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新科技革命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許先春

本文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置於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宏觀背景中加以考察，試圖分析新科技革命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影響，探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科技因素。為此，本文選取如下三個密切相關的問題展開論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著什麼樣的科技背景？哪些重大科技事件引發了江澤民的深入思考？新科技革命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增添了哪些富有時代特色的新內容？

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科技背景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以來，以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航空航天、海洋等技術為支柱的新科技革命蓬勃興起，迅速席卷全球。這場新科技革命首先從美國開始，然后擴大到西歐和日本，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取得長足進展，在世紀之交產生了重大飛躍，進入二十一世紀又得到迅猛發展。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創改革開放偉大事業之時，正值世界新科技革命漸入佳境、取得長足進展之際。當時，新科技革命風起雲涌、方興未艾，以微電子技術為先導的高新技術群落迅速崛起並產業化，帶來了全球性的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對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對於剛剛實行改革開放的中國來說，新科技革命浪潮可謂是一股勁風扑面而來。國門甫一打開，中國一下子就卷入了新科技革命的快車道。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主持制定了“依靠、面向”的新時期科技工作基本方針，啟動了科技體制改革的步伐，確立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①]的政策導向，提出了“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 [②]的戰略思路，極大地提升了我國的科技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極大地促進了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可以說，鄧小平理論的產生，一開始就是與應對新科技革命相伴相隨的。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新科技革命在繼續保持強勁發展態勢的同時，又出現了一些新的重大變化，“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又一個科技和經濟大發展的新時代正在來臨。”[③]。其突出標志和主要特點是：其一，信息技術一馬當先，飛速發展並得到廣泛應用。新科技革命是全方位的科技革命，一系列高新技術迅猛發展。而在這些高新技術中，以計算機、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成為創新速度最快、通用性最廣、滲透性最強的高技術。“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信息網絡化大發展的時期”[④]，互聯網進入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技術由此成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新科技革命的最突出標志、最核心領域、最主導產業。這一特點，是此前以往的科技革命所不曾具備的。其二，在信息技術的帶動下，高新技術革命來勢迅猛，科技正向著從未有過的廣度和深度進軍，科技創新更加活躍，邊緣學科、交叉學科不斷涌現，一系列高新科技紛至沓來，發展速度令人目不暇接。科技創新頻率越來越快，成為新科技革命的另一個顯著標志。其三，科技知識空前快速的生產、傳播和轉化，科學、技術、生產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高新技術產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新科技革命創造了新的技術經濟體系，產生了新的生產管理和組織形式，推動了全球產業結構轉型和優化升級。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周期大大縮短，成為世紀之交新科技革命的第三個突出特點。其四，各國更加重視科技人才，圍繞科技人才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新科技革命，給各國人民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⑤]面對這樣的形勢，各國特別是大國都在抓緊制定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戰略，搶佔科技和產業的制高點。比如：美國提出建設信息高速公路並接連發表《技術促進經濟增長》、《為了國家利益發展科學》等政策報告﹔日本繼“技術立國”之后又提出“科學技術創新立國”的基本國策﹔韓國加大對“科技立國”的實施力度﹔西歐各國也不甘落后，紛紛提出了發展科技的措施。形勢逼人，不進則退。中國該如何應對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化的浪潮？這是擺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面前的一個重大而緊迫的問題。

江澤民繼承和發展我們黨重視科技工作的優良傳統。他具有在科技戰線長期擔任領導工作的經驗，擔任黨的總書記以來格外關心科技工作。他曾經說過：“我對科學技術的進步是關注的，對科學家們的發明創造，不管是歷史上的，還是現代的，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都希望能有所了解。”[⑥]江澤民時刻關注著新科技革命的發展進程，時刻關注著世界范圍內科學技術的每一項重大突破。當西方發達國家知識經濟初見端倪之時，當“知識經濟”這一新名詞剛剛出現在一些國際組織的文件中時，江澤民就是世界上少數幾個關注知識經濟問題的政治家之一。當“信息高速公路”、“數字地球”等觀點和設想剛剛在國外提出時，他立即要求有關部門進行跟蹤研究並提出符合我國實際的對策。

正是由於江澤民對科學技術始終如一的關注，正是由於他深厚的科技知識背景，江澤民才能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准確把握世界科技發展的現狀和趨勢。他在談到二十一世紀科學技術的發展時指出：“在二十一世紀，信息科學和生命科學將是最活躍、發展最迅速、影響量廣泛的科技領域，生物技術、新材料、先進制造技術、潔淨高效能源、航空航天、環境保護領域將不斷取得新突破，人類將繼續拓展對宇宙空間、海洋、地球深部的研究探索，將更加注重人、自然、社會的協調發展。”“科學研究應更加重視與人類前途命運攸關的全球性問題，尤其要加強跨學科交叉研究，進一步走向極端條件與物質本原、系統綜合與統一，進一步加強科學與技術的相互滲透和融合，形成新科學的重要生長點。”[⑦]

特別重要的是，世紀之交，江澤民對新科技革命的認識產生了新的飛躍。這主要表現為他不是一般地談論科技工作，不是就科技而論科技，而是深刻地認識到並且特別突出地強調科技競爭、科技創新在國際較量中的關鍵作用。江澤民敏銳地觀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科技迅猛發展、科技對社會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的新情況，並將其言簡意賅地概括為“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已見端倪，國力競爭日趨激烈”[⑧]。他反復強調：“現代國際間的競爭，說到底是綜合國力的競爭，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競爭。”[⑨]“當今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競爭的核心，是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化。”[⑩]

江澤民對我國的科技發展現狀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認為我國目前的科學技術整體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我們仍然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科技上佔優勢的壓力。要在未來激烈的國際競爭和復雜的國際斗爭中取得主動，就必須大力發展科學技術。顯然，在這樣一種嚴峻形勢下，科技工作越來越成為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江澤民指出：“我們要充分估量未來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技術發展對綜合國力、社會經濟結構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響，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認真對待新科技革命給我們的挑戰和機遇，順應潮流，乘勢而上”。[11]。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澤民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從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作出的戰略性思考。而新科技革命就是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時代背景。對世界科技革命發展趨勢的正確判斷和認識，對我國科技發展現狀的深刻分析和把握，是江澤民對世界形勢進行戰略判斷的重要依據，也是他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一個重要思想背景。

二、對科技問題的長期思考，是江澤民提出並不斷

深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一個重要因素

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經過了長時期思考的。這其中，既包括他對黨的建設、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等問題的長期思考，當然也包括他對我國科技發展問題的長期思考。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國際國內發生的一些與科技相關的重大事件，都引發了江澤民的深入思考。對這些問題的科技思考，是江澤民提出並不斷深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一個重要因素。

江澤民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關鍵作用。1989年12月，他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指出：“現代科學技術正在經歷著深刻的革命，大力發展我國的科學技術，從總體上逐步縮短同發達國家的差距，努力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項緊迫任務。”[12]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后不久，江澤民就提出：“鑒於當前世界發展的形勢與我國經濟建設的展望，深感科技工作亟需進一步抓起來。”[13]1992年在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提出：“我們必須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水平，這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根本大計。”[14]科技和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被作為全黨的共識進一步確定下來。1995年5月，江澤民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明確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基本國策。

1997年下半年，亞洲一些國家發生了金融危機。江澤民由亞洲金融危機認識到加強自主創新的重要性，他指出，發展中國家如果過分依賴西方發達國家，不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和本國的知識創新、技術創新能力，那就會在國際經濟競爭格局中處於被動和依附的地位，就必然進一步拉大同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1998年春節期間他在中國科學院《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報告中作出批示：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於我們二十一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東南亞的金融風波使傳統產業的發展會有所減慢，但對產業結構調整則提供了機遇。科學院提了一些設想，又有一支隊伍，我認為可以支持他們搞些試點，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們自己的創新體系。[15]在江澤民的關心和支持下，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系統”試點工程正式啟動，我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掀開了新的一頁。

1998年，中國人民同罕見的大洪水展開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斗爭。江澤民在總結抗洪搶險勝利的原因時，明確指出：“這樣的硬仗，離開必勝的勇氣和頑強的斗爭，離開科學技術的進步，離開綜合國力的提高，是打不了的。沒有經過長期努力建設和發展起來的物質基礎，沒有水利、氣象、水文等方面取得的技術進步，要奪取這樣的勝利是難以想象的。”[16]

1999年，“法輪功”邪教組織圍攻中南海，在國際國內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揭批“法輪功”邪教組織的政治斗爭。江澤民指出，這些年來，一些地方愚昧迷信死灰復燃，一些人從事反科學、偽科學的活動，而我們有些黨員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也參與其中，這一現象發人深省。“法輪功”事件的爆發，促使江澤民思考了如何在全體人民中普及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宣傳科學思想、傳播科學方法的問題。

新科技革命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的新一輪經濟結構調整，為我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提供了良好機遇。1999年11月，江澤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狀況，考慮世界科學技術加快發展和國際經濟結構加速重組的趨勢，必須對我國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17]他強調在這種戰略性調整中“要加快發展短缺的、技術含量高和有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能力，特別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18]。2000年11月，江澤民進一步指出：“結構調整如果沒有科技進步和創新作支撐，就難以擺脫低水平、低效率的局面。”他強調“要以科技創新為動力，促進結構升級，搶佔制高點，贏得主動權。”[19]

江澤民極為關注新科技革命所帶來的文化問題。信息網絡化為各種思想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更便捷的通道，成為當今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手段。但是，信息網絡化也帶來了一些新問題。江澤民敏銳地觀察到，互聯網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思想文化陣地和思想政治斗爭陣地。為此，江澤民強調要高度重視網上斗爭的問題，並提出了“積極發展，加強管理，趨利避害，為我所用” [20]的基本方針。

高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深刻地改變著軍事斗爭的面貌，引發了軍事領域一系列革命性變革。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調整軍事戰略，加快軍隊現代化建設，形成了以高技術質量建設為主要標志的軍事競爭新態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軍事技術形態出現又一輪‘時代差’”[21]。江澤民由此而深入地思考了如何迎接世界軍事發展的挑戰、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重大問題。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時，江澤民就提出要注意從這場戰爭中研究現代戰爭的特點，並建議總參謀部和軍事科學院分別召開研討會。同年6月，在關於海灣戰爭的三次座談會上，江澤民都親自參加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1999年科索沃戰爭爆發后，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高技術化已經成為現代戰爭越來越鮮明的特征。2001年阿富汗戰爭爆發后，江澤民主持召開會議，專門研究了這場戰爭提出的值得研究的問題。2002年12月，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集中論述了迎接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挑戰、加速推進軍事斗爭准備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問題。2003年12月、2004年6月，江澤民繼續闡述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有關問題並提出了重要觀點。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領域內的斗爭，促使江澤民從科技的角度進行思考：“一些西方國家所以能有恃無恐地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所以能夠聚斂世界上的大多數財富，所以能夠維持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所以能夠動輒對一些弱小國家進行武力威脅和發動侵略戰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因為它們在科技上從而在經濟上、軍事上掌握了很大的優勢。”[22]江澤民反復強調要大力發展我國的科學技術事業，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國際政治經濟斗爭中維護我國利益，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由以上簡短的列舉可見，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和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江澤民關於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戰、推進我國科技工作的思考，無疑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他由科學技術而深入地思考了如何推動中國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發展，以及如何實現、維護和發展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這些思考，加上他關於黨建問題、經濟建設問題等方面的思考，最終促使他高屋建瓴地提出並不斷深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三、新科技革命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增添了富有時代特色的新內容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始終是與應對新科技革命相伴相隨的。在應對新科技革命挑戰的過程中，江澤民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極大地豐富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第一，關於科學技術的關鍵地位和決定性作用。江澤民反復強調科學技術是經濟社會發展“最主要的推動力量”[23]、“決定性力量”[24]。他將科學技術與“先進生產力”聯系起來，揭示了科學技術與先進生產力的內在聯系，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且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25]，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

第二，關於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江澤民指出：“振興經濟首先要振興科技”，“必須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26]江澤民繼承並實踐鄧小平關於經濟發展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的思想，明確提出了科教興國戰略，確定了依靠科技和教育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治國方略。他反復強調要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把經濟建設真正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

第三，關於積極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江澤民高度重視自主創新，反復強調：“如果自主創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術引進，就永遠難以擺脫技術落后的局面。”[27]江澤民對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反復強調，要大力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真正搞出中國自己的創新體系，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科技創新路子。

第四，關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是我國科技工作中的難點和關鍵環節。江澤民指出：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目標是逐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科技自身發展規律的新型科技體制。他強調，要按照“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方針和分類改革的原則，優化科技力量布局。要加快科技體制創新步伐，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第五，關於我國科技發展戰略。江澤民強調：（1）要貫徹“依靠、面向”的方針，“科技工作要始終把經濟建設作為主戰場”[28]，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對經濟建設的促進作用。（2）要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總體跟進，重點突破，集中力量在一些基礎性、前瞻性、戰略性的科技領域取得新進展。（3）“基礎研究是科技進步和創新的先導與源泉”[29]，要“繼續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形成和發展我國自身的科技優勢”。[30]（4）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突破口。“要努力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把高技術產業作為我國的優先發展的產業，盡快建設一批對國民經濟發展舉足輕重、規模較大的高技術產業，使我國在世界高科技及其產業領域佔領一席之地。”[31]

第六，關於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鑒於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實現工業化的任務尚未完成，又面臨著實現信息化的艱巨任務，因此，中國不能走發達國家先工業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子。江澤民辯証地揭示了我國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關系，指出：“我們的戰略是：在完成工業化的過程中注重運用信息技術提高工業化水准，在推進信息化的過程中注重運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發揮后發優勢，努力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32]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信息化作為一個重大戰略方針確定下來。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進一步提出：“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33]

第七，關於“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 [34]。新科技革命帶來了許多方面的深刻變革，其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和重大變化，就是經濟社會賴以發展的戰略資源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江澤民指出：“在社會的各種資源中，人才是最寶貴最重要的資源。”[35]他明確提出了“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重要論斷，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思想。他指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關鍵是人才，必須抓緊實施人才戰略。他還作出了一個重大的理論創新和政策創新，強調要把“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36]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方針在全社會認真貫徹。

第八，關於大力推進科技興農。江澤民強調，要“堅定不移地實施科技、教育興農的發展戰略。”[37]他在分析我國農業科技現狀的基礎上指出：“我們的農業科技必須有一個大的發展，必須要進行一次新的農業科技革命。”[38]他強調，要逐步建立起適應我國農業發展和國際競爭要求的新型農業科技創新體系。要瞄准世界農業高新技術發展的前沿，大力推進農業科研。要建立健全以科技服務和信息服務為重點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第九，關於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1993年初，江澤民主持制定了新時期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方針，把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確立為軍事斗爭准備的基點。此后，著眼於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發展態勢，江澤民逐漸豐富和發展了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他指出：“信息化是新軍事變革的核心”[39]，高技術戰爭的本質就是信息化戰爭。“必須明確把軍事斗爭准備的基點放到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實現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戰略目標”。[40]江澤民提出了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構想。他強調，適應世界新軍事變革的趨勢，必須實施科技強軍戰略，加強軍隊質量建設，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

第十，關於以科技進步促進可持續發展。江澤民根據當今世界科技革命發展的趨勢，高瞻遠矚地指出：“信息科學、生命科學、材料科學和資源環境科學研究領域對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41]他認為可持續發展“對中國的科技進步提出了緊迫的要求”[42]，提出“要十分重視解決環境保護、資源合理開發利用、減災防災、人口控制、人民健康等社會發展領域的科技問題，為改善生態環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作出貢獻，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協調發展。”[43]他強調，要不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江澤民還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工作實際，對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科技法制”[44]、“大力加強國際科學技術的交流與合作”[45]、“提高全民族的科學素質”[46]、“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技倫理”[47]、“加強黨對科技工作的領導”[48]等問題進行了論述。

上述這些論述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科技領域的具體體現，是第三代中央集體應對新科技革命挑戰、推進我國科技工作的理論結晶。

四、結論與啟示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有著極為深刻的科技背景和實踐基礎。新科技革命極大地推動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同時，新科技革命又影響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內容，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增添了新的富有時代特色的內容。

新科技革命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那麼，這種影響作用是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是不是輕易就能實現的？必須認識到，新科技革命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影響作用，決不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決不是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簡單地、純粹地、被動地應用新科技革命成果的產物。新科技革命之所以能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產生推動、影響作用，我們黨之所以能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機遇乘勢而上，關鍵在於我們黨善於發揮主觀能動性並進行獨特性創造。在應對新科技革命挑戰的過程中，江澤民是如何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並進行獨特性創造的呢？從中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第一，必須准確把握新科技革命的發展趨勢。世界多極化在曲折中發展，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科技進步日新月異，這就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時代背景。新科技革命是時代背景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是世紀之交的一個鮮明特征。新科技革命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時代背景。江澤民總是以寬廣的世界眼光和戰略意識，密切關注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新科技革命的發展趨勢，把科技工作放在國際大背景和國內發展的大局中來思考和謀劃。江澤民敏銳地認識到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影響和發展趨勢，並以此作為形勢判斷和戰略規劃的重要依據，帶領我們黨成功地應對了新科技革命的嚴峻挑戰。

第二，必須始終堅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江澤民之所以能提出並不斷深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在於他始終堅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與他由科技創新而不斷拓展和深化的創新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江澤民由科技創新進而論述了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實踐創新、文化創新、教育創新及其他方面的創新，逐步把創新變成對各個領域、各項工作具有方針指導性的范疇。他將創新同黨的思想路線聯系起來，把創新提到“必然規律”的高度來認識，指出：“創新就要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49]以與時俱進為核心內涵的創新思想，成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方法論原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江澤民堅持志時俱進，以創新的精神、創新的辦法研究和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而提出的創新的理論成果。

第三，必須緊密結合我國基本國情。科學技術是人類智慧的偉大結晶。這決定了我們在應對新科技革命挑戰的過程中，必須借鑒其他國家科技發展的經驗。但是，我國特殊的國情和科技發展現狀，決定了我們在吸收世界科技成果、借鑒其他國家科技發展經驗時，不能簡單照搬照抄、亦步亦趨。比如，面對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挑戰，我們如何確定我軍建設的歷史任務？江澤民認為，我軍處在機械化任務尚未完成、同時又要努力向信息化過渡的特殊階段。如果按部就班地在完成機械化建設任務后再進行信息化建設，就會坐失良機，無法趕上西方發達國家軍隊發展步伐。如果放棄機械化建設，把建設重點全面轉向信息化，也不符合我們的國情、軍情，還可能欲速則不達。在經過仔細分析和權衡之后，江澤民提出：“機械化和信息化是我軍建設的雙重歷史任務”，[50]要以信息化帶動機械化，努力爭取我軍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制定並實施的許多重大的科技政策和措施，都體現了科技發展的一般規律與我國基本國情的有機結合，都凝聚著江澤民的獨特思考和創造。

第四，必須立足我國科技工作實踐。我們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實踐基礎。“科學技術工作，是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重要組成部分”，[51]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黨應對新科技革命挑戰的過程，直接地表現為推動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過程。面對新科技革命的挑戰，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我國科技工作進行了深入思考和不懈探索，作出了科教興國戰略的重大決策，實施了一系列推動科技進步與創新的戰略部署，推動了我國科技工作的實踐進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有著極為深刻的科技實踐基礎。我國科技工作實踐，既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科技支撐，同時也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和營養。面對迅猛的新科技革命，江澤民立足於我國科技工作實踐，從實踐的要求出發進行理論思維，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進行理論創新，最終促進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