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內涵論析

作者:武邊    發布時間:2012-07-16   
分享到 :
科學發展觀內涵論析
武邊
“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用這四句話高度集中地對科學發展觀作出了精辟的闡述。全面領會和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重點是深刻理解這四句話的豐富內涵。
第一要義是發展
胡錦濤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是用來指導發展的,不能離開發展這個主題,離開了發展這個主題就沒有意義了。”【《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850—851頁。】他又說:“強調第一要義是發展,是基於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基於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深切願望,基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基於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履行黨的歷史使命作出的重要結論。”【《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頁。】這些論述深刻揭示了發展的極端重要性,也闡明了以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的深刻道理。
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范疇之一,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鄧小平和江澤民先后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重大戰略思想。可以說,在當代中國,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抓住了發展,也就抓住了當代中國的主題,適應了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願望。把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也是對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繼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發展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本質上說主要也是關於發展的理論。但什麼是發展,我們要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並沒有很好地解決。特別是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們在發展中面臨一系列新問題,要求我們必須圍繞發展這個問題進行新的探索。科學發展觀,豐富了發展的內涵,創新了發展理念,推動了發展方式的轉變,極大地深化了我們的認識。
科學闡述發展的豐富內涵,首先涉及到增長與發展的關系。早在2003年,在倡導樹立科學發展觀的同時,胡錦濤即指出:“增長是發展的基礎,沒有經濟的數量增長,沒有物質財富的積累,就談不上發展。但增長並不簡單地等同於發展。”【《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484頁。】其次涉及到經濟發展與其他領域發展的關系。胡錦濤指出:“從根本上說,經濟發展決定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但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也會反過來對經濟發展產生作用,在一定條件下還可以產生決定性作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483—484頁。】“忽視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忽視各項事業的發展,忽視資源環境保護,經濟建設是難以搞上去的,即使一時搞上去了最終也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484頁。】此后,胡錦濤圍繞發展問題的一系列論述,使我們逐步明確:發展不是簡單地增長,必須實現數量與質量、速度與效益的統一﹔發展不單是經濟的發展,而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全面協調發展﹔發展不能違背自然規律,犧牲自然環境,不能隻考慮當代,還要考慮后代,發展必須是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可持續持的發展﹔發展不只是外部物質條件的改善,更應該是人的發展,要堅持以人為本,關注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注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和幸福指數,最終是為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我們的發展不會也不能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而是通過自身的發展維護世界的和平發展。也就是說,我們要的是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
科學發展觀極大地豐富了發展的內涵,但講發展,“首先要抓好經濟發展”【《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51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然是發展的核心內涵。隻有這樣,各項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才有堅實的物質基礎。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呈現出一系列重要階段性特征,特別是經濟發展面臨著大量深層次矛盾和突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如果隻講速度和規模,這些矛盾和問題不僅難以有效解決,還會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於是,轉變發展方式成為了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發展的新思路。胡錦濤指出,促進經濟發展,要“著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努力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818頁。】經濟發展中的這些重要關系,就其實質而言都是“好”和“快”的關系問題。
“好”與“快”的關系怎麼擺,在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要求。在新的發展階段,黨中央明確提出把“又好又快”作為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胡錦濤指出:“我們開始強調要加速發展,后來進一步提出要實現又快又好發展,去年底又把‘又快又好’調整為‘又好又快’。這個重要調整,強調的是更加注重發展質量和效益,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人民日報》2007年10月17日。
“又好又快”的發展理念,是對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同時也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是要抓住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科技進步這個關鍵環節,使技術進步和創新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的主要動力。正如胡錦濤所說,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途徑,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78頁。】隻有這樣,才能改變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靠物質資源消耗的狀況和大量資源集中在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行業和產品上的狀況。二是要“充分發揮結構調整對增長方式轉變的促進作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1093頁。】通過經濟結構調整,進一步處理好外需和內需的關系,擴大居民消費對增長的拉動作用,切實改變過度依賴國際市場、過度依靠投資拉動的狀況﹔大力發展服務業,發展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經濟效益好的高新技術產業﹔優化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和投入方式。三是要以深化改革、創新體制為根本動力,“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作用”,“有針對性地消除導致產業低度化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的體制性根源”【《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819頁。】
這些要求歸納起來,就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76頁。】此外,胡錦濤反復強調: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以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以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著力點,以改革開放作為強大動力。實際上,發展方式的轉變已經超越了經濟建設范疇,成為了推動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嶄新的發展思路。
核心是以人為本
十六大后,我們黨在探索醞釀新的發展思路過程中,於2003年7月就提出了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之所以說十六屆三中全會是科學發展觀初步形成的標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這次全會的文件中第一次正式寫入了“以人為本”這個概念,並把它與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與“五個統籌”的概念作為一個內在聯系的有機整體,從而使新的發展觀有了最初的理論形態。胡錦濤明確指出,“堅持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突出強調了以人為本在科學發展觀中的重要意義。參見胡錦濤2004年12月3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我們黨在探索回答“實現什麼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這個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時,實現的一個重大突破就是第一次明確把“以人為本”作為發展新思路的核心概念。
我們搞發展,追求的是什麼?胡錦濤指出:“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50頁。】講得很明白,發展的目的就是以人為本,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相當程度上就要保障人民利益的全面性、整體性和發展性。其一,人民的利益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全面性就是要求在發展經濟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物質生活的基礎上,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擴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全面性還意味著要“關注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注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和幸福指數”【《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頁。】其二,我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過程中,各部分群體的具體利益總會出現一些差距,這些差距要保持在合理范圍之內並應隨經濟社會發展逐步縮小。整體性就是要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712頁。】堅持以人為本,不允許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其三,人民利益是個歷史范疇,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也在發展。胡錦濤指出:“實現群眾的願望,滿足群眾的需要,維護群眾的利益,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過程。我們要細心體察群眾願望和利益要求的變化,使我們的政策措施更全面、更准確地反映群眾利益,使我們的工作更好地、更有力地體現群眾的利益。”【《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404—405頁。】隻有這樣,堅持以人為本、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才能落到實處。
以人為本內涵豐富,其精髓可以概括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2頁。】這樣三句話中,“發展為了人民”體現的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發展依靠人民”體現的是我們黨“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群眾路線﹔“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體現的是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在這個意義上,以人為本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工作路線和科學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在發展問題上高度凝練的科學表述。
以人為本既是一種新的發展理念,也是做好當前各項具體工作的明確要求。胡錦濤多次指出:“關心群眾生產生活,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必然要求。”【《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687頁。】並強調:“群眾利益無小事。凡是涉及群眾的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的事情,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372頁。】這就是說,貫徹以人為本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工作重點。
黨的十七大是科學發展觀理論走向成熟的標志。在十七大報告中,以人為本的科學內涵得到了更為完整的闡述。比較明顯的是,在以往表述的基礎上,增加了“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2頁。】的內容。這一表述在進一步強調群眾路線的基礎上,實際上也展示了以人為本概念的另一層含義:在領導推動發展的過程中,必須正確處理黨的各級干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這也應是以人為本的內在要求。對此,胡錦濤指出:“推動科學發展,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做到謀劃發展思路向人民群眾問計,查找發展中的問題聽人民群眾意見,改進發展措施向人民群眾請教,落實發展任務靠人民群眾努力,衡量發展成效由人民群眾評判。”【《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79頁。】“要牢固樹立群眾觀點和公仆意識,把群眾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群眾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群眾滿意作為第一標准,堅持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51頁】。
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核心是以人為本,這是理論上的一個新發展。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突出強調以人為本,有其理論和實踐的歷史必然性。2007年12月3日,胡錦濤結合論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闡述以人為本的思想時,作出了深刻分析。進入新時期以來,我們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也是一個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以這一宏觀歷史進程為背景,胡錦濤指出:“現代化客觀上是一個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的歷史過程,也容易出現機器排擠勞動、資本所得擠佔勞動所得的現象。一些國家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和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沒有處理好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關系,結果社會矛盾激化、現代化進程受阻,這方面的深刻教訓值得汲取。”【《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79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但就經濟發展而言,現代化勢必會使簡單勞動、體力勞動和手工工具作用下降,知識密集從而資本密集的高科技工具更多進入生產過程,導致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這既是現代化過程的規律性現象,甚至也是現代化進程努力追求的目標。走向現代化,對一個從落后農業社會出發的國家來說,必然引起利益格局和社會結構深刻變化。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帶來的利益調整和收入差異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在這一時期會比以往更集中地出現。這一客觀過程,要求我們更加重視並強調以人為本。進一步說來,就是胡錦濤所強調的,“在生產和分配兩個環節都要正確把握資本、技術、勞動之間相互替代和依存的特點,妥善處理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關系,實現技術進步和擴大就業的有機統一,提高勞動參與分配能力,促進創造財富和公平分配的協調,更加注重發展成果的普惠性,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79—80頁】。
另一方面,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大力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對各級領導干部來說是一個無可非議的努力方向。但如果對現代化進程中客觀存在的這種內在矛盾沒有或缺乏足夠清醒的認識和准備,甚至以物質財富的增加為唯一目標,或者片面追求“以物為本”,“以GDP為本”成為普遍傾向,就不僅無助於解決而且會大大加重現代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上述矛盾。我們黨及時鮮明地提出“以人為本”,並把它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加以強調,在相當程度上就是針對這些錯誤傾向的。這樣來看,以人為本,絕不是一個“空泛的新提法”,而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在新的發展階段的具體體現。
2007年12月17日,胡錦濤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研討班上,進一步從理論上闡發了以人為本的科學內涵。他把以人為本與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直接緊密聯系起來,明確指出:“解放全人類,實現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高價值追求。”【《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07頁。】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的一切所作所為,必須從這個最大的實際出發,同時又必須是體現這種最高價值並依據可能與需要有利於逐步實現這種追求的。當前,就是要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踐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盡可能地聯系起來,以人為本,就是實現這種聯系的重要結合點之一。正如胡錦濤所說:“以人為本,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體現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07頁。】
在這次講話中,胡錦濤再一次重申了“堅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與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一致性、堅持為崇高理想奮斗與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一致性、堅持完成黨的各項工作與實現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07頁。】的重要論斷,並把這一論斷作為以人為本“根本含義”的一個內容,這是很有深意的。以往那些提出過類似以人為本概念的學說或思潮,表面上似乎都很重視“民”或“人”,但無論是主張“以民為本”的封建政治家,還是倡導“人性”、“民粹”的庸俗唯物論者,其理論基礎都不是歷史唯物主義,他們或者把人民作為工具手段,或者作為沒有社會屬性的自然人,或者作為盲目的社會力量,總之,不是否認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就是無視歷史的客觀發展規律,因而也就不可能指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我們黨把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就是要求在推動科學發展的過程中,既要尊重人民的歷史主體地位,又要注意按歷史發展客觀規律辦事﹔既要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又要堅持共產主義這個人類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既要努力實現人民的利益,又要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扎扎實實地做好各項工作。准確理解和掌握胡錦濤強調指出的這“三個一致性”,就從根本上劃清了以人為本與形形色色錯誤思潮的原則界限。
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
“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諸要素中最早提出的,也是其基本含義。我們黨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長期實踐中,一直致力於推動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堅持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堅持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全面繼承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這些規律性認識成果,並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實踐要求和情況加以整合,使之成為一個統一的新概念,作為推動科學發展新思路的基本要求。
關於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內涵,胡錦濤在2004年3月10日召開的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和黨的十七大上曾先后作出深刻精煉闡述。具體內容分別參見《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50頁﹔《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2頁。這先后兩次關於全面協調可持續基本要求的定義性論述中,除后一次在全面性要求中根據我們黨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增加了社會建設這一新要求外,其科學內涵的表述總體上是前后一致、貫穿始終的。全面協調可持續內涵的豐富和深化沒有表現在字面上,而是體現在貫徹落實的思路和舉措中。
就發展的全面性而言,我們黨總結以往的理論和實踐,形成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戰略思想。胡錦濤指出:“我們在實踐中深刻認識到,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35頁。】從我國社會歷史背景、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實際出發,我國選擇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和體制模式,隻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其關鍵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37頁。】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新要求,我們必須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但這種改革的根本性質,是“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38頁。】根據這一戰略思想,十七大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2頁】,在擴大人民民主、發展基層民主、落實依法治國戰略、壯大愛國統一戰線、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和完善制約監督機制等各方面,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邁出新步伐。
在文化建設方面,我們黨提出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明確思路。適應社會思想意識日益活躍,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多層次、多方面、多樣性和國際文化軟實力競爭日趨激烈的新情況,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努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胡錦濤指出,建設和發展先進文化,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6頁】,既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又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要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建設和諧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促進城鄉區域文化協調發展,建設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文化生產力,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加強網絡等新媒體建設和管理,營造健康積極的良好社會輿論環境,等等。
在社會建設方面,我們黨根據利益格局和社會結構發生的深刻變化,創造性地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胡錦濤指出:“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總量增加並不能自然實現社會和諧。”【《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808頁】。十七大因此要求全黨,“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9頁】。在實踐中,通過優先發展教育、辦好讓人民群眾滿意的教育,擴大社會就業、維護勞動者權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走中國特色醫療衛生改革發展道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力地促進了社會和諧。
這一切,較好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也給發展的全面性要求注入了豐富的新內容。
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並下大力氣解決的突出問題,也是科學發展觀基本要求的重要內容。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佔有量相對較低,又處在工業化加速發展時期,在世界普遍關注資源環境問題的情況下,我國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為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黨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將可持續發展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加大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力度,制定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的約束性指標,推動發展循環經濟,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在推動可持續發展中進一步深化了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在十七大上,我們黨明確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任務,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實質上就是要建設以資源環境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准則、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09頁。】這一戰略任務的提出,將我們黨對發展的可持續性的認識顯著地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建設自然就是造福人類。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發展的全面性從橫向、可持續性從縱向拓展了科學發展觀基本要求的豐富內涵﹔而協調性則是全面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都不可缺少的共性要求。例如,胡錦濤在講到全面發展時說,要“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51頁。】他在談到增強發展可持續性時也講到,要使“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51頁。】協調,並不是要求整齊劃一、千篇一律,而是主張不同方面按其自身固有規律,在發展中相互適應,彼此支撐,互動共進。協調的關鍵是要按比例,按比例才能恰如其分,相輔相成,良性發展。事物是普遍聯系的,按其內在聯系,在其發展的一定階段,使之保持恰當的比例關系,協調互動,就是客觀的規律性要求。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踐中,以經濟建設為基礎,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協調發展,體現的就是唯物史觀揭示的社會發展基本規律。在現代化建設中,使城鄉、區域、經濟社會、人與自然、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保持恰當比例,協調發展,就是經濟規律的必然要求。在各項工作中,也要使各個環節、各個部分相互配合,協調推進,才是按規律辦事。在可持續發展中,合理開發自然,在同自然的和諧相處中發展自己,就是尊重自然,就是符合自然規律的客觀要求。在協調性要求中,在科學發展觀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中,體現的都是按客觀規律辦事這一辯証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實踐觀。
做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需要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2007年12月17日,胡錦濤在談到“要深刻理解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時,明確闡述了這樣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指出,“我們之所以把全面協調可持續作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來強調,這是因為:一方面,經過長期發展,我們積累了較為雄厚的物質技術條件,可以在推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上有更大作為﹔另一方面,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不適應等問題更加突出地擺在了我們面前”。【《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08頁。】
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解決發展中的矛盾和難題,增強發展的協調性,必然要求統籌兼顧。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等在發展上的不協調,是我國發展中長期存在、制約全局的突出矛盾。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角度,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這“五個統籌”的要求。“五個統籌”與“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同時提出,在科學發展觀形成之初就是其概念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個統籌”所要解決的矛盾,就其性質而言,都是非對抗性的,矛盾雙方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但相互依存性更強一些。以城鄉關系為例,在可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一方佔用的多,對方相應就會少,這是其相互排斥的一面﹔同時,城鄉發展又是相互依存的,農業為工業提供原料和市場等,工業為農業提供技術和資金等,兩者互為前提和條件。解決城鄉發展差距的突出問題,需要把更多資源投向農村和農業,但這又不能採用限制削弱城市和工業的辦法,反而還要努力使城市和工業發展得更好一些,才能有更大的力量支持農村和農業發展。城市要增強發展活力和后勁,農村要實現更好更快的發展,這就是城鄉關系中非常現實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隻能在抓住農村、農業發展落后這個矛盾主要方面的基礎上,對城鄉發展兩個方面統一籌劃,合理安排,使之各得其所,在發展中相互促進,才能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如果簡單化、絕對化處理,搞單打一,弄不好甚至可能使城鄉發展兩敗俱傷。“五個統籌”中體現的實際上就是這種統籌兼顧的方法。
“五個統籌”涉及的發展矛盾背后,實質上是利益關系。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發展,我國進入了發展的重要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這一時期,以利益關系為主要內容的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創造性地提出並推行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和“兩個大局”的大政策。實踐已經充分証明這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實現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徑。對於這一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收入差距問題,鄧小平曾設想,在上世紀末總體達到小康水平后“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后,“逐步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712頁】,已經突出地擺在了我們黨面前。胡錦濤指出,“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涉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不僅涉及收入分配、利益調節等經濟問題,而且涉及公民權利保障、政府施政、司法公正等政治、社會問題”。【《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315頁】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必須協調好各方面利益關系,引導人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這一時期,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出現了大量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等新社會階層,他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很大的積極作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新社會階層與工、農、知識分子、干部、軍人等社會發展主體力量之間的關系,是我們黨面臨的嶄新課題。胡錦濤指出:“處理好新形勢下的我國社會各階層關系,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妥善處理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關系。”【《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559頁。】在這一過程中,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雖然始終一致,但在具體利益上,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導致我國利益格局深刻變化,利益關系更加復雜化,大量具體利益相互糾結甚至彼此沖突,不同利益群體在同一問題上往往產生不同的利益訴求,協調各方面利益的難度越來越大。在日常的改革發展中,許多具體措施也會直接影響到各方面群眾的切身利益。比如,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涉及到醫患雙方利益關系調整,教育體制改革涉及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利益關系調整,征用土地涉及農民利益,城市拆遷涉及居民利益,企業改革涉及職工利益,工程建設和工商業經營涉及農民工利益,等等,不一而足。處理利益關系問題越來越成為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事關全局的大事。
這些利益關系上的矛盾,關系社會穩定和諧,關系黨的根本宗旨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方向,關系調動社會各方面積極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更好地凝聚全體人民力量。這些利益關系總體上都屬於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具體利益矛盾。解決這種矛盾不可能像革命時期處理敵對階級利益沖突那樣,採用一方戰勝、壓倒甚至消滅另一方的方式。這些空前復雜的利益關系,也使我們黨以往在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等方面積累的成功經驗面臨著許多新的考驗。適應這種新情況,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反復強調:“黨的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部署要得到群眾的真心支持和擁護,就要能夠給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316頁。】必須要看到,不同方面、不同階層、不同群體有這樣那樣的具體利益,對這些不同甚至可能彼此矛盾的利益,不能置之不理,更不能簡單地支持或反對某一方,而必須“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533頁。】協調利益關系,化解利益矛盾,更加精心、更加扎實地做好各方面工作,防止矛盾擴大和激化。胡錦濤明確要求:“自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特別是涉及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關系,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積極引導,形成合力,使全社會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凝聚起來。”【《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548頁。】為此,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的要求,強調要“正確把握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現階段群眾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體的特殊利益的關系,統籌兼顧各方面群眾的關切”。【《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664頁。】總之,要善於用統籌兼顧的方法處理復雜的利益矛盾,促進各種社會力量良性互動,形成並維護良好的發展環境,通過進一步發展,使各方面利益在更高的基礎上得到更加充分合理的實現。
在領導和推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除上述發展方面和利益方面的矛盾外,在工作關系中也存在大量矛盾。如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部門與部門、地方與部門的關系,等等。這樣一些關系從來就存在,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這些關系處理不好,直接影響我們黨的執政能力。處理好這些關系,往往不是簡單地判斷誰是誰非,發一道命令就能做到的,也要統籌兼顧。
2005年10月11日,胡錦濤對如何處理好實踐中大量遇到的這種復雜矛盾關系提出了總的要求。他指出:“要加強統籌協調,提高處理利益關系的能力。”“全面把握和妥善解決來自各方面的利益訴求,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把各方面的積極性引導好、保護好、發揮好。”【《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1105頁。】這個要求,實際上就是統籌兼顧。
在處理新形勢下大量復雜矛盾的實踐中,黨中央對統籌兼顧的認識在十七大上出現了一個飛躍,明確把統籌兼顧概括為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胡錦濤指出:“隻有堅持統籌兼顧,我們才能真正處理好我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的改革發展穩定問題,真正處理好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的利益問題,真正把全體人民和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出來,為推進黨和國家事業形成廣泛共識、集聚強大力量。”【《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10頁。】在現實生活中,處理不同的矛盾,需要根據各種矛盾的具體情況,採取相應的不同方法。之所以說是根本方法,是因為統籌兼顧是建立在對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中大量矛盾根本性質及其基本特點准確認識和把握基礎之上的,因此成為處理大量實際矛盾所要採取的各種不同具體方法必須遵循的方法論總原則。
統籌兼顧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具有深刻的科學內涵。統籌兼顧不是簡單地擺平各種關系,而是“既要總攬全局、統籌規劃,又要抓住牽動全局的主要工作、事關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著力推進、重點突破”【《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10頁。】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時,進一步透徹地闡述了統籌兼顧的方法論原則。他指出,我們黨要解決發展中面對的一系列世所罕見的矛盾和困難,“就必須善於從千頭萬緒、紛繁復雜的事物和事物的普遍聯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時又必須善於統籌協調、把握平衡,在事物的普遍發展中形成有利於突破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合力,不斷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解決復雜問題能力,不斷推動經濟社會向前發展”【《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08頁。】
構成科學發展觀科學內涵的四個要素,是一個內在聯系、相互貫通的有機整體。以人為本以發展為前提條件,又規定著發展的正確方向,堅持這個核心就不會出現“為了發展丟了人民”的情況﹔全面協調可持續在發展中實現,也是發展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律﹔統籌兼顧反映著以人為本的內在要求,也是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根本方法。總之,發展這個第一要義體現著黨的基本路線,以人為本這個核心體現著黨的根本宗旨和性質,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基本要求反映的是發展的基本規律,統籌兼顧這個根本方法體現著唯物辯証法的方法論原則。這四個方面相輔相成,使科學發展觀成為我們黨關於發展問題的系統的科學理論。
(來源:《黨的文獻》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