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地研究毛澤東

科學地研究毛澤東

龔雲

一、新時期毛澤東研究的發展歷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於毛澤東的研究，與改革開放的進程相伴隨，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這個階段是理論上正本清源、政治上進行科學定位階段。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既克服了“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神化的問題，又克服了“文革”結束后社會上存在的對毛澤東簡單否定的錯誤傾向，從理論上闡明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定義和基本體系，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正確地解決了毛澤東的功過問題，確立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誠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因此，對毛澤東的評價，事關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方向問題。在討論“歷史決議”中，黨的四千名高級干部參與。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的重要講話，黃克誠的《關於對毛主席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文章，都立足全局，站在政治的高度，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進行了科學定位，成為改革開放三十年多年來關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研究的基本准繩。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一個科學性和政治性相統一的文件。三十多年的歷史實踐証明，這個文件對今天研究毛澤東仍然具有很強的指導價值。不僅在方法上，而且在基本結論上，都是科學地研究毛澤東的指南。那種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權宜之計的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是錯誤的。對於毛澤東的正確態度，應該像鄧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說的那樣：“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關於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同志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明確地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第二個階段：從1981年下半年宣傳學習“歷史決議”到1983年底紀念毛澤東誕辰90周年，這是廣泛宣傳毛澤東生平、毛澤東思想和科學地研究毛澤東的起步階段。

這個階段主要是對“歷史決議”的闡釋，同時理論界開始圍繞毛澤東思想的定義、體系和靈魂進行了初步研究，特別是對毛澤東哲學思想展開了研究，以1981年10月在廣西桂林召開的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研討會為標志。

以紀念毛澤東誕辰90周年為契機，許多老同志發表了回憶毛澤東生平的文章，為毛澤東研究提供了大量資料﹔黨中央召開了紀念毛澤東誕辰90周年大會，推動了毛澤東研究的發展。

在這個階段，毛澤東開始作為一個科學研究的對象進入學者的視野，學術界開始客觀地研究毛澤東，是科學地研究毛澤東的開端。

第三個階段:從1983年底到1989年，是毛澤東生平和毛澤東思想研究進入比較活躍的時期。

這個階段，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進入比較活躍的時期，各類學會、刊物和學術活動開始出現。1986年10月，全國性的 “毛澤東思想理論與實踐學會”在眾多的專業組織基礎上成立。

國外關於毛澤東的研究動態、信息和觀點大量傳入國內。學術界對晚年毛澤東的錯誤進行了探討。1988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成立了“毛澤東晚期思想課題組”，召開了“毛澤東晚期思想學術研討會”。1989年1月，蕭延中主編的《晚年毛澤東》論文集出版，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反響。

這個階段的毛澤東研究受“文化熱”的影響，一些學者從傳統文化的角度對早年毛澤東和晚年毛澤東進行了研究，使人耳目一新﹔也有學者簡單套用西方的一些分析方法，研究毛澤東的心理，使研究缺乏科學的基礎。

第四個階段：從1989年下半年到1993年底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是毛澤東生平和毛澤東思想研究進入高潮時期。

1989年后，理論界進入了反思階段，認識到前個階段少數學者對毛澤東評價的偏頗。以1991年建黨七十周年、特別是1993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為契機，全國出現了研究毛澤東生平和毛澤東思想的高潮。1991年，《毛澤東選集》（第二版）修訂出版發行達700多萬套，全國掀起學習《毛澤東選集》的熱潮﹔當年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召開了“毛澤東研究述評研討會”，總結了前一段時間的研究成果﹔1993年，中央和全國各地召開了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的大會，出版了大量資料，學術界關於毛澤東生平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文章和專著達6000多篇（部）。

第五個階段：從1994年到2003年毛澤東誕辰110年，對於毛澤東生平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平穩發展時期，學術性越來越強，政治性日趨淡化。

平穩發展表現在各類原始文獻的大量出版，如《毛澤東文集》（8卷本）、《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卷本）、《毛澤東外交文選》、《毛澤東年譜（1893-1949）》﹔研究成果的出版，以《毛澤東傳》（1996年和2003年出齊）為代表，該傳記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學者在佔有大量一手檔案資料的基礎上，經過多年的苦心研究而撰寫的一部最權威的毛澤東傳記。2003年毛澤東誕辰110年時，中共中央召開大會進行了隆重紀念，胡錦濤同志發表了重要講話，再次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重申了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這個階段學術界越來越把毛澤東作為一個科學的研究對象進行研究，按照學術的規范進行研究。

第六個階段：從2004年到現在，關於毛澤東生平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呈現了某種邊緣化趨勢，民間懷念毛澤東成為突出現象，少數人主張重新評價毛澤東、否定毛澤東的聲音越來越囂張。

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后，關於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系成為理論界的研究熱點。在2008年紀念改革改革開放30年和2009年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各類研討中，在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前30年和改革開放后30關系的學術爭論中，建國后毛澤東的貢獻和錯誤成為爭論的焦點。在這個階段中，國外學者研究毛澤東的舊著，如美國學者特裡爾的《毛澤東傳》，在中國多次再版，成為一個比較突出的學術現象。

這個階段，由於毛澤東研究已經是一個高地，不易取得大的突破，更主要的是在一些人眼裡，毛澤東已經是一個歷史人物，離現實越來越遠，學術界急功近利心態比較重，不願意沉下去，研究視角比較窄，所以研究成果出現低水平重復，研究的人越來越少。毛澤東研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出現某種邊緣化趨勢。

總體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對於毛澤東生平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對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毋庸諱言，進入新世紀以來，對毛澤東的研究，呈現一種邊緣化的傾向，一些研究存在混亂現象。當前，重視毛澤東的研究，科學地研究毛澤東，顯得非常迫切。

二、 科學地研究毛澤東

毛澤東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和世界歷史上的偉大的歷史人物。毛澤東已經成為一個具有豐富歷史內蘊的政治符號。對毛澤東的研究，不僅僅是對一個歷史人物的研究，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影響。因此，對毛澤東的研究，要給予高度關注，要超越神化和丑化，科學地進行研究。

科學地研究毛澤東，首先要重視毛澤東研究。雖然毛澤東已經成為一個歷史人物，但毛澤東思想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歷史的重要時期。毛澤東研究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毛澤東研究永遠不會過時。時至今日，毛澤東仍然受到世界的關注。2009年6月19日、20日希臘總統卡羅洛斯·帕普利亞斯在會見第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時表示：“毛澤東是你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我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很崇敬，他和他的思想對我的人生經歷具有重要影響。”因此，需要高度重視毛澤東研究，改變目前毛澤東研究的邊緣化趨勢，集中一批力量加強毛澤東研究。

科學地研究毛澤東，要注意毛澤東研究的特殊性。與一般歷史人物研究不同，毛澤東研究直接為黨的現實工作和建設服務，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理論性和現實性。它關系到對執政黨歷史的正確理解，關系到黨執政的歷史依據，關系到對中華民族的一段重要歷史的評價，關系到中國人民的感情。因此，研究毛澤東，要有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要講政治，要以史為鑒，服務中心，圍繞大局，發揮資政育人的作用。

科學地研究毛澤東，要增強毛澤東研究的科學性。要對毛澤東的生平進行科學的准確的敘述和解釋，並用它來教育全黨，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胡喬木同志曾經指出：“黨史工作的戰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我們所依靠的是科學，依靠的是真理。這種戰斗就是科學與反科學的戰斗，是真理與謊言的戰斗。歷史的真相本來就是這樣的，可是敵對勢力硬要抹殺、歪曲、污蔑過去黨和人民革命斗爭的真相，因此，我們需要用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方法、科學的論証來闡明有關我們黨的歷史的各種根本的問題。”隻有增強毛澤東研究的科學性，才能回應社會上對毛澤東的錯誤和歪曲的認識，正確地教育人民，引導各種社會思潮。

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必須抓住毛澤東一生的本質和主流。

從方法論來看，評價任何一個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都要求抓住本質、主流，而不應抓住支流、現象就妄下結論。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無論是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還是歷史人物的活動，都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在社會各階級、階層、集團的聯系和矛盾斗爭中進行的。將其抽象起來，孤立地進行描述，不但不利於認識其本質，反而會導致對歷史的歪曲。對這種方法，列寧早就尖銳地指出：“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於，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麼它們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

盡管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犯了嚴重的錯誤，曾經傷害了許多中國人，但從根本上來講，他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建立了偉大的功績，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如果不講毛澤東的這個本質和主流，只是一味熱衷於暴露他的缺點和錯誤，那麼，即使所講的缺點、錯誤是事實，它所提供的關於毛澤東的整個圖景在根本上仍然是不真實的，是對毛澤東的整個歷史的遮蔽。

因此，旗幟鮮明地、理直氣壯地宣傳毛澤東的功績，既是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歷史原則，是對歷史事實的尊重，也是對中國人民的負責，是對世界進步事業的肯定。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研究毛澤東，恰恰是把支流當主流，把現象當本質，把毛澤東的某些失誤抽象化，並加以孤立地、片面地放大、渲染，這樣做是歷史的嚴重歪曲，是對人民的極端不負責任。

科學地研究宣傳毛澤東，必須對毛澤東的失誤進行具體的歷史的分析。

在中國這樣的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文化落后、發展極不平衡的東方大國，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一項全新而艱巨的事業。因此，在探索過程中，毛澤東不可避免地會犯各種錯誤。對於毛澤東的錯誤，必須結合歷史條件進行具體分析。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打著反思歷史的旗號，從暴露、控訴、攻擊的目的出發，把毛澤東的一生描繪成是錯誤的堆積。

因此，必須歷史地分析毛澤東的失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在延安整風時期，我們黨就強調，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分析當時的環境，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這個原則，今天仍然必須堅持。鄧小平同志在談到如何認識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時，他明確指出：“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時，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復雜的背景。隻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

歷史地看，毛澤東所犯的錯誤，主要是由於經驗不足和歷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不是毛澤東的個人品質造成的，更不是權力斗爭的結果。鄧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現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對於毛澤東一定時期犯的錯誤，不能採取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離開具體的歷史環境的分析，把毛澤東所進行的艱苦探索說得一無是處，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從根本上說，是反歷史、反科學的。更何況錯誤和挫折並不是純粹消極的東西，其中也可能孕育著成功的因素。從近現代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毛澤東所犯的錯誤，也是一筆寶貴的歷史財富。正如恩格斯說過的，“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來得快。”

對待毛澤東的失誤，正確的態度就應該像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必須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消除了以往一切歷史理論的缺點，使人類歷史的研究成為科學，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

歷史觀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價值觀念的集中體現。歷史觀問題不僅僅是如何看待歷史、看待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具體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說，是價值觀的反映。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褒貶，直接影響到對當今的相關人物和事件的價值判斷。唯物史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根本問題。這些年來，唯物史觀在一些人眼裡過時了。對唯物史觀的輕視，可以說是在毛澤東研究上出現混亂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必須加強對研究者的唯物史觀的教育。

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必須充分地佔有、科學地鑒別歷史資料。

毛澤東研究是一門歷史研究。因此，事實是研究工作的出發點，“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要佔有大量材料，把握事實的總和，闡明事物的內部聯系。目前關於毛澤東的各種文獻資料非常多，但缺乏對這些文獻的系統的綜合利用。這是毛澤東研究出現低水平重復研究成果的重要原因。

要充分地佔有資料。“黨史要多講史實，因為歷史就是由事實構成的。觀點要通過敘述事實來表達。通過敘述事實，表達我們的看法、評價、分析，不要把表達觀點與敘述事實完全隔離開，隔離開寫出的東西就會枯燥無味，使人不想看。” 對毛澤東的研究要進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視詳細地佔有材料。要繼續做好資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隻有充分地佔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資料，並把這些資料甄別清楚，才能弄清歷史事件的真相和來龍去脈，才能寫出有戰斗力的歷史論著。同時，必須加強對國外研究毛澤東的歷史信息的了解和研究，注意吸收國外有關的積極成果，並且對在國外論著中經常出現的許多比較重要的、有影響的錯誤觀點和歪曲毛澤東的歷史的言論，進行針鋒相對的、有理有據的分析和批判。

要科學地鑒別歷史資料。文獻記載的歷史事實不等於都符合客觀發生的歷史，不能隨便拿來作為歷史依據，而是需要進行分析和選擇。“寫歷史不是簡單地羅列歷史現象，要對材料進行篩選。科學的歷史觀認為，歷史總是要不斷地重新寫下去，因為隨著歷史的發展，人民（包括歷史的著作者）的思想會不斷更新，對史料的取舍、評價會有所不同，甚至大不一樣。”當前特別需要對各種回憶錄和口述史料進行周密的鑒別分析，不能把它們當作研究毛澤東的主要資料，更不能作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依據。

三、 以十八大精神為指導，推進毛澤東研究

2012年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大，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不僅描繪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為我們繼續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而且對毛澤東進行了正確的評價，對推進毛澤東研究、遏制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黨的十八大明確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堅持、發展和繼承、創新的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習近平同志的講話，是對毛澤東的正確評價，是推進毛澤東研究的重要指導原則。

科學研究毛澤東，應該具備大歷史的視野，站在人民的立場，站在人類追求進步事業的高度，這樣才能實現科學性和政治性的統一，既做到實事求是，又能經得起人民和歷史的檢驗。

讓我們以十八精神為指導，掀起科學研究毛澤東的新高潮，以此紀念這位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貢獻畢生的歷史偉人！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2013年0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