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江澤民的人權思想

論江澤民的人權思想

胡曉青

內容提要：蘇東劇變以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從推行西方社會制度和霸權主義的政治需要出發，伙同其他少數西方國家掀起反華浪潮，連續多次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策動搞反華提案，其目的是借人權問題丑化中國的形象，干涉中國內政。面對西方敵對勢力的攻擊，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來看待人權，確立了人權觀念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既承認人權具有普遍性，又提出應該結合各國實際，指出對於現階段的中國來說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權，提出國家主權是人權的前提和保障，指出集體人權和個人人權是統一的，提出人權是涉及人的全部社會關系的權利體系，應該全面認識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人權的關系，實行依法治國，提出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使我國人權事業的發展取得了歷史性進步。他的人權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指導了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人權事業的發展，為我國正確處理國際人權問題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

關鍵詞：江澤民，人權，人權思想，指導意義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人權事業得到了巨大發展。這些成就的取得和黨的幾代領導集體的努力分不開的。從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到黨的十六大，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面對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積極推進社會主義人權建設，在日益激烈的國際人權領域斗爭中贏得主動，多次挫敗西方利用人權對我國進行顛覆的圖謀，推動了中國特色人權事業的發展。

一.面臨著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

8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著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一方面東歐劇變，西方國家加大對我國的制裁和施壓，另一方面國內正經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的國際新形勢，我國不斷深化改革面臨的新問題，這些對於我們黨領導我國人權事業發展，提高人民權利和加強人權建設帶來了新的挑戰。

1. 國際背景。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蘇聯解體，美蘇爭霸的兩級政治格局瓦解，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極化方向發展，但是“新格局的形成將是長期的、復雜的過程”[①]。“冷戰”雖已結束，但“冷戰”思維依然存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意圖使用政治、經濟、文化的滲透來顛覆社會主義政權。面對西方國家的演變和顛覆圖謀，江澤民指出“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通過和平演變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剝奪我國人民主宰自己國家命運的權利，使中國變成西方大國的附庸”[②]。以美國為首的新殖民主義者出於霸權需要，借用“人權”、“人道”口號和偽裝，以維護人權為借口干涉別國內政，推行強權政治，“人權高於主權”、“人道主義干涉合法”等論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度粉墨登場。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國務院配合一些西方國家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大搞反華提案，每年發表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對中國人權進行歪曲責難，意圖用人權干涉中國內政。江澤民對此強調“西方敵對勢力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向我發動進攻，通過各種渠道，對我進行滲透，反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要認真對付，堅決還擊”[③]。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席卷全球，給各國帶來不同程度的沖擊。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處於絕對優勢，總是試圖用西方標准調整經濟關系，維護其經濟發展利益。在這種經濟背景下，反映到思想領域的沖擊就是西方國家往往運用經濟手段迫使別國接受他們的人權、民主、自由和價值觀，因此揭露西方國家人權外交的實質，提升人們對於人權的認識，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保障和建設我國的人權事業擺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面前。

2. 國內背景。

80年代末，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甚囂塵上，自由化分子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導致1989年政治風波的發生。風波發生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借機對中國進行無端指責和攻擊，借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一度使我國在人權問題上陷入被動局面。對此，1989年7月，在全國宣傳部長在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指出“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正確而通俗地解釋民主、自由、人權等，使我們的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受到教育。”所以，在改革開放深入進行的同時，提高人們對於人權問題的認識，加快我國人權事業發展成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加大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1987年11月，黨的十三大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議事日程，並指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社會生產力，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開啟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篇章，加快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給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帶來了深刻的變化，江澤民創造性地將其概括為“四個多樣化即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物質利益、就業方式日益多樣化”，市場經濟活動存在的弱點和消極影響不斷出現，自由主義、拜金主義等思想極易被誘發，因此在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統一人們的思想，正確認識自由、民主的具體特殊性擺在我們面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帶來了加快民主政治發展的新要求。早在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指出“同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相適應，必須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緊密結合的要求，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絕不是搞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④]“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內在屬性。沒有民主和法制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我們應當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方面取得明顯進展，以鞏固和發展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保証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⑤]因此，在新的經濟社會環境下，加快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發展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權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

二.江澤民人權思想的主要內容。

1. 國家主權是人權的前提和保障。

主權是人權的基礎,人權是主權的體現,人權需要主權給予保障。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就提出,以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為核心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鄧小平明確提出了“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的著名論斷,並且在實踐中對任何有損國家統一、領土完整的行徑予以堅決反擊,寸步不讓。1982年,鄧小平對來訪的英國首相正式聲明“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⑥]江澤民在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背景下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的這一人權理論。針對西方一些國家提出“人權高於主權，人權無國界”的觀點。1990年5月，江澤民在首都青年紀念五四報告會上指出“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通過和平演變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剝奪我國人民主宰自己國家命運的權利，使中國變成西方大國的附庸。如果失去了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和國家尊嚴，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並且從根本上失去了人權。”[⑦]2000年9月，江澤民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講話強調“人權領域的對話和合作,必須在尊重國家主權的基礎上開展,這是保護和促進人權事業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徑。”[⑧]“沒有主權,也就談不上人權。”在談到人權與主權關系的發言中指出“中華民族歷來尊重人的尊嚴與價值。中國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在近代歷史上長期遭受外強人侵和欺凌，中國人民深知一個國家不能保障自己的主權，就根本談不上人權。所以，我們特別珍惜中國人民經過長期斗爭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人民解放和國家主權。我相信，這對任何國家都是同樣的。今天中國所煥發出的巨大活力，是中國人民擁有廣泛自由、民主的生動寫照。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國家主權是一國人民充分享受人權的前提和保障。這兩者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⑨]江澤民對我國歷史經驗教訓進行深刻總結,強調隻有在保障主權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實現人權，有力地回擊了“人權高於主權”“人權無國界”的觀點，對我國未來人權事業發展指明了發展方向。

2. 生存權和發展權是基本的首要人權。

生存權、發展權是最基本的人權，是享受其他人權的前提。聯合國通過的《發展權利宣言》中指出“發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由於這種權利，每個人和所有各國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並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由於長期遭受外來侵略和殖民統治，國家主權淪喪，社會動蕩不寧，人民生靈涂炭，飢寒交迫，毫無尊嚴可言，中國人民深切地認識到國家不獨立、人民的生命安全沒有保障，其他一切人權都無從談起。為此我們進行了100多年的斗爭，實現了國家的獨立，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主宰了自己的命運。但是，由於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如何發展經濟，解決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問題，一直是擺在我國政府面前的重大問題。江澤民在繼承毛澤東和鄧小平人權思想的基礎上，強調人權首先是生存權和發展權。1991年4月，江澤民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時指出“對於中國來說，最重要的人權就是生存權。”同年5月，江澤民與優秀殘疾人和助殘先進集體、個人代表座談時強調“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地為爭取和實現自己的人權而奮斗。無數革命先烈前仆后繼、流血犧牲，為的是什麼?就是為了爭得國家的獨立權、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保障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是我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出發點。在中國講人權，首先要以隻佔世界7%的耕地，使佔世界22%人口的中國11億人吃飽飯。今天，我們已經基本解決了11億人的溫飽問題。同時，我國人民也充分享有與我國社會發展程度相適應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等權利。”1995年10月，在美中協會等六團體舉行的午餐會上，江澤民指出“對中國來說，確保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也是最大的人權保障。中國有12億人口，每年淨增1400萬人。因此，確保中國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乃是不斷改善人權狀況的基本條件和重要內容。”[⑩]1997年10月，江澤民訪美期間強調“中國是一個有十二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國情決定了在中國生存權、發展權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權。不首先解決溫飽問題，其他一切權利都難以實現。近二十年來，中國的貧困人口減少了近兩億，為人民更好地享有各項權利創造了必要的物質條件。”1999年6月，在中央扶貧工作會議上，他強調“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這就決定了，實現和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我們維護人權最基礎、最首要的工作。不首先解決溫飽問題，其他一切權利都難以實現。”[11]同年9月，在上海《財富》全球論壇開幕晚宴上的講話中談到“中國有十二億多人口,社會生產力仍不發達，必須首先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不然一切其他權利都無從談起。”將生存權和發展權放在我國人權建設和發展的首要地位，這是與中國的歷史和國情相符合的，它既反映了我國人權發展的現實要求，也體現了我國人民的最大利益。

3.走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

我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比較低，難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因此，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是擺在黨和國家面前的首要任務。江澤民首先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基於這一基本思想，他提出了我國人權發展的必然道路。1998年9月，在會見聯合國人權代表時他指出“中國是一個有著12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促進和保護人權必須首先考慮中國的國情，中國首先要發展經濟，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中國政府始終把民主與法制建設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通過採取立法和行政等各項措施，促進和保護人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今后，我們還要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保証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12]1999年6月，在中央扶貧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指出“我們根據自己的國情確定的發展人權事業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這就決定了，實現和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我們維護人權最基礎、最首要的工作。不首先解決溫飽問題，其他一切權利都難以實現。人權是歷史的產物，它的充分實現，是同每個國家的經濟文化水平相聯系的逐漸發展的過程﹔集體人權與個人人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政治權利，是不可分割的。”[13]同年9月，在上海《財富》全球論壇開幕晚宴上的講話中他指出“中國人民主張集體人權與個人人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政治權利緊密結合，這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事業發展的必然道路。”[14]同年10月，在英國劍橋大學講話中他強調“集體人權與個人人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政治權利緊密結合和協調發展，這是適合中國國情因而是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必然道路。中國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堅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都是為了促進中國人民的人權事業。”[15]這也就是說，集體人權與個人人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政治權利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相互保障的。隻有把集體人權和個人人權，發展政治權利和發展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有機結合起來，才能使我國人權事業全面、高速發展。

4.強調人權普遍性，重視特殊性。

人權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割裂。人權的普遍性是指人權主體的普遍、人權內容的普遍、追求人權目標的普遍。人權的特殊性是指人權的民族性特殊、各國的國情特殊、實現人權的途徑特殊。人權的價值、理想和目標是普遍的。所有人享有一切人權，是全人類努力追求的共同目標。人權作為一個問題是世界各國都面臨的共同的課題。但是，人權的普遍原則性總是通過不同地區和國家的人權實踐和形態來實現的。由於歷史背景、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各國在實現人權的普遍性原則時都各有其特點。1991年10月，江澤民指出“在觀察各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狀況時，離不開那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制度。因此，沒有絕對意義上的民主、自由、人權。在這方面，任何國家都有它自己的問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不例外。”[16] 1997年10月，在美中協會等六團體舉行的午餐會上，他指出“人權問題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從世界上存在眾多國家這個現實出發，人權的實現要依靠各個國家的努力才行，因此從根本上講，人權是一個國家主權范圍內的問題﹔人權是歷史的產物，它的充分實現，是同每個國家經濟文化水平相聯系的逐漸發展的過程。”[17]1999年3月，在同瑞士聯邦主席德賴富斯會談時他強調“中國尊重國際社會關於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同時認為，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國歷史傳統、經濟發展水平、政治社會制度不同，促進和保護人權必須與各國國情相結合，而不可能都遵循一個模式。”[18]同年11月，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時指出“世界應該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中國尊重國際人權文書中關於人權的普遍性原則，但同時認為，由於各國社會制度、文化、歷史傳統和經濟發展程度不同，保護人權的具體措施和民主的表現形式應有所不同。”[19]我們承認人權的普遍原則，並按照充分保障人權促進人權事業的發展，同時我們要依照我國國情，發展中國特色人權事業，對以維護人權為借口干涉別國內政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予以堅決回擊。1999年10月，江澤民在接受法國《費加羅報》採訪時指出“隻要世界上還存在不同的國家，隻要我們這個星球上的人民還生活在不同的國度裡，人權問題就始終屬於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權事業，不管這個國家是大是小、是強是弱，都應由本國政府依靠自己的人民自主去解決。這是個基本原則。除了這個國家要求聯合國予以幫助外，任何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都無權進行干預。各國都有義務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遵照國際人權文書，並結合本國的國情和有關法律促進和保護本國人民的人權與基本自由。”[20]2000年9月，在出席聯合國新千年首腦會議時，他強調“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國人民走過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有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文化背景、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延續著不同的生活方式，這是世界多樣性的體現。我們應當承認差異，有差異才能有進步。”[21]結合人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論斷，我國人權事業應有自己的特色，要建設更高層次和更廣泛的人權，就必須把人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結合起來。

5.主張對話交流，推動國際人權領域的合作。

中國歷來主張通過對話與交流加強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之間在人權問題上的了解。1991年10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關於人權問題的白皮書，闡明我國人權問題的基本立場和基本政策。此后，中國政府以開放透明的態度向世界介紹我國的人權狀況。對於世界各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中國主張平等基礎上的對話。1995年10月，在美中協會等六團體舉行的午餐會上，江澤民指出“中國參加了一系列有關人權的國際條約，我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在保障人權問題上進行平等對話與合作，但是我們反對以維護人權為借口干涉別國內政。”[22]1997年4月，江澤民指出“由於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差異，國與國之間在人權問題上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難免的。有分歧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重要的是通過什麼途徑解決這些分歧。中國歷來主張，對待人權問題，隻能通過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對話與交流來處理。”對於人權事務上的國際合作問題，江澤民主張應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開展合作。1999年10月，在會見阿爾及利亞議會兩院議長時指出“中國主張各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展人權對話與合作，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化，特別是利用人權問題干涉發展中國內政的做法。””[23]2000年9月，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他強調“人權領域的對話和合作必須在尊重國家主權的基礎上開展，這是保護和促進人權事業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徑。”[24]這說明，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必須在維護和保障國家主權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國際人權事務，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對話、交流與合作。積極參加國際人權領域特別是聯合國人權方面的活動，尊重《世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人權公約及其基本原則。中國政府一貫秉持平等基礎上的對話和溝通，先后挫敗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聯合國大會上炮制的反華提案，增進與世界各國的相互了解，共同促進人類人權事業的發展。

三.江澤民人權思想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江澤民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新形勢下如何開創二十一世紀中國人權事業的新局面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鄧小平的人權觀點，形成了“穩定是前提,發展是關鍵，改革是動力，法治是保障”這一保障和促進人權建設的新思路，即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不斷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實施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其人權思想對於指導我們實行依法治國，促進人權事業發展，正確處理國際人權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1.走中國特色人權道路，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

江澤民關於人權問題的重要論述，構成了社會主義人權觀的基本框架，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江澤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創造性地指出人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要將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和中國國情結合。他在多種場合中都提到中國尊重國際人權文書中關於人權的普遍性原則，但同時認為由於歷史背景、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在實現人權的普遍性原則時要與具體國情結合，這樣才能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

中國在推進世界人權發展中起著特殊的作用。國家主權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經驗証明，在國家主權受到嚴重侵犯的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人權根本得不到保障。國家主權是維護人權的基礎和前提。因此江澤民旗幟鮮明地指出，人權要靠主權來保護，沒有國權就沒有人權，我們發對任何借口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的行為。他的論述為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賦予了新的新的時代特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出發點，也是我國發展人權事業的首要任務，人權首先是解決人們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因此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的人權。在此基礎上，他強調人權是由多種權利構成的。江澤民強調，集體人權與個人人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政治權利是不可分割的。江澤民依據馬克思主義人權思想的基本觀點，結合中國歷史與現實人權狀況的實際，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較為系統的人權思想。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人權思想的堅持、繼承和發展，為在實踐中開辟一條適合實現我國人權的切實可行的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2.為人權建設制度化和法制化提供了思想指導。

尊重人權，現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但人權的實施和保障，必須通過各國的法律來確認和體現，國際條約和國際組織關於維護和促進人權的要求，也必須通過各國的立法才能真正貫徹落實。我國社會主義憲法和法律是我國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體現，是實現我國人民人權的法律保障。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制定和修訂了憲法，並在憲法的指導下制定了一系列的實體法和程序法，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江澤民在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保障人民享有充分人權方面作出了歷史性貢獻。1995年10月，他就指出“在我國的社會生活中也存在一些侵犯人權的現象，對這些現象，中國政府的態度歷來是堅決反對，並依法糾正。我們一貫主張‘言者無罪’，但對於各種違法犯罪行為，必須依法懲治，這樣做正是為了保障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權利。”[25]他提出了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召開，首次將“人權”概念寫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主題報告。江澤民在報告中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民主必須同健全法制緊密結合，實行依法治國。”“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保証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26]這些論述，表達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推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決心，也反映了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對推進社會主義人權事業的重視和關心，為我國人權建設進一步制度化和法制化指明了方向，為實現更高層次和更廣泛人權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1998年12月，在給中國人權研究會的信中指出“我們要加強民主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一步推進我國人權事業，充分保障人民依法享有人權和民主自由權利”。[27]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再次在主題報告中將“尊重和保障人權”確立為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重申在“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中，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証人民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28]這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人權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水平，為中國人權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為我國人權建設進一步制度化和法制化指明了方向。

3.為我國正確處理人權問題提供了理論指導，提升了我國的國家形象。

江澤民的人權思想為我國正確處理國際人權問題提供了科學的指導，使我國逐步掌握了在國際斗爭中的主動權，提升了我國的國家形象。人權斗爭既體現出不同人權主張和觀念之間的分歧,更包含著政治和社會制度之間的較量。西方國家隨時可能利用人權問題對我發難,因此中國必須從被動應付轉向主動出擊,積極利用國際機制、雙邊及多邊外交機制所提供的機會,加強自己在促進和改善人權狀況方面所取得的進步的宣傳,同時中國人民對於人權的求索和取得的功績也理應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讓國際社會更為全面、直觀地了解中國的人權狀況,澄清事實、破除謠言、消除誤解,努力取得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江澤民的重要論述為維護主權和充分實現人權提供了科學理論依據，在這一理論指導下，我國積極參加國際人權領域的活動，樹立起中國的人權形象。

中國政府一貫尊重《聯合國憲章》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宗旨和原則，支持聯合國為此所做的努力，並積極參與聯合國人權領域的活動。在推進人權建設過程中重視國際人權公約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我們一貫主張，各國應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就人權問題開展對話與交流，增進了解，擴大共識，縮小分歧。在江澤民人權思想的指導下，我國積極與各國開展人權交流活動，與發達國家進行人權對話，和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展人權磋商和交流。

人權的發展是各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一個不斷前進的歷史過程。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受自然、歷史和發展水平等諸多因素的制約，我國的人權正處於發展過程之中，人權狀況還存在著不少有待進一步改善的地方。在人權建設道路上，我們將根據自己的國情和人民的意願，以建設民主、文明的現代化法治國家為目標，積極吸收世界各國的有益經驗和文化成果，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加快發展，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不斷推動中國人權事業向前發展。同時，中國將一如既往地積極參與國際人權領域的活動，廣泛開展對外合作與交流，為促進國際人權事業的健康發展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