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前后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前后

夏燕月

20世紀初的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國家四分五裂，軍閥連年混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憂國憂民的毛澤東，曾投筆從戎支持辛亥革命，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度過五年半“修學儲能”歲月。他受湘學士風和倫理學教師楊昌濟先生影響，崇尚“實學”，注重實踐，多次游學考察，身無分文，心憂天下。他關心勞苦大眾，目睹工人們如嗷嗷待哺的求學情景，決心辦好工人夜校。他關注國內外形勢變化，被同學們譽為“時事通”。他立志探求救國真理，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頁。】。心系社會、苦學礪志的遠大抱負，伴隨著毛澤東的整個青年時代。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實現理想抱負的關鍵一步。此舉改變了毛澤東的人生歷程，也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一、經受五四大潮洗禮，引導新民學會發生質的飛躍

1、大力支持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學生赴法勤工儉學，對於如何更好地“施展抱負”，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見解。毛澤東在社會實踐中，深感應結交能夠刻苦耐勞、意志堅定的青年，為實現共同理想而奮斗。1918年4月14日，他和蔡和森等發起組建新民學會。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要求會員生活嚴肅、思想進步、有為國家民族做事業的遠大志向。新民學會的成立，是毛澤東在一師辦成的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大事。不久，蔡和森等人離開湖南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即成為新民學會的實際領導人。

1918年夏，即將畢業的新民學會多數會員，對當下混亂的政局感到迷茫。毛澤東等決定學會向外發展，認為應以一批同志為核心向外開辟陣地，進而聯絡全國以至全世界同志，共謀全人類解放事業。因此他始終支持會員和湖南青年到國外勤工儉學。他於1918年8月第一次走出湖南來到北京，為赴法勤工儉學生做了大量的籌措路費等具體工作，直到1919年3月離開北京轉道上海，送走兩批赴法學生之后才回到長沙。

但毛澤東自己卻沒有出國，主要原因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后思想發生了深刻變化。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毛澤東在李大釗任主任的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期間，吸收了許多新鮮有益的知識，結識了一些社會名流和有志青年﹔參加了新聞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及各類社團的活動﹔拜訪了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著名人物，特別是讀到李大釗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大開了眼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帶來的思想解放和學術自由氛圍，使他深切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振奮和刺激，開始重新思考怎樣更好地“施展抱負”。他認為留在國內有好處：一是“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可於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二是“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三是“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74頁。】因此，他決定留在國內深入了解研究中國國情，以解決改造中國的問題。

2、組織領導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使新民學會成為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要信仰的革命團體。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毛澤東作為新民學會和湖南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始終站在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最前列。他作為宣傳最新思潮的《湘江評論》主編和主要撰稿人，從7月創刊至8月中旬被反動當局查封，撰寫了40篇文章。他熱情歡呼十月革命，“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毛澤東早期文稿》，第294頁。】﹔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提出社會改造“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毛澤東早期文稿》，第338頁。】。

同年9月，毛澤東以新民學會會員為骨干，領導了聲勢浩大的驅張（敬堯）運動，經過10個月奮戰終於取得勝利。接著，他抓住機遇領導了湖南人民自治運動，連續發表14篇文章，大膽設想中國改造可先由各省立“國”，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國”，一省一省問題解決后，便可達到全國問題的總解決。【參見毛澤東：《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5日。】這是他屢試“新村”未果后，把各種社會改革理想在更大范圍內付諸實踐的嘗試。然而，企圖通過和平請願，實行制憲的嘗試又遭失敗。

毛澤東不僅善於領導實踐斗爭，而且善於學習馬克思主義並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經過不斷剖析、揚棄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影響后，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后來回憶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1頁。】1920年11月25日，他連續給向警予等5位會員寫了5封信，著重談到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48頁。】﹔革命運動必須有正確的理論指導，“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54頁。】﹔稍后在給蔡和森的信中強調指出：“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他對於社會改造有了新的思考：“從事於根本改造之計劃和組織，確立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所主張的共產黨。”【毛澤東1920年11月對易禮容6月30日來信所加的按語，《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頁。】

新民學會后期曾召開過兩次重要會議。一次是1920年7月確定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的巴黎蒙塔爾紀會議，出現了以蔡和森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蕭子升為首的溫和派的分歧。另一次是毛澤東、何叔衡為統一會員思想，於1921年元月在長沙召開的新年大會，逐個討論學會應以什麼作共同目的、採用什麼方法和目前如何著手等重要問題。討論中，會員們一致主張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共同目的，會上“關於主義爭辯甚厲”。毛澤東對旅法會友提出的五種方法進行了精辟分析：“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因此“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毛澤東的論述有很強的說服力，使“同一學會，則以奉同一主義為宜”【《謝覺哉日記摘抄》（1921年1月3日），《新民學會資料》，第169頁。】成為共識。表決時18位與會者中“贊成布爾塞韋克主義者12人”，多數會員產生了組黨組團的迫切要求。兩次大會遙相呼應。在毛澤東和蔡和森領導下，新民學會發生了質的飛躍，即發展為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要信仰、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革命團體。后來學會74位會員中先后加入共產黨的有31人，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夏曦、李維漢、蔡暢等都擔任過黨的重要領導職務，其他30多人從事教育和科技工作，並同情革命。隻有極個別人后來變為反共分子。

二、擴大馬克思主義傳播，創建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

五四運動后，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為適應中國社會發展和革命的需要，掀起一場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此時，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與李大釗、鄧中夏等人有了更加頻繁的接觸。1920年4月，他從北京到上海，同正在與李達、李漢俊等籌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陳獨秀多次交談。他后來回憶說：“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第133、130頁。】毛澤東在北京、上海，同當時中國思想界兩位巨人的再度會晤，受到了深刻影響和啟發，與他們建立了組織上和思想上的聯系，進而確定了全新的革命目標和任務。

1、創辦文化書社，成立俄羅斯研究會，努力擴大馬克思主義傳播，為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打下思想基礎。1920年7月，毛澤東回到長沙后辦了兩件大事。第一是創辦文化書社。毛澤東認為要發動組織革命斗爭，首先要推動對新思潮的學習和研究，擴大馬克思主義傳播。他與何叔衡、彭璜等聯合各界知名人士，共同發起成立文化書社。他在《文化書社緣起》中寫道：“湖南人現在腦子飢荒實在過於肚子飢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用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許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那真是我們馨香禱祝、希望不盡的！”【《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99頁。】對於新文化，他認為“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98頁。】。其深刻涵義是將馬克思主義指引下取得十月革命勝利的俄國作為學習榜樣。9月9日文化書社開業時，毛澤東任特別交涉員。他們努力擴大營業范圍，與全國六七十家書報社和文化團體建立了聯系。經營的書籍有164種，雜志45種，日報3種，其中有《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勞農政府與中國》、《新俄國之研究》等譯著，有《勞動界》、《新青年》、《少年中國》等刊物。文化書社的迅速發展，團結了社會各界人士，促進了新文化、新思想在全省的傳播，對於馬克思主義宣傳、湖南建黨和培養干部等方面都起了特殊作用﹔同時，也體現了毛澤東對新文化新思想將帶來新希望的熱切追求。文化書社不僅是湖南人民的精神糧站，新民學會活動的主要場所，也是毛澤東開展建黨建團工作及與外省黨團組織聯絡的重要場所。

第二件事是發起成立湖南俄羅斯研究會。1920年8月22日，毛澤東同方維夏、彭璜、何叔衡等聯絡社會各界，召開湖南俄羅斯研究會籌備會，通過了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發行薈集個人和集體研究成果的《俄羅斯叢刊》、派人赴俄羅斯考察和提倡赴俄勤工儉學等重要事項。9月15日研究會成立。會員們發表不少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澤東還將一些重要論文推薦給有影響的報紙轉載。俄羅斯研究會在湖南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中影響很大，曾介紹任弼時、蕭勁光等6位青年到上海發起組創辦的外國語學社學習。蕭勁光回憶說：“那時，我們參加俄羅斯研究會不久，毛澤東同志是俄羅斯研究會的書記干事。我們是通過在船山中學學習的伍岳，找到船山中學校長賀明范的關系加入俄羅斯研究會的，后來也是通過他辦手續去上海的。到了上海，我們進入外國語學社學習俄語”【《蕭勁光回憶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況》（1979年11月），《“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頁。】﹔后赴俄國留學。

通過文化書社和俄羅斯研究會等組織，毛澤東引導會員和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擴大馬克思主義傳播，為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礎。

2、列入全國組黨計劃的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新民學會先進分子中秘密誕生。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是在毛澤東的籌劃下建立的。1920年初，毛澤東經過實踐斗爭，認為單靠個人力量絕不可能實現社會的改造，更不可能撼動舊社會的根基﹔應當切實研究中國情況和問題，把有著相同志向的人結合成“一個高尚純粹勇猛精進的同志團體”【《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64頁。】。當時，雖然尚未明確提出建立共產黨，但已經產生了要建立一個能擔當改造中國社會大任的堅強組織的設想。1920年夏，中國共產黨醞釀籌備期間，受李大釗、陳獨秀啟發，回到長沙后，毛澤東結合當時社會政治實際情況，在擴太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同時，堅持“潛在切實”、注重“打基礎”、“找真同志”的方針，“不張揚，不標榜，不圖形式，不務虛名”，腳踏實地、埋頭苦干，在新民學會先進分子中慎重開展建黨的籌備工作。蕭子升在晚年回憶時說：“1920年，（新民）學會出現了分裂，在毛澤東領導下那些熱衷共產主義的人，形成了一個單獨的秘密組織。”【《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頁。】

長沙籌建共產黨早期組織，一開始就列入全國的組黨計劃。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后，毛澤東與陳獨秀等取得密切聯系。據周佛海回憶，1920年夏他回到上海，見到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商討組黨時，提到計劃“預備在一年之中，於北平、漢口、長沙、廣州等地先成立預備性質的組織”【《共產主義小組》（下），第471頁。】。李達在回憶各地籌建黨組織時也提到：上海發起組成立后，“由陳獨秀、李漢俊找關系，……在湖南由毛澤東同志負責”【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頁。】。

1920年11月左右，毛澤東收到陳獨秀、李達來信，接受正式籌建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委托。他們還把上海發起組、上海機器工會的組織情況和《中國共產黨宣言》起草等情況告訴毛澤東。期間，毛澤東邀請陳獨秀來長沙，參加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大會。陳獨秀因赴廣東出任孫中山軍政府的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一職，未能來長沙。經過慎重物色，毛澤東和何叔衡、彭璜等6人在建黨文件上簽了名。史實表明，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籌建時，雖從未在新民學會會員中公開過，但確實是在該會先進分子中秘密誕生的，時間約在1920年11月間。不久，毛澤東寫信告訴蔡和森：“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1頁。】

三、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出獨特的貢獻

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毛澤東領導下，組織嚴密，步調一致，聯系群眾，艱苦奮斗，在革命斗爭中顯示出堅強的戰斗力﹔他們認真扎實，奮發有為，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實際工作，取得了優良業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中國共產黨成立前，領導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優良業績。第一，深入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全力辦好文化書社和俄羅斯研究會。特別可貴的是他們在實踐斗爭和不斷探索中，通過長篇通信和熱烈討論，使學習研究不斷深化。1920年10月，毛澤東受湖南《大公報》委托任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羅素來長沙演說的記錄員。他在12月1日致蕭子升、蔡和森等會員的信中，對羅素的所謂“用教育方法使有產階級覺悟”的觀點進行了深入批判，對社會改良主義作了徹底否定：“我對於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其一，通過教育改造社會是不現實的。因為資本家掌握著教育權，並且有法律、軍隊保護，“共產黨人非取政權，且不能安息於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權？”其二，要資本家信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而無政府主義要求“無強權無組織的社會狀態”，結果必定“難以終其局”。【《毛澤東書信選集》，第4—5頁。】毛澤東在看到蔡和森要“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長信之后，非常高興﹔在1921年1月21日的復信中明確表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1頁。】不久，毛澤東在編輯《新民學會會員通信第三集》時特別提到，這一集“以討論‘共產主義’和‘會務’為兩個重要點。信的封數不多，而頗有精義”【《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75頁。】。由此可見，這些通信和討論，大大提高了黨員對於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和黨的綱領等黨建基本理論問題的認識。

第二，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使其成為黨的助手和后備軍。1920年10月，毛澤東收到北京、上海寄來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后，立即籌劃建團工作。當年建團工作骨干、一師學生張文亮在日記中多處記載了毛澤東關於建團工作要貫徹積極慎重、注重質量的方針，以及要“多找真同志”、“中堅分子”的囑咐。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於1921年1月13日正式成立，有團員16人，毛澤東任書記，何叔衡、郭亮、肖述凡、夏曦等都是團員。到7月份發展到39人，其中有毛澤東的小弟毛澤覃。到1923年發展到700多人，成為全國團員人數最多的省份之一。

第三，到工人中去開展宣傳組織工作。毛澤東於1920年秋開辦了湖南一師民眾夜校和失學青年補習班，向工人進行啟蒙教育。在他的爭取和幫助下，湖南勞工會先后創辦了兩所工人夜校和其他學校。他還經常深入到長沙各工廠進行調查研究，宣傳、組織工人開展斗爭。李達在回憶中共一大時寫道：代表們在住所交換各地經驗，認為“長沙小組，宣傳與工運都有了初步成績。看當時各地小組的情形，長沙的組織是比較統一面整齊的”【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二），第12頁。】。

由於長沙黨組織做了大量扎實工作，黨員隊伍迅速壯大，數量多，質量也高。1921年6月毛澤東接到上海發起組通知，於月底同何叔衡作為代表去上海參加中共一大。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革命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2、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繼續擴大馬克思主義宣傳，建立黨的各級組織，領導工人運動，使湖南地區罷工斗爭得到迅速發展。一大閉幕后，毛澤東回到長沙，為進一步擴大馬克思主義宣傳，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自修大學培養了湖南34縣和外省4縣的200多名青年，兩年后就被軍閥當局查封。1921年10月10日領導全省工作的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澤東任書記。他首先到基層去開展工作，發展黨員，建立黨的各級組織。他換上粗布短褂，穿上草鞋，深入工廠礦山，同工人交朋友，啟發工人覺悟，吸收先進分子入黨，到自修大學等基礎較好的學校去發展黨員。他多次到安源，於1922年初在安源建立了湘區第一個產業工人黨支部。到中共二大召開前湖南已有黨員30人，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湘區委員會。

一大后，為了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還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毛澤東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他首先解決了湖南勞工會的改組問題，把這個受無政府工團主義影響較深的工人組織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在他的領導下，1921年12月25日長沙舉行萬人示威，反對帝國主義“共同支配中國”的華盛頓會議。此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由張太雷陪同到桂林途經長沙時，毛澤東在文化書社接待了他。后來馬林在給共產國際報告中說：沿路考察，一些城市的青年組織“並沒有對工人運動的發展作出什麼貢獻。隻有長沙的青年組織舉行了反對華盛頓會議的示威並建立了一個紡織工人聯合會，這個工會組織於1921年12月底舉行了罷工”【《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2—83頁。】。毛澤東還派干部到基層，建立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建立長沙泥木工會等20多個產業工會，1922年11月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他和中共湘區委員會先后領導了安源路礦、粵漢鐵路、水口山鉛鋅礦和長沙泥木工人大罷工。特別是聞名中外的安源大罷工，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中“絕無而僅有”的成功范例。期間，湖南省罷工達10次，勝利及半勝利有9次，失敗的僅1次，“大引起社會注目”【毛澤東：《省憲下之湖南》（1923年7月1日），《前鋒》1923年第1期。】。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共湘區委員會成為全黨領導得力、組織嚴密、業績卓著的地方黨組織之一。陳獨秀在中共三大報告中說：“就地區來說，我們可以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於不了解黨組織，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有及時防止沖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隻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毛澤東傳(1893—1949)》，第89—90頁。】中共三大，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局成員，在黨中央的領導崗位上開始了新的征程。

綜上所述，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毛澤東不僅是勇於實踐、不懈奮斗的實干家，又是善於學習研究、不懈探索的思想家。他關注對中國社會現實的調查研究，重視把馬克思主義與實際相結合，在認真的自我批評中吸取失敗教訓，使理論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升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追求真理和早期建黨活動中，所表現出的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嚴肅的科學態度和積極開拓的實踐精神，值得我們繼承、弘揚與學習。

（夏燕月，女，原中國革命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北京100006）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1期）