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澤民的四句話解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從江澤民的四句話解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戚義明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黨的十六大上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與鄧小平理論、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一道，被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來，理論界和學術界對其時代背景、主要內涵、精神實質、重大意義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本文不擬重復闡述這些內容，本文所要關注的是，江澤民作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創立者，他是如何思考一些重大問題並逐步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為此，本文選取江澤民自己說過的四句話，從四個不同側面來解讀他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現實需要、實踐基礎、政治考慮及其理論特色。

在作四個方面的考察之前，有必要先對“三個代表”作一些詞源考察和概念澄清。筆者檢閱《人民日報》發現，從2000年2月至2002年11月，對“三個代表”的表述還不是很規范，有的稱為“‘三個代表’要求”，有的稱為“‘三個代表’的論述”或“‘三個代表’的重要論述”，有的稱為“‘三個代表’的思想”或“‘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等等。這些提法的內涵並不完全相同，提法的變化反映了“三個代表”思想的形成歷程和內涵的不斷擴展過程。

綜合起來看，筆者認為，“三個代表”具有狹義、廣義、擴展義三個層次之分。最初在2000年2月，“三個代表”是作為三句話、“三個要求”提出來的，這是其狹義。后來在不斷的闡釋和豐富中發展為以三句話為核心的“三個代表”思想的理論框架（以2001年江澤民的“七一”講話為代表），並最終在十六大報告中形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規范提法，這是其廣義。黨的十六大后，我們基本上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來集中概括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治國理政的全部理論創新成果（以中共中央宣傳部2003年組織編寫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剛要》為代表），這是其擴展義。江澤民在最初提出“三個代表”的幾個月時間裡，用的是其狹義，但之后大多是用的其廣義，即圍繞三個大的方面來深入闡釋，支撐起一個理論框架。厘清這個概念，有助於我們以下的討論。

一、現實需要：“對一些重大問題，我思考了近兩年時間”

這句話出自《江澤民文選》第3卷《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篇，是2001年8月31日江澤民在國防大學軍隊高級干部理論研討班上講的。此前，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在理論界和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對此，他在8月31日的講話中特別指出，七一講話是中央經過長期的充分醞釀和准備而形成的，“我也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對一些重大問題，我思考了近兩年時間。”[①]

這句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江澤民醞釀提出“三個代表”的心路歷程。從2001年8月往前推“近兩年時間”，大概就是1999年底至2000年初這段時間。江澤民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提出“三個代表”的思想呢？這與他在“三講”教育活動中對兩大問題的思考有關。

1998年底，黨中央決定集中一段時間，在全國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中，深入開展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簡稱“三講”）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活動。1999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中進行了“三講”。2000年1月20日，江澤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三講”的情況，在回顧十三屆四中全會后十年來的工作時說：“我們最關注的是兩大問題：一個是不斷加強黨的建設，鞏固我們黨的執政地位，使我們黨始終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核心力量﹔一個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加快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不斷增強我國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奠定強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礎。”[②]

這兩大問題，一個是從黨的建設方面說的，重點關注怎樣不斷保持黨的先進性﹔一個是從社會主義建設方面說的，重點關注怎樣不斷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因此，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也可以集中概括為一個問題，就是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怎樣使黨不變質、始終保持旺盛生命力，同時又能夠不斷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事實上，在此后的一段時間裡，江澤民也有這樣集中為一個問題的概括。

正是帶著對這兩大問題（或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的思考，一個月后，江澤民來到廣東。在出席茂名高州市“三講”教育會議和在深圳、順德、廣州等地考察后，他明確提出了“三個代表”的要求，時間是2000年2月25日。

此后一段時間，江澤民在論述“三個代表”要求時，總是要提起對上述兩大問題（有時合並為一個問題）的思考。如2000年5月14日，他在上海主持召開黨建工作座談會時說：“怎樣使我們黨在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始終充滿活力，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偉事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我想得最多的一個問題。”[③]6月20日，他在蘭州主持召開黨建工作和西部開發座談會時又說：“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既能使得我們黨永葆生機和活力，確保我們幾千萬烈士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又能把我國經濟更快更好地搞上去。”[④]這表明，從1999年年底之后的半年多時間裡，江澤民一直沒有停止對這個重大問題的思考，並且思考越來越深入。仔細閱讀他在通報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講”情況的講話、在上海主持召開黨建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兩篇重要文獻，我們還可以發現：1999年4月“法輪功”問題的暴露、當時社會上一些人中存在的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問題、2000年3月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在台灣選舉中失利等等，這些因素也從反面進一步引發江澤民對這個重大問題的深思。

以上回顧表明，江澤民在2000年2月提出“三個代表”要求，並在此后幾個月內不斷闡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他這段時期對上述兩個重大問題集中思考的結果，是在新的世紀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前進的現實迫切需要。從2月25日“三個代表”要求的第一次完整表述看，江澤民的思考不僅涉及黨的宗旨性質，關注到世界和中國形勢的變化，而且也聯系了黨的全部歷史。他的立論邏輯是：過去我們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之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靠的是“三個代表”﹔面向新的世紀，我們仍然必須始終貫徹“三個代表”的要求，並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更好地做到“三個代表”。因此，“三個代表”的要求不僅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現實的要求和今后工作的指針。這就是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深刻考慮和現實意義。

二、實踐基礎：“‘三個代表’的思想，不是憑空產生的， 而是我們十三年來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探索和開拓的結果”

這句話出自《江澤民文選》第3卷《對十六大報告稿的幾點意見》篇，是2002年9月18日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起草組會議上講的。這句話包含兩層含義：第一，“三個代表”思想的實踐基礎，是從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13年的全部偉大實踐。沒有這13年特別是黨的十四大后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的艱辛探索的實踐，“三個代表”思想的提出是不可能的。第二，“三個代表”思想的提出，也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理論上的一系列探索和創新的集中概括和總結升華。換言之，這13年的理論創新可以涵蓋在“三個代表”思想的精神實質之下，可以放在“三個代表”思想的框架下來闡釋。“三個代表”思想的提出，是這13年來我們黨一系列理論創新的“點睛之筆”，為我們從整體上全面把握這些理論創新提供了一把“總鑰匙”，打開了新視野。

這13年的探索我們也可以根據江澤民的上述兩大思考，大致分為兩個方面：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推進黨的建設。這兩方面的探索都是在一個大的背景下進行的，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不斷走向深入。

從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面說。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作出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決策，將我國的改革開放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1997年，黨的十五大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提出“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任務﹔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正是在一系列實踐和理論探索基礎上，江澤民才能夠“躍上蔥蘢四百旋”，從一個更高的角度立論，提出“三個代表”的思想﹔沒有之前的探索基礎，“三個代表”思想的提出就是無源之水，既無歷史前提，也無邏輯必要。反過來說，“三個代表”思想的提出，在廓清當時人們心中存在的一些迷霧的同時，也為我們理解之前黨中央的一系列探索和創新找到了一把“總鑰匙”，並為我們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強大理論武器。

從黨的建設方面說。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從一開始就按照鄧小平關於“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的囑托，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1989年6月24日，江澤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就強調：“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力量。形勢和任務不斷變化，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斗爭策略、活動方式、工作方法也要相應改變，但黨的性質不能變，共產主義的最高目標不能變。”[⑤]1994年9月，十四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加強黨的建設問題。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改革開放給黨的建設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黨的建設也遇到了許多復雜情況。”“黨必須善於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認識自己、加強自己、提高自己，認真研究和解決在自身建設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⑥]全會提出了“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嶄新命題。1995年11月，針對一些部門、地區和領域出現的消極腐敗和混亂現象，江澤民提出領導干部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黨的建設中要研究解決“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不斷增強拒腐防變的能力”兩大課題。1998年底開始進行的“三講”教育活動，被視為新形勢下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探索。也正是在這些探索的基礎上，江澤民才能夠緊密結合實際，進一步深入思考，創造性地提出“三個代表”的思想。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反過來也為我們進一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指導。

總之，“三個代表”的思想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深化改革開放的條件下提出的，它是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13年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不斷探索的總結和升華，也是我們在新世紀的征程上繼續開拓創新的行動指南。

三、政治考慮：“我現在的責任，也可以說我的歷史責任， 就是要帶頭解放思想，勇於進行理論探索和創新”

這句話同樣出自2001年8月31日江澤民在國防大學軍隊高級干部理論研討班上的講話《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收入《江澤民文選》第3卷。這句話鮮明反映出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思想的高度的主觀自覺性和歷史責任感。

江澤民為什麼要在世紀之交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為什麼要在2001年的七一講話中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原因就在於，世界和我們所處的時代都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上加以回答和解決。為此，“我們必須與時俱進，繼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如果因循守舊、停滯不前，我們就會落伍，我們黨就有喪失先進性和領導資格的危險。”[⑦]江澤民是一個非常具有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人，作為黨中央總書記，他覺得他應該“帶頭解放思想”，勇於對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作出新的探索，創造性地作出新的回答。

同時，在當時的歷史時點下，江澤民還有更深的一層考慮，就是為黨的十六大的召開和新一屆領導集體開展工作，創造良好條件。從黨和國家事業的長治久安和長遠發展出發，江澤民決定在黨的十六大上退出中央委員會。開好黨的十六大，除了要進行人事組織上的准備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進行深入的理論准備，這樣十六大才有一個“魂”和“綱”，部署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時才能綱舉目張。江澤民對這一點想得很深，他說：“我深感，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今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創造一個更好的條件。”[⑧]他回顧了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認為這個談話澄清了當時困擾人們的一些重大問題，從而為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創造了良好的思想條件，也為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展工作創造的良好的條件。江澤民很有感慨地說：“很多話，小平同志當時不說，我們這些人是很難說的。”[⑨]同樣地，在世紀之交，面對一些重大思想理論和實踐問題，有些話如果江澤民不說，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開展工作也會面臨很多思想障礙。作為一名成熟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江澤民站在歷史的高度，對這個問題想得很深遠，也很透徹，他說：“說要從政治上看問題、考慮問題，這就是最重要的一個政治考慮。”[⑩]

在2000年初到2002年秋的兩年多時間內，從“三個代表”的要求，到“三個代表”的思想，再到黨的十六大的規范表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個代表”概念的內涵在不斷深化和豐富，越來越得到全黨的普遍接受、贊同和認可，掀起了一個思想解放的新高潮，也為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開辟了道路。對此，江澤民感覺很欣慰，他受命於危難之際，13年夙興夜寐，13年乘風破浪，真可謂事非經過不知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此時，他感覺自己沒有辜負當初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囑托和全黨同志的期望，盡到了自己應該擔負的歷史責任！了卻英雄業，余事付風波。十三年風雲自留待歷史評價，后來事自有后來人。

四、理論特色：“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觀點， 用三句話來集中表述，“目的就是要用最簡潔的語言 鮮明地樹立起黨的思想理論旗幟”

這句話出自2004年7月27日《人民日報》，是江澤民2004年7月26日會見出席全軍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驗交流會代表時的講話。為准確理解起見，我們不妨完整引用他的原話：“‘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講過，毛主席、小平同志也講過。我們黨自創建以來就強調先進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強調先進文化的重要作用，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堅持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並用‘三句話’來集中表述它們，概括為‘三個代表’，並結合新的實際進行豐富和發展，目的就是要用最簡潔的語言鮮明地樹立起黨的思想理論旗幟，以便廣大干部群眾理解和掌握，更好地統一思想，萬眾一心地為實現黨和國家的奮斗目標和發展任務而奮斗。”[11]筆者以為，這段話對於我們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論特色和理論張力，是非常有幫助的。

如前所述，“三個代表”思想具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其內涵集中體現在2001年的七一講話和十六大報告中。從這兩份文獻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內涵，主要就是圍繞著三個基本方面展開的。不管是狹義含義還是廣義含義，我們都發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很強的理論張力、高度的哲學概括力和鮮明的理論特色。

所謂很強的理論張力，就是這三句話或三個方面不是互不相關，而是相互貫通。表面上是簡單的三句話，可是正是從這三個維度出發，“三個代表”構成了一個立體的理論框架。這個理論框架為我們觀察思考問題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所謂高度的哲學概括力，就是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一個開放的理論體系，它不僅僅是回答一些具體的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種哲學視角。從這個視角出發，就像開了“天眼”一樣，我們發現很多問題會迎刃而解。比如，為什麼要發展市場經濟，為什麼要採用股份制，為什麼在增強黨的階級基礎的同時要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為什麼要堅持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的統一等等，所有這些理論觀點和實踐措施的提出之所以必要，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因為它們符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看成是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全部實踐和理論探索的哲學總結和升華，從而可以用其來集中概括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治國理政的全部理論創新成果。從根本上說，這是由“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哲學品質和理論張力所決定的。

所謂鮮明的理論特色，就是江澤民自己所說的那樣，盡管基本觀點都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用三句話集中概括，這樣就“用最簡潔的語言鮮明地樹立起黨的思想理論旗幟”。古詩雲：“刪繁就簡三秋樹，領新標異二月花。”這句詩用來形容江澤民的思維特色再恰當不過了。復雜的理論形態卻用簡單的三句話來統領，要言不煩，立場鮮明，既表明態度，又說明問題，這不就是“刪繁就簡”嗎？沒有一定的理論高度，不具備高度的概括力，是不可能提出“三個代表”思想的。這樣的理論創新不正如“領新標異的二月花”嗎？

鮮明理論特色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體現了共產黨執政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高度統一。它不是就黨建論黨建，也不是就建設論建設，從它的基本表述我們可以看出，它是將這兩個方面融合在一起進行表述，既體現了我們黨的性質宗旨，也表明了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和價值指向﹔既是對黨的建設的根本要求，也是對黨和國家全部各項工作的根本要求。這也正好呼應了前面所述江澤民對兩大問題的一體化思考。正是因為具備這一理論特色，所以“三個代表”思想一經提出，不僅全黨關注，而且理論界、學術界和全社會也很快關注。它在鮮明樹立黨的思想理論旗幟的同時，也為進一步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辟了道路，從而有利於廣大干部群眾理解和掌握，更好地統一思想，萬眾一心地為實現黨和國家的奮斗目標和發展任務而奮斗。

總之，通過對江澤民上述四句話的解讀，我們可以從四個不同側面，大致領略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現實需要、實踐基礎、政治考慮和理論特色。當然，正如江澤民自己多次強調的那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同時也是一個開放的理論體系。在新的起點上，我們應該繼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推進黨的理論創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創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