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關於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研究

作者:    發布時間:2014-12-09   
分享到 :

海外關於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研究*

張學成

 

 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提出后,國外學界給予了密切關注,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研究和探討。在關於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提出的原因和目的、作用、意義,以及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關系等問題上進行了研究。

 一、原因和目的

  關於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提出的原因,國外學界多是從中國社會發展存在的貧富差距以及環境污染等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角度來分析的。

 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從中國社會分化、失衡的角度來分析,認為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不僅表明“胡錦濤(和溫家寶總理)重視當今中國社會分化過程中日益擴大和嚴重的差距,而且反映出他們認識到內陸地區對於沿海地區和大城市日益加劇的不滿”。[1]

 德國全球和區域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海克·霍爾比格從國際國內的視角來分析,認為從國際來看,科學發展觀強調發展的社會和生態方面,是適應國際的“可持續”發展語言,從而回應中國發展模式長期遭到的批評。從國內來看,科學發展觀意味著中共要制定和實施戰略來解決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日益加劇等問題。通過“五個統籌”,中國會積極進行社會經濟的再分配,從而在意識形態層面上解決基於政績的合法性的公開危機。[2]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教授郭蘇建從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分析,認為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表明中國共產黨新一代領導人已認識到以往高消耗、高投入、高速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性,並積極解決因此帶來的各種經濟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3]

 美國銀行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認為,外國人要理解中國提出科學發展觀的必要性,就必須把握中國存在的各種問題,尤其是收入不平衡、環境污染、發展難以持續以及政治改革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科學發展現已經成為統領一切的指導原則。[4]此外,還有學者認為,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是因為他認識到“如果政策主導的社會和生態平衡還不能使單純的增長渴望得到趨緩的話,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創造的繁榮就會逐漸失去。這清楚地體現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緊張以及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沖突”。[5]

 國外學者對於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提出目的的分析也都是指向中國出現的各種問題。“‘科學發展觀’的目的是減少區域和社會不平等,消除環境污染,提升中國經濟發展的技術水平。提出‘科學發展觀’目的還在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一個投資主導的方式轉變為一個更多地由消費主導的,能夠確保更公平地獲取財富的方式,從而實現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6]“與以最大限度追求利潤、財富及消費為標志的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社會不同,和諧社會的目的是建設一個社會公正的、安全的社會,一個社會與政治和睦的社會。”[7]中國提出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目的在於重構中國的發展模式,以幫助共產黨成為一個平衡經濟和社會生活不同面向的執政黨,這包括平衡經濟成長與資源公平分配以改進人民的生活、平衡城市與農村成長、平衡沿海與內陸經濟成長以及平衡人和環境之間的關系”。[8]

 二、地位和關系

 關於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體系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地位和與之相關理論之間的關系問題,也是國外學者較為關注的。

()“一脈相承論”還是“重新闡釋論”

 1“一脈相承論”

 “一脈相承論”肯定了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間的連續性。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是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他認為,“外國的‘中國觀察家’經常過於強調或夸大中國高層領導人之間的差異,往往拼命找出領導人的不同提法,由此做出這樣那樣的推論。實際上這種做法是完全錯誤的。他們不明白一個基本道理,即中國已經經歷了快速發展,在不同階段上有不同需求。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思路,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使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贏得了國家的獨立﹔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解放了中國社會的生產力﹔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江澤民,則極大地振興和發展了中華民族﹔而現在胡錦濤則要對中國社會進行結構調整、優化發展、持續推進。這些都是‘一脈相承’的。”他還以中國一位高層領導人所做的比喻為例來說明上述觀點:“鄧小平以前有的只是一條滿布石塊與泥濘的羊腸小道,人們甚至沒有想過需要修一條路。鄧小平改變了人們對路的看法,他努力挖開了一條泥路﹔江澤民把這條泥路鋪成了公路,有些人甚至一開始仍然不相信這條路會有什麼用﹔現在胡錦濤把這條公路建成了高速路,並且美化了路周圍的環境。”由此,庫恩得出結論:科學發展觀是一種馬克思主義思想,因為“其一,它的方法論基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歷史條件,因此是‘科學的’﹔其二,它的最終目的仍然是實現共產主義,一個生活富足、沒有階級甚或沒有國家的社會”。[4](pp.143-144)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藍普頓也持這一觀點,他主張,“我們不應該夸大兩屆政府之間的差異,因為其中一些反映了不同的領導風格,而另一些反映了不同時代的烙印”。比如,胡錦濤和溫家寶曾在中國內陸地區有長期的生活經歷,因而他們對地區發展不平衡、人民收入不均有著深刻體會,所以在他們任期內的政策也會反映這種生活背景。事實上,江澤民和朱镕基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已經越來越重視地區發展不平衡和收入不均問題,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當前的經濟高速增長、社會總體穩定與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他們奠定了今天發展的基礎”。[9]

 在美國密歇根州大峽谷州立大學助理教授約瑟夫·格利高裡·邁哈內看來,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這兩種觀念的意圖是“解決新出現的社會問題,同時又以一種響應准經典馬克思主義路線的方式堅持‘小康’社會的進步性質。除了對可持續性的新強調外,科學發展概念實際上不過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價值觀的新闡述。進一步來說,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種或那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一直是解放后中國領導人的思想。因此,和諧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內所包含的一個目標”,“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來說仍然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因此,很容易看出胡錦濤的措辭與列寧是多麼地相似”。[10]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辛迪·范與約瑟夫·格利高裡·邁哈內的看法極為相似,他認為,雖然科學發展觀是以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但有其歷史淵源。鄧小平在理論上雖然重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同時也強調縮小貧富差距。江澤民在任內后期也已經開始關注社會不平等問題,並實施計劃以試圖改善這種狀況。因此,科學發展觀是對鄧小平、江澤民時代思想的繼承。[11]

  2“重新闡釋論”

 “重新闡釋論”認為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是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前提下根據形勢的變化所進行的新的闡釋和創新。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迪克森是這一論點的代表。他在多篇文章中都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認為,“三個代表”思想帶有明顯的“精英主義”色彩,其主要關注的是先進的生產力代表的精英階層。胡錦濤和溫家寶則努力樹立平民形象,他們逐漸關注“三個代表”的第三點,即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種轉向的原因在於:第一,胡錦濤和溫家寶的主要政治生涯都在中國比較貧困的省份中度過,因而對一些地區為何發展持續落后有著更深入的理解。第二,作為政權繼承戰略的一部分,胡錦濤和溫家寶需要使自己有別於江澤民,但在中國政治的大傳統下,胡錦濤和溫家寶不會拋棄“三個代表”思想,但會對其進行重新闡釋。[12]

  海克·霍爾比格認為當時的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面臨著一個意識形態困境:既不能公開地反對以前的思想遺產,又不能任由各種異議繼續發展。為了解決這一困境,他們採取了兩手策略:一方面,為了意識形態上的連續性,“三個代表”思想從2002年到現在仍然出現在官方的話語之中,官方媒體也一再強調“三個代表”思想的創新和科學性質。另一方面,他們用平民主義對以前的“精英主義”思想進行了微妙的再闡釋。一是把重點從“第一個代表”轉向“第三個代表”。二是把“三個代表”轉變為“三個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13]三是把“三個代表”思想解釋為“建設一個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黨”。[2]

還有一些學者也認同這一論斷,如鄭永年認為,“經過這些年的努力,領導層已經形成了一套既承繼鄧(小平)(澤民),又有自身特色的新政策話語,科學發展觀、協調發展、社會正義與和諧社會等成了這個新政策話語的主要概念”。[14]他還認為,當今中國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新潮,“說它是新潮,是因為它不是對舊式社會主義的回歸,而是一種新的綜合創造。它繼承了傳統社會主義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會公正、以人為本和協調發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實現這些理念。”[15]關於科學發展觀的兩個核心因素“以人為本”和“綜合發展”,沈大偉認為,“前者與過去重視商業和社會精英形成了對比,后者則隱晦地批評了偏重沿海省份、忽視內陸地區和農業以及破壞環境的不平衡發展。胡錦濤以這種方式巧妙而又實質性地改變了黨的改革議程,同時表明他對弱勢群體的關注”,“胡錦濤自2002年上台以來就把‘三個代表’的重點明顯轉向‘第三個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種意識形態方向的轉向在政治上是非常精明的……通過強調‘第三個代表’,胡錦濤在沒有放棄‘三個代表’的情況下靈活地改變了它的重點。”[1](pp.171.165)

()一個硬幣的兩面?

 關於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系,國外學者眾說紛紜。

 第一種觀點認為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和諧社會是目標,科學發展是實現的途徑。[16]“這種新的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理念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方面,要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3]

 第二種觀點認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科學發展觀是一碼事。“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也就是人們所知的和諧社會。”[17]

  第三種觀點是從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概念的涵義范圍來講的,其中一種看法認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涵義比科學發展觀的涵義更為寬泛:科學發展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的核心之一,或許是其唯一的核心。[1](p.171)胡錦濤把科學發展觀的概念進一步擴展為內涵更為豐富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18]而另一種看法則認為科學發展觀的涵義要比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涵義寬泛,胡錦濤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概念,提煉了在科學發展觀中黨對社會預期的管理。[2]

  第四種觀點從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概念的“地位”來講的,其中一種看法認為科學發展現在概念上高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例如,“胡錦濤希望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達到實現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目標”。[4](p.150)而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概念上高於科學發展觀,例如,“胡錦濤、溫家寶新領導層執政開始,就把建設和諧社會提到中國政治的最高議程,相繼提出了各種圍繞著建設和諧社會的政治概念,如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新三民主義等”。[19]

 三、作用和意義

 關於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意義和作用,國外學者大多給予肯定評價:科學發展觀不僅是中國領導集體“以人為本”思想的創新體現,而且反映出黨和國家在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中特定的再分配角色——這反過來又支持了對黨的領導地位的規范性証明。[2]新的指導方針以及配套政策將引發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四個轉移,即發展的工作重心從追求數量轉移到追求質量﹔經濟發展的重點從城市和沿海轉移到鄉村和內陸﹔社會工作重點從創造財富轉移到財富分配﹔生產模式由資源粗放型、以制造加工為主轉移為低耗節能的、以自主開發為中心的生產模式。[20]科學發展觀不僅僅是勾畫國家藍圖的理論,它也能催生行動,尤其是在省級區域內。在過去,省級領導會為本省的高GDP增長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感到高興。現在,他們當然也會談GDP增長,但肯定同時也要談到能耗效率、環境污染及收入調整方面的統計數據。[4](p.145)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吳永泰看來,胡錦濤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甚至可以與鄧小平1992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相媲美,因為其意義超出了經濟方面,它還涉及了社會和政治方面。[21]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對於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意義和作用持不同看法。比如,鄭永年認為,雖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描繪了宏偉藍圖,但是,由於中國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日益多元化,和諧社會這一理念較中共之前的理論更具爭議性。“左”和右的力量都參與和諧社會理念的闡釋,這就很難在國內形成一致的政策話語體系。因而,和諧社會作為一個政策理念的作用仍然不確定。[22]沈大偉則認為,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目標是令人欽佩的,“明顯不同於過去不計后果追求發展的議程……這是一項令人關注的正確議程,並且無疑在老百姓中引起了共鳴。這些目標大多是可以實現的目標,但一些長期存在的體制性問題恐怕不容易解決”。[1](pp.170-171)

 

  [參引文獻]

  [1][]沈大偉著,呂增奎、王新穎譯:《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頁。

 [2][]海克·霍爾比格著,呂增奎譯:《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重構:決定因素、進展和局限》,《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2期。

  [3]郭蘇建、艾芸:《一位海外華裔學者眼中的“中國模式”——專訪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政治系主任、教授郭蘇建》,《人民論壇》2008年第24期。

 [4]()羅伯特·勞倫斯·庫恩著,呂鵬等譯:《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142頁。

  [5]You Ji,The 17th Party Congress and the CCP's Changing Elite Politics,Dali Yang,Litao Zhao,China's Reforms at 30:Challenges and Prospects,Serieson Contemporary China,Vol 15,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Pte Ltd.2009,p.72

  [6]Gang Chen,Liang Fook Lye,Dali Yang,Zhengxn Wang,China’s Political in 2007:Power Consolidation,Per-sonnel Chang and Policy Reorientation,China Policy Institute,University of Nottingham,Briefing Series-Issue33,January 2008

  [7]()托馬斯·海貝勒:《關於中國模式若干問題的研究》,《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年第5期。

 [8]()趙穗生:《中國模式探索:能否取代西方的現代化模式?》,《綠葉》2009年第3期。

  [9]孔博:《對中國新領導集體的幾個“想不到”,美國學者的觀察與評估》,《第一財經日報》20041231日。

 [10]()約瑟夫·格利高裡·邁哈內著,鐵庵摘譯:《通往和諧之路:馬克思主義、儒家與和諧概念》,《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2期。

  [11]C.Cindy Fan,China's Eleventh Five-Year Plan(20062010):FromGetting Rich FirsttoCommon Pros-perity,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6,N0.6

  [12]Bruce J.Dickson,Wealth into Power: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Cambridge,New ir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4041;Bruce J,Dickson,Populistd uthortLarianism: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entation to CarnUd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Chinese Leadership,Politics,and Policy”,Washington,November 2,2005

  [13]《胡錦濤:領導干部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中國新聞網

  [14]鄭永年:《回到鄧小平?》,(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36日。

  [15]鄭永年:《胡溫新政與中國社會主義新潮》,(新加坡)《聯合早報》2004127日。

  [16]Naughton,Barry,The New Common Economic Program:China's Eleventh Five Year Plan and What It Means,China Leadership Monitor,No.16,2005

 [17]John P.Geis and Blaine Holt,Harmonious SocietyRise of the New China,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Winter 2009

  [18]Hongyi Lai,Zhengxu Wang and Sow Keat Tok,China's Politicsm 2006:Harmony on the Roadto the 17th Party Congress,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China House,China Policy Institute,Briefing Series-Issue 17,Janu-ary 2007

 [19]鄭永年:《中國和諧社會有待進一步制度創新》,(新加坡)《聯合早報》2006103日。

  [20]《美國智庫專家黃靖:十七大將深刻影響中國發展進程》,新華網

 [21]Wing Thye Woo,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or Bust:China's Ques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amne-gie'China Debate Series, Refraining China Policy;The Carnegie Debates, Debate 2:China's Economy, De-cember 1.2006

  [22]Yongnian Zheng,Sow Keat Tok,“llarmonious Society”and“llarmonious World”:China's Policy Discoursen-der Hu Jintao,China Policy Institute,University of Nottingham,October 2007.

  [作者簡介]張學成,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00871

* 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涉及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等各個方面,本文主要是介紹海外學界關於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本身所進行的討論和研究。】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