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江澤民探索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微觀歷史

國企改革：江澤民探索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微觀歷史

石建國

國企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是透視我國整個經濟新體制建立和經濟快速發展的微觀基礎。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江澤民緊緊扭住國企改革這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努力探索公有制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途徑、形式等，領導發起了國企改革的攻堅戰，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提前完成了“三步走”戰略中的第二步目標。國企改革視角下江澤民探索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微觀歷史，將為我國國資國企改革的全面深化提供歷史和理論借鑒。

一、掌握駕馭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主動權，努力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

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的道路可走。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以后，我國經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能否不失時機地集中力量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同時加快深化改革步伐，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擺在江澤民面前的兩大難題。

眾所周知，我國的市場經濟成分並不是1992年以后才有的，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是1992年十四大確立的。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有一系列工作要做。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為了掌握駕馭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主動權，江澤民首先從人才培養入手，提升各級領導干部決策能力和經濟理論的素養。一是號召縣以上各級領導同志，尤其是主要負責同志，一定要帶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走群眾路線，了解群眾想什麼、盼什麼，歡迎什麼、反對什麼。江澤民嚴厲地告誡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更沒有決策權。二是號召各級領導干部要學習和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知識。在他的直接關心下，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編寫的《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本干部讀物很快出版，江澤民還親自為這本書撰寫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我們的各級干部特別是縣以上的領導干部，隻有認真學習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又懂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知識，掌握了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才能獲得做好新時期經濟工作的主動權。”他熱烈地號召廣大干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所大學校，大家都要自覺進入這所大學校學習。”（馬洪主編《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發展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2—3頁。）此后，由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牽頭組織編寫的關於宏觀經濟管理、財政、金融、稅收、証券、社會保障、審計等各種領導干部知識讀本陸續面世，江澤民對這些讀本或題寫書名，或撰寫序言，或為其出版作出重要批示。與此工作相配合，中央各部門還舉辦了各種層級的經濟管理培訓班，對各級領導干部進行培訓。

與此同時，江澤民還致力於研究和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具體路子，帶領全黨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重要文件對於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一個比較完整和系統的設想，勾畫了我們后來稱之為“一個基礎，五大支柱”（“一個基礎”即在所有制結構上，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五大支柱”即現代企業制度、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這次全會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所勾畫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雖然還需要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和繼續完善，但有了這個基本框架，可以增強我們對改革工作指導的預見性，使改革更加富有成效。”（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頁。）

江澤民認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可能與西方國家的完全一樣，不能照搬照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市場經濟的一般共性，比如在市場主體地位平等、對財產所有權一體保護、實行合同自由原則、維護公平競爭、國家適度干預、保護弱者和維護社會公正等方面，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其他國家的市場經濟有共同屬性。但這種體制又是與我國國情相結合的，有著自己的鮮明特色。他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重要的特征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存。”（江澤民會見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談話記錄，1993年2月12日。）后來，他進一步將我國的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本質區別歸結為兩點：在經濟上，堅持以公有制為主，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在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從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載體，如果它本身不活、不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也就無從談起。正因如此，能否搞好國有企業關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敗。

作為改革開放的一位親歷者和推動者，江澤民對於如何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特別是對如何建立起國有企業的約束機制、打破“大鍋飯”作過深入思考。1992年末，他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講到：在西方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私人企業已經虧本了，能不能還發獎金？它必須緊縮、裁員、破產，或者在工資上打折扣。因為他們那裡有約束機制。比照我國的國企實際，他認為當時要緊的問題是“要找出一個體現全民所有制企業優越性的具體形式”。他鄭重告誡與會人員：“我們都要研究這個問題，不能當兩年廠長，使企業虧損得一塌糊涂，又到別的地方當廠長。”（參見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29頁。）

1993年，我國經濟過熱現象加劇。在此次的宏觀調控中，江澤民更加認識到搞好國企改革的重要性。他強調：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沒有一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微觀基礎是不行的，而企業就是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好比一場好的球賽，如果沒有好的球員，即便有再好的比賽規則，也沒法保証打出一場高水平的球賽。球賽的水平同主力隊員、明星隊員的表現關系甚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就處於“主力隊員”“明星隊員”的地位，一定要使它們充滿生機和活力，發揮好主導作用。（參見《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頁。）隻有這樣，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順利建立和運行起來。

江澤民對於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重大問題，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反復強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宏大的社會系統工程”（《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98頁。）。在這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裡面，他緊緊扭住國企改革這一中心環節，展開了積極探索。

二、明確現代企業制度，確立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重要途徑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特征。那麼，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應如何看待作為公有制主要載體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改革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的中心環節，又該如何推進？江澤民認為：“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如何結合起來，在世界上還沒有先例可循。”(江澤民會見日本自民黨干事長森喜朗一行談話記錄，1993年10月11日。)有的人給出英國撒切爾夫人執政時主導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例子，希望中國也走這條路。對此，江澤民旗幟鮮明地予以堅決反對。他強調在指導思想上必須明確：我們的國企改革是要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使國有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控制力。他進一步強調：“我們要積極開拓，勇於進取，但決不搞私有化。這是一條大原則，決不能有絲毫動搖。”（《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頁。)

既然完全照搬外國之路行不通，那麼，國企改革這條路隻能靠我們自己走出來。1993年6月，由國家經貿委牽頭，有13個部門22位同志參加的國企改革調研組，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指導下，進行了廣泛調研。調研組與100多個單位座談，聽取了近300位老同志、專家學者、實際工作者和企業家的意見，寫出了《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現代企業制度》的調研報告，提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思路。這一主張得到了江澤民和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其他成員的肯定。1993年8月，江澤民在大連考察時，首次公開提出“現代企業制度”的概念，並作了具體闡發。

隨后，1993年9月29日，江澤民在中南、西南十省區經濟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實現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重要途徑。現代企業制度，是以規范和完善企業法人制度為核心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制度。這是一項艱巨復雜的任務，必須積累經驗，創造條件，逐步推進。”（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34頁。）一個多月以后，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正式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這一思路標志著我國企業改革在理論探索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與當時經濟總體過熱的形勢相背離，國企虧損的情況卻日益嚴峻。1994年第一季度，全國預算內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面高達49.6%（參見王忠禹：《國企改革攻堅紀實》（上），企業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第375頁。），江澤民也一直在思考這樣的問題：國有企業不是笨蛋，為什麼弄不好？（參見江澤民與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談話記錄，1994年11月8日。）當時，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反復舉的一個例子就是上海寶鋼和遼寧鞍鋼的情況。上海寶鋼，年產鋼七百萬噸，兩萬多職工﹔遼寧鞍鋼，年產鋼八百多萬噸，卻有職工二十二萬多人，另外還有十八萬職工子弟需要安排就業和十二萬退休職工。（參見江澤民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談話記錄，1994年8月19日。)職工人數少，效益當然相對好一些，但作為老國企的鞍鋼能為了效益，把富余人員和包袱全部甩給社會嗎？這顯然行不通。類似鞍鋼這樣的例子也說明，國企情況復雜，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難度相當大。對此，江澤民的態度是堅決的，他深刻地指出：“不把現代企業制度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好像建立在沙灘上，那是不穩固的。”（《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368頁。）

1995年5月，江澤民先后到上海、江蘇、浙江，6月又到遼寧、吉林、黑龍江，前后考察了近50家企業，召集了10多次座談會、匯報會，聽取省市和企業的意見，研究進一步推進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和發展的問題。在長春召開的企業座談會上，江澤民說：“如果失去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也就不可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搞好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既是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41頁。）

雖然早在1994年11月初，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的100戶大中型企業名單就已確定，但統一的試點方案卻始終未能出台。最后確定其中70戶由國家經貿委負責聯系，另外30戶由國家體改委負責聯系。由於試點企業情況不一，要形成統一規范的可行性方案困難非常大。最后黨中央的決定是：由各企業自提方案，報批后執行。（參見謝春濤：《國有企業改革的曲折與前景——楊啟先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6期。）與此同時，在摸索的過程中，中央意識到，每一個企業都搞好，既沒有這個可能，也沒有這個必要。在此情況下，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〇一〇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要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搞好大的，放活小的”。

具體該怎麼做呢？中央先從摸清國企虧損的原因入手。經過反復調研和摸索，基本摸清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虧損的主要原因：一是人多﹔二是債重﹔三是設備老化，產品不行﹔四是企業領導班子經營管理不善﹔五是社會包袱沉重。此外，還有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等等。

針對上述問題，解決辦法就是減員、增資、改造等。但當時政府和社會的承受能力有限，減員增效不具可行性。當時全國有國企職工8000萬，分離1/10就是800萬，每人安置需2萬元，共需1600億元，而當時全國的財政收入一年隻有5000多億元。（參見王忠禹：《國企改革攻堅紀實》下，企業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第606頁。）　在國家財力、社會承受力有限的情況下，如果引入非公經濟重組大中型國企，算不算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如果發展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經濟，在政策上又該給企業以怎樣的說法？“改到深處是產權，改到難處是人員”的改革窘境，已將國企改革上升為重大的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倒逼著黨和政府必須有理論上的明確回答和實踐上的制度安排。

三、推動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掃清國企改革攻堅戰的思想和行動障礙

進入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在即。能否實現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能否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這些問題已到了攻堅期。如前所述，此時國企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歸結起來有兩個：其一，如何看待公有制及其實現形式？這主要涉及股份制問題。其二，如何看待非公有制經濟？

1997年初，江澤民在十五大文件起草組會議上的講話中，著重談了自己關於股份制和公有制的看法。他指出，不能籠統地把股份制歸結為私有或公有。他向與會人員強調：第一，股份制是一種現代經濟發展的企業組織形式或資本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同樣可以用﹔第二，股份制形式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的或資本運作的效率和競爭水平﹔第三，股份公司的所有制性質，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參見《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615—616頁。）

在總體肯定股份制的基礎上，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要全面認識公有制經濟的含義。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這一論斷，突破了隻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才算公有制的框框，為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拆除了思想藩籬。同時，報告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宣布“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20、19頁。）非公有制經濟納入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范疇，為非公經濟的大發展提供了制度安排。

理論的突破和制度的創新，為國企改革的深入掃清了思想和行動上的障礙。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一中全會確立了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年改革與脫困的目標。國務院首先將名列虧損榜首位的紡織行業作為突破口，按照“鼓勵兼並，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實施再就業工程”的改革思路，“三年脫困”戰役全面打響。於此前后，中央採取停止重復建設，關閉“五小”企業（“五小”企業，指技術落后、浪費資源、產品質量低劣、污染環境、不符合安全生產條件的小煉油廠、小火電廠、小鋼鐵廠、小玻璃廠、小水泥廠等。），淘汰落后產能、打擊走私、債轉股、增資減債、技術改造、成立中央企業工委等一系列措施，涉及結構調整、軍隊改革、財稅、金融、外匯、社保、機構改革等方方面面的政策，國企改革的力度明顯加大，步伐明顯加快。

1999年是我國國企改革與脫困的關鍵一年。在聽取國家計委關於1999年國企工作思路匯報（參見《曾培炎論發展與改革》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63—464頁。）基礎上，從這年春天開始，江澤民先后前往內蒙古、四川、湖北、西安、青島、遼寧等地考察並主持座談會，進一步為國企改革尋診把脈。在年中的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和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他總結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展望世界經濟的發展動向，對國企改革的努力方向和機遇挑戰作了具體闡述，並在此基礎上強調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經濟發展道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是年秋天，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實現“三年脫困”奠定了更為堅實的政策基礎。

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三年脫困，減人是關鍵。從1998年到2000年年底，國企下崗職工累計2550萬人。（參見《朱镕基講話實錄》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6頁。）為此，中央建立起“三條保障線”（“三條保障線”制度即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制度，同時，採取多種措施確保糧食和農產品價格穩定，以控制城市居民特別是下崗職工的生活成本，確保城市穩定。可以說，國企改革，農民也做出了巨大犧牲。經過鏖戰，到2000年底，國家重點監測的14個行業，已有12個行業實現了整體轉虧為盈或繼續增盈，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大幅度增長﹔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改革與脫困三年目標基本實現。（參見《人民日報》2001年1月10日。）這一實踐也充分証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是可以有機結合的，而且已經成功實現了初步結合。至此，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形成。

“三年改革與脫困”攻堅戰后，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如何完善，國有大企業如何與市場經濟進一步相結合又成為新的歷史課題。集中全黨智慧，在十六大召開前一年多的時間裡，江澤民通過大量調研和深入思考，力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設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同時明確主張地方政府不包括縣，因為下放到縣一級，管理和監督都難以到位。十六大報告起草組吸收了這一重要思想，並將其寫入報告。十六大關於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原則的明確，標志著我國國企改革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四、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實現黨的建設思想的與時俱進

國企改革的不斷深入，產生了兩大問題：一個是關於公有制經濟及其干部職工的問題﹔另一個是關於非公有制經濟及其從業人士的問題。

在國企改革過程中，江澤民反復強調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他指出：“我們黨所領導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他鄭重告誡廣大領導干部：“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也必須堅持這一點。”“沒有廣大工人群眾支持，企業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51頁。）為此，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從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出發，切實把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物質文化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他強調：“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搞得好不好，不僅要看企業是否減虧增盈，還要看對下崗職工思想上、生活上的關心和再就業工作是否切實抓緊並認真做好了。”（《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385頁。）

在國企改革中要依靠廣大工人群眾，維護好他們的利益，其基本前提就是企業要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隨著國企改革向縱深推進，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深深體會到：企業領導班子特別是一把手至為重要。他在廣泛考察眾多國有企業的基礎上強調：“很多事例表明，在大體相同的外部條件下，企業改革和發展成功與否，與企業廠長、經理的素質高低、能力大小有著極大關系。一個政治思想素質好、具有開拓精神、善於決策、精於管理的廠長或經理，能使一個企業由弱變強，由小變大，由虧損變盈利。”（《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52頁。）到了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夕，他進一步強調：“有沒有好的領導班子和負責人，對企業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483頁。）在江澤民看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選好用好管好企業領導人，說到底是一個事關“黨如何加強對國有企業領導”的問題。這是公有制體制內的問題。

還有一個關於公有制體制外的問題，即如何看待非公有制經濟及其從業人士。1992年以后，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速，成為國企下崗職工再就業的主渠道。據國家工商管理部門統計，到2000年6月底，個體工商戶2720萬戶，從業人員5334萬人，私營企業159萬家，私營企業主335萬人，從業人員2085萬人。加上三胞投資企業、外資企業和股份制企業中的員工，非公有制經濟的從業人員達上億之多。（參見劉延東：《關於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隊伍狀況的調查與思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主編《中國私營經濟年鑒（2000—2001年）》，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頁。）同時，隨著非公經濟發展和國企改革的推進，相當數量的國企干部職工也轉變了職業身份。據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等單位組織的幾次抽樣調查，私營企業主黨員人數比例分別是：1993年為13.1%，1995年為17.1%，1997年為16.6%，1999年為19.8%，2002年為29.9%。（參見《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2002年中國第五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及分析》，《中國私營經濟年鑒（2000—2001年）》，第149頁。）私營企業主黨員人數比例的上升，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隨著一些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制，原來身為黨員的干部和職工轉換了職業身份。從國企改革中分流出來的干部職工，他們原本就是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隨著國有資本在不同產業和不同行業的退出和進入，相關企業所有制的屬性不再是恆定不變的，相關從業人員的身份也不再是恆定不變的。非公經濟從業人員政治身份問題，相當程度上源於國企改革。反過來，這一問題解決得如何，也將對下一步的國企改革產生重要影響。

如果我們黨不積極爭取非公經濟及其從業者這支社會力量，甚至有意無意地把他們推到對立面上去，那在政治上對黨是很不利的。對於上述新情況，江澤民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實際，結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在2001年的“七一”講話中給予明確的回答。他指出：“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對於非公經濟從業人士中積極要求入黨的優秀分子，江澤民認為：“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並通過黨這個大熔爐不斷提高廣大黨員的思想政治覺悟，從而不斷增強我們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頁。)

江澤民的上述論斷，是在國企改革的進程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過程中、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從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考慮而作出的。這是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的共識，也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總之，江澤民領導下的國企改革，涉及改革發展穩定、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公有制與其他經濟成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及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等方方面面的內容，其重要性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是我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其過程貫穿了實現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全過程。從這個角度講，江澤民領導下的國企改革，也是一部他探索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微觀歷史。

透過這部微觀歷史，結合我國不斷深化改革的歷史進程，筆者嘗試著總結出以下幾點啟示與思考：

一是改革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鮮明的問題導向。江澤民曾指出：“確立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我們黨一貫倡導的科學方法論。”(《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339頁。）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初，對於如何搞好國企改革，江澤民與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其他成員的頭腦中並沒有完整而清晰的整體圖像。他關於國企改革、關於社會主義如何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是在群眾路線的指引下，在逐步摸索和反復思考的基礎上而逐步推進的。無論是確立現代企業制度，還是建立“三條保障線”，這些制度安排都是在“逢山開道、遇河架橋”的探索中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天馬行空、閉門造車的結果。我們繼續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同樣也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原則。二是理論創新可以為改革注入強大動力。如果說我國的改革開放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實驗，那麼，國有企業改革，這一關乎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相結合能否成功的改革就是實驗中的一個關鍵步驟。對於這一關鍵步驟，江澤民坦陳己見：“我們還缺乏經驗，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遵循，隻能在實踐中不斷學習、探索和創造。”（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258頁。）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所總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個代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等概念已為人們所耳熟能詳，這些理論概括和經驗總結，不僅有利於增強我國廣大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且對於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同樣也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三是改革成效的關鍵在於政策落地。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政策性、實踐性很強的工作。從理論上當然需要我們講清楚、說明白，但如何依據可具操作性的細則確保政策落地則更具緊迫性和重要性。鑒於以往的經驗和教訓，在黨的十八大后開啟的全面深化改革中，習近平同志明確表示：特別是要注意打通改革推進的“最后一公裡”，努力使各項改革舉措落地生根，確保各項改革取得預期成效、真正解決問題。（參見《人民日報》2015年1月31日。）

（本文系國家青年拔尖人才項目“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黨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探索與實踐”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石建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北京100017〕

（責任編輯：宿凌）

來源:《黨的文獻》（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