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代表”與面向21世紀的中國共產黨建設

“三個代表”與面向21世紀的中國共產黨建設

李君如

江澤民同志在廣東的重要講話深刻地指出，隻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永遠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並帶領人民不斷前進。這“三個代表”的重要論述，自2月26日見報后，在黨內外產生了強烈的反響。這一重要論述，進一步回答了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關鍵問題，提出了黨在新世紀加強自身建設的偉大綱領，提供了新世紀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科學指南。為此，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做一初步闡述。

一、鄧小平的政治交代

面對世紀之交的復雜情況，加強黨的建設，既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鄧小平對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政治交代。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從鄧小平提出要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到江澤民回答“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樣一個思想理論的發展過程。

我們都知道，“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鄧小平在毛澤東思考的基礎上，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突出地提出要搞清楚的一個根本問題。

在搞清楚這個問題的過程中，鄧小平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刻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科學分析中國的基本國情，從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開辟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創立了以“鄧小平”命名的科學理論。在這個理論體系中，關於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理論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鄧小平關於“把我們黨建設成為有戰斗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核心”的觀點，是黨的建設問題上的重大撥亂反正。它不僅從根本上糾正了黨的建設問題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而且明確地把黨的自身建設同黨所領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聯系起來，給黨注入了新的活力。

這也就同時向黨提出了一個基本的要求：黨隻有適應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要求，才能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核心，才能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推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那麼，對於這二十多年來我們黨的建設問題，應該作出一個什麼樣的估價呢？我想，應該有兩個基本的估價：一是黨在改革開放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沒有這樣的進步，就不會有這二十多年黨的事業的巨大發展。二是隨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推進，在新舊體制、新舊觀念的激烈沖撞中，黨在自身建設問題上遇到了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而且層出不窮。這些問題都向我們提出：黨該怎麼辦？黨要不要適應這些新變化？黨該如何適應這些新變化？一句話，黨的建設的任務，越來越引人注目。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場政治風波發生后，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在《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中，振聾發聵地提出：“常委會的同志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1992年初，在南方談話中，他再次強調：“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這是鄧小平對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政治交代。這就是說，關於新時期黨的建設的理論，一方面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是鄧小平留下的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一個重要的政治交代。因此，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這幾年的實踐中考慮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條件下，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問題，是在黨的十五大江澤民同志的報告中重新提出和明確的。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三講”教育過程中，江澤民同志在回顧和總結這十多年工作的時候，明確地告訴我們，黨中央最關注的是兩大問題：一是加強黨的建設﹔二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加快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這兩大問題，一個是解決“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一個是進一步解決“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問題，同解決“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直接相關，密不可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解決好了，黨就站住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解決好了，社會主義就能長治久安了。前幾年在開展理論武裝的過程中，我們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有了明顯的提高，今天有必要在黨的建設問題上，從理論到實踐有進一步的突破和推進。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這十多年來，黨中央一手抓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一手抓黨的建設，採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措施。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對各級黨組織開展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整頓工作，在部分單位進行了黨員的重新登記工作。在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上，黨中央通過了《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提出用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十五大進一步把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以來，在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過程中，全黨明確了新時期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總目標。十五大以后，黨中央又決定在全國縣處級以上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中集中開展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與此同時，黨中央化了很大的力氣，加強廉政建設，開展反腐敗斗爭，毫不留情地清除黨的肌體上的病灶和毒瘤。

這次江澤民同志在廣東考察過程中，以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為基礎，把黨的建設的根本問題從理論上概括為“三個代表”，是我們黨在自身建設問題上的一個重大理論突破。這個重要思想，精辟地回答了在充滿挑戰和希望的21世紀，我們中國共產黨要把自己建設成為一個什麼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樣一個關鍵問題。完全可以說，這“三個代表”是新世紀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

二、世紀之交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面臨的新問題要求“三個代表”

我們黨自1921年7月誕生，已有近八十年的歷史了，為什麼要在今天如此強烈地重新提出“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一重大問題呢？為什麼要在今天把“三個代表”作為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提出來呢？

要深入理解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不僅要從這幾年黨的建設的思想史方面來加以考察，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江澤民同志提出這一重要思想的時代背景。

首先，世界發生的大轉折，既給我們的事業帶來巨大機遇和挑戰，也給我們黨的建設帶來巨大的機遇與挑戰。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當今世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發展，世界格局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以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為主要內容的綜合國力的競爭日趨激烈。面對世界各個領域裡發生的這些重大變化，各個國家、各個政黨都在進行新的思考和調整。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的提出及其在各國社會黨和其他政黨中引起的巨大反響，就是一個重要的信號。經過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中國，已經大踏步地走進世界，同世界的聯系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緊密。世界形勢發生的這種大轉折，給我國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同時也使我國面臨著一系列少有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否抓住機遇、經受住挑戰，歸根到底取決於黨的建設，取決於按照什麼樣的思路來建設黨。這是時代對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出的考驗。

其次，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大曲折，是世紀之交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它向一切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向我們黨提出了一個重大的課題。為什麼在20世紀的前半期共產黨能夠從蘇聯開始在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國度裡取得震驚世界的勝利，而在后半期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嚴重挫折？為什麼在蘇東劇變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卻能夠取得震驚世界的蓬勃發展？這裡的經驗教訓究竟是什麼？搞清楚這個問題，不僅對21世紀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重新振起和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對世界各國共產黨的發展特別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永葆生機和活力，也有重要的意義。我們黨是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仍在執政、領導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大黨，面臨著很大考驗，更有責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錯綜復雜、變化深刻的歷史現象，以利於從中總結經驗和教訓，更好地鞏固和加強自己。

第三，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這更加是對我們黨的嚴峻考驗。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要解決救亡與發展兩大基本問題，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這兩大歷史任務。各種政治思潮、各個政治組織及其領袖人物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命運，都由它們或他們能否完成這個歷史任務來決定。我們黨能夠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根、發育和壯大，不僅在於我們黨同中華民族血肉相連，而且在於我們黨以其正確的綱領路線、崇高的犧牲精神和輝煌的革命業績，完成了並正在繼續完成著我們民族的歷史任務。因此，我們黨的建設和發展進程，是同整個民族的歷史任務和發展進程相聯系的。在黨執政條件下，在黨領導各族人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尤其如此。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在新世紀，我們黨承擔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艱巨使命。特別是在進入新世紀之初，由於生產力、供求關系、體制環境和對外經濟聯系都已發生新的變化，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將要進入一個建設小康社會並向基本實現現代化邁進的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將要在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中進一步加快經濟的發展。要在推進工業化的同時，不失時機地推進國民經濟信息化，任務可謂十分繁重和艱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已經並將繼續面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全國人民將把極大的注意力關注在我們黨的身上，看我們黨能否解決這些問題，能否承擔起領導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

第四，黨的干部隊伍正處在整體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時期，加上黨在思想、政治、組織、作風等方面存在的各種嚴重問題，對於黨的執政也形成了嚴峻的挑戰和考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提出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的指引下，一大批優秀的年輕干部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這是這二十多年我們能夠毫不動搖地堅持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的一個重要的組織保証。現在，由於自然規律的作用和干部隊伍退休制度的嚴格執行，這一兩年我們將又一次面臨干部隊伍成批交替的問題。而且，這次干部隊伍的新老更替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不僅新中國成立前成長起來的干部，而且“文化大革命”前黨培養出來的干部，都將陸續從黨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一大批“文化大革命”后成長起來的年輕干部要走上更重要的領導崗位。這批干部有許多突出的優點，但也有一些不足，必須抓緊培養。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人民群眾對於這批年輕干部同過去打天下的老干部，在感情和要求上是不一樣的。老一輩革命家和老同志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人民群眾可以諒解﹔年輕干部如果脫離群眾而又不嚴於律己，無所作為和為所欲為，群眾都難以諒解。一旦成批地發生這樣的問題，人民群眾就會對黨的執政資格提出疑問。看看在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的思想僵化、信念動搖、紀律鬆馳、作風漂浮等問題，以及群眾對腐敗現象的嚴重不滿，這決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我們必須認真研究的重大問題和重大挑戰。

上述一系列嚴峻的考驗集中起來，就是面向21世紀的中國共產黨，能否在世界大轉折中走在時代的前列。

在世界社會主義大曲折中走在堅持和重新振起社會主義的前列，在中華民族大發展中走在領導偉大復興事業的前列。與此同時，又能夠順利完成黨的事業的交接班，並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一步鞏固，防止和克服前進中出現的思想僵化、信念動搖、組織渙散、干部隊伍腐敗等問題，經得起任何風險的考驗。一句話，就是能否永葆黨的先進性，而不被時代和社會的發展所淘汰。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像江澤民同志所要求的那樣，始終堅持“三個代表”。

三、“三個代表”思想的精神實質，是要在今天復雜的形勢下永葆黨的先進性

在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的論述中，人們不難發現，最突出的字眼，就是“先進”和“代表”這兩個詞。可以說，保持黨的先進性，特別是通過廣泛的代表性，來保持黨的先進性，是我們在今天復雜的形勢下解決“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一問題的綱。

縱觀世界近現代政治的發展特點，絕大部分國家的政治已經轉變為政黨政治。政黨政治的出現和發展，既增強了群眾對政治的關切度和參與熱情，又增強了群眾的政治選擇性。這就要求各個政黨不斷審時度勢，追隨時代進步的潮流，努力滿足人民群眾不斷變化並日益增長的利益要求。也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隻有那些具有先進性和廣泛代表性的黨，才能為人民群眾信賴和擁戴，成為人民群眾的領導核心，並最終成為執政黨。當然，在先進力量弱小的時候，在反動政黨以種種手段裝扮自己，給人以先進性假象的時候，具有先進性的政黨要經過長期的斗爭，才能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認同，贏得政權。這又從另一方面証明了保持先進性對一個政黨來說，是多麼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近現代政治的發展過程中，可以說是群雄並起，但是在各種政治力量的較量和角逐中，最后得天下的是中國共產黨。這是為什麼？我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誕生的。它的階級基礎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物質承擔者工人階級，思想基礎是當今世界最先進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根本宗旨是最得人心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歸根到底，這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三個代表”。而且，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根據中國的基本國情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各個階段的發展特點，不斷制定出切合實際的路線方針政策，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得黨能夠永遠保持它的先進性和廣泛的代表性。

但是，看一個黨的先進性，主要的不是看它的聲明，而是看它的行動。這也就決定了黨的先進性是一個在黨的實踐中體現出來的動態的發展過程。關鍵是看它能不能隨著時代的發展，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是有經驗教訓的。在民主革命過程中創造了輝煌成就的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政權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以后，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這裡，既有黨怎麼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也有黨怎麼樣在新的條件下加強自身建設的問題。而這兩者又是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在階級斗爭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基本解決以后，黨的主要任務不再是領導革命戰爭，不再是領導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黨要把“建設成為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又一次突出地提到自己面前。黨的八大曾經提出過執政對黨的考驗這一重大問題，研究過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問題。但是，由於我們在黨的指導思想上逐漸出現偏差，一直到釀成十年“文化大革命”內亂，這一問題沒有能夠很好地得到解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在危難中挽救了黨，從恢復和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始，探索在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的新途徑。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以及黨的建設的全部新鮮經驗，生動有力地表明，我們黨之所以能夠重新贏得人民擁護，不斷發展壯大，就是因為我們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能夠順應變化了的情況，及時作出決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為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懈奮斗。

這一段歷史告訴我們，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的思想，不僅總結了我們黨在歷史上堅持先進性的歷史經驗，而且著重回答了黨在今天執政的條件下怎麼樣永遠保持它的先進性的問題。

執政黨必須考慮的問題，就是黨如何保証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如何得到最大多數人民的擁護。這個問題，就是黨的先進性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三個代表”的思想確實抓住了問題的實質。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的，“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為什麼執政黨要特別重視這個問題呢？

第一，對於執政黨來說，這是黨能夠執政並長期執政的基本條件。一個政黨能夠執政，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它能夠得到絕大多數人民的擁護，能夠帶領一個國家按照時代進步的潮流不斷發展壯大。從我國的歷史來看，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抗戰中越來越壯大，能夠在抗戰勝利后同國民黨的斗爭中處於主動的地位，經過短短三年的解放戰爭就取得了政權？為什麼國民黨在抗日戰爭勝利后，在短短三年就很快地失去了政權？原因就是經過八年抗戰，使人民認識到了，中國共產黨代表著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國民黨則代表著其反面，使廣大人民對它失去了信任和希望。因此，執政黨最大的憂慮和威脅就是因自己的落后而失去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進而失去政權、下台。縱觀世界上這幾年一些執政黨包括一些長期執政的政黨失去政權的過程，盡管情況各不一樣、十分復雜，原因也有外因和內因的互相作用，但從它們的內因這個根本原因來分析，除了個別例外，其歷史教訓不外是因為它們落后於時代的發展潮流而被歷史所淘汰，或者是因為它們嚴重脫離群眾而失去了群眾的信任和擁護，或者是這兩者兼而有之。在實行多黨制的國家，這個問題的表現比較直接，你的政綱一旦得不到選民的擁護，你就不能執政，或者你就要下台。但是，我國的歷史和國情決定了我們決不能搞多黨制，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不是實行多黨制的國家裡，這個問題的表現比較間接，不是一下子就能反映出來的。這也就對像我們這樣的國家的執政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它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正確的判斷，都能夠在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中始終保持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先進性。

第二，還應看到的是，對於執政黨來說，黨的先進性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建設性的特點。這就是說，在推翻剝削階級統治的火熱的革命年代裡，黨作為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和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代表，集中表現為黨能否通過自己的綱領和骨干的模范行為，集合廣大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群眾，摧毀束縛先進生產力和文化發展的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也就是能否成為革命、造反的領頭人。在奪取政權以后，特別是在建立起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后，黨要成為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和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代表，主要就看它能否通過自己的綱領和黨員干部的實際行動，帶領人民群眾建設起良好的社會生活秩序，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繁榮教育科學文化事業，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說，在執政時期，特別是在建設時期，人民群眾對黨的要求比革命時期更高，要求得到的實惠也更具體。道理很簡單，就因為你是執政黨，你要拿出讓人民群眾滿意的政績來，你的先進性就體現在你是否能夠拿得出讓人民群眾滿意的政績。

第三，同時應該看到，在當今世界和中國發生歷史大轉折的過程中，執政黨的先進性更是一個在國內外復雜形勢下同國家命運一起經受考驗的重大問題。如前所述，我們黨正經歷著世界大轉折、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大曲折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嚴峻考驗。這些考驗關系到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也就是關系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同樣也就關系到我們黨的前途和命運，因為對於執政黨來說，黨、社會主義、中國這三者的前途和命運是一體的，而不是分割的。問題的困難之處，不僅僅在於我們面臨著這樣的或那樣的考驗，而在於我們黨作為執政黨在這樣的考驗面前要處理的問題往往具有極其復雜的兩重性。比如在處理經濟全球化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如果不參與其中，就會失去很大的世界市場，失去發展的機遇﹔如果參與進去，缺乏駕馭局面的能力，又可能危及國家主權和經濟安全。而這樣的決策又隻能是執政黨作出的，成敗得失的責任都要由執政黨來負。如果我國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壯大了，我們就是民族的英雄﹔反之，就可能被人們指責為罪人。

在這樣的問題上，執政黨的決策可以用“如履薄冰”四個字來形容，很不容易。又比如，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一部分人在黨的富民政策下先富起來了，另一部分人則還處在比較貧困的狀況中，而這兩部分人群都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民，並且絕大部分都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又是執政黨，不代表渴望獲得新生活的比較貧窮的群眾，顯然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不代表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並且已經富裕起來的人民群眾，行不行呢？顯然，這樣的問題必須好好研究，應該有一個科學的回答。

正因為我們已經是一個執政黨，而且是一個處在世界和中國歷史大轉折過程中的執政黨，怎麼樣根據今天的實際情況，始終保持我們黨的先進性，就是一個十分重要又十分復雜的問題了。

應該看到，黨的建設在新時期遇到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在黨的階級基礎的問題上，怎麼看待和處理國有企業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中出現的下崗職工，怎麼密切同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聯系﹔在黨的組織建設問題上，在經濟成分、利益主體、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方式多樣化的背景下，怎麼在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發展黨員、建立組織，這樣的黨組織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同時怎麼解決原有基層黨組織中出現的癱瘓半癱瘓問題﹔在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問題上，怎麼樣選人、用人，並提高廣大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在黨的作風問題上，怎麼樣遏止腐敗現象的蔓延，並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拒腐防變﹔在黨內生活中，怎麼樣加強理論學習、健全黨內的民主生活、進行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等等，都是我們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新問題。“三個代表”的重要論述，要求我們從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這確實為我們黨研究和解決自身建設中遇到的新問題，提出了一個新思路、新要求。過去我們講過“落后就要挨打”，這講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一部中國近代史証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經濟上的落后（落后於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思想文化上的落后（落后於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政治上的落后（落后於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要求），都要挨打。蘇聯、東歐的劇變，則進一步告訴我們，共產黨落后於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落后於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落后於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要垮台。不是講要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堅持黨性和黨的先進性嗎？不是講要防止和避免發生蘇聯、東歐那樣的和平演變嗎？黨隻有永遠不落后，才能不垮台。不然的話，黨就不可能走在時代前列，就會失去自己的先進性。但是，怎樣才能永遠保持執政黨的先進性，不是講幾句空洞的大道理就能回答的，而要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才能正確地解決和回答好這些重大問題。正如江澤民同志在江蘇、浙江、上海考察工作的時候所強調指出的：“全黨上下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總結實踐，為加強新時期黨的建設做好基礎性工作。各級黨委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都要緊密結合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緊密結合我國社會生產力的最新發展和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的實際，緊密結合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發展要求，緊密結合我們黨員干部隊伍狀況發生的新情況新變化，抓住那些對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必須研究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和重大現實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和調研，努力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尋找正確解決問題的答案。”

四、“三個代表”的關鍵，在“代表”二字，在於黨能否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無論是先進的社會生產力、先進的文化，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客觀存在的東西。對於政黨來講，要保持自己的先進性，就要自覺地、主動地去代表它們。江澤民同志提出“三個代表”的思想，就是要求我們黨努力從今天的實際出發，去做到三個“代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這就是“三個代表”的關鍵。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江澤民同志這一科學論斷的思想內涵。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我們黨從建立之日起，一直到今天，始終都是堅持和實行“三個代表”的。如果這個觀點能夠成立，那麼“三個代表”的思想在今天的現實意義就難以存在和說明了。事實上，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既有過堅持“三個代表”的時期，也有過程度不同地違背“三個代表”的情況。江澤民同志是在深刻總結了這樣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之后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從我們黨的歷史來看，並不因為我們黨叫“中國共產黨”，就能夠自然而然地做到“三個代表”。要堅持“三個代表”，並不容易。

比如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問題上，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生產力不僅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這一道理，大家都懂，但要按照這個道理來建設好我們的黨，並不容易。在黨剛創建的時候，我們知道隻有革命才能解放生產力，但是對於黨要代表先進的生產力，究竟要代表哪些階級的利益，怎樣來代表，並不十分清楚。所以，黨先后發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等一系列嚴重錯誤，差點葬送了黨。一直到黨在正確分析國情的基礎上搞清楚了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和前途，掌握了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這三大法寶，形成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這個“代表”的問題才得到解決，黨才得以蓬勃發展。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我們曾經認為隻有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不斷提高生產關系公有化的程度，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實踐的結果則是恰恰相反。這樣做傷害了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敗壞了黨的形象。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全黨工作重點由階級斗爭到經濟建設的轉移，制定了在改革開放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總政策，找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形成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這個“代表”的問題才重新得到解決，黨才重新獲得了蓬勃發展的生機和活力。因此，黨隻有敏銳地把握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新特點和大趨勢，並從生產力各個階段發展的要求出發，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來代表發展著的先進生產力，才能保持它的先進性，保持它的生機和活力。閉目塞聽，安於現狀，不關心生產力的發展變化，不致力於領導人民推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就會被不斷進步的時代所淘汰。

又比如在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問題上，無論生產力的發展，還是社會的進步，都離不開教育、科學、文化的發展，離不開人們的思想道德建設和崇高精神的培養，這個道理大家也都懂。但要按照這樣的要求來加強黨的建設，很不容易。在科技革命日新月異、突飛猛進的年代，尤其如此。我們黨作為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廣泛傳播馬列主義的背景下誕生的，可以說一開始就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但是我們黨的絕大多數成員畢竟是缺少文化教育的工人、農民。為提高廣大黨員和黨的干部對文化作用的認識，在領導民主革命的年代裡，毛澤東反復告訴大家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並且在根據地內外團結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反動腐朽文化展開斗爭，推進著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吸引和凝聚了廣大的愛國的知識分子，而且提高了全黨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素質。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為了代表先進的文化，我們做了大量的探索，有成功的經驗，但也有失誤的教訓，特別是用極其狹隘的觀點來看待先進文化，並通過思想文化的大批判來代表“先進”的文化，使黨嚴重地脫離了廣大群眾特別是知識分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認真總結歷史經驗，不僅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設的任務，而且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設”的方針，強調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努力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的一切優秀文化傳統，努力學習和吸收一切外國的優秀文化成果，不斷創造和推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這就使黨密切了同最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的關系，重新站到了時代的前列。

再比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我們講得最多的，也是全黨最有共識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但真正要做到這一點，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真正滿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在漫長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我們黨總是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深入細致的工作，通過廣大黨員干部身上展現的優良作風，來實現這個“代表”問題的。但是，有的時候還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在民主革命中，毛澤東曾經提出在對待群眾的問題上既要反對命令主義、又要反對尾巴主義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強調要反對官僚主義、平均主義的“共產風”等等，就是因為我們黨在解決這個“代表”問題的時候，發生了一系列工作上的失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制定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以及改革開放的各項政策是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但是在工作中怎麼把改革的力度和人民群眾可以接受的程度很好地統一起來，怎麼正確處理經濟發展過程中地區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懸殊的問題，怎麼解決數量眾多的下崗職工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問題，怎麼克服一些干部身上滋長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也有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迫切需要我們去進行研究和處理。至於那種以發展生產力和文化為由，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決不是我們黨的政策。任何脫離群眾、任何違反群眾意願和危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都是“共產黨人”這一崇高稱號所不允許的。

由此可見，在今天的情況下，要真正做到“三個代表”，有兩個問題是必須明確的：第一，在制定黨的綱領和路線方針政策的時候，必須做到三點：一要敏銳地認識和把握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即要敏銳地認識和把握時代進步的潮流和發展的脈搏﹔二要勇敢地面對形勢發展變化過程中提出的各種新情況和新問題，敢於成為時代進步潮流的“弄潮兒”﹔三要科學地分析不斷變化的形勢，及時制定正確的政策，帶領人民群眾走在時代的前列或追趕時代進步的潮流。第二，在黨的階級基礎問題上，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必須依靠推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發展的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包括科技知識分子、文化知識分子和經營管理知識分子），依靠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五、堅持“三個代表”的難點，在於“三個代表”的統一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三個代表”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對於“三個代表”，決不能畸輕畸重，更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或對立起來。

首先，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必須統一起來。在理論研究過程中，特別是在分學科研究過程中，生產力問題往往屬於經濟學研究的范疇。文化問題則屬於哲學、倫理學、美學和藝術等人文學科研究的范疇。久而久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這兩者之間出現了某種不該有的溝壑。在實際工作中也是如此，經濟工作部門和文化工作部門之間的聯系很少。我們在日常工作中經常說的“兩張皮”，就是對這種狀況的一種描述。而在當今世界，不僅學科研究日益走向綜合，而且實際工作也越來越走向系統化。在這個過程中，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文化的繁榮離不開經濟發展提供的物質基礎，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同文化的發展也是不可分割的。這不僅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離不開教育，而且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更離不開生產者的責任性、創造性和主動性，即離不開思想道德建設造就的人的基本素質。離不開教育、科學，離不開思想、道德，就是離不開我們所講的文化。不僅離不開，而且在今天的現代化進程中，由教育、科學、思想、道德建設所塑造的人的素質，在經濟的發展中已經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鄧小平有一句名言：“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鄧小平文選》，第3卷，1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但是，在一個時期裡，人們並沒有理解鄧小平的這一深刻思想，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的問題，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造成了不小的損失。經過這樣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總結，我們才認識到生產力的發展同文化的發展應該內在地統一起來。根據這樣一個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証法的基本原理，我們黨在“代表”誰的問題上，也應該把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同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很好地統一起來。這裡，也包括要把代表社會主義物質生產者和代表社會主義精神生產者這兩者的根本利益很好地統一起來。

其次，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同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統一起來。一方面，我們講發展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講推進先進文化的建設，必須實現好、發展好和維護好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我們講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必須落實到推進先進生產力和文化的發展，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如果我們發展生產力的方針、發展文化的方針，脫離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及其基本認識，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黨中央那麼強調要調查研究，要把改革的力度同人民群眾可以接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就是強調發展先進生產力，發展先進文化必須同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實際認識程度結合起來，加以統籌考慮。我們有些地方，有的改革措施引起人民群眾的不滿，甚至引起群眾的上訪，其原因就是沒有把生產力、文化的發展同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很好地統一起來。因此，要保持黨的先進性，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必須注意處理好這些復雜的關系。

由此可見，這“三個代表”之間，相互聯系，互為目的，統一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對於我們黨來講，怎麼把這“三個代表”統一起來，是一門大學問。在今天，能夠忠實地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隻有我們黨。把這“三個代表”協調和統一起來，也要靠我們黨。黨能夠協調和統一好這“三個代表”，就能在復雜的實踐中發揮它的先進性，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的領導核心。因此，在“三個代表”的協調和統一中建設好我們的黨，是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的一個大思路、新思路，深刻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黨建理論。

六、“三個代表”思想堅持了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

我們講黨的先進性和廣泛的代表性，毫無疑問要講黨的階級性，講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但是，那種以抽象的乃至於僵化的觀點來理解和解釋黨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性質這個重大問題，不僅是毫無意義的，而且對於在新的情況下切實加強黨的建設，危害很大。如同黨的先進性既有一般的要求，又同黨在各個時期的歷史任務相聯系一樣，黨的階級性也是既有其不可改變的確定性，又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黨的歷史任務相聯系，在社會發展的各個時期有其不同的具體體現。

這裡有許多問題要研究。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是，判斷黨的性質是不是看黨員的階級出身和成份？連帶著的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樣的人才能入黨？不是工人階級的成員能不能加入中國共產黨？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這不僅是黨章明確規定了的，而且是我們黨的全部歷史所反復証明了的。但是，這並不是說黨員的階級成份是判斷黨的性質的依據，更不是說隻有工人或工人家庭出身的社會成員才能加入我們黨。我們黨相當長的時期是在農村領導全國的人民大革命，大批黨員來自於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

這樣的黨，怎麼還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呢？我們黨的歷史有力地証明了，判斷黨的性質，主要地不是看黨員及其領袖的社會職業及其階級成份，而要看黨的綱領是否代表無產階級，是否堅持用黨的綱領所規定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去教育廣大黨員，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而且，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我們黨的最低綱領是通過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隻要接受這一綱領，並願意為這一綱領去奮斗的，都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當然，我們同時明確地宣布，這個最低綱領聯系著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去的最高綱領。在黨的建設過程中，我們不僅教育黨員為實現黨的最低綱領而奮斗，而且教育廣大黨員確立起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澤東選集》，2版，第3卷，10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他還深刻地指出：“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同上書，第1卷，第276頁。）這樣把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聯系起來教育全黨，加強黨的建設，就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堅持黨的階級性和先進性。今天也是這樣，黨的十五大不僅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而且強調“我們現在的努力是朝著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前進的，忘記遠大目標，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不為實現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綱領努力奮斗，同樣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所以，我們的黨章明確地指出：“年滿十八歲的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願意參加黨的一個組織並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和按期交納黨費的，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正是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高明之處和偉大創造。

再一個問題，是今天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了工人下崗的問題，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黨的性質改變了？大家都知道，正如毛澤東所指出，進城以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城市斗爭中的根本原則。黨同工人階級的關系，更加直接地關系到黨的性質。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一個引起廣泛注意和議論的情況是，由於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經濟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的調整，中國工人階級狀況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變化甚至重大變化，某些不符合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行業逐步被淘汰，而那些符合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行業則進一步發展。在這樣的變化過程中，職工隊伍的某些部分難以避免要遇到暫時困難、付出代價，有些工人要下崗。應該向大家說明的是，這決不是要淘汰工人階級，更不是說工人階級已經不再是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了，恰恰相反，正是在先進生產力行業取代落后生產力行業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整體素質和整體優勢進一步提高了起來。這裡的關鍵，不是看是否有工人下崗，而是看黨和政府對下崗工人採取的是什麼樣的政策。今天，我們黨要求各級政府妥善處理好下崗職工問題，包括給予基本的生活保障，組織下崗職工進行再就業的培訓，等等，都是為了提高職工的素質，以適應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所以，從總體來說，我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帶來的種種變化，使工人階級本身也在經歷深刻的改造，而這當然沒有改變也不可能改變工人階級的先進性和歷史使命。中國工人階級仍然是我國社會中最先進的階級，是我們黨的階級基礎。

再一個問題也是人們在議論的，這就是在高新技術產業日益發展的背景下，是不是同傳統的工業產業相聯系的工人已經是落后的生產力的階級代表，知識分子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了？這樣的議論忽視了三個重大的問題：一是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包括雙重的歷史使命，這就是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已經指出的，“我國的經濟建設，肩負著既要著重推進傳統產業革命，又要迎頭趕上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雙重任務”。到今天為止，這樣的情況還沒有根本改變。我們既要推進傳統的工業化，又要推進國民經濟信息化，這兩方面生產力都是我國先進的社會生產力，這是由我國的具體國情所決定的。二是在生產力問題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對傳統的工業產業的影響也是雙重的。它確實要淘汰傳統工業產業中的某些行業，但從總體而言，它將推動廣大的工業產業向新的階段發展，隻要看一看冶金業、紡織業、機器制造業在應用新技術后發生的巨大變化，就可以明白這個道理了。三是在我們黨的理論中，鄧小平已經以他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素養和政治智慧，解決了生產力與科學技術、工人階級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問題，已經明確地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此，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工人階級的結構將發生重大的變化，素質將全面得到提高，仍然是先進生產力的階級代表。我們黨也仍然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還有一個問題，既然講“三個代表”，是否意味著社會主義時期的共產黨已經是“全民黨”了？這樣的觀點，更屬似是而非、自欺欺人之談。這裡一個核心問題，是誰在實行“三個代表”？是誰有資格來實行“三個代表”？在中國，隻有中國共產黨。為什麼隻有中國共產黨？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先進的階級——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堅持“三個代表”，是要代表最廣大的人民，但是這同堅持黨的工人階級性質並不矛盾。從另一方面來說，黨要代表最廣大人民，那就首先要引導和教育人民群眾認識自己的根本利益，同時善於把先進性同廣泛性結合起來，引導群眾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而這一切歸根到底就要求黨的先進性和馬克思主義武裝。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在“全民”旗號下否定黨的先進性和馬克思主義武裝，結果隻能是淪為這部分或那部分人們私利的代表，而這恰恰丟掉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至於那種假借“全民”名義，而行別有用心政治圖謀的事，危害就更大了。總而言之，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全民黨”。江澤民同志在“三個代表”中，講先進的生產力，講先進的文化，講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講的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要代表它們，而不能忽視它們，更不能脫離它們。其前提就是中國共產黨是有鮮明的工人階級的階級性和先進性的黨，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隻有這樣去代表它們，才能不落后於時代而永遠站在時代的前列，才能永葆其先進性，始終成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總之，中國共產黨過去不是“全民黨”，現在不是“全民黨”，將來也不可能是“全民黨”。這是可以斷言的。

七、以“三個代表”為指導，全面加強黨的建設

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的思想，是在今天的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重大發展。我們應該按照這個重要的思想，面對黨的建設新的實際，全面加強黨的建設，進一步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堅強有力地帶領全國人民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首先，有必要以江澤民同志關於“三個代表”的重要論述為新的思想武器，在全黨進行一次黨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的再教育。從總體上說，我們黨是有戰斗力的，黨的組織和黨員干部隊伍是好的。但是，黨的建設同新形勢、新任務不相適應的地方還相當不少。黨內在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存在的不符合“三個代表”的問題也相當不少。有的身為共產黨員，對於共產黨是一個什麼樣的黨，共產黨是干什麼的，卻認識模糊。因此，把學習和貫徹江澤民同志關於“三個代表”的重要論述，作為一個重大契機和主要內容，大大推進黨建理論的學習，這既是黨員干部提高素質、增強黨性的需要，也是始終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更好地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使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需要。其次，更有必要以“三個代表”為新的思想武器，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的偉大實踐。在新時期怎樣建設黨，是許多人非常關心又感到非常為難的問題。讓改革開放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造成的新局面，削足適履地去適應傳統的黨建理論，是不行的﹔讓對外開放和市場發展帶來的消極方面任其發展，沖擊我們的黨的建設，也是不行的。惟一正確的方法，就是既從今天黨的建設面臨的新的實際出發，又正確地引導實踐的發展。這是在黨的建設問題上的辯証唯物主義態度。這裡的關鍵，是要有符合今天黨建實際又能解決黨建問題的科學理論和思想武器。“三個代表”的重要論述，就是我們迫切需要的新的思想武器。以這一新的思想武器，探索解決黨的建設中面臨的新問題，全面推進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我們就一定能夠在21世紀開創一個黨的建設的新局面。

（來源：《教學與研究》200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