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與又好又快發展

作者:成思危    發布時間:201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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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展觀與又好又快發展
成思危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2006年我們的GDP超過20萬億元人民幣(約2.5萬億美元)﹔對外貿易達到了1.76萬億人民幣,居世界第三位:外匯儲備超過了1萬億美元:人民生活水平方面,2006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長了10.4%,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了7.4%,這些成績都是顯著的。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由於歷史的原因、地區的差異,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還比較明顯,城鄉發展不平衡就是通常講的二元經濟結構。由於處於工業化中期,我們在環境和能源方面遇到的壓力都比較大。
科學發展觀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繼承前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工作的基礎上提出的一個理念,它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時也吸收了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因此,它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發展,也是適應人類社會進一步發展要求的一個重大理念。200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又快又好發展”改為“又好又快發展”。將“好”字放在“快”之前,可以說是這次會議的精髓,也是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內在要求。
從經濟發展理論上看.1971年以前西方國家多半是以凱恩斯理論為基礎,它的發展目標主要是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實現經濟均衡,這個理論可以說從20世紀30年代提出以后一直是西方在發展方面的主導理論。但1970年以后,許多西方國家開始遇到發展中的問題,特別是遇到了所謂的“滯脹”、經濟發展減緩等方面的問題,所以就開始提出了一個理論“宏觀調控魔力四邊形”。它包括4個指標,即經濟持續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把原來的2個目標變成了4個目標,這個目標在經濟學界的提法就是“宏觀調控魔力四邊形”。20世紀80年代以后,可持續發展和收入分配問題,特別是消除貧困問題,日益受到普遍的關注。簡要地說,這就是從2個目標到4個目標再到后來的6個目標,西方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它就是宏觀調控,經濟發展需要考慮這些方面的問題。
今天想和大家共同探討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叫“好”,如何建立質量目標體系、用發展質量來衡量這個“好”?並且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分析我國經濟發展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以人為本,共建共享
以人為本就是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維護並且增進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首先看社會財富是怎麼來的。社會財富主要是人民群眾通過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在實體經濟活動中創造出來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那麼,我們當代的經濟活動模式就不僅僅是實體經濟活動,還有一種虛擬經濟活動。虛擬經濟可以通過優化資源配置等方式來提高實體經濟運行的效率,間接地創造社會財富。虛擬經濟是指虛擬資本的運動,虛擬資本包括信用資本、知識資本和社會資本,這些東西實際上本身是不能單獨運行的,它們必須和實體經濟相配合而運行。它們的作用是優化資源配置,比如股市,就可以起到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提高實體經濟運行的效率,間接地創造社會財富,而上市公司才是真正創造財富的源泉。通過股市的運作可以使那些好的上市公司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得到更好的發展,所以它可以間接地創造社會財富。鄧小平同志說過“發展才是硬道理”,胡錦濤同志在十屆人大五次會議期間又專門講了一個共建共享的問題,認為“共建是共享的基礎”。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它實際上就是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隻有大家去努力地創造財富,才有可能不斷地去提高收入、改善生活。
(一)社會財富的宏觀分配,要保持社會財富與人民群眾的收入同步增長
從社會財富的宏觀分配來說,由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財富,一部分由國家通過稅收的方式集中起來,形成國家財產,用於社會發展、公共服務、保障國家安全、扶助弱勢群體等方面﹔另一部分則應當轉換為人民群眾的私人的或共有的財產,以滿足他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在我國,國家利益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國富民強和民富國強是相輔相成的。
十屆人大五次會議一個重要的成果就是,審議通過並且是以高票通過了《物權法》。《物權法》的制訂歷時13年,九屆、十屆兩屆人大常委會共進行了7次審議,然后再提交十屆人大五次會議進行表決,就是因為審議過程中有許多人可能不了解這個法,甚至可能有誤解,需要我們通過不斷地統一認識,來不斷地完善法律條文,讓大家理解其實質。《物權法》實際上是確定物的歸屬。為什麼要確定物的歸屬?隻有確定這個東西是屬於誰的,才能確定怎樣來保護﹔如果根本不知道這個物是屬於誰的,怎麼去保護呢?所以,《物權法》是確定物的歸屬以便對它進行保護的一個法律。有人說保護這個財產就是保護富人的,這種說法不對。《物權法》是保護國家的、集體的和私人的財產,而不是說隻保護富人的財產。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現在的住房所有率、住房自有率是72%,城市和農村電視機每百戶彩色電視機的擁有量都超過了100台,當然這不一定說農村每家都有,但說明絕大多數人家是有的,可能有的一戶有2台。隻有保護人民群眾的財產,才能夠更好地激發他們勞動的積極性。所以發展好的首要標准,就是盡量保持社會財富和人民群眾的收入同步增長。
(二)就業是民生之本
第二個重要的指標就是就業。2006年年底,全國就業人員達到了7.64億人,比上年末增加了575萬。其中城鎮就業人員是2.831億人,新增加1184萬人,淨增加979萬人,是歷年來就業增長得最多的一年,這是在中央的重視下採取各種得力措施的結果。2006年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1%,比2005年年末下降0.1%,這說明就業雖然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但存在的問題還是嚴峻的,為什麼?因為就業問題需要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個方面就是城鎮勞動力。每年總有一些人成為勞動者,或者大學畢業了,或者中專畢業了、中學畢業了,他們要去工作,這就是每年新增的就業人員,差不多900萬到1000萬人。另外,下崗工人再就業目前的存量大概還有600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數量也有900萬人左右。所以,我們雖然解決了1100多萬人的就業,但是這個壓力還是很大的。新增的就業壓力很容易理解,下崗再就業很容易理解,農村勞動力轉移也是我們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的趨勢。工業化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城市化或者城鎮化,它實際是把農村的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把種糧人變成吃糧人,這樣才有可能促進工業化的進程,才有可能提高農業的生產力:否則農村大量勞動力閑置,或者每戶隻有那麼一點地,就不可能迅速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因此,合理有序地轉移農村勞動力,是我們實現現代化必須要做的一件事,也是世界各國工業化的過程中必須要走的路。
根據我個人的研究,大概農村人口從70%減到30%,在英國大概花了200多年,一直到1850年左右實現。它採取的辦法是剝奪農民土地,把農民趕到城市裡做工,即所謂的“跑馬圈地運動”。這一進程美國大概花了100年,即從1820年到1920年,它採取的辦法是兼並,即由農村有實力的農戶兼並那些沒有實力的農戶的土地,失地農民進入城市,一部分到工廠做工變成工人,另一部分人自己創業。根據最近統計數字,我國城市人口大概佔42%,如果要達到70%還要提高28個百分點。近年來,我國每年農村勞動力轉移、城市人口增加大概是1個百分點,有的時候是1個百分點多一點,這樣算大概要20多年才能夠基本實現城市化的目標。所以,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非常重要的。同時,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又一定要合理有序地轉移。為什麼呢?因為它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把農村的一部分居民弄到城市來,這需要解決他們的社會保障問題、子女入學問題、住房問題等,而這些問題是政府所應該更加關注的。我們不能夠像拉美有些國家如墨西哥、巴西那樣,在墨西哥城、裡約熱內盧等繁華的大都市裡存在貧民窟,我們要在轉移勞動力的同時妥善安置好這些轉移的勞動力。所以說,就業問題是民生之本,我們面臨的這個挑戰是很大的,必須努力地、一步一步地來解決這個問題。
(三)穩定物價,抑制通貨膨脹
以人為本第三個方面的指標就是要穩定物價、抑制通貨膨脹。人民收入提高了,如果物價漲得很快,那這份收入就等於沒有提高,所以一定要穩定物價。坦率地說,物價的趨勢每年總是要上漲的。從虛擬經濟的原理來看,它每年大的趨勢總是通貨膨脹,不斷地在膨脹。我們就要把它穩定在一定的幅度內,不讓它產生大的通貨膨脹。我們國家這幾年總的情況還是比較好的,2006年居民總的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了1.5%,其中服務價格上漲1.8%,商品零售價格上漲1.0%,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3%,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的價格上漲6%,固定資產投資價格上漲1.5%,農產品生產價格上漲1.2%.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上漲5.5%。
首先要說明一點,大家對物價的感覺和對統計局發表的數字的感覺可能不大一樣。有的同志說我怎麼感覺物價漲得比較高,不只是漲這麼點。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價格指數。這個價格指數是抽取若干種商品的價格得出來的。房價雖說上漲了5.5%,但它沒有包括在價格指數裡面,而它在這個價格指數裡的權重又是比較大的。大家可能覺得價格好像還不是像漲的數據這樣,這是由於價格指數的關系。從2006年的情況來看,裡面實際上隱藏著一個危險,即工業品的出廠價格上漲3%,而原材料、燃料動力的價格上漲6%,這就說明工業品的成本價格必然還會上升,因為它超過了我們2006年物價的平均情況。而且,原材料、燃料動力價格上漲6%,工業品出廠價格至少上漲3%,那就說明有一部分上漲是在企業內部消化的,如果繼續上漲、企業能力消化有限的話,就會引起工業品價格的繼續上漲。所以,有的專家預測,包括中國人民銀行的預測,2007年物價有可能上漲的幅度比2006年還要高,這些都是與民生密切相關的東西,所以我們還是要努力地穩定物價、抑制通貨膨脹。
順便給大家解釋一下通貨膨脹的概念。很多同志好像懂,又好像不清楚,有的簡單地理解為就是什麼東西都漲價,從經濟學角度不是這樣理解。什麼叫通貨?通貨就是貨幣,就是可以用它來交換各種商品。在貨幣脫離了金本位和金匯兌本位制以后(金本位是於1802年首先在英國開始的,在19世紀以后基本上在世界各國都用這個辦法。就是說貨幣必須跟黃金挂鉤,所以發行貨幣是由黃金做擔保的。到20世紀,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各國的金本位制不能保持下去,逐漸過渡到金匯兌本位制。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議》通過,美國答應用35美元換一盎司黃金。這個時候,各國儲備美元就相當於儲備黃金,因為美國答應隨時可以用美元來換黃金,這就是金匯兌本位制。金匯兌本位制可以說確立了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對美國也形成了非常有利的金融霸權。但在1971年石油危機以后,美國撐不住了,當時尼克鬆就宣布美元和黃金脫鉤),貨幣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虛擬化了,就是說沒有一個客觀的東西來衡量它的價值。有人把這種貨幣叫成法幣,英文Fiat Money,中文有人把它翻譯成法幣,就是說它實際上是靠政府的信用來支持的,而不是由黃金或者黃金等價物來支持。在這種情況下,衡量這個貨幣的價值就隻能用它的購買力來衡量,就是說全社會的商品加勞務被全社會的貨幣相除,如果貨幣的購買力強,這個數就小﹔如果購買力小,這個數字就大。反過來說,如果貨幣購買力強,就能用比較少的貨幣購買比較多的商品和勞務,所以它就隻能用這個來衡量。那麼,如果貨幣購買力下降,我們就說通貨膨脹了,因為這個數字大了﹔如果貨幣購買力增強,我們就說通貨緊縮了,因為這個數字小了。貨幣購買力總是在不斷地變化之中,從這個概念上來說,貨幣的價值總是在不斷地變動,通貨總是在不斷地膨脹或者緊縮。事實上在一定時期內的通貨膨脹向一個方向發展,比如一年內它有十個月膨脹,這個情況下就說發生了短期的通貨膨脹﹔如果是一兩年、兩三年都這麼膨脹,就是發生了通常說的通貨膨脹﹔如果再長期,就是長期的通貨膨脹。
(四)縮小貧富差距
以人為本的第四個方面的指標應該說是縮小貧富差距。關於貧富差距,我們用得最多的是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一個國際上通用的、計算貧富差距的系數,就是用積分的辦法把最窮的人的收入和最富的人的收入相比。基尼系數一般來說維持在0.3左右比較合適,超過0.4以后就要注意了。我們國家的基尼系數,幾年來學者們因為計算的辦法和採樣不一樣而發表了不同的數據,但大體上都在0.43—0.46左右,這個問題應該是引起我們高度關注的。同時,中國的基尼系數也確實有它自己的特點,它是跟我們的發展不平衡有關系的。首先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3倍以上,這首先就拉大基尼系數了,農村最窮的人和城市最富的人之間相差就相當大了。其次是東西部差距,東西部發達程度相差比較遠,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比較大。所以,我國基尼系數偏高也有這樣一些因素在內。但不管怎麼說,它提醒我們要注意縮小貧富差距,所以中央一再提出要合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
還有一個系數,就是體現人民生活水平的、非常重要的恩格爾系數。恩格爾系數體現居民家中食品消費支出佔家庭消費總支出的比重。這個為什麼重要呢?因為吃飯是必須要保証的,隻有首先保証吃飯消費,人們才可以去進行其他的消費:如果連吃飯都不能保証,其他消費就很難保証。根據2006年的統計數據,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是43%,城鎮居民為35.8%。這充分說明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為從發達國家來看恩格爾系數一般都在20%以下,甚至有些國家在10%以下,就是說吃飯對他們來說根本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了,但在我們國家這個比重還是比較大的。
我們國家貧困人口的情況是這樣的。按照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標准693元測算的話,2006年末農村貧困人口還有2148萬人,比上年末減少了217萬人。另外一個標准是低收入的人口標准,即694元到985元,2006年末農村低收入人口大概是3550萬人,比上年末減少517萬人。這兩個數字加起來大概是5698萬人,是指絕對貧困和低收入的人口,這個數字在我們13億人口裡大概隻佔到5%,但從絕對數字來看這個數字是比較高的。世界銀行有一個標准,就是每天的收入小於1美元,那麼大家可能說一年也應該是365美元再乘上7.8的匯率,差不多是2000多元收入,但為什麼我們說這相當於1460元呢?這是因為匯率主要是衡量國際購買力,而衡量國內購買力則要用購買力平價,即所謂的PPP(PurchasingPowerParity)模式來衡量。如果按購買力平價來衡量,要看用1美元在美國實際買到的東西相當於用多少人民幣能夠實際買到同樣的東西,意思是指要在一個水平上來衡量。這樣衡量的話,在美國1美元大概相當於我們的4元人民幣,按這樣推算它就相當於年收入1460元。按照這個標准,我國還有1.3億相對貧困人口,所以我們一定要縮小貧富差距,特別是解決貧困人口問題(主要是在農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五)社會財富的三次分配
縮小貧富差距,主要的不是讓富人變窮,而是想辦法讓窮人變富,這就涉及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初次分配一定要講效率,要讓那些善於創新並且努力工作的人們得到更多的報酬,讓他們可以首先富裕起來。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初次分配必須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如果初次分配也吃“大鍋飯”,就起不到鼓勵人們創新、創業的作用。
二次分配要講公平,即政府要利用稅收等手段來幫助弱勢群體,建立全面、系統、適度、公平和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所謂“全面”,是指它應該覆蓋城市和農村,因為當前社保制度僅僅覆蓋城市,實際上要全面覆蓋城市和農村。講“系統”,它應該是一個三維結構。它應該包括4個方面:養老保障、失業保障、醫療保障、工傷和意外事故保障等﹔它應該有4個層次: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它應該有4支支撐力量:單位、個人、政府和社會。隻有這樣一個三維的社會保障體系,才能夠是一個系統的社會保障體系,而在這個社會保障體系中,不同的層次、不同的方面是要有不同的力量來支撐的。比如社會救助,比如現在的低保,必須是政府的職責。社會救助應該是政府的職能,因為它要保障人們基本的生活條件,這是政府的職責﹔社會福利是要政府和社會來共同努力的﹔社會保險主要應該是由單位和個人來承擔,政府給予一定的支持。在我們國家也是這樣,社會保險實行的是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這樣的一種體制就是社會統籌,由單位繳款。個人賬戶按照一般的規律應該是單位和個人共同繳款,成為一種強制的儲蓄,當然現在個人賬戶也逐漸在建立,在慢慢地完善,但是相對來說個人賬戶的比例還是相當小的,主要還是社會統籌這一部分。這種社會保障體系我們稱之為雙層社會保障體系,這個社會保險也是非常重要的。商業保險主要是由個人承擔的,個別情況下由單位承擔,它是商業化的運作,按照保險的風險原理來運作。
第三個就是要“適度”。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障隻能跟我們社會發展程度和經濟發展程度相適應,不可能達到西方發達國家那麼高的水平。如北歐國家,那是高社會保障的國家,我們不可能做到像它們那樣。
第四個就是“公平”。什麼叫公平?這裡面有兩個概念,一個叫做代內公平,一個叫代際公平。什麼叫代內公平呢?就是同一個時代的人享受社會保障的水平應該是大體一致的。前幾年,從機關退休的和從企業退休的人員的社會保障程度不一樣,出現了所謂的“代內不公平”現象。我在人大收到很多人民來信,都是談這個問題,說我們明明是同班同學,但畢業以后待遇不一樣。有的說得更白,說我並不是活不下去,就是咽不下這口氣,憑什麼同班畢業的,他從機關退休的就拿1500元,我從企業退的才拿六七百?人大十屆五次會議期間有的代表也講這個問題。丈夫大學畢業,是企業的總工程師:夫人沒有讀大學,在政府機關工作,結果退休以后,夫人拿的工資比丈夫還高。這就是“代內不公平”,我們必須要注意這個問題。第二個是代際公平,什麼叫代際公平呢?現在繳納錢的人實際上不是給他自己用的,而是給上一代用的。現在大家繳納社會保障金,交的都不是你用的,是給上一代人用的﹔這樣問題就來了,到了你退休的時候,下一代人是不是有足夠的錢能使你享受到同樣水平的社會保障待遇?因為現在人口趨於老齡化,加上獨生子女,下一代就業人數可能就沒有這麼多,而且他們要供養的老人的數量會增多,那怎麼去保障?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此,國家現在開始建立社會保障基金,就是要考慮到將來要調劑到這一代人退休的時候,也要能夠保証他得到相應的保障,這就是代際公平。
第五個是“有效”。如社會保障問題,我們是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有一些老職工原來的工資裡沒有包括社會保障部分,因為原來國家都包下來了,而現在他隻剩幾年就要退休了,那麼他肯定隻繳納了這幾年的社會保障金,個人賬戶也非常有限,我們如何解決他的保障問題呢?有的地方採取所謂有償解除勞動合同即俗話說是買斷工齡的做法,但實際上由於不夠規范,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有的地方簡單地出2萬塊錢就解除勞動合同,實際上這2萬塊錢解決不了他的保障問題,等錢用完了他還得找政府。有的地方拿了很多的錢如10萬元,但是他還不滿足,因為他是從壟斷企業退休的,他覺得在崗的人拿得比他多,所以即使他拿10萬元也還不滿意。總而言之,如何有效地解決這些所謂的改革成本或者轉制成本的問題,是很重要的。這個成本不可能也不應該由勞動者本人來承擔,而應該由政府和單位來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
在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的基礎上,還要注意三次分配。三次分配是指要講社會責任,就是讓富人們在自願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幫助窮人來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條件。可以說,各國都有這樣的做法,我們國家一般叫做慈善事業或社會福利事業。在這個方面我們國家也在不斷地增強。當然這需要有一系列政策的支持。這次《企業所得稅法》修改中也加進去了一條內容,在企業收入的12%范圍內捐贈的話可以不計入納稅,本來的條文是10%.十屆人大五次會議討論的時候大家覺得為了鼓勵起見應該把這個10%提到12%。所以我們說縮小貧富差距就要解決好社會財富的三次分配問題。
二、全面發展,同步前進
所謂全面發展就是要實現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同步發展。經濟發展是重要的基礎,GDP是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但絕不是唯一的指標。2006年,我們國家對於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確實投入了比較多的力量,在教育、科技和社會發展的支出都是兩位數,超過20%,這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事實上也是必須這樣做的。當然,從2006年的情況來看,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增強這方面的力度。因為我們2006年GDP的指標定的是8%,而且是指導性的、是一個軟指標,但實際上完成了10.7%。從一個方面來說這是成績,我們經濟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原來想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發展科技、教育、社會事業、節約能源、保護環境這些方面,但最終在資源的分配上還是沒能夠做到真正向這些方面傾斜。所以在討論2007年指標的時候,最后確定為8%,也就是說我們還是希望經濟增長不是越快越好,而是希望能夠促進全面發展,使得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能夠同步前進。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財富差距主要源於知識差距,就是說發達國家現在主要是靠產生知識、輸出知識來賺錢,最明顯的就是技術專利和技術秘密、品牌和標准。現在一些高技術的產品進口,專利費在成本中的比重都超過其他方面的費用﹔我們引進一些高科技項目,軟件費用甚至超過了硬件費用,這說明發達國家是以專利和技術秘密這些知識來積累財富的。像我們的電腦生產量,可以說是世界上的電腦生產大國,但是芯片用的是英特爾的,軟件用的是微軟的,每生產一台電腦都要交給它芯片和軟件的費用,所以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我們的電腦生產是在給它們打工,我們只是賺了一些裝配和外圍設備等方面的錢。
品牌就更重要了。大家知道,浙江嵊州是領帶之鄉,有很多國際知名的品牌都是在嵊州生產的。一條領帶的生產成本並不高,國產領帶名牌一般也都在588元以下,國外一般的名牌在588元至888元之間,頂級的從888元到1288元。它內在的成本能有這麼大的差距嗎?不是,它是有品牌效益的。品牌是凝聚了它多年積累下來的商譽。人們為什麼要買名牌?倒不一定是完全崇拜名牌,而是相信它的質量。當然,最近也有些報道說一些國外的名牌到了中國也有問題。這是我們需要加強監管的,但不管怎麼說品牌的財富效應也是一種知識的效應。
再一個更重要的是標准。我們國家的手機經過第一代GSM模擬式手機,第二代的GSM手機,第二點五代的叫2.5G的CDMA手機。這三代手機我們都是採用國外標准,付出了數以百億計的標准費,花了很多錢,因為我們手機量很大。誰掌握了標准,誰就掌握了科技的最高點,因為大家都要按照你的標准來生產。大家知道在奧運會之前,我們國家承諾要推出3G第三代手機,3G現在看就有三個標准,一個是WCDMA,一個是CDMA2000,還有一個是我們國家的TDSCDMA。現在,我們是全力支持自己的TDSCDMA,因為如果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標准,那就會失去一個很大的市場。現在信息產業部正在加緊TDSCDMA的研制工作,坦率地說我們還有些工作需要努力加強,所以現在3G的牌照遲遲沒有發,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考慮的。我們非常希望自己的標准能夠在3G第三代手機上發揮作用,起碼來說在中國我們能夠用我們自己的標准。
從這個例子可以知道,我們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來源於知識差距。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就是發達國家產生知識、輸出知識,發展中國家引進知識、應用知識。所以有人說,產生知識、輸出知識的國家是頭腦國家,而引進知識、應用知識的是軀干國家。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能隻有軀干沒有頭腦,所以必須要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事業來縮短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知識差距,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認為經濟隻能保証我們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証我們的明天,但隻有教育才能保証我們的后天。
三、協調發展,提高效益
中央提出了“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2006年年底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又提出了三個協調,即:速度、效益和質量的協調,投資、消費和出口的協調,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協調。
(一)提高投資效益的三個指標
首先,要努力提高投資效益。先看看近幾年我國GDP的增長情況。從2003年開始,我國GDP的增長數都是超過10%,2003年是10%,2004年是10.1%,2005年10.4%,2006年10.7%。有人說我們的經濟過熱了,我倒不這樣看。從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情況看,10%左右的增長速度在有些國家也實現過:我們的問題是投資過熱了,也就是說我們GDP的增長數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資來拉動的,這就影響了我們的效益。如何來衡量投資的效益呢?我認為有三個指標。
第一個叫投資的彈性系數。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經濟增長可以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由於投資增長引起的增長,一部分是由於勞動力增長引起的增長,另一部分是所謂綜合要素(即和科技、教育、管理有關的要素)引起的增長。觀察我國從1995年到2006年的投資彈性系數,可以看到近年來由於投資迅速增長,投資彈性系數是下降了,現在一般維持在0.3到0.4左右。按照國外來看,這個投資彈性系數應該是在0.5左右,也就是說現在的投資效益還是由於投資增長太快。所以,這個效益有可能是不夠理想的,沒有達到“又好又快”的要求。
第二個指標是指投資的當年轉化率。簡單地說就是,當年投入1元錢,當年有多少能夠轉化成GDP。當然由於存在建設的過程,當年投資1元錢不可能全部轉化,但是當年轉化多少就說明了投資的效率、投資發揮作用的快慢。從歷年投資的轉化率曲線來看,近年來我國也是有所降低的。我國的投資轉化率最高時在0.5左右,近年來大多還不到0.2。
第三個指標是投資佔GDP的比重。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實際上是涉及投資和消費之間的關系。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時候,這個比例一般控制在0.28﹔改革開放以后,直到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一般是1/3:但近年來漲得很快,現在已經超過了50%。投資佔GDP的比重過大,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也使得投資和消費之間不夠協調。因此,從這三個指標看,我們要做到又好又快發展,就必須重視提高投資效益。
(二)投資效益偏低的主要原因
第一,我們處於工業化中期,重化工業欠發展。由於重化工業是資金密集、規模效應明顯的工業,重化上業要求規模要大,投資要密集,加上建設周期又比較長,所以體現出來這些指標就比較低。
第二,國債投資主要是投向了見效比較慢的基礎設施等項目。比如說高速公路,國家對高速公路的投資是很大的,但是它的見效比較慢,特別在西部,有的高速公路修得很漂亮,但是跑的車沒幾輛,那它的投資收回的時間就比較長:當然隨著我們西部經濟的發展,這個效益肯定會慢慢地顯現出來。
第三,存在追求政績的投資沖動。不可否認,有一些地方領導還是比較看重GDP,而提高GDP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增加投資﹔隻要有投入,他總能夠把GDP增高。在這種情況下,投資沖動便會產生。
第四,就是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我國銀行存在流動性過剩。流動性過剩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方面是我們的儲蓄率比較高,居民銀行存款現在已經達到16萬億:銀行要靠把這些錢貸出去才能獲得收益,它是利用存貸款的利率差來賺錢的,這樣就造成大量的資金在等著貸。另一方面,我們的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這個儲備不是白來的,中國人民銀行收進1美元錢就要給出7元多人民幣,所以1萬億美元就相當於把將近8萬億人民幣放在市場上。這兩個因素造成了資本的成本比較低,所以人們就願意去貸款搞建設:但其中一部分是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建起來以后沒有能夠發揮效益。重復建設問題應該辯証地看。如果一概地反對重復建設,那就很難有技術進步了,因為原來生產能力足夠了,再新進來一個企業是肯定行不通的。我們講的是反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就是說如果在技術指標等方面比原來的企業好,就應該允許進來,參與競爭,把落后的企業淘汰掉。所以,不能夠一味地反對重復建設,否則就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也不利於促進技術進步﹔但是要反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因為它建起來以后沒有效益。
最后,腐敗和決策失誤也造成了一些損失。這些損失體現出來就是投資效益降低。
(三)改善國際收支平衡
我國對外貿易迅速增長,現在已經佔到世界第3位,貿易順差不斷增大,貿易摩擦也逐漸增多。從外國投資來看是基本穩定的。2006年全年,新設立41485家外商投資企業,比上年有所下降: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694.7億美元,也略有下降。但外匯儲備大幅度增長,2006年年末,國家外匯儲備達到10663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了2475億美元:年末人民幣匯率是1美元兌7.8087元人民幣,比上年末升值了3.35。
我國對外貿易增長得相當快,達幾年都是兩位數20%以上的增長。順差也是在迅速增長,2004年不過是320億美元,2005年已差不多接近1000億美元,2006年已經達到1775億美元,順差大幅度增長。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要非常注意的,一個是要改善我們的外貿結構。國家實際上並不希望追求大量的順差,因為其結果不僅僅是增加貿易摩擦,而且也給我們自己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為順差增加以后外匯儲備也必然要大量地增加。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說的,外匯儲備少的時候,感覺是個問題:外匯儲備太多了也是問題,因為外匯儲備多的時候就必須要用人民幣去換這些儲備,那樣就必須要增加其流動性,而且會日益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因為外匯儲備大了它就會要求升值,來改善收支平衡。
進一步講,就我個人的認識,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比人民幣升值本身還可怕,為什麼呢?我們專門做了個分析。從貿易來看,近幾年每年外匯儲備增加2000億,2006年還超過2000億﹔但貿易順差卻沒有那麼高,2005年才1000億,2004年僅是320億。為什麼會有2000億的增加呢?就是因為國外有很多熱錢是在賭人民幣要升值,所以它通過各種方式進入國內換成人民幣,來等人民幣升值。人民幣不升值,它怎麼辦呢?就把這個錢投到房市、股市。可以看到,城市裡許多買房子的並不是本地人甚至不是國內的人買的,其目的就是為了炒錢。所以,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比升值本身還可怕。因為人民幣升值了他也就心定了,現在沒升他就老在那兒壓你升。反過來說,由於流動性過剩,我們就去建很多企業,這些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國內又消費不了,就競相降價出口,把我們的勞動力、我們的資源變成廉價的出口商品。
所以,改善國際收支平衡是我們當前非常重要的任務。這就需要調整進出口結構,合理地利用外資,同時要管好用好我們的巨額外匯儲備。到底該有多少外匯儲備才是合理的,國內學者各有各的說法。我的研究是,戰略性外匯儲備4000億美元是夠了,再加上戰術性的2500億,大概是6500億應該是夠了。現在我們就多出好幾千億來,那該怎麼管好、用好?看來有3個渠道,一個就是增加進口。但增加進口也有難處,美國、歐洲對我們貿易上有很多限制。我也說了,你不能老讓我們買飛機啊,你別的東西也要賣給我們才能平衡啊,你所有的高科技都不賣那怎麼能平衡呢?第二個就是對外投資。第三就是放寬企業和個人用匯的限制。
四、可持續發展,促進和諧
所謂可持續發展,根據聯合國的定義,就是既要滿足當代人的發展需求,又不會對滿足后代人的發展需求能力造成危害。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就是要處理好人和自然的關系。社會是一個在自然環境中存在的、有多種層次結構和功能結構的系統,人不僅僅是構成社會的最基本的組成單元,也是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實踐主體。當然,人的發展、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的發展也存在著一些矛盾。
(一)人與自然關系的演進
從人與自然關系的演進中可以看到,原始社會中,人們敬畏自然,從而出現了對太陽、月亮和火等自然事物的崇拜﹔農業社會中,人們順應自然,所以基本上是靠天吃飯﹔工業社會中,人們試圖利用科學技術來征服自然,從而越來越激化了人和自然的矛盾。恩格斯早在1886年就已經指出,我們不應該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恩格斯在1886年就指出了,但是那時候很多人沒有聽。一直到20世紀下半葉,發達國家開始進入到后工業化時期,人們才逐漸認識到保護環境、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性。最早是20世紀50年代卡爾森寫了一本書《寂靜的春天》,指出了使用農藥對生態的破壞。一直到80年代,對於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才逐漸被世人認知,聯合國才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提出了保護環境、保護生態的問題。這樣,人類逐步認識到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性。
從社會經濟形態來看,大概是三種,第一是農業社會,第二是工業社會,現在即將進入知識社會。每一種社會都要有自己的文明,在人類即將進入知識社會之際,更需要建立一種新的文明。我認為這種新的文明就是保護生態、節約能源、對環境友好、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明。顯然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將會有利於建設這種新的文明。所以說科學發展觀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個重要的貢獻,同時也是對這個世界即將出現的新的文明的一種貢獻。
(二)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在環境保護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仍然任重道遠,特別是我國目前處於工業化的中期,重化工業的比重比較大,更增加了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難度。2006年我國“十一五”規劃確定的污染減排年度目標沒有完成,作為約束性指標、全國性指標的污染物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反而分別比2005年增長了1.8%和1.2%,而GDP的增速卻大大超過了既定的8%,達到10.7%,這說明在資源配置上還存在重增長而輕環保的傾向。這個問題是我們大家必須注意的。
要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就必須要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這是因為從中央提出一個號召、一個方針到真正貫徹落實必然有一個過程,人們有一個認識過程,實踐中有一個探索過程。為此,必須依靠科技和管理來實現內涵性的發展,更加注重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逐步縮小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從長遠來看,要努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金融、信息、咨詢等現代服務業,必須逐漸從輸出原料、輸出產品向輸出資本、輸出知識轉變。要將宏觀層次上的創新型國家建設和微觀層次上的學習型組織建設結合起來,要通過發展教育來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和道德水平,培養創新型人才。
(來源:《新華文摘》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