有著十分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眾所周知，法律和道德都是約束人的行為的，但有著不同的內涵和不同的實行方式，一個是國家的強制手段對人們行為的約束，以維護社會的基本秩序﹔一個是出自人們內心的道德信念而形成的行為規范，是對自己行為的自我約束。法律必須以社會上公認的道德作為其前提和基礎。基礎的缺乏，法律不僅會沒有必要的權威，甚至法不罰眾，不能得到有效的執行。對於執法機構的干部來說，他們的思想道德素養則更加直接地決定著是嚴格執法還是貪贓枉法。反之，道德規范的建樹往往也要強硬的法律規章制度的支撐，尤其是在社會轉型、人們思想比較混亂的時候。不對違法亂紀現象嚴肅查處，不對邪惡勢力依法予以懲處和打擊，社會上就不能樹立正氣，惡人趾高氣揚，好人不敢作聲，道德規范也就不能在全社會很好弘揚，新的社會秩序就不能很好地建立起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五大以后，我們國家大大加強了法制建設的步伐，尤其是在法律機構的建立健全和法律條文的制定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進步。但是，也應當看到，社會上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還嚴重地存在，干部中的腐敗現象屢禁不止，司法腐敗的事件也屢見不鮮。更何況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大量的經濟行為並不是都能依靠法律制約得了的。事實清楚地表明，除了法制手段以外，誠實、信用等等道德規范也是社會秩序和社會經濟正常運行所不可缺少的﹔何況法是要靠人來實行的，干部群眾的思想道德觀念，決定著他們遵紀守法的水平和執行法律的狀況。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不僅要靠法，而且要有相應的思想道德基礎。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地結合是當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要求，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要求。“以德治國”思想的提出，是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推向了新的階段——法德並重的階段。
"以德治國”思想的提出是對中國傳統治國手段的批判繼承。講治國方略，不能離開中國這個特定的對象，不能脫離中國的歷史和傳統，因為這些歷史和傳統相當一部分已經積澱在當今中國的文化中，積澱在老百姓的心靈裡。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們的目標和理想，但是實現這個理想還必須切切實實地站在現實的土地上一步步做起。（一）我們知道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在治國方略和奮斗目標上，我們一定要走法治的道路，但也要看到中國有著幾千年的人治歷史。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法治的切實實行將有相當長的過程。因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時間，更因為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不是短時間裡可能實現的。在這個轉變和具體實施中，我們不能簡單地否認個人品德的意義，不能忽視德才兼備、特別是尊重群眾、具有現代民主法制觀念的領導人在向法治國家過渡中的重大作用。（二）我們更應當把“人治”與“德治”區分開來。“人治”在中國歷史上的確是和“德治”聯系在一起的，但這兩者並不是一回事。“人治”是把國家的治理寄托在領導人的能力、威望和德性上﹔而“德治”則是強調在治理國家過程中，道德進而擴展至德性的作用。當然領導人的德性對於國家的治理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就是這個意思。但是我們強調的是領導人應當有德，不是把治理國家寄托在個人的品德上，而是要靠民主法制的建設。正如鄧小平早就指出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146頁。）（三）還必須把當今我們所說的“德治”與中國儒家傳統的“德治”區分開來。我們所說的德和傳統儒學中所謂的德有著根本的不同。儒家的德是建立在封建等級制度上的以忠孝仁悌為核心的一整套禮儀規范，維護的是封建綱常﹔我們的德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思想道德規范，根本上是為著維護人民的利益的。而且我們說的德內涵更廣，它還包括理想、信念等等，是在科學理論基礎上，理性地產生的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事業的執著熱愛。
"以德治國”也是對其他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經驗教訓的總結。從全世界來說，市場經濟的發生發展已經有了七八百年的歷史（注：見胡振平：《市場經濟與價值觀》，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章“市場經濟的出現和價值觀的歷史演變”中第1節的論証。），這是一段漫長的充滿著血腥和暴力、欺詐和貪婪的歷史，是一個道德淪喪和道德重建的曲折發展史。歷史已經充分証明，市場機制對於道德有雙重作用，也充分表明道德倫理對於市場經濟正常秩序建立的不可低估的意義。馬克斯·韋伯對新教倫理作用的闡述以及近幾十年在西方興起的經濟倫理研究，都顯示著西方有識之士對於市場經濟中道德建設的重視。這種重視甚至改變著人們對於經濟和倫理互不相關的傳統看法。而由於道德淪喪、貪污腐敗成風把市場經濟推向崩潰的國家也並不少見。它們從反面論証了市場經濟不僅應是法制經濟，而且應當是道德經濟。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作為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特別是作為一個搞社會主義的國家，理所當然地要從其他國家搞市場經濟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並且發揮社會主義國家特有的思想道德建設方面的優勢，及時地把“以德治國”納入治國的基本方略之中。我們在思想上和實踐中特別應當注意的是，要像江澤民同志所說的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而不是把這兩者分割開來，更不應當將它們對立起來。我們應當把這兩者的結合看作是一個完整的治國方略，而不能把“以德治國”變成與“依法治國”相對立的另外一個基本方略，更不能以“德治”來否定或者淡化“法治”。我們還應當注意的是，“以德治國”不僅是對群眾的要求，更主要的是對執政黨的廣大黨員、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的要求。隻有以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指導我們黨的工作，建設好黨的各級組織，並且化為廣大黨員的實際行動，黨才能以自己的德行、德政和模范地遵守國家法律制度的行動，團結廣大群眾治好我們的國家。
自從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之后，我們對立黨治國的認識繼續深入發展，“三個代表”思想的提出及其后來的一系列闡發，直到“以德治國”思想的提出，實際上反映了這樣一個心路歷程：它們表明，新世紀伊始，在立黨治國的綱領上我們又前進了一大步，不僅更加完善，更加切合實際，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認識也更深刻了。在“三個代表”思想的指引下，我們正大力加強著執政黨的建設，現在又有了一個更為完善的治國基本方略，我們國家一定會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勝利地實現中華民族的騰飛。（上海社會科學院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