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思想研究

江澤民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思想研究

張明杰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江澤民在科學分析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特點的基礎上，不斷根據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新情況,與時俱進,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鄧小平區域經濟理論,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思想，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一、促進地區經濟的合理分工和協調發展。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環境和任務的新變化，區域經濟發展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同時存在的問題和矛盾也日益突出。

一方面，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變化，使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獲得新的外部環境。經濟全球化和以信息技術為中心的新技術革命，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到90年代達到高潮，並對世界各國經濟結構的升級及經濟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各國經濟原有的封閉性增長模式逐步被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合作增長模式所替代。隨著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俄羅斯和與中國接壤的原屬蘇聯的一些國家，再加上北部的蒙古，南部的越南等，從自身的經濟發展需要出發，都在不斷加強對中國的經貿與合作關系。在外部環境的變化和對外開放發展過程中，中國內陸與周邊國家接壤的地區獲得了新的發展機會，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在總體上各地區都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東西部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卻日益拉大，地區不協調與不平衡問題加劇。20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發展的第二步戰略目標能否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因此，充分利用國際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對地區經濟結構和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和完善，在繼續提高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水平的同時，促進東中西部地區經濟和社會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項戰略任務。

根據鄧小平“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和日趨擴大的地區失衡的現實狀況，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注意到解決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重要性，並開始醞釀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從1990年12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到1995年9月十四屆五中全會前，黨中央將“促進地區經濟的合理分工和協調發展”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指導方針，並提出堅持區域協調發展的許多重要思想觀點和指導原則。

1990年12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深刻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在處理沿海與內地經濟關系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經驗，指出應當“根據資源優化配置和有效利用的原則，正確布局生產力，積極促進地區經濟的合理分工和協調發展”^[①]。按照黨中央的建議，1991年3月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將“促進地區經濟的合理分工和協調發展”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指導方針。

“八五”時期區域政策的調整，從總體上看，仍是20世紀 80年代區域政策的延續。我國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以及行之有效的地區經濟發展政策並沒有變化。“八五”計劃的建議指出：要充分利用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基礎和區位優勢，“進一步貫徹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繼續實行行之有效的政策和靈活措施”^[②]，加快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以促進和帶動全國經濟的振興與繁榮。

但與此同時，“八五”時期區域政策的調整，又是對20世紀80年代區域政策的發展和完善：國家“八五”計劃綱要在“地區經濟發展的布局和政策”篇章中，要求統籌規劃和正確處理全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關系，“促進地區經濟朝著合理分工、各展其長、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方向前進”，以利於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區域發展重點雖仍在東部，但開始逐步把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上重要議程，國家陸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增強國家和東部沿海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援助，以保証全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協調發展。

此后，一些黨中央文件以及江澤民一系列重要講話，進一步具體闡述了“促進地區經濟的合理分工和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並把促進中西部地區經濟振興提到發展戰略的高度。

1991年11月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強調有計劃地扶持西部不發達地區，“這是關系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加強民族團結、鞏固邊疆、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的大事，必須高度重視”^[③]。同年12月，江澤民在貴州考察時指出，在集中力量推進我國經濟建設的過程中，一定要在繼續大力發展東部地區的同時，把中西部地區的經濟振興作為一個重要的發展戰略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好。

1992年10月，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針對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的狀況，提出“充分發揮各地優勢，加快地區經濟發展，促進全國經濟布局合理化”的指導思想。指出：“應當在國家統一規劃指導下，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長、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原則，促進地區經濟合理布局和健康發展。”^[④]

根據黨的十四大精神，1993年3月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通過《關於調整“八五”計劃若干指標的建議》，再次明確“充分發揮各地優勢，促進地區經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並對東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方向作了相應的調整和規劃。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指出要從實行中央財政對地方的返還和轉移支付的制度、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擴大開放三個方面支持中西部發展的同時，提出要遵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則，“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對此，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為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要立足於發揮兩個積極性，即“既發揮經濟發達地區的積極性，也發揮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積極性。”經濟發達地區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和現有基礎，能快的還是要搞得快一些，使經濟更快地再上一個新台階，帶動和促進經濟不發達地區發展，同時國家應對中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採取積極扶持的政策。

1994年3月，國務院審議通過《九十年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提出國家產業布局政策的主要原則是：繼續發揮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優勢，加快這些地區的發展，同時積極扶持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逐步縮小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差距。綱要指出：“國家將逐步在投資、貸款、項目布局、利用外資等有關經濟政策方面，由地區傾斜轉為產業傾斜，對中西部地區開發建設中的重大項目給予必要的支持。支持中西部地區大力發展鄉鎮企業，鼓勵經濟發達地區與其進行聯合開發、技術合作、對口支援和人才交流。”^[⑤]這是“八五”計劃提出調整區域政策以來，國家明確制定的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的產業政策文件。

“八五”期間，國家還增加了西部能源、礦藏資源開發項目的投資力度，加快新疆、陝西、甘肅、寧夏、四川等地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勘探和開發，擴大內陸邊疆地區的開發開放，開通沿隴海線延伸的“第二條歐亞大陸橋”，採取強化扶持貧困地區的脫貧致富政策，加大了支持中西部發展和東西部經濟合作的力度。1994年，黨中央及時提出扶貧攻堅任務，國家制定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決定從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力爭用7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並制定一系列新的強有力的政策措施，規定把用於沿海經濟比較發達省市的中央扶貧信貸資金調整出來，集中用於中西部貧困狀況嚴重的省、自治區﹔中央新增的財政扶貧資金隻支持中西部貧困地區。同時，國家從全局著眼，制定優惠政策，積極推動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橫向聯合和對口扶貧協作。

“八五”時期我國區域傾斜政策總的傾向是強調生產力布局要以促進地區經濟的合理分工和協調發展為主要目標，這種區域政策的初步調整是在80年代實踐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推動了各地區經濟朝著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方向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中西部地區的經濟也進一步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國民生產總值保持了11．7％的快速增長速度，到 1995年，80年代初期提出的“翻兩番”戰略目標提前實現。

總體上說，“八五”時期雖然提出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思路，對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著手進行調整，但在1995年國家“九五”計劃制定之前的具體執行中，仍然以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為主。真正把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到戰略高度，並作為一條長期的戰略方針提出來，是從“九五”計劃開始。

二、實施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

1995年，原定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任務提前完成，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全面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並將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的新的發展階段。但與此同時，“八五”中后期，東西部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逐漸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區域經濟發展差異性的客觀存在，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有其積極意義，但地區差異尤其是我國的東西部差異過大，將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民族團結乃至社會穩定產生嚴重危害。這是區域經濟發展中面臨的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為此，黨中央在制定“九五”計劃期間，開始從總體上研究和著手解決東西部發展差距問題。

1995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的講話中，運用鄧小平部分先富帶共富理論和歷史的辯証的觀點，將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關系作為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個重大關系進行了深刻論述，明確提出必須高度重視“解決地區發展差距，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從而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的確立進一步提供了思想理論指導。

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將解決地區發展差距問題提高到具有全局意義的高度，強調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必須顧全大局，沿海地區要顧全大局，內地也要顧全大局。提出從“九五”時期開始，要逐步加大支持內地發展的工作力度，實施有利於緩解差距擴大趨勢的政策，積極朝著縮小差距的方向努力。按照這個思路，國家“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將“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正式確立為今后改革發展的一項戰略任務和長期堅持的重要的指導方針。

1996年3月八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專門設立題為“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部分，系統地闡述了此后15年國家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一是制定了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促進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政策措施。二是提出“要按照統籌規劃、因地制宜、發揮優勢、分工合作、協調發展的原則”，處理好全國各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關系。三是提出要引導各個地區“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經濟區域，促進全國經濟布局合理化”^[⑥]，以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並提出一系列相應的具體要求。四是在制定五年計劃和經濟發展戰略中明確提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強調區域經濟發展要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區域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協調。

“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在確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基礎上，制定了相應的跨世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部署和政策措施。

第一，提出縮小地區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總要求是：按照統籌規劃、因地制宜、發揮優勢、分工合作、協調發展的原則，正確處理全國經濟發展與地區經濟發展的關系，正確處理建立區域經濟與發揮各省區市積極性的關系，正確處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關系。根據國家的整體規劃以及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條件和特點，進一步發揮各地區的優勢，發展各具特色的優勢產業，促進全國經濟布局合理化。

第二，提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方向是：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和經濟內在聯系以及地理自然特點，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為依托，在全國逐步形成若干個跨省(區、市)的經濟區域，包括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區經濟帶，以珠江三角洲和閩東南地區為主的東南沿海經濟區，以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京津冀為主的環渤海經濟圈，以亞歐大陸橋和京九等鐵路大干線為紐帶的經濟帶。同時，以東北、西南、西北等地區老工業基地和糧食、棉花、煤炭、石油等資源富集地區為依托，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重點產業區。這種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和經濟內在聯系以及地理自然特點規劃的新的經濟區的建立，不但會加速經濟的發展，而且有利於縮小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

第三，提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具體要求和政策措施。

一方面，中西部地區要加快改革步伐，發揮資源優勢，發展優勢產業。

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是我國自然資源富集並且開發潛力最大的地區。因此，“中西部地區，要積極適應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加強水利、交通、通信建設，充分利用現有的經濟技術基礎，發揮資源優勢，大力發展農林牧業及其加工業，開發能源和礦產資源，積極發展優勢產業和產品，提高加工深度，使資源優勢逐步變為經濟優勢。”^[⑦]

另一方面，國家和東部地區要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區的力度。

“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的國家和東部地區幫助中西部地區發展的主要政策措施有：優先在中西部地區安排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理順資源性產品價格，重點是解決資源性產品向加工產品比價不合理的問題和加大中西部地區礦產資源勘探力度，增強中西部地區自我發展的能力﹔加快中西部地區改革開放的步伐，引導外資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區﹔加大對貧困地區的支持力度，以多種形式支援和扶持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此同時，實行規范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支持。在國家財政赤字還相當大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從1995年開始實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其中90％以上都給了中西部地區，1996年的轉移支付總額比1995年增加70％。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和財政實力的增強，逐步提高中央財政用於支持中西部地區的比重。

此外，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都要調整各自的經濟結構，提高經濟效益。無論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都要實現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適當調整各自的經濟結構，以利於發揮自己的優勢和使整個經濟結構合理化，進一步增強自身的經濟活力，提高經濟效益。“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東部地區要發揮已有的優勢，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發展外向型經濟和促進經濟健康發展方面，為全國提供新的經驗。同時，中西部地區也要以市場需要為導向，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增強經濟活力。

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及國家“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和部署，表明比較系統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思想理論形成，也標志著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的確立。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作了明確肯定，江澤民在報告中從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的戰略高度，進一步闡發了促進地區經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的戰略思想。這樣，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對改革開放以來所實施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進行調整，到90年代中后期，轉變為強調逐步縮小區域差距和堅持東西部協調發展的新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

三、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1996年整個國民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實現“軟著陸”的良好發展態勢之后，我國初步形成了主要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的買方市場，從此，過去長期困擾我們的商品短缺狀況有了根本改變。但同時，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結構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外需不足和內需不足的疊加效應使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異常困難的局面。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黨中央審時度勢，及時調整政策，探索出經濟發展的新思路：將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

進入世紀之交，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不斷拉大，區域發展不協調的矛盾日益突出。到20世紀末，我國已經基本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然而，已經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西部地區的生態不斷惡化、改革開放滯后、發展水平明顯偏低、低收入貧困人口相對集中。此刻東部地區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受到市場、資源、環境等各方面的制約，相當一部分資金、技術、人才資源需要尋找新的發展空間﹔西部地域廣大，自然資源豐富，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也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

在西部地區的發展問題處於十分迫切的情勢之下，西部開發也呈現出良好的時機和條件。從國際環境上看，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濟全球化加快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世界經濟正在進行大幅度的結構調整，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不僅將給我國東部沿海地區，而且給中西部地區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從國內條件上看，經過20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綜合國力顯著提高，能夠為西部大開發提供較大規模的資金支持和技術支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為西部地區實現符合經濟規律的大開發創造了體制條件﹔西部建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基礎，積累了一些加快發展的經驗。抓住世紀之交的歷史機遇，充分利用國內有利條件，及時加快西部地區的開發，成為一項關系到東西部地區協調發展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任務。

1998年5月，江澤民在黨中央、國務院召開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上指出：“廣大西部地區的開發和發展如果不加快步伐，如果那裡的經濟搞不上去，廣大群眾的購買力提不高，就會影響我們整個經濟的發展，影響我們擴大內需。現在離下個世紀中葉全國基本實現現代化，隻有五十年了，逐步加快開發西部地區，是時候了。”^[⑧]

1999年3月，江澤民在“兩會”黨員負責同志會議上提出，西部地區遲早是要大開發的，不開發，我們怎麼實現全國的現代化？中國怎麼能成為經濟強國？他提出要研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同年6月9日，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江澤民認為，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步伐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時機已經成熟﹔我們如果看不到這些條件，不抓住這個時機，不把該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會犯歷史性錯誤。他要求從現在起，這要作為黨和國家一項重大戰略任務，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同年6月，江澤民在西安主持召開西北地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專門就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問題發表長篇講話，將西部大開發列為我國跨世紀發展全局的一項重大發展戰略。他指出：“現在，加快中西部地區開發的時機已經到來。中西部地區范圍很大，如何加快開發，要有通盤考慮。我所以用‘西部大開發’，就是說，不是小打小鬧，而是在過去發展的基礎上經過周密規劃和精心組織，邁開更大的開發步伐，形成全面推進的新局面。” ^[⑨]他要求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加快開發西部地區，要有新的思路。國家要加強宏觀調控，研究提出符合實際的政策措施。在編制下一個五年計劃時，要把加快開發西部地區作為一個重要方針。

同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召開。江澤民在講話中指出，實施西部大開發和加快小城鎮建設，都是關系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應該提上議事日程，進行全面調查研究，拿出方案，加緊實施。在這次全會上，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寫入了《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從3月“兩會”黨員負責人會上的講話，到扶貧開發工作會議講話和西安座談會講話，再到十五屆四中全會講話，江澤民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已經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決策，提上了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

同年11月，江澤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把西部大開發同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結合起來，把國家對西部地區的支持同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結合起來，把加快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同促進社會進步結合起來，把開發同開放結合起來。”^[⑩]會議從八個方面具體部署了2000年的經濟工作，其中一項就是:抓住時機，著手實施西部地區大開發戰略。

黨中央作出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部署，在全國人民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國際上也引起了普遍關注。按照中央要求，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同有關部門共同研究，提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初步設想，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作了匯報。2000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轉發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初步設想的匯報>的通知》，闡明了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重點任務、政策措施，成為指導西部大開發的綱領性文件。

為加強對西部大開發的領導，國務院於1月16日成立了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具體負責組織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西部地區開發的方針、政策和指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此拉開了帷幕。

西部大開發之初，廣大干部群眾充滿熱情，希望一下子把西部發展起來。江澤民注意到了這種現象，在2000年6月召開的西北五省區黨建工作和西部開發座談會上要求，在整個西部大開發的實施過程中，都要堅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量力而行、逐步推進的方針。

2000年10月11日，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專門闡述了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問題。會議強調，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要堅持從實際出發，積極進取、量力而行，統籌規劃、科學論証，突出重點、分步實施。10月26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確立了西部大開發的戰略目標：力爭用五到十年時間，使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西部開發有一個良好的開局﹔到二十一世紀中葉，要將西部地區建成一個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生活安定、民族團結、山川秀美的新西部。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過程中，江澤民一直關心著西部地區的發展，不斷深化對西部問題的思考。2002年4月、5月，江澤民分別在西安和重慶召開西北地區和西南地區西部大開發工作座談會，對西部大開發實施兩年多的情況進行總結，並明確下一步工作方向。他在談到西部大開發前一階段經驗時指出，西部大開發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必須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必須堅持改革創新，形成有力推動發展的政策和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必須堅持為民謀利，使人民群眾真正得到西部大開發帶來的實惠﹔必須堅持大局觀，集中力量解決西部大開發中全局性、戰略性、關鍵性的問題。

到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召開時，西部大開發戰略已經實施近三年，開發的思路和方式不斷完善，各項工作取得明顯成績。中央持續加大向西部資金投入力度，一批關系發展全局的重大建設項目青藏鐵路、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公路國道主干線、江河上游水利樞紐等事關西部地區發展全局的重大項目相繼開工，基礎設施建設邁出實質性步伐﹔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顯著加強，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重點生態建設工程全面啟動，取得了明顯的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一定的經濟效益。

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加強了地區之間的經濟合作，使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對整個國民經濟在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形勢下保持較快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誠如江澤民所說：“西部大開發，為東部地區經濟再上台階開辟了新的市場空間，也帶動和促進了中部地區更好地發揮承東啟西的重要作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整體格局發生的這種可喜變化，將為我們最終實現東中西部地區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打開新的局面。”^[11]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一個振興中華的宏偉戰略任務。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不斷根據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新情況新特點,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制定和實施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在推動東部地區快速發展的同時，加快中西部地區更好地發展，為新世紀新階段我國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形成和完善，打下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