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思想到科學發展觀
——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關系探源
發布時間：201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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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毛澤東思想到科學發展觀
——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關系探源
李捷
今天是歷史的承繼與發展，又是歷史積澱和時代精神的融會與光大。在黨的十七大提出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今天，我們需要深入地思索一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怎樣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怎樣從毛澤東思想發展而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又從毛澤東思想，特別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吸取了哪些有當代價值的養料？這裡，僅提出個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怎樣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曾經成功地開辟了中國革命道路。中國革命的勝利証明，照搬別國革命的成功經驗和模式不行，隻有走自己的道路。這以后，中國逐步探索走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同樣是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的。
說起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起點，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1956年。其實在此之前，這種探索就已經開始了。其成果具體地體現在1954年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裡，體現在通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所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裡。
例如，在政治制度上，最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1954年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不僅明確了共和國的性質，而且從根本制度上把有別於蘇聯蘇維埃大會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起來了。
再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早在1949年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據周恩來在關於《共同綱領》草案的報告中說：“在討論中曾經出現過兩種其他的想法：第一種以為等到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協這樣的組織了﹔第二種以為由於各黨派這樣團結一致，推動新民主主義很快地發展，黨派的存在就不會很久了。后來大家在討論中認為這兩種想法是不恰當的，因為他們不合於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建設的需要。”這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和新中國一起誕生，並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延續下來，成為長期堅持的基本制度。
還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54年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這就把有別於蘇聯聯邦制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根本上確立起來。
以上這些，都是同當時蘇聯等社會主義各國相比獨具特色、富有創造性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的制度結晶。
當時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主要是參照蘇聯的制度設計建立起來的。我們后來所說“受蘇聯模式的嚴重影響”，主要是指這方面的情況。即便如此，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確立起來的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仍然含有某些自己的經驗、自己的創造。例如，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工商企業除了國營的以外還有公私合營的，農業搞的是集體所有制性質的生產合作社，無論工商業還是農業，都沒有搞蘇聯那樣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在國民經濟管理體制上，實行的是“大計劃、小自由”，而沒有像蘇聯那樣從上到下一概統得過死。
1956年，是中國共產黨引以為驕傲的一年。正是這一年，在毛澤東提出的“以蘇為鑒”的思想指引下，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兩項重要成果。其一，就是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發表﹔其二，就是中共八大路線的制定。這兩項成果，是緊密聯系著的。前者為后者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備，后者則對前者作了重要的補充和發揮。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發表的《論十大關系》，為中共八大路線的制定作了哪些思想准備呢？
《論十大關系》首先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方針：“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基本方針的指導下，又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的新方針。
《論十大關系》從受蘇聯影響最大的經濟建設破題，十大關系中有六項都是有關經濟問題的。在這篇講話中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新方針是：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上，重點發展重工業，同時也要加大對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比例﹔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上，要大力發展內地工業，改變不合理的工業布局，同時也要充分發揮沿海工業的作用﹔在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上，要下決心降低國防費用的比例，多搞經濟建設﹔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上，中央和省市要給工廠一定的權力，允許工廠有一定的獨立性，要統籌兼顧，保証農民增產增收﹔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要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在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
《論十大關系》還提出了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新方針。這就是：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上，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鞏固各民族團結﹔在黨和非黨的關系上，要堅持多黨合作，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上，社會的鎮反要少捉少殺，機關的肅反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在是非關系上，要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這些思想，后來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裡，又有新的闡發。
在討論《論十大關系》期間，毛澤東受到發言者的啟發，還概括提出了領導科學文化建設的“雙百”方針。他明確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
這樣，在中共八大召開之前，從建設指導思想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都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為制定中共八大路線奠定了思想基礎。
中共八大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分析了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明確了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和黨的主要任務，既集中體現了《論十大關系》的探索成果，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具體說來，中共八大路線對《論十大關系》作了哪些重要的補充和發展呢？
第一，明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
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我們必須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採取正確的政策，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條件，來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
第二，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
大會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指出：“必須把各項計劃指標放在既積極而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既要充分估計到各種有利條件，反對那種看不到各種潛在力量、低估群眾社會主義積極性的右傾保守的偏向﹔又要充分估計到各種不利的因素和可能發生的困難，反對那種缺乏實際根據、不考慮可能條件、不注意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急躁冒進的偏向。”在劉少奇所作的政治報告裡，還提出“我們應當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工業化建設目標。
第三，著重提出執政黨建設問題。
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裡，深刻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后的新情況新變化，強調堅持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意義，提醒全黨不斷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提醒全黨加強集體領導、反對各種形式的個人突出和個人崇拜﹔強調堅持黨的團結和統一，提醒全黨反對各種破壞團結和統一的行為。
第四，進一步闡述了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政治發展方向。
劉少奇在政治報告裡提出：“我們的國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結合。”“目前，在國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在此之前，周恩來還提出“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的思想。為了發展黨內民主，中共八大作出一項重要決定：“黨中央委員會在黨章草案中，決定採取一項根本的改革，就是把黨的全國的、省一級的和縣一級的代表大會，都改作常任制，多少類似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那樣。”“我們相信，這種改革，必然可以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
第五，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富有遠見的設想。
在這些設想中，最值得提及的是陳雲在題為《關於資本主義改造高潮以后的新問題》的發言中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他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情況將是這樣：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至於生產計劃方面，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裡，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他認為，這種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市場，而是適合於我國情況和人民需要的社會主義的市場”。
歷史証明，中共八大路線是正確的。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開始的撥亂反正，就指導思想來說，實際上就是恢復黨的八大正確路線，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正因為如此，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探索並未就此止步。又過了半年，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把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推向新的高度。這一新的突破，是從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運行規律的認識開始的。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運行規律取得了哪些新的認識呢？
第一，運用唯物辯証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和矛盾學說，深入剖析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狀況，並吸取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的嚴重教訓，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史上，創立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毛澤東第一個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不但普遍存在著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而且正是這些基本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這樣，毛澤東把對立統一規律這個宇宙的根本規律貫徹到底，為社會主義社會持續不斷的發展，找到了動力，贏得了主動。
第二，在現實生活中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中，找出最具有本質特征和影響全局的矛盾，進一步創立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矛盾的學說。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兩類社會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分為勞動人民之間和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之間兩種情況，前者是非對抗性的，后者除了對抗性的一面，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人民內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和自我教育的方法來解決。他還提出，要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調動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因素。
第三，根據統一戰線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各民主黨派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積極表現，提出了“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的論斷，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奠定了新的理論依據。把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把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作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是空前的。
第四，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指導，提出了在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裡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毛澤東指出：在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以后，階級斗爭並沒有完全結束，主要表現為意識形態方面的思想斗爭，而且大量地屬於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如人民內部存在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等等。他還進一步提出了判斷人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標准，即六條政治標准，並指出，在這六條政治標准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領導這兩條。
第五，闡明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針。其中包括：“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勤儉建國方針，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多黨合作方針，等等。
第六，提出並論述了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在充分肯定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同時，強調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在此之前，毛澤東在1956年下半年，還提出了“我們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
總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無論對中共八大確定的政治路線，還是對其確定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的具體方針，都有重要補充和重大發展，特別是從理論上使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大大地向前推進了，集中體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八大后繼續探索取得的積極成果。
1957年下半年以后，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逐漸進入了曲折發展的時期。這期間，既犯了經濟上急於求成、急躁冒進的錯誤（如“大躍進”），又犯了政治上混淆兩類矛盾、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如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但是，痛定思過，在覺察、糾正和反思的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積極探索並沒有就此止步，而且還在發展。如果說，前一段的探索成果主要是源於總結成功經驗的話，那麼，后來的探索成果則是對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總結。
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澤東等從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中總結提出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主要有：
第一，重新端正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路線，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
“大躍進”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敗壞了黨的作風，唯意志論的瞎指揮和浮夸風盛行。三年嚴重困難，使全黨同志猛醒過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大聲疾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提出要使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這次會后，他親自指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和廣東農村。這次調查的成果，對於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迅速恢復農村經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61年3月召開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印發了失而復得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這篇文章對於全黨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入調查研究，推動極大。他還提出兩個一定要：“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群眾路線。”在他的督促和帶領下，一時間在全黨形成了一股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搞調查研究的風氣。
在調查研究中，毛澤東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還知之不深，因此深感進行理論創新的必要。他指出：“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1963年11月，毛澤東提出：“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是對真理標准問題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最經典的概括。
第二，從理論上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需要劃分階段的問題，作出中國正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的重要論斷。
超越階段，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產生的理論根源。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后，逐步劃清了公社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確了現在所處的階段仍然是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但是，社會主義社會要不要劃分階段，當前究竟處在社會主義的哪一個發展階段，對這兩個問題並沒有搞清楚。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裡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初步確認中國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這是認識上的一個重要收獲。
第三，提出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為社會主義服務。
長期以來，包括蘇聯在內，對於社會主義社會還要不要商品生產、還能不能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的問題，一直搞不清楚。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更是刮起了一股取消商品生產的風。針對這個問題，1958年11月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明確指出：“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他提出，要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后來他又指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第四，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以農、輕、重為序，進一步發展了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
1959年7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期提出：“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問題的核心，是“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從以重工業為中心、農輕重並舉到以農輕重為序，這是對中國工業化道路認識上的重要發展。
第五，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注意搞好綜合平衡。
在“大躍進”中，由於片面追求完成不切實際的鋼產量指標，嚴重破壞了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1959年6月毛澤東在同外國來賓的談話中提出：“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比如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鋼、鐵等種種東西，缺一樣就不能綜合平衡。”他在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並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還說：“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
1964年5月，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小組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的匯報時指出：“隻能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不要從我們這些人的壽命來考慮事情，要按客觀規律來辦事。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財政收入你們不要打得太滿了，打滿了危險！過去我們吃過虧，把收入打得滿滿的，把基本建設戰線拖得長長的。”“要把基礎工業適當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適應。”
第六，在系統總結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領導全黨制定了各行各業的工作條例，初步形成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項具體政策。
毛澤東認為：“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這是糾正錯誤、戰勝困難的需要，更是深入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需要。毛澤東率先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這以后，在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先后制定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等工作條例，形成了一個制定各行各業工作條例的高潮。
毛澤東把這次制定各方面的工作條例看作是系統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探索經濟建設規律的一次嘗試，他提出要求說：“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歷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制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這件事很重要，請同志們注意到這點。”
第七，正式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並制定了兩步走戰略。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
按照原來的估計，把中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國家，大概需要50年時間。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作出一個新的估計：“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從50年推遲到100年，這不僅是時間上的調整，也是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調整，變得比較穩妥，比較切合中國的實際。
在中共八大上，曾經提出要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建成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奮斗目標。到了1963年，在考慮國民經濟發展第三個五年計劃時，周恩來提出：“國民經濟體系不僅包括工業，而且包括農業、商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國防各個方面。工業國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比隻提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更完整。蘇聯就是光提工業化，把農業丟了。”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鄭重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在審閱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時，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比較系統地概括了關於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行趕超戰略的基本思路：“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在這裡，毛澤東把盡量採用先進技術作為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關鍵，是很有眼光的。1963年12月，他在聽取聶榮臻關於十年科學技術規劃的匯報時，還提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
實際上，大規模現代化建設從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就已經開始了。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經過近十年的曲折探索和曲折反復，中國共產黨人才終於比較完整地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和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這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最高成果，也是建國以來現代化建設基本經驗的總結。
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相適應，毛澤東還提出：“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他還指出：“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採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
以上，我們分了三個階段簡要回顧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歷程，著重回顧了探索取得的積極思想成果。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繼續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思想動力和智慧源泉。正如胡錦濤同志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所指出：“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同所有偉大的思想家一樣，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也具有時代的和歷史的局限性。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盡管提出了要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歷史任務，體現了理論創新上的高度自覺，並且在許多方面開始具有自己的特點，但從經濟體制上說未能突破傳統社會主義的制約，而那些具有中國特點的制度也因為不斷受到“左”的沖擊，或者未能繼續完善，或者未能很好堅持﹔其二，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傾向開始發展，中共八大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被根本動搖，此后幾經反復，終於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后，使“以階級斗爭為綱”在黨的指導思想上佔據了主導地位，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演變成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毛澤東也在可能的范圍內盡力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包括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錯誤，但他始終無力從根本上糾正自身的錯誤。根本實現使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偉大歷史轉折，就歷史地落在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肩上，由此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也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怎樣在總結和繼承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
中共十五大報告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它的主要創立者是毛澤東，我們黨把它稱為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為鄧小平理論。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
回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體系形成的過程，可以說，恢復、堅持、發展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在鄧小平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過程中，在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集中地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准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重新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是鄧小平打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掀起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的銳利武器
“文化大革命”十年，人們思想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束縛，出現了萬馬齊喑的不正常局面。1976年10月，中共中央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這給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帶來了極其重要的歷史轉機，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精神為之一振。然而，在這關鍵的歷史時刻，卻出現了以“兩個凡是”為代表的思想阻礙。“兩個凡是”，即是說“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如果是這樣的話，就不可能根本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不可能使黨的指導思想重新回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上來。
“文化大革命”不僅搞亂了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秩序，而且搞亂了人們的思想。那時，一提起毛澤東思想，實際上是指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這些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也從根本上背離了毛澤東等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積極成果，背離了中共八大路線。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正是從重新恢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重新恢復中共八大正確路線，重新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開始的。因此，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要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問題。”隨后，鄧小平等積極支持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使這次大討論成為繼延安整風之后又一場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為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糾正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實現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偉大的歷史性轉折作了思想理論准備。由准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出發，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序幕。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這裡，鄧小平著重批評的是那種不顧時間、地點、條件變化而照搬套用毛澤東的個別詞句的思想僵化傾向，強調“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准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
隨后，鄧小平在講話中更點明了“兩個凡是”的實質。他說：“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兩個凡是’的觀點就是想原封不動地把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思想堅持下去。所謂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方針辦。” “我們現在講撥亂反正，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
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出的“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緊密聯系著的兩個方面。不分清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和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就不可能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沖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這樣，歷史發展提出了什麼是真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問題。
那麼，什麼是真正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答案隻有一個：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小平明確指出：“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馬克思主義要發展嘛！毛澤東思想也要發展嘛！否則就會僵化嘛！所謂理論要通過實踐來檢驗，也是這樣一個問題。現在對這樣的問題還要引起爭論，可見思想僵化。”
正如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中指出的那樣：“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隻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總之，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完成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迎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偉大轉折過程中，准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成為鄧小平奮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事業，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的銳利思想武器，成為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先導。
（二）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是鄧小平繼往開來，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團結一致開創新局面的中心環節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建國以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的過程中，正確地總結歷史與更好地開辟未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緊密聯系、不可分割。其中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
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解決了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根據新的實際和發展要求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樣兩個相互聯系的重大歷史課題”由此奠定了他的兩大歷史性貢獻。“一個是領導全黨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堅持科學地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另一個是創立和發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制訂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確立了黨在經濟、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軍事、祖國統一、黨的建設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針政策，成功地開辟了在改革開放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
鄧小平是怎樣成功地破解總結歷史與開辟未來這道難題的呢？1979年11月至1981年6月，在鄧小平的親自主持下，中共中央集中全黨的意志和智慧，用了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二個歷史決議”）。“第二個歷史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作出了基本結論，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第二個歷史決議”還肯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道路，進一步指明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工作繼續前進的方向。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鄧小平在主持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期間，從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多次就決議稿的起草和修改發表指導性意見。從這些意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鄧小平是如何緊緊把握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這一中心環節，將總結歷史與開辟未來有機地統一在一起的。
首先，鄧小平明確了“第二個歷史決議”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及其根本目的。他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也就是說，核心是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目的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明確表示：“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他還指出：“不把毛澤東思想，即經過實踐檢驗証明是正確的、應該作為我們今后工作指南的東西，寫到決議裡去，我們過去和今后進行的革命、建設的分量，它的歷史意義，都要削弱。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其次，要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就必須指出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必須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嚴格區分開來。
如何對待毛澤東的晚年錯誤，鄧小平確立了一個原則，叫作“恰如其分”。什麼是恰如其分呢？在同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談話中，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后期的錯誤。”這一思想在“第二個歷史決議”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隻能照抄照搬，甚至不願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並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兩種態度都是沒有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而這種區別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必須珍視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切積極成果，在新的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這些成果，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我們黨的理論，保証我們的事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繼續前進。”
重溫“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這一大段論述，可以強烈地感覺到歷史的發展的確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直至今日，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一直存在著“第二個歷史決議”所指出的這兩種錯誤傾向。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想傾向的干擾，堅持用發展的觀點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始終是黨的理論創新中既堅持一脈相承、又堅持與時俱進的基本課題。鄧小平在這一方面為全黨作出了表率，留下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
正是在正確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第二個歷史決議”在其第八部分“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中申明：“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還將在實踐中不斷充實和發展，但是它的主要點，已經可以從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中得到基本的總結。”在“第二個歷史決議”提出的關於“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的十條經驗中，既堅持了中共八大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正確論斷，又強調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既堅持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關於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於生產力狀況的正確論斷，又強調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關於“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並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於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的改革思想﹔既堅持了中共八大以來關於治黨治國治軍和民族國防外交的正確方針，又強調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關於“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等重要論斷，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為把我們的國家逐步建設成為現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努力奮斗”的現代化建設目標。總之，它既是恢復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結果，又是發展毛澤東思想的產物。而后來被稱作鄧小平理論亦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雛型，已經在這其中孕育而生了。
總結歷史與開辟未來，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一次找到了交匯點。鄧小平在大會開幕詞中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正是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科學命題，由此開始了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征程。正因為如此，薄一波把這一歷史過程稱作“始於毛，成於鄧”。
（三）系統闡發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成為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基石
要寫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歷史過程，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后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這是鄧小平在主持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時十分明確地提出來的。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為今后的探索和創新提供一個全黨公認的思想基礎，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
自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概念正式提出以來，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作過兩次鄭重的概括。
第一次是1945年5月中共七大上，由劉少奇代表黨中央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裡提出的。報告把毛澤東思想稱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從他的宇宙觀以至他的工作作風，乃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
報告把毛澤東思想概括為九個方面，即：毛澤東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並稱：“這些理論與政策，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這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概括。”
中共七大對毛澤東思想的這次闡發和概括，對於統一全黨思想、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鄧小平的主持下進行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對毛澤東思想做了如下三個方面的概括。
關於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定義。“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在這個定義當中，除了繼續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之外，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兩點新內容。第一，強調毛澤東思想“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從而對毛澤東的思想觀點、言論著述作了科學的區分，經過實踐檢驗是正確的內容屬於毛澤東思想的范疇，經過實踐証明是錯誤的東西不屬於毛澤東思想。第二，強調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不僅中共許多卓越領導人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毛澤東的科學著作同樣凝聚了黨和人民的集體智慧。這告訴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就必須破除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沿著毛澤東開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道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繼續探索，繼續前進。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
關於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斗爭並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在解放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繼續得到發展。”
關於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六個方面”和“三個活的靈魂”。“第二個歷史決議”把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概括為六個方面：（1）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2）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3）關於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4）關於政策和策略﹔（5）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6）關於黨的建設。“第二個歷史決議”還指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串於上述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第二個歷史決議”把這“三個活的靈魂”稱之為“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這些立場、觀點和方法”。這成為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的共同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基礎，是集中反映鄧小平理論同毛澤東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關系的最本質的方面。
以上三個方面的概括，對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第一，通過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界定，把毛澤東思想同偏離毛澤東思想科學軌道的錯誤論點嚴格區別開來，把毛澤東思想同黨和人民的集體智慧緊密結合起來，從根本上保証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方向﹔第二，通過總結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概括提出“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即指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作斗爭並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一重要論斷，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明了方向﹔第三，通過闡發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提供了基本遵循，特別是對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科學概括，更成為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以上這些，使鄧小平理論從創立之時起就同毛澤東思想形成了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緊密聯系。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是從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及其歷史地位的系統闡發中，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開啟了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及其理論體系的偉大進程。
（四）在鄧小平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從毛澤東思想中不斷地吸取了豐富的思想養料
在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的同時，實踐的發展不斷地提出了一個根本性問題：怎樣把毛澤東等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鄧小平對此回答說：“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
哪些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呢？例如，廢除領導職務在事實上存在的“終身制”，是鄧小平的一大貢獻。而這個問題，在准備召開中共八大時，就由毛澤東提了出來。他表示：“我是准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在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裡專門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但這些設想后來沒有實行。鄧小平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明確指出：“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我多年來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身體力行，最終使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設想成為現實。
又譬如，對外開放的設想。實際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等人就在考慮如何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對華封鎖禁運，毛澤東還提出：“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后來的發展，走了十分曲折的路。鄧小平對此總結說：“建國以后，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這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我們最大的經驗就是不要脫離世界”。由此形成了對外開放的新思路、新舉措、新格局，有力地推動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蓬勃發展，有力地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有力地推動了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迅速提高。
哪些是“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呢？例証之一，是關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問題。鄧小平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領袖，中國革命是在他的領導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產力，但方法不都是對頭的，例如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沒有按照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辦事。” “如果說我們建國以后有缺點，那就是對發展生產力有某種忽略。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他還說：“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
例証之二，是關於如何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社會主義的某些設想和論點的問題。鄧小平指出：“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現在的一年抵得上過去古老社會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小平從中得到的結論是：“在革命成功后，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隻能導致落后，甚至失敗。”
吃一塹長一智。鄧小平也是過來人。正因為如此，他對毛澤東探索中的成敗得失有著切身體驗和深刻反思。正如他多次強調的那樣，“‘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 “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
哪些是“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呢？例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前面已經提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為了說明解放思想的極端重要性，鄧小平特意引用了毛澤東的一段振聾發聵的論述：“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復講過的。”毛澤東是破除教條主義、堅持實事求是的典范。但到了他的晚年，由於指導思想上的錯誤，產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某些設想和論點的教條和誤解，並陷入了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的迷誤。鄧小平既發揚了毛澤東一貫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又從根本上糾正了對毛澤東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態度的錯誤傾向，使黨和國家繼續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
還譬如，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這也是毛澤東為黨和國家親手創立的組織原則。1957年，他還提出設想：“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同樣出現了曲折。毛澤東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之一，便是“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鄧小平十分中肯地指出：“由於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時，他接觸實際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同樣是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重要講話裡，在大聲疾呼恢復和發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同時，突出強調“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強調“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強調毛澤東當年提出的民主政治發展目標。
一個恢復和發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個恢復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從思想路線上和政治制度上保証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確立起來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的貫徹落實，保証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及其理論體系的確立和不斷發展。
又譬如，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獲得了成功。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形成了有利於發揮農民互助合作和個體勞動兩種積極性的農業生產初級社和高級社形式。實踐証明，這既符合農業的生產特點和中國農業的精耕細作方式，也同中國農業勞動力的整體水平相適應，同時也能夠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合作組織的優越性，是一種在當時比較行之有效的社會主義農業生產管理體制。后來，毛澤東在指導思想上發生偏差，錯誤地發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使這一探索方向被打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積極支持以“統分結合”為特征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變革，以此為突破口，推動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后來，他總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以來的發展歷程，又提出了“兩個飛躍”的設想，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
在恢復、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恢復、堅持。正是在這一相輔相成的過程中，把正在形成和發展之中的鄧小平理論同毛澤東思想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實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處在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到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中共八大路線到“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從四個現代化到確定現代化建設的小康目標和三步走發展戰略，從“一綱四目”到“一國兩制”，等等，我們都可以清晰地描繪出一條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發展脈絡。這個發展脈絡，也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發展到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歷史過程，從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到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過程，也就是在新時期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歷史過程。
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是怎樣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並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
對於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建設，無論是作為第一代領導核心的毛澤東，還是作為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都極為關注。
1956年9月，毛澤東在選舉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之前曾經表示：“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
1989年9月，鄧小平在決定退休之前，對新一屆領導班子交待說：“我希望你們給國際國內樹立一個好的形象，一個安定團結的形象，而且是一個安定團結的榜樣。我們是一個大國，隻要我們的領導很穩定又很堅定，那末誰也拿中國沒有辦法。中國一定要有一個具有改革開放形象的領導集體，這點請你們特別注意。”
事實証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不負眾望，勇敢地擔負起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歷史重任，勇敢地擔負起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理論創新的歷史重任。
長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發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不斷發展，不斷創新，既是時代發展和人民實踐的必然，也是在新時期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必然。
正如中共十七大報告所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一）具體來說，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是怎樣從毛澤東思想那裡吸取智慧和養料，創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呢？
首先來看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生產力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最基礎、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堅持從社會物質生產特別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來解釋世界，認為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毛澤東則把這一基本觀點運用於判斷政黨作用性質的標准，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毛澤東又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革命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加以改變，把經濟制度加以改變，把政府、意識形態、法律、政治、文化、藝術這些上層建筑加以改變，但目的不在於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產關系，而在於發展生產。”
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這使我們對於社會生產力的認識，深入到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行規律的層次。
鄧小平在糾正了偏離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錯誤以后，更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之一，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生產力標准”。
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對上述論斷的運用和闡發。江澤民指出：“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體現不斷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的要求，尤其要體現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通過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由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出發，提出了必須通過改革推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建立在發達生產力的基礎之上的根本任務。江澤民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斷體現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特點。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都需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適時地通過改革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這樣才能使社會主義制度充滿生機和活力。”“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先進生產力不斷取代落后生產力的歷史進程。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建立在發達生產力的基礎之上。我們為實現現代化而奮斗，最根本的就是要通過改革和發展，使我國形成發達的生產力。”
再來看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同時又對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以影響和反作用。那麼，自近代以來，中國的先進文化是怎樣產生並發生作用的呢？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答了這個問題，指出：“中國自從發生了資本主義經濟以來，中國社會就逐漸改變了性質，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了，變成了半封建社會，雖然封建經濟還是佔優勢。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對於封建經濟說來，它是新經濟。同這種資本主義新經濟同時發生和發展著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而在觀念形態上作為這種新的經濟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並為它們服務的東西，就是新文化。沒有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沒有這些階級的政治力量，所謂新的觀念形態，所謂新文化，是無從發生的。”
在民主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秉承五四運動的優良傳統，提出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綱領，聚集起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先進文化大軍，成為推翻三座大山、創建新中國的重要力量。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庄嚴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同時，向全世界昭告：“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毛澤東多次提出：“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並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科學文化的指導方針。他堅信：“採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
鄧小平在糾正了排斥知識分子、嚴重破壞“雙百”方針的錯誤以后，重申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正確論斷，大力倡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並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后，一定要致力於發展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建設物質文明。……與此同時，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
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對上述論斷的運用和闡發。江澤民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輔相成、協調發展的事業。”“在當代中國，發展先進文化，就是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以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堅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
由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出發，提出了堅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輔相成，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事業，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繼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等戰略任務，以迎接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高潮。
最后來看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無產階級的先進政黨不謀求一己的私利，而把解放全人類從而最后是無產階級自己得到解放作為自己的使命。從這一原理出發，毛澤東培育並深刻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及作風，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對於無產階級政黨來說，什麼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呢？毛澤東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還說：“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在執政以后千萬不要脫離人民群眾，鄭重地提出了“兩個務必”，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一告誡，至今仍然是我們黨始終保持憂患意識、居安思危、艱苦奮斗的精神源泉。
在糾正“大躍進”失誤的過程中，毛澤東痛定思過，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他還強調：“力量的來源就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裡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
在領導撥亂反正的過程中，鄧小平在著力恢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同時，大力恢復群眾路線和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他說：“我認為，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
在領導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反復強調要充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多次表示：“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由群眾在實踐中提出來的。”“我的功勞是把這些新事物概括起來，加以提倡。”他時刻關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總是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
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對上述論斷的運用和闡發。江澤民指出：“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堅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基礎上，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
執政為民，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特征。江澤民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同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根本區別。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堅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與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一致性，堅持為崇高理想奮斗與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一致性，堅持完成黨的各項工作與實現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發展必須相信和依靠人民，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江澤民指出：“人民群眾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創造主體，也是實現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斷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不斷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上，我們從三個方面分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如何從毛澤東思想中吸取理論創新的養料。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貫通其中的主線，這就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本方法、基本觀點來解決中國發展中面臨的實際問題上的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思想脈絡。正如中共十五大報告在論述創立鄧小平理論的成功經驗時所歸結的那樣：“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同時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離開本國實際和時代發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同它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動發展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沒有出路。”
我們從中還可以看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是在螺旋式發展中的繼承，是在跨越式發展中的繼承。正如胡錦濤所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有論述，但把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堅持黨的先進性聯系在一起，上升到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黨的指導思想的高度，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堅定不移地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又賦予它們鮮明的時代精神和實踐要求。”
（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又是怎樣從毛澤東思想中吸取智慧和養料，提出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的呢？
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是對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於發展的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這是對科學發展觀作出的科學定義，指明了它的思想淵源、理論意義、指導地位。
同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樣，科學發展觀也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既是客觀實踐深入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不斷發展的需要。
第一，從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來看。
發展，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興旺發達的生命線。因此，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始終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課題。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對此都作了不懈的探索，科學發展觀就是建立在這一探索的基礎之上的最新理論成果。
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時候，那時講發展，主要是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以及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建設。1956年，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著眼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提出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理論觀點，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國情況的發展道路。中共八大在全面分析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強調要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1957年，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提出為了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狀況，必須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並提出探討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后來由於種種復雜的原因，我國的發展走了彎路，出現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誤。但是上述思想並沒有過時，直至今日，始終是指導中國共產黨人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科學論斷。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講發展，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論斷，突出強調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突出強調一定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三步走”發展戰略，突出強調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些都是鄧小平對當代中國發展的奠基性貢獻。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明確提出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正確處理現代化建設中的一系列重大關系，提出科教興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等重大戰略，進一步豐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理論和實踐。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要求出發，根據新世紀新階段中國發展呈現的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明確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中所講的發展，是強調以人為本的發展，是強調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是強調在“五個統籌”的基礎上實現各方面事業有機統一、社會成員團結和睦的和諧發展，是強調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這些發展和變化，既是發展的階段、發展的難題、發展的任務發生重大階段性變化所使然，也是認識不斷深入、不斷發展所使然。然而，無論如何發展變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解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為基本問題，以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根本動力，以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為奮斗目標，以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為精神狀態，這些關於發展的基本原則始終沒有改變。
第二，從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來看。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澤東培育起來的黨的優良傳統作風。以人為本則是這一根本宗旨在發展理念上的貫徹和體現。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起步階段，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需要大量的資金，需要人民盡可能地克制自身的消費，從極其有限的物力和財力中節約出盡可能多的力量來集中發展基礎工業。即便在這種條件下，毛澤東等領導人仍然十分關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我國人民現在還要像蘇聯那個時候一樣，忍受一點犧牲，但是隻要我們能夠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保証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蘇聯和我們的經驗都証明，農業不發展，輕工業不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利的。”經他提出、周恩來概括，還形成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經濟建設指導方針，在一個社會生產力落后、人口眾多的大國裡，保証了佔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更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發展的基本目的，在短短20多年裡實現了人民生活從初步解決溫飽到總體實現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在這一發展的重要時刻，科學發展觀把“以人為本”作為發展的核心理念，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
“以人為本”，就是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總之，從“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建設方針，到人民生活實現小康水平的奮斗目標，再到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清晰地勾畫出從毛澤東思想中關於發展的論述到科學發展觀的思想發展脈絡。這條脈絡本身，正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創造幸福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奮斗歷程的縮影。
第三，從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來看。
全面協調可持續，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之點。在毛澤東等探索的時期，盡管沒有也不可能立即概括提出這些思想，但是仍然提出了若干帶有思想先驅性質的重要論斷。
中共八大確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通過糾正“大躍進”的失誤，毛澤東認真聽取了陳雲的意見，強調：“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期間，他還提出：“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他也看到了經濟建設同保護自然的關系，指出：“如果對自然界沒有認識，或者認識不清楚，就會碰釘子，自然界就會處罰我們，會抵抗。”他還看到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巨大壓力，提出：“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迅速發展，對於發展中的全面、協調、可持續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對此，鄧小平早有所預見，指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科學發展觀所要著重解決的，主要是發展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攻堅階段以后面臨的突出問題，同時也對以往在發展問題上的成功經驗加以總結和概括。把全面協調可持續作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這既吸取了毛澤東等探索中提出的綜合平衡等重要論斷，也吸取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有關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地區平衡發展、自然資源合理開發和節約使用的可持續發展之路等重要發展思路。
第四，從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來看。
統籌兼顧作為一項基本方針，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正式提出的。當時提出這一方針的立足點，是中國擁有佔世界總數1/4的人口，人口總量達到6.5億這一基本國情。毛澤東說：“這裡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於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決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統籌兼顧，也包括分配問題。他說：“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對於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系，必須處理適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當時提出統籌兼顧方針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由此出發，后來又進一步提出了若干個“並舉”，例如，發展農業與發展工業並舉、中央積極性與地方積極性並舉、大型項目與中小型項目並舉等等，又叫作“兩條腿走路”。可見，毛澤東提出的統籌兼顧方針，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証法“兩點論”在建設和發展問題上的運用。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處於歷史機遇期、發展攻堅期和矛盾凸顯期，發展遇到的問題和矛盾的兩難特征日益顯著。正如中共十七大報告分析的那樣：“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同時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不高，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同時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改革攻堅面臨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協調發展取得顯著成績，同時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后的局面尚未改變，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任務艱巨﹔……對外開放日益擴大，同時面臨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佔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增多，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要求更高。”要解決這些兩難特征突出的問題和矛盾，就必須更加自覺地在指導和推動發展中運用唯物辯証法的“兩點論”，就必須在新的發展階段提高運用統籌兼顧這一根本方法的能力。
科學發展觀把統籌兼顧作為化解矛盾、推動發展的根本方法。這就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關系，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善於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營造良好國際環境。既要總攬全局、統籌規劃，又要抓住牽動全局的主要工作、事關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著力推進、重點突破。
科學發展的實現，必然會推動社會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是在發展的基礎上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歷史過程和社會結果。要通過發展增加社會物質財富、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過發展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不斷促進社會和諧。”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都應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有之義，都應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也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科學發展觀繼往開來，將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為實現老一輩革命家的夙願——在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指明了康庄大道。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四、歷史的啟示
自中國共產黨創建以來，便揭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歷史，便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這一歷史進程，至今仍在繼續，而且正在繼續顯示出它的強大生機和活力。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開辟了相互銜接的兩條發展道路，其一是中國革命發展道路，其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探索中有兩大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一是毛澤東思想，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它們都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
思想的發展總是前后接續、螺旋式上升的，這種特征無非是客觀實踐發展前后接續、螺旋式發展在觀念上的反映與提煉。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經過實踐檢驗証明是真理的基本原理，總要依托新的思想載體、新的實現方式，才能實現自身的與時俱進、創新發展，永葆其當代價值。失去了新的思想載體，找不到新的實現方式，再好的理論也無法同發展著的實踐相結合，它的生命力也就停止了。毛澤東所說，我們需要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既沒有憑空發展，更沒有靜止不變。毛澤東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道路，但它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為真理的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沿著這條正確道路繼續發展，越走越寬廣，但它的誕生並沒有宣告毛澤東思想當代生命力的結束，恰好相反，它以自身的蓬勃發展証明了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並使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蓬勃發展中得以延續和傳承。就是這樣，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毛澤東思想結成了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緊密關系。理論成果、理論體系之間存在著既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內在聯系，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規律。
歷史不會重復，但卻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就為思想的相互吸收借鑒提供了必要和可能。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都是在反對“左”右傾思潮的過程中產生的，都有著共同的思想路線，這就是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都是在深刻把握時代特征和基本國情，努力推動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的，都有著共同的哲學基礎特別是認識論基礎，這主要就是唯物辯証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以及實踐第一的觀點和群眾路線﹔就建設而言，都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有著共同的發展目標，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走自己的道路，為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方面，都堅持共同的基本原則，即經濟建設上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努力實現共同富裕，政治建設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相統一，文化建設上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社會建設上堅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等等。看不到這些共同的思想基礎和本質特征，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看作是同毛澤東思想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這是隻從表面看問題，是方法論上的短視。看不到這些共同的思想基礎和本質特征，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看作是同毛澤東思想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這就隻看到了問題的表面。看不到思想之間在發展中的吸收借鑒與交匯融合，誤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毛澤東思想毫不相干，甚至以為是互相矛盾，這實際上是在孤立地看問題。看不到時代主題和歷史方位的重大變化，已經使毛澤東思想開創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出現了新的質的飛躍，進入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發展階段，這實際上是在靜止地看問題。我們在解讀當代文獻之時，不僅要著眼於其中提出了哪些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而且還要著眼於其中重申了哪些基本思想、基本觀點、基本論斷。隻有用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方法看問題，用普遍聯系的觀點看問題，用歷史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才能很好地把握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之中凝結的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
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歷史性飛躍中，從毛澤東思想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構建了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發展史上前后接續、繼承發展、與時俱進、高度統一的恢宏理論大廈。這是一座隨著實踐發展而持續上升發展的開放型的理論大廈，充分表明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旺盛生命力和持續發展力，堪稱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奇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中共八大路線的制定與推進、“大躍進”后對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總結和反思，形成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積極成果。這些積極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繼續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思想動力和智慧源泉。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是從准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開始的，是從恢復中共八大路線開始的，是從系統闡釋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開始的。這種在總結歷史、開辟未來中形成的在恢復、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恢復、堅持的辯証關系，把正在形成和發展之中的鄧小平理論同毛澤東思想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清晰地描繪出一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發展到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發展脈絡。“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豐富和發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樣不斷地從毛澤東思想那裡吸取理論創新的智慧和養料，繼續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構成了既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關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根據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發展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充分吸收了毛澤東思想的寶貴理論財富（包括活的靈魂和各個組成部分等），同時又根據新的時代特點和人民實踐不斷豐富、發展、完善，實現了指導思想上的一次又一次與時俱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將從毛澤東思想中吸取的寶貴財富與從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總結提煉的新鮮內容有機地融為一體，將堅持與繼承、創新與發展有機地融為一體，集中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和指導作用，集中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當代中國的運用和發展。中共十七大報告說得好：“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這是真理，也是客觀事實。
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就說過：“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斗爭不會完結。在無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其所以是錯誤，因為這些論點，不符合大約一百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也不符合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種自然科學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歷史事實。” 40多年過去了，從毛澤東思想到科學發展觀，恰好証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讓我們繼續攀登思想理論的山峰，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進程中，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進程中，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新發展，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來源：《教學與研究》2008年第6、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