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江澤民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策歷程與理論探索

作者:    發布時間:201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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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江澤民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策歷程與理論探索

王德蓉

 一、江澤民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策歷程

 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並列為當今世界三大國際性經濟機構。19867月,中國向世界貿易組織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正式遞交了恢復合法席位的申請,從此開始了15年漫長艱苦的“復關”“入世”之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工作,是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決策和直接指導下進行的。江澤民始終以動態、長遠、發展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其決策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基本思路,他指出真正的較量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積極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有利的體制和社會環境﹔二是根本方法,他強調掌握主動權,提出並堅持我國“入世”三原則﹔三是具體策略,他提出要與時俱進,適時調整決策,最終推動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運籌帷幄,積極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有利的經濟社會環境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漫漫征程,交鋒在談判桌上,而真正的較量是在國際國內市場上。世界貿易組織的一些基本原則,如非歧視、透明度、公平競爭、開放市場等,部建立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因此,我們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首先要創造市場方面的有利條件。這是江澤民決策過程的一個基本思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雖然在本質上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但由於我們對計劃和市場問題及其相互關系的認識有一個發展過程,因此直到黨的十四大上才在理論上取得重大突破。在此之前,我國“復關”談判遲遲未有實質性進展,就因為在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濟體制問題上遇到了相當大的困難。黨的十四大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明確宣示,為我國“入世”提供了必要條件,使談判中的核心問題迎刃而解。為此江澤民曾講過:“一九九二年,黨的十四大確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標志著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大大推動了我國‘復關’談判的進程。”【《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頁。】19921021召開的關貿總協定第11次中國工作組會議,正式結束了對我國經濟貿易體制長達6年的審議。此后,“復關”淡判開始進入實質性談判即市場准入淡判階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確立后,中國從自身利益和發展需要出發,主動進行了關稅與非關稅措施的減讓工作,客觀上為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了較好的經濟環境。比如,1992年以來,經過一系列的減讓,我國平均稅率已從43%降至2000年的15%左右,並逐漸取消了1200余種非關稅措施。我們逐年降低了外資准入標准,有步驟地擴展了金融、保險、電信、商業等服務業的開放范圍和數量。我們加緊清理、修訂了相關法律法規約2300件。這些舉措,都為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了有利的經濟環境。

 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有利的經濟社會環境,還體現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國內所做的協調工作上。曾任外經貿部部長的石廣生就認為,對外談判是工作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國內的協調。“當時國內在許多問題上認識並不一致,而且涉及到很多部門,因此國內協調的問題,比起對外談判來說,甚至更重要、更困難。”【《中國“復關”和加入世貿組織談判回顧》,《百年潮》2009年第7期。】因此,讓政府各級官員逐漸熟悉、理解並接受多邊貿易體制的游戲規則,就成為“復關”一“入世”過程的重要環節。石廣生認為,盡管國內協調工作十分艱巨,但當時的一個有利條件在於:“中央領導都非常重視,尤其是到了最后關鍵時期,江澤民主席、朱镕基總理都親自過問,重大問題都由中央和國務院直接決定。”“江主席態度非常積極”。【《中國“復關”和加入世貿組織談判回顧》,《百年潮》2009年第7期。】江澤民曾明確指示:“要向大型企業,要向各行各業解釋清楚什麼是世界貿易組織,入世到底有什麼利弊,以便在全國上下對這樣一個重大外交政治問題統一認識。”【石廣生主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知識讀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1頁。】江澤民高度重視國內協調工作,為統一全黨和全國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個問題的認識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可以這樣說,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有利經濟和社會環境的決策,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有工作的基礎。

  ()掌握主動,適時提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三原則

  毫無疑問,中國“入世”談判是多邊貿易體制史上最艱難的一次較量,在世界談判史上也極為罕見。在漫長的馬拉鬆談判過程中,江澤民是如何作出決策、掌握主動的呢?

  首先,江澤民適時提出並堅持我國“入世”三原則,為我國參與相關談判確立了重要指導思想,在戰略上爭取了主動。江澤民在1 993年底同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首次會晤時,就闡明了我國處理“復關”問題的三項原則:“第一,關貿總協定是一個國際性組織,如果沒有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參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國要參加,毫無疑問是作為發展中國家參加﹔第三,中國加入這個組織,其權利和義務一定要平衡。”【《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頁。】這三項原則的提出,明確宣示了中國在談判中的地位,反映了中國發展的現實,決定了互利共贏的談判目標,從而為我國參與相關談判定了基調。后來的事實証明,這三項原則對於保障我國的基本權益極為重要。對於我國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些發達國家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爭議很大,談判極其艱難。

 江澤民對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始終抱有最大誠意,體現出堅定決心,但這一切都以我們堅持三項原則為前提,他曾說過這樣擲地有聲的話:談判還要進行,但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參見《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頁。】“我們決不做軟骨頭。”【《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頁。】經過艱苦談判,雙方最終妥協,我們同意不在法律文件中明確寫出中國享受發展中國家待遇,而發達國家成員同意“以靈活務實的態度解決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問題”。實際上的談判結果,就是我國承諾遵守規則、履行義務,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過渡期和相應的權利,從而充分體現了三項原則的基本精神。

 其次,化解三次政治干擾,推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路走出困境。江澤民認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僅是個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必須做好長期斗爭的准備。這個從戰略高度看待中國“入世”問題的認識,對於我們主動運籌談判進程起了重要作用。一般而言,由於談判各方利益不同,立場差別很大,出現曲折和困難都是正常的。然而1989年以后,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在同我們談“復關”一“入世”問題時,開始不“就經濟談經濟”,而是始終與所謂的政治問題挂鉤,使中國“入世”之路波瀾起伏,干擾不斷。其中有三次大的政治干擾,即1989年西方的“制裁”、美國借1998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和1999年朱镕基總理訪美之機向我施壓、以及19995月發生的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每次都使我國的“入世”之路陷入困境。江澤民擔任黨的總書記后,面對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政治上“打‘復關’牌”、中止“復關”談判的嚴峻形勢,把恢復關貿總協定地位看成是打破當時西方對中國“制裁”的重要政治舉措。當時中央決定由李鵬總理出面給各締約國政府首腦寫信,並做了其他方面的大量工作,使中國“復關”談判在1991年下半年得以恢復。而面對19981999年前后由於美國國內黨派斗爭需要和壓我國接受其高要價的企圖,江澤民又從政治上、戰略上考慮,相繼提出了“態度積極、方法靈活、善於磋商、不可天真”和“態度積極、堅持原則、我們不急、水到渠成”等工作方針,有利推動了談判的向前推進。在“炸館”事件發生后,以江澤民的黨中央決定中止雙邊談判,並因勢利導在9月重啟談判,最終取得了中美“雙贏”協議的達成。

 總之,江澤民始終堅持原則,堅守底線,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使我方在談判中處於戰略主動地位,最終實現了我們的戰略意圖。

  ()與時俱進,推動中國於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江澤民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策是一個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調整的動態過程。1994年底,中國“復關”談判迎來一個重要關節點,閃為從199511起世界貿易組織將取代關貿總協定,如果我們能夠順利恢復在關貿總協定中的席位,將直接以創始國的身份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然而,西方一些發達國家蓄意阻撓、漫天要價,使談判陷入了一個越談問題越多、越談內容越廣的“怪圈”。為了及早擺脫和打破這一怪圈,增加有關各方的責任感與緊迫感,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了1994年底結束中國“復關”實質性談判的最后期限的重大決定。最終由於以美國為首的主要締約方未能採取務實靈活的態度,中國“復關”未果。

  19955月,在有關締約方的強烈要求下,“復關”談判轉為“入世”談判重新啟動,此后,中國“入世”談判進入艱難的相持階段。江澤民就中國“入世”的時機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他曾說過:“要把握好時機,什麼時候加入最適宜,也要好好考慮。”【《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192頁。】他指出19994月朱镕基訪美未能達成協議,“是因為火候沒有到,美國還想繼續壓我們。”【《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頁。】那麼,何時才是最好的時機呢?江澤民認為1999年底成為一個重要的關節點。首先,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驗的積累,使我們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可能帶來的問題提高了監管能力和承受能力﹔第二,世界貿易組織即將開始新一輪的多邊談判,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若不能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將在新世紀的發展中受到極大局限﹔第三,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已經就中國融入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意義達成了共識,普遍認為沒有中國的參加世界貿易組織就沒有代表性。此外,經過堅決斗爭,美國最終在向中國提供無條件永久正常貿易關系、放棄一般保障性措施條款、放寬對華出口限制等重大問題上作出了承諾。這些都為中美協議的達成創造了條件。

 基於上述認識,綜合考慮當時的國際氣候和新世紀我國面臨的機遇,江澤民果斷決策加快中國“入世”談判進程,提出要抓住稍縱即逝的機遇推動中美達成“入世”協議,為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重要條件。117,江澤民主席應邀與美國總統克林頓通電話,雙方決定加速中美談判進程。1110,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和美國總統助理斯珀林訪華,開始了中美之間最后一輪雙邊談判。由於談判已進入到最后階段,沉澱下來的是雙方都互不讓步的幾個最難的問題,談起來格外艱難,期間美方曾4次買了機票要回國。江澤民親自運籌談判進程,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期間指示朱镕基到現場去做協調,最終促成中美協議的達成。

 江澤民果斷決策,在關鍵時刻作出了加快談判進程的重大決策,最終推動中國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二、江澤民圍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所作的理論探索是中國共產黨對外開放思想的新發展

  ()中國對外開放訴求的蛻變:從外貿拉動經濟到開放倒逼改革

  江澤民認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涉及我國大的發展戰略的問題,也就是我國如何進一步擴大開放、深化改革的問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中國的對外開放完成了由外貿拉動經濟到開放倒逼改革訴求的蛻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當今世界上一個政府以開放促進自身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一個最著名案例。

 在計劃經濟時代和改革開放初期,由於我國參與世界經濟的深度、廣度、高度有限,我們對對外貿易的地位和認識也相對有限,對外貿易更多承擔著“調劑余缺”的任務,從而被看作擴大再生產所需物資的調節器,處於輔助地位。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戰略地位得到了確認,成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總之,以發展對外貿易為核心內容的對外開放,其功能定位突出體現在“拉動經濟”上。然而在江澤民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外開放的焦點已從簡單的外貿經濟過渡到改革訴求。因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要求我們遵循其基本規則,遵循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這在客觀上將會促進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就是說,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資格意味著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已不單單是中國自己的事情,而且還是對國際社會的庄重承諾。因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中國的經濟改革納入了一條不可逆轉的、可預見的軌道,中國必須具有更負責任的經濟模式和制度環境。對外開放承諾的時間表,實際上就是國內改革的時間表。

  江澤民指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給我國帶來巨大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將帶來嚴峻挑戰,如何應對這種挑戰?改革是其中最根本的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是以壓力換動力,以開放促改革。他說:“要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消除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這樣才能有力地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而且也是我們應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各種挑戰的一條根本途徑。”【《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頁。】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將這一思想概括為這樣的表述:“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寬發展空間,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1頁。】

 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說過,中國需要第二代改革,即從簡政放權走向法治規則,從優惠泛濫走向統一透明,而世界貿易組織的推力正與此方向相同。從外貿拉動經濟到開放倒逼改革,把開放作為中國改革的強大動力,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深入認識對外開放功能定位的集中表現,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外開放思想的新發展。

  ()中國對外開放邏輯發展的必然:從政策性開放到制度性開放

  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1978年,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自我循環,以及西方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封鎖,使我們形成了與外部世界相對隔絕的封閉狀態。沉痛的歷史教訓、他國迅速發展的經驗和世界發展大趨勢,使中國共產黨人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作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從這以后,無論是區域的開放還是體制的變遷,中國的對外開放均呈現出政策性、適應性的特征,簡單地說,就是基本上按照國內議程,在我們自認為適當的領域、以我們可以接受的速度來選擇開放。

 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面對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洶涌浪潮和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客觀趨勢,中國要大力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繼續實行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已不足以提供有力的支撐。尤其是1998年中國面對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和特大洪災的嚴峻考驗,經濟發展受到了很大影響,將對外開放推向新階段的任務越發顯得緊迫。因此,在中美“入世”協議簽署后,江澤民多次提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中國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為什麼說“入世”是這個新階段的標志?這個新階段又有什麼特征?江澤民認為,我國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的主要特征在於,我們將承諾按照國際經貿規則辦事和逐步開放市場、逐步達到世界市場開放的程度和水平。他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中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新階段。中國將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進一步向亞洲和世界開放。中國將恪守承諾,有步驟地擴大對外開放,不斷完善法制,創造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江澤民:《加強亞洲團結合作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在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三十五屆年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2511。】也就是說,我國將由以往的政策性開放發展為制度性開放、戰略性開放的新階段,從而融入世界經濟主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便是這個轉變的重要推動力量,是我們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通過自身經貿體制與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的順利對接,我國將由有限范圍和領域內的開放,轉變為全方位的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在法律框架下可預見的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我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組織成員之間的相互開放。江澤民為此高度評價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意義,強調其“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進一步推進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的重要契機,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578頁。】他明確指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將有步驟地擴大商品和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為國內外企業創造公開、統一、平等競爭的條件,建立和健全符合國際經濟通行規則、符合中國國情的對外經濟貿易體制,為國外企業來華進行經貿合作提供更多、更穩定的市場准入機會。”【江澤民:《在香港“二○○一《財富》全球論壇”開幕晚宴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159。】

  江澤民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作為中國對外開放走向制度性開放這一新階段的重要推動力量,緊扣住時代的脈搏,有力推動了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

  ()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調整:從“引進來”為主到“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

  在作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中國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這個重要判斷的基礎上,江澤民還對“入世”后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調整問題進行了前瞻性思考,明確提出在新階段我們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這一開放戰略。

  我國的對外開放是從“引進來”開始起步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引進來”的開放戰略適應了當時的經濟發展需要,成功推動我國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帶動了各個經濟領域的繁榮變化,促進了社會的全面進步與發展。江澤民曾經說過:“這二十多年,我們是以‘引進來’為主,這是完全必要的。不先‘引進來’,我們的產品、技術、管理水平就難以提高。你想‘走出去’也出不去。”【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519頁。】由此可見,開放戰略的調整並不是由決策者的主觀願望決定的,而是隨著國際環境、國內體制和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而發展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面臨質的變化,根據這個變化適時進行開放戰略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早在1997年,江澤民就把“走出去”作為一個重要戰略提出來,反映出他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敏銳洞察力。進入新世紀、尤其是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談判取得重大突破后,他對新階段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相關論述漸趨深入。在江澤民看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為我們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緊密結合起來、尤其是實施“走出去”戰略帶來有利條件。他說:“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將會為我們實施這一戰略帶來更多的機遇。必須不失時機地‘走出去’,讓我們的企業到國際經濟舞台上去施展身手。這個戰略實施好了,對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后勁,促進我國的長遠發展,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520頁。】事實上,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對外多、雙邊法律法規逐步建立健全,我國與國際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外部經濟環境更加寬鬆,我國的對外開放市場變為雙向開放市場,對外商品貿易流通市場變為各種生產要素的流通市場,貿易投資的限制條件大大減少。因此,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戰略正適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層次變化。在20022月底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國際形勢與世界貿易組織專題研究班上,江澤民又明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對我國開放戰略的表述。他說:“在新的條件下擴大對外開放,必須更好地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同時並舉、相互促進的開放戰略,努力在‘走出去’方面取得明顯進展。”【《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6頁。】在黨的十六大上,江澤民進一步指出:“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對外投資,帶動商品和勞務出口,形成一批有實力的跨國企業和著名品牌。積極參與區域經濟交流和合作。”【《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1頁。】

 提出“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戰略充分表現了我們黨對全球化浪潮的戰略回應,尤其是“走出去”戰略的提出,形成了理論上完全意義的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對外開放思想的一個重大發展。

  ()中國對外開放意義認識上的升華: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確保發展的戰略主動權

  眾所周知,圍繞著“入世”淡判,15年中對“入世”是利是弊的疑惑和爭議始終持續不休,即便是“入世”已經10年后的今天,認為淡判讓步過多、甚至激言“賣國”的聲音仍然不絕於耳。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付出了“昂貴的門票”。在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的情況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為什麼依然勇敢地選擇接受多邊貿易規則,在工業、農業、服務業和知識產權等方面作出廣泛而深入的承諾?江澤民本人曾作出過這樣的回答,他說:“關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我進行了長期的深入思考。我認為,從政治上看,從二十一世紀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大環境看,我們搞現代化建設,必須到國際市場的大海中去游泳。雖然我們這方面的能力還不強,但要奮力地去游,並且要力爭上游,不斷提高我們搏風擊浪的本領。這對我國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國際綜合國力的較量中掌握主動有利。”【《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頁。】可以看出,江澤民是從掌握我國未來發展戰略主動權的角度出發考慮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的,在價值取向上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功利目標而升華到方法論層面。因此,他才會說“從提出‘復關’申請到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們進行的一切工作和斗爭,核心的問題就是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3頁。】

 這個視角是極其重要的。我們知道,20世紀90年代以來,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處於緩慢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趨勢陡然加速,世界經濟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程度日益加深。歷史第一次如此嚴峻地把應對經濟全球化問題推至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以怎樣的姿態進入世界經濟舞台,需要黨作出正確的判斷和回應。江澤民認為我們就是要爭取主動主動再主動。在江澤民看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我們主動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確保發展主動權的一個重要抓手。我們知道,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關貿總協議在推進經濟全球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一系列多邊組織與協議的規范,推動了經濟全球化這一歷史性潮流,具有較強的不可逆性。盡管世界貿易組織本身還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是積極參加世界貿易組織,利用其多邊規則促進本國的對外開放,更好地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維護自身利益,仍然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選擇。正是基於上述認識,江澤民才始終展現出堅定不移地推動中國“入世”的積極姿態。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盡管對中國“入世”后的命運存在著諸多疑問,但“入世”10年后的中國給世界帶來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入世”10年來,我國的出口增長了49倍,進口增加了47倍。10年裡中國吸收了7000多億美元的外資,建立了347萬個在華投資企業。中國對外投資在2001年不到10億美元,而2010年達到將近600億美元。2010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進口國、第一大出口國與第二大經濟體。“入世”的10年成為我國對外合作開展最好的10年。正如現任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拉米所說:事實是中國贏了,其他國家也贏了,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決定了:如果離開中國,世貿組織就不能稱為“世界”貿易組織。【參見《達沃斯升溫“中國熱”》,《人民日報》201121。】歷史將証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重大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作者王德蓉,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國共產黨90年研究文集(中)》2011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