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理解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三個問題
發布時間：201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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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理解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三個問題
韓慶祥
科學發展觀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它是分析解答中國發展問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本文試圖結合人們關心的焦點問題，把以人為本作為核心理念，著重從深化理解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方法論上來談論科學發展觀。
一、關於實現經濟發展方式根本轉變問題
以人為本的第一層含義，就是把人當作主體，強調人民群眾及其創新能力在中國發展、包括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就要求實現由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向以“自主創新能力”為核心的現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它在實質上講的是應以自主創新之路來實現科學發展，因而屬於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路徑。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中國經濟社會進一步升級發展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必須解決物質財富的積累問題，所以一些地方主要通過“物”的路徑來拉動經濟增長：一是消耗自然資源﹔二是開辦一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產性企業﹔三是注重物質資本投資﹔四是依靠廉價的勞動力。歷史地看，這種路徑功不可沒，它既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升級發展提供了較為雄厚的“物質積累”和“物質基礎”，又較快地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然而，這種路徑使我們面臨兩方面的困局：在國內方面，從經濟的角度可概括為“四高四低”：投入高、產出低﹔產值高、科技低﹔排放高、循環低﹔代價高、效益低﹔在國際方面，它使我國在世界產業分工鏈條化新格局中處於不利地位。顯然，從長遠發展來看，這種路徑使我們的發展空間越來越小，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由此，我們應按照中央的要求，既從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加快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意義，又要利用全球都在進行產業調整的機遇，以“等不起”的緊迫感、“慢不得”的危機感、“坐不住”的責任感，主動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以增長促發展，在轉變中謀發展，進而強佔經濟發展的制高點。
從實踐來看，轉變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具有較大難度。“九五”規劃就提出了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時至今日，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依然沒有從根本上轉變過來。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五大論斷”：“十二五”時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期﹔制定“十二五”規劃，必須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必須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要在轉變中謀發展。
為什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那麼艱難？根本原因在於總體上我國還缺乏自主創新能力。具體體現在我國從整體上還主要屬於制造業大國，許多知名產品缺乏核心技術，賺得的錢大部分被發達國家拿走了。因為從總體上缺乏自主創新能力以及核心技術，所以，促進經濟增長隻能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隻能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隻能主要通過消耗物質資源來實現。
究竟如何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必須考慮到我國發展的不平衡從而實現分類推進：欠發達地區可把著力點相對放在符合科學發展要求的項目選擇上﹔發達地區可把著力點相對放在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上﹔國家應在戰略層面把著力點放在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上，實施創新驅動。從哲學上分析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本質上就是提高人的自主創新能力。如果說過去我們用30多年發展的高速度換來了較大的世界發展空間，那麼，今后我國應主要通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來搶佔世界發展的制高點。中央已充分認識到提高創新能力的重要性：在經濟領域，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必須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當作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中心環節﹔在政治領域，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強調要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為重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在文化教育領域，我國強調素質教育，注重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在國家戰略層面，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國家之間的競爭在根本上是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的競爭，因而要確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核心發展戰略。
如何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其基本思路應是由權力社會逐漸轉向能力社會，並按照中央提出的要求，大力加強能力建設。從過去看，中西方社會拉開差距的一個根本原因，是西方社會相對注重能力尤其創新能力，而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相對注重權力，馬克思稱之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對中西文化了如指掌的嚴復、陳獨秀、李大釗指出：中國之所以貧弱，西方之所以富強，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重天命，而西方重人力，西方知道萬事全靠人力做成。從今天看，國家之間的競爭在根本上是創新能力人才的競爭﹔從社會力量轉移趨勢看，具有影響力的未來學家托夫勒認為，有三大力量操縱著社會生活和人的生活——暴力、財富和知識，影響當今世界發展的力量正在向知識和創新能力轉移。
打鐵首先要自身硬。在我國革命戰爭年代，打仗以及搞經濟和政治，任務十分艱巨，需要我們隊伍有過硬的本領。但當時我們隊伍中不少人思想文化素質低，各項本領不過硬。由此，毛澤東在1939年強調指出，我們隊伍裡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我們要時刻銘記毛澤東提出的關於克服“本領恐慌”的啟示，在各項工作中，一是確立“和而不同、能力本位”的文化價值導向。從哲學上講，文化主要包括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人格類型，它既解決整個社會朝什麼方向導向和努力，又解決文化認同和文化競爭力問題。馬克思曾經指出，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麼一定的意識形態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如果說過去的戰爭可以打敗一個民族，那麼當今的文化可以征服人心。由此看，文化軟實力與硬實力同等重要。“和而不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思想資源，經過現代轉換，可以作為處理當今我國人和人之間關系的一種價值導向﹔“能力本位”是當今時代精神的體現，可以作為處理人和其承擔事業之間關系的一種價值導向，它強調“憑本事吃飯、憑能績立足”。二是樹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核心發展戰略，用這一戰略支撐其它國家戰略。隻有從國家戰略層面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予以高度重視，這個國家的未來才有希望。三是注重“使人能夠充分發展其能力”的制度安排。主要在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中把“能力尤其創新能力及其貢獻”設計進去。最后是要營造一種“憑能績立足”的干事業的工作環境，引導人們由“捉摸人”走向“琢磨事”，由注重權力逐漸走向在正確行使權力前提下更加注重創新能力。這是一種大世界觀、戰略觀和文化觀。盡管實現這些是艱難的，但對中國發展來說卻是具有根本性和戰略性的。
二、關於公平分配利益進而化解社會矛盾問題
以人為本的第二層含義，就是把人當作目的，強調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即發展為了人。這就要求公平分配利益進而有效化解社會矛盾。實現經濟發展方式根本轉變，主要是解決如何又好又快地把“蛋糕”做大的問題﹔公平分配利益進而化解社會矛盾，主要是解決如何公平合理分割“蛋糕”進而有效解決民生和保持社會穩定問題。它是講應以和諧的方式實現科學發展，因而屬於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方式。”
如何解決利益公平分配問題？對此既可以做經濟學上的具體設計，也可以做哲學方法論上的思考。運用“分配功能領域遞進”的哲學分析框架，關鍵在於建立一種經濟、政治和社會都擔責的合理的分配結構：（1）初次分配在市場經濟領域進行，分配的是社會物質財富，主要體現效率優先原則。在經濟學上，這次分配關鍵是要把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比例確定好，不能無限擴大非勞動收入的比例﹔而哲學上應特別注重我們最需要的機會公平和分配公平（多勞多得，各得其所）。這是一種得其應得性公平。把這一理念和思路落實到政策層面，就是要按照黨的十七大報告的基本精神，以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貢獻為依據，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一層面的分配主要解決分配的效率性，它反對平均主義，向有能力、有貢獻的人傾斜，需要落實到勞動分配制度上，其實質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2）再分配主要由政府運用公共權力和公共政策等手段進行剛性調節，分配的是社會公共產品，目的主要是用公正來解決結果不公平問題。要實現結果公平，作為維護公平正義的公共服務型政府必須採取三條基本路徑：一是對因能力和貢獻大小而造成的過大收入差距，要通過稅收手段進行調節﹔二是對因非法進行權錢交易而產生的收入差距，要通過法制手段予以取締，即建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保証政府權力的公正運作﹔三是對因行業壟斷產生的收入差距，要通過公正的制度安排，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保証公共資源和公共產品的公正分配。努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3）第三次分配，由社會組織及其他組織（如慈善機構等）以道德、募捐、救助、基金等人道手段自覺進行調節，主要體現人道原則，以民眾訴求為依據，強調救助社會弱勢人群。這一層面的分配主要解決社會救助問題，確保分配的人道性，它向弱勢人群傾斜，需落實到社會救助制度上。我們在這些方面的探索和努力雖初見端倪，但做得還不夠。我們應在確立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培育健全的社會組織和公民意識教育方面下大功夫。
三、關於推進政府行政體制改革問題
以人為本的第三層含義，就是把人看作一切工作的價值尺度，把尊重人的平等權利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基點，即尊重人。這就要求推進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無論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還是在公平分配利益進而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方面，政府都具主導作用，政府行政體制是否適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公平分配利益的要求，直接影響著后二者的成敗。這屬於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長效體制”。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運用“結構方法”分析社會歷史，對我們有啟示意義。按照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理論，社會結構是由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構成的，社會結構狀況影響著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狀況，其中經濟因素起最終決定作用。這反映的主要是近代歐洲的社會結構狀況。受此啟發，要從根本上真正解決政府行政體制改革問題，就需要為人們提供一種哲學分析框架：從體制訴求走向社會結構分析。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與近代西歐的社會結構不同。中國歷史形成並遺留下來的傳統社會結構是社會層級結構。所謂社會層級結構，本意是指在傳統政治國家領域中依據權力至上與權力大小而形成的權力級別階梯和權力層級結構，后被延伸為在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根據人和人之間之權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有別而建立的層級關系結構，這種傳統的社會層級結構之核心是權力層級結構。這種社會層級結構是產生當今中國許多問題的一個“根”，是一些先進理念得不到順利有效貫徹落實的一個“根”。
這種社會層級結構使我國傳統政府行政體制具有下述特征，就是政府主導、權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級管制。30多年來我國改革、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與這種體制和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人民群眾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辯証地看，這種體制也有一定歷史局限性，它注重政府的主導作用而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未充分發揮出來﹔它注重行政權力而非創新能力﹔它自上而下有余而自下而上不足﹔它使行政權力管制有余而公共服務顯得不足。這種傳統管理體制是以政府行政權力管制一切為中心，它容易使有些基層政府在決策時考慮其偏好與利益，有時會違背客觀規律來決策，一旦決策失誤，代價是沉重的。因而，這種體制時常成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障礙。
究竟怎樣推進我國行政體制改革？應根據我國社會結構變化的新趨勢，著重在市場經濟、社會組織、公共服務型政府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框架內，逐步推進政府行政體制改革。首先,通過推進領域分開，解決政府的定位問題。在其位謀其政，在什麼位謀什麼政。要通過中央所強調的“政企分開”、“政社分開”，來解決一些政府的越位、缺位、錯位問題。其次，政府定位確定之后，接著需要解決政府應干什麼的問題，這就是轉變政府職能。一些人對政府究竟要干什麼、哪些職能要弱化、哪些職能要強化，不是十分清楚。明確地說，我們應在政府與市場經濟、社會組織的互動關系中確定政府職能，由管制型政府逐漸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政府為市場提供公平競爭環境並加強市場監管，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並加強社會管理，為自身配置和調節公共資源（產品）制定規則並教育群眾。第三，明確政府應干什麼之后，需要進一步解決政府自身怎樣干的問題，這就要創新管理方式。就是由行政審批和行政命令走向依法行政、靠制度行政和憑能力行政。第四，因社會結構的變化，公民參與日趨增強，所以還要解決在政府與公民的關系中政府怎樣干的問題，這就要鼓勵公民參與。就是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政府與民眾協商合作共同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民眾通過社會組織等渠道向政府合理合法表達訴求，參與監督。最后，要對政府的作為進行監督制約，解決如何保証政府順利有效履行職責的問題，這就要加強行政問責。就是健全決策失誤糾錯機制和責任追究制度，政府責任是彌補制度缺位的最好良方。顯然，這種行政體制是在堅持政府主導的前提下，既注重政府主導與民眾參與相結合、政府權力管制與政府憑能力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相結合、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又注重政府與經濟、社會的相互協調、相互推動。這種注重政府的傳統優勢和現代理念相結合的行政體制，可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提供長效的體制保障：它把政府憑能力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看作中心，這是以人為本的體現﹔它注重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主動性，注重維護民眾權益，注重發揮人民群眾在實踐科學發展觀中的主體作用。
轉向以自主創新能力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方式表明“有能力”實現科學發展，公平分配利益進而化解社會矛盾表明人們“願意”實現科學發展，推進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有利於“順利”實現科學發展。這三者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因而是深化理解並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三個根本問題，也是分析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問題的一種基本框架。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來源：《紅旗文稿》2012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