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與我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與發展

江澤民與我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

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與發展

王德蓉

一、堅持理論探索，將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作為擴大對外開放的主要抓手。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江澤民同志認真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外開放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努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歷史任務，並以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格局作為實現這一歷史任務的主要抓手，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

（一）提出“努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歷史任務，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工作從量的擴張向質的提高方向轉變。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江澤民同志適時提出了“努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這一命題，從而使“擴大對外開放”的內涵從數量、規模的擴張發展為質量、水平的提高，反映了我們黨對開放規律認識的深化。

質的飛躍是以量的積累為基礎的，對外開放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開放之初，對外開放更偏重於數量和規模，然而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對外開放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和廣度，開放環境趨於完善，開放經驗逐步豐富。在這樣的條件下，把對外開放的工作重心轉向提高水平上，不僅應該，而且可能了。正因為如此，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國外資金、資源、技術和管理經驗”，江澤民同志在這裡將“更好”與“更多”並提，其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思想已初露端倪。

我們知道，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都取得了豐碩成果。1992年到1996年，對外貿易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6%以上，明顯高於同期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也大大超過了世界貿易平均增長幅度。開放初期，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在世界貿易中的排序為第32位，1992年進出口總額為1655.3億美元，在世界貿易中的排序升至第11位。1997年，進出口總額在世界的位次又上升到第十位。利用外資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大幅增加。1992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首次突破100億（110.07）美元，1993年登上200億（275.15）美元台階，1994年邁過300億（337.67）美元，三年跨過三道坎。此后我國成為全球投資熱點的地位逐步確立，這對彌補國內建設資金不足、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推動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比如：沿海地區加工成本低廉的優勢正在遞減，粗放型的出口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引資結構不盡合理、地區分布失衡，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引資水平偏低﹔合資過程中，低估國有資產，國家稅收流失、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等現象比較嚴重。等等。對這類問題，中央給予了高度重視。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一○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在總結經驗和分析形勢的基礎上，將“擴大對外開放程度，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概括為改革開放的主要任務之一，對全國提出了新要求。同年底，江澤民同志在廣東汕頭考察工作時指出“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是一篇大文章”，並高度評價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意義，指出：“實行對外開放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是加快實現現代化進程的重要保証”。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努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歷史任務，並對如何提高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水平作出明確的要求。比如在對外貿易方面，江澤民同志強調要“以提高效益為中心，努力擴大商品和服務的對外貿易，優化出口結構。”。在利用外資方面提出“積極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這些思想，都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

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趨勢下，為使我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中央為推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作出不懈努力。2001年底，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開放從此步入一個新階段。為此，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強調指出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這標志我國對外開放工作重心已全面轉向“提高水平”、增加“含金量”的軌道上來。

（二）將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作為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主要抓手，從而明確了我國對外開放的基本目標。

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是對外開放發展一定階段的新標志和必然要求。那麼，如何實現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這一歷史任務呢？江澤民同志提出以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作為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主要抓手，從而使我國的對外開放有了明確的、切實可行的發展目標。

在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同志強調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途徑就是擴大地域、拓寬領域。他提出：“對外開放的地域要擴大，形成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開放的格局。”“利用外資的領域要拓寬···引導外資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企業的技術改造，投向技術密集型產業，適當投向金融、商業、旅游、房地產等領域。”1993年9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南、西南十省區經濟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指出要形成既有層次又各有特點的對外開放格局，強調要“不斷引導對外開放向高層次、寬領域、縱深化方向發展，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合作和分工”。在黨的十五大上，江澤民同志將我國對外開放格局的目標概括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明確提出要“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

將“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概括為對外開放的目標，充分體現了“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這一歷史任務的具體要求。所謂全方位，是指在我國形成全地域的開放，實現東、中、西並舉的同時，在國際上加強與世界各類國家的交往，實現對外開放的多元化﹔所謂多層次，是指根據各地區的實際和特點，按照不同的開放程度形成各有側重、各具特色的開放區域，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合作和分工﹔所謂寬領域，是指在原有商品貿易、加工貿易的基礎上，向投資和服務領域推進，並使對外開放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文化、科技、教育等領域。可以看出，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使擴大開放、提高水平這一歷史任務有了具體抓手，而不再僅僅停留在口號似的宣傳上。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國對外開放的區域布局由偏重沿海轉向從沿海向內陸全方位推進，參與國際分工的層次由加工制造為主向設計與營銷兩端延伸，開放領域從商品貿易擴展到投資和服務貿易領域，並致力於大力發展教育、科技、學術和文化等領域的國際交流。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為抓手，我國掀起了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高潮。到20世紀末，我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逐漸推進，形成了一個由沿海開放區、沿江開發區、沿邊開放區和內陸開放相結合的全地域、全方位、寬領域的開放格局，我國經濟也隨之由封閉或半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

二、重視制度安排，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和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江澤民同志始終重視對外開放中的制度安排問題，他曾明確指出：“實行對外開放，是同國外開展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而不是靠人家來恩賜，也沒有人會恩賜給你。···因此，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必須形成一套有效的體制機制，創造一個有利於開放的經濟社會環境。”根據這個思路，江澤民同志一方面強調對外開放要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支撐，另一方面強調對外開放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要求，從而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形成。

（一）推動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提供堅實支撐。

江澤民同志曾經說過：“要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堅持實行對外開放，實施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戰略，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對國外企業的吸引力，必須通過改革建立並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形成有利於對外開放的體制和環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為發展我國對外開放新格局創造了重要的體制條件，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我們必須始終不渝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這是發展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基本前提。市場經濟是一種開放型的經濟，開放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帶有普遍性和規律性的顯著特征。人類社會經歷過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的漫長歲月，這種以手工工具進行生產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具有排斥社會分工、閉關自守的本性。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各種生產要素也逐步商品化和市場化，統一的國內市場逐步形成，並進而形成世界市場。尤其是在跨國公司出現以后，社會經濟生活幾乎全面市場化、開放化和國際化。因此，我國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需要始終不渝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開拓國內市場的同時進入世界市場，使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接軌，國內、國際資源和生產要素雙向流動，從而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此江澤民同志曾明確指出：“我們要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統一的開放的市場經濟。”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對外開放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必要條件，是一種制度上的需要。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我國擴大對外開放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和強大動力，為發展對外開放新格局創造了體制條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微觀上講，必須轉化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讓企業走向市場，增強企業的動力和活力，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從宏觀上講，主要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以提高宏觀經濟效益。這樣就會促使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從而為擴大對外開放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和強大動力。同時，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對外經濟活動的基礎，會促使我們主要採用市場機制的價格、匯率等手段與世界市場發生聯系，從而使我國更深入地參與國際分工，更好地參與國際交換和國際競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我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

（二）強調發展我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要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適應。

江澤民同志認為中國要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必須重視在維護我國利益的基礎上適應國際通行規則的問題。事實上，在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無論我們是否按照國際通行規則辦事，這些規則和做法都將深深影響到我們。因此，按照國際通行規則辦事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表現。

為了給我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提供有力保障，江澤民同志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作為對外開放制度安排中的核心環節加以推動。他曾指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將有步驟地擴大商品和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為國內外企業創造公開、統一、平等競爭的條件，建立和健全符合國際經濟通行規則、符合中國國情的對外經濟貿易體制，為國外企業來華進行經貿合作提供更多、更穩定的市場准入機會。”因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利於我們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改善我國的貿易投資環境，增加貿易機會，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更有效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揮比較優勢，把我國對外開放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他高度評價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意義，強調這“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進一步推進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的重要契機，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這個“重要契機”主要表現在三方面，即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將由有限范圍和領域內的開放，轉變為全方位的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在法律框架下可預見的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我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組織成員之間的相互開放。也就是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大大推動我國對外開放從政策性到制度性的轉變。我國將從此按照國際通行規則辦事，遵守多邊貿易規則，增加貿易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領域，逐步實行國民待遇，從而增強國內市場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

正是基於上述考慮，江澤民同志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后，為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付出不懈的努力。他始終以動態、長遠、發展的眼光看待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適時制定了指導原則和一系列正確的方針策略，契合了談判的進程和斗爭的需要。江澤民同志運籌帷幄，成功化解了談判期間的三次大的政治干擾，即1989年西方的“制裁”、美國借1998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和1999年朱镕基總理訪美之機向我施壓、以及1999年5月發生的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在1999年中國“入世”談判的關鍵時刻，江澤民同志果斷決策加快談判進程，推動中美達成協議，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了重要條件，並最終推動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江澤民同志曾經說過這樣意味深長的話：“關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我進行了長期的深入思考。我認為，從政治上看，從二十一世紀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大環境看，我們搞現代化建設，必須到國際市場的大海中去游泳。雖然我們這方面的能力還不強，但要奮力地去游，並且要力爭上游，不斷提高我們搏風擊浪的本領。這對我國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國際綜合國力的較量中掌握主動有利。”

總之，江澤民同志強調以加強制度安排作為發展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心，從而形成一個既有國內經濟體制支持又尊重國際通行規則的對外開放新格局。這個思路對於我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把握歷史機遇拓展對外開放空間，有力推動了全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我國改革開放面臨的最重要的一個國際背景。在對外開放中怎樣抓住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歷史機遇拓展開放空間，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必須解決好的重大課題。江澤民同志始終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來對待這個問題，他說：“現在，我們正面對著世界經濟、科技前所未有的大發展，也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國際競爭。這是一場全球范圍的大競爭，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回避不了。在這場競爭中，就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抓住機遇，開拓進取，奮力在這場大競爭中取得主動，發展壯大我們自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必須肩負起來的歷史責任。”

（一）推動我國對外開放在區位上從局部向全局擴展。

江澤民同志擔任黨的總書記后，高度重視我國對外開放在空間布局上的擴展問題，他曾明確指出：“對外開放的地域要擴大，形成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開放的格局。”在這個思路的指導下，我國對外開放的區域布局由偏重沿海轉向從沿海向內陸全方位推進，並在20世紀90年代掀起了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高潮。

首先，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了繼續鞏固已取得的對外開放成果，發揮沿海、沿邊、沿江地帶的輻射帶動作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相繼作出了開放上海浦東新區、沿江10座城市、沿邊13座城市的重大決策。中央決定開放上海浦東新區后不久，又決定沿江開發蕪湖、九江、武漢、黃石、岳陽、重慶、合肥、南昌、長沙、成都等城市，從而形成了以上海浦東為龍頭的沿江開放帶。在沿江地區加快開放的同時，江澤民同志又對沿邊開放進行了前瞻性的思考，他認為沿邊地區具有對外開放的地緣優勢，發展潛力很大。1992年1月14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把擴大陸地邊境的對外開放作為我們整個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計劃有步驟地加以實施。”1992年3月，中央決定開放黑龍江省黑河市和綏芬河市、吉林省琿春市和內蒙古自治區滿洲裡市四個沿邊市。同年6月，中央又決定開放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寧市、博樂市、塔城市，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憑祥市、東興市、雲南省畹町市、瑞麗縣、老河口縣。7月，中央決定開放內蒙古自治區的二連浩特市。北部邊境13個市縣鎮的開放，形成了內陸周邊地區開放新格局。沿邊地區的開放，不僅能夠為整個國家的對外開放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而且能夠促進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增加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其次，在鞏固已有開放成果的同時，江澤民同志又大力推動我國對外開放向內陸、向中西部推進，使我國全方位、全地域開放的新局面得以形成。1992年6月至7月，中央決定開放還未開放的18個內陸省會、自治區首府城市。這將大大促進內陸省區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意味著中國內地已經開始或正在走向世界。而我國全地域開放形成的重要標志，就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提出。早在1993年，江澤民同志就對西北地區的對外開放問題有過專門的論述，強調“今天要振興西北地區的經濟，也必須走開放搞活之路”，提出“可以根據西北地區的需要和實際情況，在一些地方抓緊進行擴大對外開放的試點”。1997年，江澤民同志提出要“再造一個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區”，隨后提出了以開放促開發的具體思路。1999年后，在國際國內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條件下，江澤民同志提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構想。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是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必然要求，它將改變中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相對滯后的局面，促進我國形成地區間更加平衡的對外開放新格局。江澤民同志為此曾這樣闡述西部大開發的意義：“西部地區擴大對外開放，發展了我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在國際社會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已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開展了經貿往來，美國、日本、韓國和歐盟、東盟國家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經貿伙伴。我國逐步加入了《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等一大批國際公約和條約，並與89個國家簽訂了雙邊保護投資協議，與160多個國家簽訂了貿易協定。到20世紀末，我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逐漸推進，形成了一個由沿海開放區、沿江開發區、沿邊開放區和內陸開放相結合的全地域、全方位開放格局，我國經濟也隨之由封閉或半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

（二）推動我國對外開放在形式上從簡單向豐富拓展。

對外開放之初，我們憑借著市場優勢、低成本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智力資源等）、產業基礎和生產能力等綜合成本優勢，成為承接制造業轉移的主要國家之一，進入了國際產業分工體系的中低端，以加工組裝為主。然而歷經十多年的發展，在對外開放已有了一定的規模和廣度、開放環境趨於完善、開放經驗逐步豐富的條件下，需要我們通過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一方面提升原有以加工組裝為主的傳統優勢產業在技術創新、品牌經營和國際營銷網絡建設等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通過引進跨國公司產業鏈中高端環節等方式，力爭在全球產業分工的高端價值鏈上佔有一席之地。為適應這樣的形勢，江澤民同志明確提出：“我們要進一步完善有關政策，繼續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不斷豐富對外開放的形式和內容，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國對外開放的形式在原有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邊境經濟合作區等多種形式的貿易區域，參與國際分工的層次由加工制造為主向設計與營銷兩端延伸。

20世紀90年代我國對外開放還有一個重大突破，就是“走出去”戰略的提出。我國的對外開放是從“引進來”開始起步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引進來”的開放戰略適應了當時的經濟發展需要，成功推動我國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帶動了各個經濟領域的繁榮變化，促進了社會的全面進步與發展。江澤民同志曾經說過：“這二十多年，我們是以‘引進來’為主，這是完全必要的。不先‘引進來’，我們的產品、技術、管理水平就難以提高。你想‘走出去’也出不去。”早在1997年，江澤民同志就把“走出去”作為一個重要戰略提出來，指出“引進來”和“走出去”是我們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兩個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反映出他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敏銳洞察力。所謂“走出去”，就是組織我國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到國外投資辦廠，開拓國外投資市場。其戰略價值取向，是要彌補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內資源和市場的不足，在更廣闊的空間裡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國際競爭，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后勁。

總之，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多形式、多層次對外開放區域的形成，為提高我國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尤其是“走出去”戰略的提出和實施，對於提高我國企業跨國經營水平、培植我國產業競爭優勢、增強我國綜合國際競爭力以及深化我國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貿合作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三）推動我國對外開放在內容上從狹窄領域向寬領域發展。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對外開放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而在經濟領域中，又主要集中在貿易和生產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和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國對外開放的領域也不斷擴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對外開放從商品貿易向投資和服務貿易領域推進，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取得積極成果。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到20世紀90年代，我國服務業的對外開放逐漸成為重點。為此，江澤民同志始終強調要把握好開放的節奏和力度，有步驟地逐步推進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在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同志明確指出：“按照產業政策，積極吸引外商投資，引導外資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企業的技術改造，投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適當投向金融、商業、旅游、房地產等領域。”在黨的十五大上，他又進一步指出要“有步驟地推進服務業的對外開放”。作為對外貿易重要內容之一的服務貿易，在改革開放初期僅以旅游、運輸、建筑等傳統服務貿易為主。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進程的逐步深入，服務領域開放步伐不斷加快，以旅游、運輸服務為基礎，以通訊、保險、金融等新興服務貿易為增長點的服務貿易全面發展格局基本形成，服務貿易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對外開放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文化、科技、教育等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順應世界發展潮流，在經濟、科技、文化等各個領域加強與世界各國的交流和合作成為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江澤民同志對此有著明確認識和深刻思考。他反復強調，中國要發展、要進步、要富強，就必須對外開放，加強與世界各國的經濟、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吸收和借鑒一切先進的東西。他曾明確指出：“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願意不斷加強和擴大同世界各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的經濟、科技合作，加強在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等各個領域的交流。”江澤民同志認為，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和合作，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博採眾長，為我所用，是加快我國技術升級和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而積極引進國外智力，吸收和借鑒世界各國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其他一切文明成果，加快自己的發展，是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過程中，必須要“把堅持發揚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同積極學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結合起來”，做到既善於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又善於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一切優秀的思想、道德、文化傳統，始終保持社會主義的精神風貌。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在積極開拓國際經濟交往的同時，一直致力於大力發展教育、科技、學術和文化等領域的國際交流。通過與世界各國的交流與合作，我國不僅引進了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培養了大量高科技人才、引入了先進的理念，也將中國元素推向世界，讓世界各國更深入地了解中國。

歷史一再証明：開放則興，閉國則衰。在剛剛進入20世紀90年代的1990年，江澤民同志在回答香港《紫荊》雜志記者提問時曾作過這樣的鄭重表示，他說：九十年代的中國將更加開放。“更加開放”也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特點。隨著我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和發展，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強大的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