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視野中的西部大開發
科學發展觀視野中的西部大開發
陳答才
西部大開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開發和發展我國西部仍然是一個重大、緊迫的時代課題。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西部大開發，強調用科學發展觀統領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性。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為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實施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和思想指導。在科學發展觀的視野中，西部大開發具有了更深的理論內涵和全新的時代特征。
一、黨的十六大以來關於西部大開發戰略地位的新認識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繼承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於西部開發和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發展和中國改革新的歷史條件和發展要求，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不斷拓展和加深對西部大開發戰略地位的新認識，從而使當前西部大開發的理論與實踐呈現出嶄新的特點。
2002年11月，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關系全國發展的大局，關系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定。要打好基礎，扎實推進，重點抓好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爭取十年內取得突破性進展。”①（注①：《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7頁。）黨的十六大提出的這一重要戰略思想，為在新世紀新階段進一步提高對西部大開發戰略地位的認識、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實踐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把統籌區域發展與統籌城鄉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作為“五個統籌”一起提了出來，並指出，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政府轉變經濟管理職能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加強對區域發展的協調和指導，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有效發揮中部地區綜合優勢，支持中西部地區加快改革發展”②（注②：《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頁。）。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堅持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重要的指導方針之一就是“重視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振興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戰略，促進中部地區崛起”③（注③：《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頁。）。2005年2月3日，胡錦濤在《西部大開發五年工作匯報》上批示指出：“繼續實施好西部大開發戰略，對確保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十分緊要。我們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用科學發展觀統領西部大開發的各項工作，進一步轉變觀念，著力深化體制改革，積極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加快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加大解決‘三農’問題的工作力度，更加注重發展社會事業，緊緊依靠西部地區廣大干部群眾，同心同德，奮發圖強，堅定不移地把西部大開發繼續推向前進。”①（注①：參見馬凱：《2006國家西部開發報告》，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7年版，第489頁。）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指出：“西部地區要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加快科學教育發展和人才開發，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大力發展特色產業，增強自我發展能力。”②（注②：《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1071頁。）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則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審視了西部的開發和發展問題，指出，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必須要“加大對欠發達地區和困難地區的扶持。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資金重點用於中西部地區，盡快使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設施得到改善，逐步縮小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以及糧食主產區、礦產資源開發地區、生態保護任務較重地區的轉移支付，加大對人口較少民族的支持。支持經濟發達地區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產業轉移，扶持中西部地區優勢產業項目，加快這些地區的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變”③（注③：《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06年10月19日。）。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指出：“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重大項目布局要充分考慮支持中西部發展，鼓勵東部地區帶動和幫助中西部地區發展。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發展扶持力度”。④（注④：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5頁。）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對西部開發和發展問題的認識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強調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性、戰略性、緊迫性。無論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黨的執政能力的提高，還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中，西部大開發都是一個重要內容，在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演進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第二，更加重視區域發展的協調性。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在全國區域經濟發展布局上高度強調西部大開發重要性的同時，也高度強調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的振興、中部地區的崛起和東部地區加速發展率先實現現代化，由此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對東北、中部、東部地區發展的強調並不意味著對西部地區的相對忽視，“實施西部大開發和加快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都是全國經濟戰略布局的重大問題，可以說是各有側重、並行不悖”。⑤（注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765、407頁。）這體現了新的歷史條件下黨中央對區域經濟發展中平衡性和協調性的明確認識。西部大開發並不是西部一枝獨秀，而是全國范圍內“百花齊放”的過程和結果。
第三，新時期的西部大開發擁有了科學發展觀這一全新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思路。“科學發展觀是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⑥（注⑥：《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1065頁。），當然也是指導西部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西部大開發必須要走統籌兼顧的科學發展道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系統闡述為西部的開發和發展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和理論推動，“作為靈魂統領了西部大開發整個指導思想、主要任務和重大項目的選擇”①（注①：《西部大開發是一個長期奮斗的過程——專訪國務院西部開發辦曹玉書副主任》，《中國投資》2007年第3期。）。
2004年3月，國務院在《關於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統籌區域發展，加快西部地區發展至關重要。沒有西部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沒有西部地區的現代化，就不能說實現了全國的現代化。因此，要進一步提高對西部大開發重大戰略意義的認識，認真研究並深刻把握西部開發工作的規律性，把實施西部大開發作為一項重大任務列入重要議事日程，不斷改進和加強對西部大開發的領導，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開創西部大開發的新局面。”②（注②：《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79頁。）這集中、系統地體現了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關於西部大開發戰略地位的新認識。
二、科學發展觀對西部大開發的指導意義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若干意見》指出了科學發展觀對西部大開發的理論指導地位：“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社會進步協調推進，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③（注③：《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79頁。）西部大開發“十一五”規劃中，關於這一新時期西部大開發的綱領性文件也明確指出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科學發展觀作為指導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思想，是黨中央開發和發展西部思想和實踐探索的必然產物。在20世紀50—60年代特殊的時代條件和國內發展環境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出於嚴峻的國家安全形勢和平衡全國生產力布局的考慮，曾依靠大規模的資本投入和強有力的計劃手段，推動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在短時期出現了重大的進展。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在“兩個大局”思想指導下，為了盡快推動中國生產力水平的整體提高，形成了“先東后西”、“由東帶西”地開發西部的思想。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和改革進程中東西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國內背景下，明確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科學發展觀是對新中國開發和發展西部的思想和實踐的理論總結和進一步發展，對於西部大開發具有深遠的理論指導意義。
第一，科學發展觀是辯証的發展觀。從這個意義上說，西部地區的開發不是孤立的，而是整個當代中國發展格局中一個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必須要從統籌國內區域發展的高度來認識西部地區的開發戰略。西部地區內部也存在一個相互統籌和協調發展的問題。這標志著科學發展觀走出了區域經濟發展問題上東西部相對分離的發展觀念，在黨的指導思想上確立起了“東中有西”、“西中有東”的新發展觀。
第二，科學發展觀更加明確了西部大開發的發展目的。在西部大開發中必須要堅持以人為本，即以西部地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本。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性發展目的，是要在推動西部地區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斷提高西部地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因此，在西部大開發“十一五”規劃關於主要目標的設定中，首要的一條就是：在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基礎上，實現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以上。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與全國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遏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6％以上，基本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和低收入人口穩定增收問題。這裡鮮明地體現出了西部發展中對人的因素的重視。
第三，科學發展觀極大地豐富了西部大開發的發展內涵。在西部大開發中，必須要在不斷提高西部地區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基礎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動西部地區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不斷全面發展﹔必須要走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並重、城鄉並重、基礎工業和優勢特色產業並重的發展道路﹔必須要把經濟社會的建設與環境保護、生態建設結合起來。
第四，科學發展觀拓展了西部大開發的發展思路。從發展機制的構建上看，西部大開發作為多種因素和力量參與的系統工程，必須要堅持“三條路”的開發戰略，即西部的開發和發展必須要統籌三種發展機制及其良性互動：一是由中央政府支持和地方政府拉動下的工業基礎硬件的擴張機制﹔二是由西部地區不同所有制經濟成分構建的西部自我發展和自我增長的內在市場機制﹔三是東部地區對西部地區市場化的“拉、幫、帶”機制。從發展手段上看，必須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環境下統籌運用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一方面依靠強有力的計劃手段，保証中央政府和西部地區各級地方政府對西部地區生產力布局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能力﹔另一方面堅持發揮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基礎性作用，使市場成為西部地區微觀經濟領域的主體力量以及西部地區與其他區域經濟聯系的紐帶。從發展空間來看，走統籌城鄉關系、城鄉體制一體化的全面發展道路，既通過城市化、城鎮化帶動農村的發展，又通過農村的發展推動城市化、城鎮化的發展，而不是在城鄉分割的發展觀念下片面強調城市的發展。
三、當前西部大開發中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幾個重要問題
要在西部大開發的實踐中切實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要充分認識和研究一系列的重要問題。
第一，國家高度的政治統籌整合能力是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推動西部大開發的前提。作為高度實踐化的發展理論形態，科學發展觀的靈魂是統籌協調。而要在統籌協調中平衡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斷擴大的區域發展差距，把資源盡可能相對多地配置在西部地區，使西部地區成為與東部地區平等的區域發展主體，國家必須要具備高度的政治統籌整合能力。對國家的政治權威以及基於戰略性政治考慮形成的區域發展理論和政策的認同，是平衡協調發達區域、欠發達區域和不發達區域的政治條件，也是支撐作為自覺政治力量推動下的經濟社會發展行動的西部大開發的政治條件。
第二，正確的政績觀是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推動西部大開發的思想保証。改革開放以來，由於西部市場關系的發育和對外開放的程度相對滯后於東部沿海地區，把發展簡單地等同於增長的政績觀對西部地區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這種政績觀導致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率和GDP產值，許多地方為了一時的經濟增長不顧生態成本，人和自然的關系持續緊張。一些地方把這種政績觀扭曲變形為各種形式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盡管這些現象不同程度地在全國一些地方存在著，但在西部地區這個以自然資源為依托、粗放式發展的區域則尤為突出。因此，在用“科學發展觀統領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西部地區各級領導干部首先要進行發展觀的革命，把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放在首要地位。立足於西部的實際，確立這種反映科學發展觀的政績觀，最重要的是三個因素：一是以長遠發展的眼光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態建設之間的關系，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降低經濟建設的生態成本，創造綠色GDP﹔二是以科學的精神處理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三是因地制宜地建立能夠反映上述兩個因素的考核干部政績的合理政績指標體系。
第三，積極穩妥地推動西部地區的政府機構改革是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推動西部大開發的組織保障。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通過強制性行政整合轉移到西部的各種資源和基金項目推動了政府機構的膨脹，並導致對這種資源和基金的體制性內損。據統計，中央對“三農”的轉移支付過程中“路損”巨大，如100元從北京出發，到農村僅剩30元。據對雲南、貴州5個國家級貧困鄉的調查，每年實際得到轉移支付的扶貧資金和農業扶持資金，人均150元左右，而全國貧困人口人均應為1500元左右。①（注①：參見李昌平：《當前影響新農村建設的五個問題》，《學習時報》2006年3月6日。）因此，切實推動西部地區的政府機構改革和廉政建設，是在西部大開發中落實科學發展觀不可忽視的方面。
第四，培育健全的市場機制是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推動西部大開發的內在要求。在2000—2004年的西部大開發“十五”規劃的五年裡，中央建設資金累計安排在西部地區約4600億元，財政轉移支付和專項補助累計安排5000多億元②（注②：參見溫家寶：《開拓創新，扎實工作，不斷開創西部大開發的新局面》，《人民日報》2005年2月5日。），共計近一萬億元。這對於西部地區這些年基礎設施的改善和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外部拉動作用。不可否認，在西部大開發中經濟環境改善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起始階段，外延式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不過，如果僅僅依賴這一點，對國家建設基金的壓力太大。從長遠發展來看，西部發展的持久動力和不竭源泉隻能來自西部自身，也就是說要建立在西部地區自身健全的市場機制和汲取、消化外部投資的能力上。西部大開發能否成功最終取決於西部人民。從西部大開發的整個過程看，科學發展觀起著雙重的作用：一方面在統籌國內區域發展的基礎上，從國家的產業政策、財政政策和建設基金上進一步推動西部基礎設施、社會建設、生態環境的改善和發展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又推動著西部的開發從國家的行政整合為基礎的開發模式向以市場整合為基礎的發展模式轉變。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西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既是經濟社會與生態之間的一種良性互動，也是西部依靠自身市場機制和對外開放支撐的市場化發展模式。
第五，解決西部地區農村問題是檢驗西部大開發中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社會尺度。“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難點在農村和西部地區。”③（注③：《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1064頁。）對於西部大開發來說，難中之難又在西部的農村。如果說“中國農民問題就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問題”④（注④：孫津：《中國農民與中國現代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4頁。），那麼，西部農村問題的解決不僅對西部發展有著重要意義，而且對整個中國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發展觀的實踐程度最終要體現在西部農村問題身上。與東部和中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農村在整體上問題更多：農民經濟上對土地的依附性強，生活水平長期低下﹔社會保障弱，基本上沒有公共服務體系﹔除了省會城市和一些重要的地級、縣級城市周圍的農村外，廣大的農村地區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薄弱。改變西部農村的上述生產、社會狀況，讓改革和發展的成果惠及西部農民，推動西部地區農村發展，是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西部大開發進程的本質要求。西部大開發不能只是城市經濟、城市功能發展，而農村滯后。西部大開發“十一五”規劃把西部農村的發展放在僅次於“西部大開發進入新階段”、“指導思想和主要目標”的第三部分，其深層用意也正在這裡。在一定意義上說，科學發展觀是解放和發展西部農村的發展觀﹔西部農村發展的程度，也是檢驗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社會尺度。
（來源：《黨的文獻》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